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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日益提升和对外交流的日渐频繁，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主动了解蓬勃发展的中国。将我国的政治性出版物翻译成英语是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译者应考虑中西方文化差异以及认知方式的不同，将合作原则及其四个准则运用于政治出版物英译实践。
[关键词]合作原则；政治性出版物；英译
[作者简介]吴丹，北京工业大学。
我国政治性出版物涵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工作报告、文件指示、大会文稿或记录、会议演讲稿、外交声明、政策决议、路线方针宣传资料等，在社会中发挥着具体的意识形态作用，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了解我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第一窗口。政治性出版物普遍具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措词正式，信息量大，具有权威性、严肃性、准确性、时效性、完整性、客观性、可靠性等特点，同时语言也通俗易懂。在英译政治性出版物时，译者要有政策头脑和政治敏感。一方面，要保留出版物中政论文本身所具有的严肃性和准确性，仔细衡量原文的政治含义，忠实贴切地传达其意志和内容；另一方面，要考虑西方受众的接受能力，用符合英语规范和习惯的文字自然地再现原文信息，努力给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本文将探讨合作原则及其四个准则指导下的政治性出版物英译策略。
一、合作原则的内涵
美国哲学家Grice是合作原则的创始人。他指出，交际双方都有这样一个共同愿望：双方的话语都能互相理解，共同配合。为了保证会话等言语交际的顺利进行，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特别是“合作原则”。Grice的合作原则所包含的四条准则套用的是德国哲学家Kant的量、质、关系和方式四大哲学范畴体系。
数量准则表明说话时所提供的信息量要适度；质量准则强调说话的真实性；关联准则要求说话要切题；方式准则要求说话要简明[1]。人们要进行直接有效的交际就要执行这些准则。翻译政治性出版物是一项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要实现政治性出版物的外宣功能和效果，用合作原则指导政治文章英译就要遵循这些会话准则。
二、合作原则在政治性出版物英译中的运用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反映在生活习惯、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历史条件、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造成汉英两种语言有各自明显的特点。英语重形合，句型结构严谨、界限分明，讲究表达的简洁流畅和准确；而汉语则重意合，多用“四言”“八句”，多对仗。在政治出版物中，每一个政策路线、宣传稿件的汉语文稿的选词造句都是精挑细选、精心打磨的，因此，翻译时的选词造句必须十分慎重，做到精益求精。下文以新华网胡锦涛同志“十八大报告”英译本为例，探讨合作原则及其四项准则在政治文本英译中的运用。
1. 数量准则
政治性出版物普遍在表达方式上体现汉语“工整对仗”的特点，倾向于使用空泛的词，追求辞藻堆砌，冗余信息较多。在英译时，我们不能死板地按照汉语原文，追求形式上的“对等”，而是要简明扼要地把中心意思体现出来，恰如其分地传递信息，给读者发挥认知能力的空间。
例1：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Improve the people’s lives so as to complete the glorious and arduous tasks bestowed on us by the times.
在这一句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符合汉语“对仗工整”的表达习惯，翻译成英语“improve the people's lives”很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如果按照原文直接译成英语，会显得啰嗦累赘，信息冗余。我国政治出版物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无实际意义的华丽辞藻，这是为了顺应汉语的行文习惯。依据数量准则中信息量适度的要求，在英译政治出版物时，要根据英语表达习惯删去那些毫无实际意义的“溢美之词”。
汉语中有大量意义空泛但语法上不可或缺的词，如“工作”、“任务”“现象”“过程”“状况”等，这些词表明事物的范畴或属性，大多没有实质内容。译者在遇到这类词时，应该避免译文的繁缛累赘，从数量准则上保证译文总体的效果。数量原则就是要考虑读者的文化心理、认知思维和特定期待等因素，传递数量适宜的信息[2]。
2. 质量准则
质量准则要求所说的话真实、有理据。英译政治性出版物时更要慎之又慎，避免歪曲原文意思。如我们提到“台湾问题”时经常会提倡“和平统一”，但是这里的“统一”却不能仅仅译成unification，而是reunification，否则会引起严重的政策问题，给不熟悉中国历史的西方读者造成错误的意识和偏见。又如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时，其英译文就会增加“in 1949”和“in 1978”分别加以修饰，清除了读者理解上的障碍。
质量准则框架下政治文本翻译要注意信息的“真”“实”传递，因为译文通常是为目的语读者而写，译者必须帮助读者理解，而不能因为语言文化习惯的差异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从而给读者带来理解障碍。如：
例2：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will steadily increase.
例3：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The economy has developed steadily and rapidly.
