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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中国社会突然间格外关照起《国富论》,除了跟风盲从的民族性外,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考量则在于经济转型开始进入最后冲刺,但是反市场的力量却开始抬头,无论哪一方,在这个时候都希望追本溯源而后正本清源,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想要打鬼,借助钟馗。
中国的改革如同万花筒,稍微变换一下角度,就会观察到全然不同的图景。譬如说,一般认为,自1978年起,在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下,曾经坚如磐石的计划体制逐步被打破。但在另一方面,邓小平在1987年向到访的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坦陈:“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
这可能正是历史扑朔迷离难以把握的体现,尤其是,当后人不仅仅满足于发现历史而更乐意解释历史的时候,一千个观众的眼中就会产生出一千个哈姆雷特。于是乎,作为一名识字分子,每每在我精疲力竭于各种史料的拼接和比照时,就会自暴自弃般想起德里达所宣称的,理性不过是对确定性不诚实的追求,对于真理的寻求实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支配性幻想”。
这种“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看似虚无实则实用,最起码,它让我们在以自身感受替代考证、推理的时候不再躲躲闪闪,茶楼酒肆中无意中冒出的观点也可以拿来PK一下皓首穷经后的认知。
近日供职于国外某银行的同学回国探亲,大家借机聚到一起胡吃海塞一通。酒足饭饱之余难免有些往事不堪回首的意思,话赶话突然间有人冒出一句:真真要命,大学四年竟然没有正经学过《国富论》。
我不知道眼下的大学都会开些什么课程,自己的经历确实是——在所谓名牌大学的经济系,不要说必修课,即使是在参考书目中,亦从来没有出现过《国富论》、《货币通论》等字眼——而当时,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前后,市场化改革全面爆发之高峰期。
如今回想起来,上世纪90年代确实有着颇为奇特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曾经充满自信的启蒙式话语开始面临听众的流失,充满乌托邦情怀的社会理想也在逐渐趋于冷静;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这块诱人的蛋糕的存在,整个社会保持着“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的主流意识。某种程度来说,我本人,以及那些后来得偿所愿大批进入银行、投行的同学们,之所以兴奋不已地图谋一张经济系的文凭,几乎都是因为彼时全民皆商的社会氛围所致。在那个时候,《资本论》也好、《国富论》也罢,其实只是冲向下一个人生目标的敲门砖而已。
当然,这不妨碍我们这代人成为“看不见的手”的信徒,甚至于,出于对求学过程中神学院般遭遇的反感,反而使得西方经济学更为先天地博得了情感的支持。在虚荣得要命的青年时期,斯密、凯恩斯、马歇尔这样的名头,如同眼下暴发户们嘴上叼的哈瓦那雪茄,几乎可以当作“品位”的标签,并用来赢取更为虚荣的女大学生的青睐。
这就是中国的今天所脱胎的昨天。作家余华认为,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活40年就足够了。确实如此,短短十几年后,随便走近街头巷尾杂乱堆放着盗版书籍的三轮车,就会发现这些堪称最权威的畅销书榜中赫然并列着郭敬明和亚当·斯密的长篇大作。很显然,按照后者的理论,那些摊主这么做的原因并非为了推广经典,而是因为经典已经推广到市民阶层的各个角落。
由于遽然取得的成功,“中国智慧”正在成为全球热议的话题,其中较易取得共识的一点是,高层决策者们通过巧妙的制度安排及路径选择,在尽量不触动既得利益的情况下,以渐进式、增量式改革成功推动了体制外的显著增长。这种颇具成王败寇意味的解释所以风行,也许在于怀疑学派亦只能承认,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有理由感到确实的可靠性,但是某些东西却似乎要比别的东西更近乎真实。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遭遇“似乎”就是这么回事。1979年,董辅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一书中写道:“过去,我们从苏联学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完全相适’的理论,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的。”其后,中国在实践层面开始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只不过,至少在1995年前,连接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大学课堂里,依然教授着从苏联学来的那套理论。再之后,一部《大国崛起》的纪录片,几乎就是填鸭式地,把《国富论》直接送进千家万户。
过分夸大一本书的作用总是不合适的,这方面最极端的说法如戴维·科兰德所言,“如果你提出有关经济理论的大问题,那答案只能是一堆垃圾”。我的看法是,中国社会突然间格外关照起《国富论》,除了跟风盲从的民族性外,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考量则在于经济转型开始进入最后冲刺,但是反市场的力量却开始抬头,无论哪一方,在这个时候都希望追本溯源而后正本清源,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想要打鬼,借助钟馗。
就这样,一本书的遭遇有了前倨后恭的变化,而那些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则继续在无所适从中成长起来。他们的一言一行,离奇又近乎必然地混杂着教条和虚无、顺从和叛逆、自卑和自大、煞有介事和玩世不恭。无论好与不好,中国的市场经济塑就了他们,现在,该轮到他们来塑就中国的市场经济了。
中国的改革如同万花筒,稍微变换一下角度,就会观察到全然不同的图景。譬如说,一般认为,自1978年起,在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下,曾经坚如磐石的计划体制逐步被打破。但在另一方面,邓小平在1987年向到访的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坦陈:“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
这可能正是历史扑朔迷离难以把握的体现,尤其是,当后人不仅仅满足于发现历史而更乐意解释历史的时候,一千个观众的眼中就会产生出一千个哈姆雷特。于是乎,作为一名识字分子,每每在我精疲力竭于各种史料的拼接和比照时,就会自暴自弃般想起德里达所宣称的,理性不过是对确定性不诚实的追求,对于真理的寻求实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支配性幻想”。
这种“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看似虚无实则实用,最起码,它让我们在以自身感受替代考证、推理的时候不再躲躲闪闪,茶楼酒肆中无意中冒出的观点也可以拿来PK一下皓首穷经后的认知。
近日供职于国外某银行的同学回国探亲,大家借机聚到一起胡吃海塞一通。酒足饭饱之余难免有些往事不堪回首的意思,话赶话突然间有人冒出一句:真真要命,大学四年竟然没有正经学过《国富论》。
我不知道眼下的大学都会开些什么课程,自己的经历确实是——在所谓名牌大学的经济系,不要说必修课,即使是在参考书目中,亦从来没有出现过《国富论》、《货币通论》等字眼——而当时,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前后,市场化改革全面爆发之高峰期。
如今回想起来,上世纪90年代确实有着颇为奇特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曾经充满自信的启蒙式话语开始面临听众的流失,充满乌托邦情怀的社会理想也在逐渐趋于冷静;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这块诱人的蛋糕的存在,整个社会保持着“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的主流意识。某种程度来说,我本人,以及那些后来得偿所愿大批进入银行、投行的同学们,之所以兴奋不已地图谋一张经济系的文凭,几乎都是因为彼时全民皆商的社会氛围所致。在那个时候,《资本论》也好、《国富论》也罢,其实只是冲向下一个人生目标的敲门砖而已。
当然,这不妨碍我们这代人成为“看不见的手”的信徒,甚至于,出于对求学过程中神学院般遭遇的反感,反而使得西方经济学更为先天地博得了情感的支持。在虚荣得要命的青年时期,斯密、凯恩斯、马歇尔这样的名头,如同眼下暴发户们嘴上叼的哈瓦那雪茄,几乎可以当作“品位”的标签,并用来赢取更为虚荣的女大学生的青睐。
这就是中国的今天所脱胎的昨天。作家余华认为,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活40年就足够了。确实如此,短短十几年后,随便走近街头巷尾杂乱堆放着盗版书籍的三轮车,就会发现这些堪称最权威的畅销书榜中赫然并列着郭敬明和亚当·斯密的长篇大作。很显然,按照后者的理论,那些摊主这么做的原因并非为了推广经典,而是因为经典已经推广到市民阶层的各个角落。
由于遽然取得的成功,“中国智慧”正在成为全球热议的话题,其中较易取得共识的一点是,高层决策者们通过巧妙的制度安排及路径选择,在尽量不触动既得利益的情况下,以渐进式、增量式改革成功推动了体制外的显著增长。这种颇具成王败寇意味的解释所以风行,也许在于怀疑学派亦只能承认,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有理由感到确实的可靠性,但是某些东西却似乎要比别的东西更近乎真实。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遭遇“似乎”就是这么回事。1979年,董辅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一书中写道:“过去,我们从苏联学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完全相适’的理论,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的。”其后,中国在实践层面开始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只不过,至少在1995年前,连接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大学课堂里,依然教授着从苏联学来的那套理论。再之后,一部《大国崛起》的纪录片,几乎就是填鸭式地,把《国富论》直接送进千家万户。
过分夸大一本书的作用总是不合适的,这方面最极端的说法如戴维·科兰德所言,“如果你提出有关经济理论的大问题,那答案只能是一堆垃圾”。我的看法是,中国社会突然间格外关照起《国富论》,除了跟风盲从的民族性外,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考量则在于经济转型开始进入最后冲刺,但是反市场的力量却开始抬头,无论哪一方,在这个时候都希望追本溯源而后正本清源,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想要打鬼,借助钟馗。
就这样,一本书的遭遇有了前倨后恭的变化,而那些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则继续在无所适从中成长起来。他们的一言一行,离奇又近乎必然地混杂着教条和虚无、顺从和叛逆、自卑和自大、煞有介事和玩世不恭。无论好与不好,中国的市场经济塑就了他们,现在,该轮到他们来塑就中国的市场经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