中国人崇尚模糊、中庸、唯美的文化传统，在文章中常常提供一些笼统抽象的信息；而西方的文化传统则是准确、刻板和率真，追求简单实在的明快美。试想，如果“较快”“着力”“不断”等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词都逐一译出，西方读者势必会对译文质量的印象大打折扣，进而影响信息的交流。因此，译者只有遵循质量准则，准确传达原语信息，做到“忠实可信”，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才能获得成功的交际。 3. 关联准则
在英译政治性出版物时，如果不考虑西方读者的心理期待，合作就无法实现。因此，译者在英译过程中必须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要使西方读者对阅读或听取译文产生兴趣，就要充分揣摩他们的阅读心理、价值尺度、道德规范和情感趋向等，对原稿做一些必要的编辑加工、适当的变通和删减。不是汉语里的每一个词都能在英语里找到相对应的部分，有些词可能字面意思对等，但是进一步看就不完全等效，含义上总有些许差异。译者要遵循关联准则就是要提供读者关切的信息。
例4：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We must strive for common prosperity.
例5：总布局是五位一体。
Our overall approach is to promot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progress.
在以上句子中，“坚持……道路”“五位一体”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当目标读者与作者之间存在生活环境、人文环境、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差异时，就会造成共享知识的缺失，形成信息沟，读者很难理解原文的意思和作者的真实意图。因此，译者必须在内容上保留、在结构上凸显，并在文字上渲染主题信息或特色信息[3]。如在译文中补充相关信息，或根据语义重心和逻辑意义，重组信息结构，使信息效度达到最大化。
4. 方式准则
方式准则要求简洁、清楚地表达，避免晦涩。中国特色国情下的政治用语不可能在英文里找到完全相对应的词句，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时认真考虑和揣摩西方受众的思维逻辑，不断积累和借用，在方式上尽量做到使用和英语国家相似的用语和表达，力求给他们提供通俗易懂、易于接受的译文，从而实现预期的宣传效果。
例6：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We should work harder to enhance socialist democracy in a systemic way by adopting due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以上句子中的修饰语一字不漏，全部译出，放在句尾，语气强烈，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翻译时还可以更换一些表达方法，如将形容词或副词等修饰性的词性转换成动词、名词，这样就可以避免生硬之感，使译文简洁易懂。如下句：
例7：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
We should increase policy support to boost agriculture， benefit farmers and increase rural prosperity.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日益提升和对外交流的日渐频繁，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主动了解蓬勃发展的中国。将我国的政治性出版物翻译成英语是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译者应考虑中、西方文化差异以及认知方式的不同，将合作原则及其四个准则运用于政治出版物英译实践，输入适度的、准确真实的、关联性强的信息，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真实有效地展现给世界。
[1]袁式亮.合作原则在旅游文本翻译中的应用[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2][3]陈晓.格莱斯合作原则在文本翻译中的应用[J].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9（4）.
[关键词]合作原则；政治性出版物；英译
[作者简介]吴丹，北京工业大学。
我国政治性出版物涵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工作报告、文件指示、大会文稿或记录、会议演讲稿、外交声明、政策决议、路线方针宣传资料等，在社会中发挥着具体的意识形态作用，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了解我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第一窗口。政治性出版物普遍具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措词正式，信息量大，具有权威性、严肃性、准确性、时效性、完整性、客观性、可靠性等特点，同时语言也通俗易懂。在英译政治性出版物时，译者要有政策头脑和政治敏感。一方面，要保留出版物中政论文本身所具有的严肃性和准确性，仔细衡量原文的政治含义，忠实贴切地传达其意志和内容；另一方面，要考虑西方受众的接受能力，用符合英语规范和习惯的文字自然地再现原文信息，努力给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本文将探讨合作原则及其四个准则指导下的政治性出版物英译策略。
一、合作原则的内涵
美国哲学家Grice是合作原则的创始人。他指出，交际双方都有这样一个共同愿望：双方的话语都能互相理解，共同配合。为了保证会话等言语交际的顺利进行，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特别是“合作原则”。Grice的合作原则所包含的四条准则套用的是德国哲学家Kant的量、质、关系和方式四大哲学范畴体系。
数量准则表明说话时所提供的信息量要适度；质量准则强调说话的真实性；关联准则要求说话要切题；方式准则要求说话要简明[1]。人们要进行直接有效的交际就要执行这些准则。翻译政治性出版物是一项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要实现政治性出版物的外宣功能和效果，用合作原则指导政治文章英译就要遵循这些会话准则。
二、合作原则在政治性出版物英译中的运用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反映在生活习惯、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历史条件、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造成汉英两种语言有各自明显的特点。英语重形合，句型结构严谨、界限分明，讲究表达的简洁流畅和准确；而汉语则重意合，多用“四言”“八句”，多对仗。在政治出版物中，每一个政策路线、宣传稿件的汉语文稿的选词造句都是精挑细选、精心打磨的，因此，翻译时的选词造句必须十分慎重，做到精益求精。下文以新华网胡锦涛同志“十八大报告”英译本为例，探讨合作原则及其四项准则在政治文本英译中的运用。
1. 数量准则
政治性出版物普遍在表达方式上体现汉语“工整对仗”的特点，倾向于使用空泛的词，追求辞藻堆砌，冗余信息较多。在英译时，我们不能死板地按照汉语原文，追求形式上的“对等”，而是要简明扼要地把中心意思体现出来，恰如其分地传递信息，给读者发挥认知能力的空间。
例1：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Improve the people’s lives so as to complete the glorious and arduous tasks bestowed on us by the times.
在这一句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符合汉语“对仗工整”的表达习惯，翻译成英语“improve the people's lives”很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如果按照原文直接译成英语，会显得啰嗦累赘，信息冗余。我国政治出版物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无实际意义的华丽辞藻，这是为了顺应汉语的行文习惯。依据数量准则中信息量适度的要求，在英译政治出版物时，要根据英语表达习惯删去那些毫无实际意义的“溢美之词”。
汉语中有大量意义空泛但语法上不可或缺的词，如“工作”、“任务”“现象”“过程”“状况”等，这些词表明事物的范畴或属性，大多没有实质内容。译者在遇到这类词时，应该避免译文的繁缛累赘，从数量准则上保证译文总体的效果。数量原则就是要考虑读者的文化心理、认知思维和特定期待等因素，传递数量适宜的信息[2]。
2. 质量准则
质量准则要求所说的话真实、有理据。英译政治性出版物时更要慎之又慎，避免歪曲原文意思。如我们提到“台湾问题”时经常会提倡“和平统一”，但是这里的“统一”却不能仅仅译成unification，而是reunification，否则会引起严重的政策问题，给不熟悉中国历史的西方读者造成错误的意识和偏见。又如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时，其英译文就会增加“in 1949”和“in 1978”分别加以修饰，清除了读者理解上的障碍。
质量准则框架下政治文本翻译要注意信息的“真”“实”传递，因为译文通常是为目的语读者而写，译者必须帮助读者理解，而不能因为语言文化习惯的差异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从而给读者带来理解障碍。如：
例2：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will steadily increase.
例3：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The economy has developed steadily and rapidly.
中国人崇尚模糊、中庸、唯美的文化传统，在文章中常常提供一些笼统抽象的信息；而西方的文化传统则是准确、刻板和率真，追求简单实在的明快美。试想，如果“较快”“着力”“不断”等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词都逐一译出，西方读者势必会对译文质量的印象大打折扣，进而影响信息的交流。因此，译者只有遵循质量准则，准确传达原语信息，做到“忠实可信”，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才能获得成功的交际。 3. 关联准则
在英译政治性出版物时，如果不考虑西方读者的心理期待，合作就无法实现。因此，译者在英译过程中必须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要使西方读者对阅读或听取译文产生兴趣，就要充分揣摩他们的阅读心理、价值尺度、道德规范和情感趋向等，对原稿做一些必要的编辑加工、适当的变通和删减。不是汉语里的每一个词都能在英语里找到相对应的部分，有些词可能字面意思对等，但是进一步看就不完全等效，含义上总有些许差异。译者要遵循关联准则就是要提供读者关切的信息。
例4：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We must strive for common prosperity.
例5：总布局是五位一体。
Our overall approach is to promot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progress.
在以上句子中，“坚持……道路”“五位一体”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当目标读者与作者之间存在生活环境、人文环境、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差异时，就会造成共享知识的缺失，形成信息沟，读者很难理解原文的意思和作者的真实意图。因此，译者必须在内容上保留、在结构上凸显，并在文字上渲染主题信息或特色信息[3]。如在译文中补充相关信息，或根据语义重心和逻辑意义，重组信息结构，使信息效度达到最大化。
4. 方式准则
方式准则要求简洁、清楚地表达，避免晦涩。中国特色国情下的政治用语不可能在英文里找到完全相对应的词句，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时认真考虑和揣摩西方受众的思维逻辑，不断积累和借用，在方式上尽量做到使用和英语国家相似的用语和表达，力求给他们提供通俗易懂、易于接受的译文，从而实现预期的宣传效果。
例6：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We should work harder to enhance socialist democracy in a systemic way by adopting due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以上句子中的修饰语一字不漏，全部译出，放在句尾，语气强烈，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翻译时还可以更换一些表达方法，如将形容词或副词等修饰性的词性转换成动词、名词，这样就可以避免生硬之感，使译文简洁易懂。如下句：
例7：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
We should increase policy support to boost agriculture， benefit farmers and increase rural prosperity.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日益提升和对外交流的日渐频繁，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主动了解蓬勃发展的中国。将我国的政治性出版物翻译成英语是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译者应考虑中、西方文化差异以及认知方式的不同，将合作原则及其四个准则运用于政治出版物英译实践，输入适度的、准确真实的、关联性强的信息，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真实有效地展现给世界。
[1]袁式亮.合作原则在旅游文本翻译中的应用[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2][3]陈晓.格莱斯合作原则在文本翻译中的应用[J].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