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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2021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体现了中央对资本两面性的深刻认识。对资本负面效应的高度警觉和科学驾驭，是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在一系列经典著作中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在运行过程中的必然规律和发展趋势。他认为，资本的运行是以追求价值增殖为目的，以增殖和扩张进行循环运动。因此，价值增殖是资本的核心逻辑。为了实现最大程度的增殖，资本在其运行过程中产生了创造物质文明和加剧社会矛盾的双重逻辑。
马克思对于资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予以了客观的，充分的认可。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就是肯定了在资本逻辑统摄下的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资本逻辑的运行之所以能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不是源于外部力量，而是归因于资本自身追求增殖的本性，他说：“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另外，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1857——1858经济学手稿》）“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资本论（第一卷）》）。相较于延长劳动时间，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利用是提高生产力最有效的方式。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科学一度是以助力资本逐利的工具这个身份出场的。资本借助科技的力量在实现增殖的同时，也革新了传统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推进人类不断迈向新的文明。
然而，同样因为资本运行的目的是追逐价值，资本运行的范围取决于它预估的利润，而不是人生存发展的真实需求，使得资本在运行过程中“不顾道义”“不择手段”由此带来诸多负面效应：首先是加剧贫富分化。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它必然要不断地扩大生产并提高资本的产能来实现增殖。在面对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市场时，已完成原始积累，存量更大的资本，凭借生产要素的购买和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不断吸引优质资源和项目，广泛渗透各种领域，拓展新的经济空间，继续获得超额收益，逐渐形成了“马太效应”和“贏者通吃”的局面，致使人们的收入形成“指数级”和“算术级”两极分化；其次是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马克思说：“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1857——1858经济学手稿》）。无论何种途径的增殖，最终都无一例外的依托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因此自然界首当其冲被纳入到资本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当中，不断地榨取它的有用性。资本逻辑运行的“效用”原则又决定了资本在绝大多数时候是“短视”的，不计长远的。在逐利的资本眼里，自然仅有“消费价值”而其本身所具有的“生态价值”被遮蔽不见。随着资本增殖的脚步，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在空间上已跨越一国之境，蔓延到世界各地，并从陆地扩展到大气海洋。在时间维度上则表现为越来越复杂，难以控制的局面；再次是造成人的异化。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纬度着眼，资本逻辑对推动人的解放曾经起过积极正面的作用——它使人不再受自然的统治和束缚，并从封建的人生依附关系中挣脱出来。同时，为了满足资本逐利的需要，不断地激发人的本质力量，使人突破了“原始丰富性”的发展阶段。然而另一方面，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劳动者被视为实现增殖的手段，为了生存，人只能逆来顺受，竭力使自己的才智和气力符合资本运行的规律，与生产流水线融为一体，这种“疲于奔命”的生活状态，吞噬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和机会，日复一日地压制着人的主体地位，让人的发展停留在“有限的”“片面的”方面。使人成为了“单向度”的人，异化的人。同时，为了实现增殖最大化，资本逻辑还将重利的观念和交换的法则贯彻到一切社会关系之中。人的头脑不断受到消费主义和物化意识侵蚀冲击，“商品拜物教”大行其道，人与物的关系颠倒，“人的关系”也被异化为“物的关系”，人丧失了应然的主体性。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们对资本的双重效应和资本逻辑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没有全面辩证的认识，而是把资本逻辑直接等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应该再有资本存在，因此也遭遇了一系列的困难挫折。如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节点上，全面辩证地认识到资本逻辑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防止矫枉过正，正确制约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前提。
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便将人类社会的演进划分“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个阶段。与此三个阶段相对应的三种经济形态依次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三形态”的概括是以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为科学依据的，因此不能根据人的主观愿望而随意跨越。过去我们在定位发展阶段时，没有顾及到生产力发展的现实，便简单机械地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对应起来。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如我们这样起点低，基础弱，在自然半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马克思定义的社会主义还有很大的差距。况且，不仅是社会主义中国，当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未能超越“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在这一阶段，受资本逻辑主导的市场经济仍然是最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经济组织方式，因此只有承认资本逻辑在中国现代性的发育和生成过程中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并充分利用它，才能为产品经济（计划经济）阶段的到来奠定必要的基础。
资本逻辑虽然在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中不可回避，不能取消。但它运行中的负面效应却是可以限制，能够引导的。因而，我们在利用资本逻辑时必须保有高度的警觉，明确资本逻辑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运行的范围和承担的使命都应有所不同，否则便与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走了一条殊途同归之路。当前，以马克思的资本逻辑理论为指导，规制资本的负面效应，减缓社会矛盾，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和优越性，是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运用法律政策等手段，限制资本逻辑运行的范围，避免其无序扩张。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伟大华章，正是因为它始终以人的价值为出发点，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因此，在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始终明确，在社会主义中国，资本逻辑只能作为实现人的价值本质，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来运用，而不能把它当成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资本逻辑的逐利驱动使它不但在地理上实现了空间的广度扩张，而且不断渗透到政治、精神、文化等社会深层次领域，由此滋生了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造成物欲横流、拜金盛行等精神危机。如果由其恣意扩张，改变规则，挑战体制，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将走向“全盘资化”的“邪路”。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必须建立和完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法规制度，限制和打击资本的侵蚀越界行为，使其遵守监管规则、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其次，要坚守文明的发展理念，导控资本逻辑的正向发展。如前所述，资本的运动仍然是当今时代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引擎，但我们在利用资本逐利的特性时，应该引导大资本向“应作为”的领域发挥积极效应。如，促进科技创新，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上攻坚克难，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自主及快速发展；扶持绿色产业，加大资本在生态领域的投入，建立资本在投入与产出上的生态循环，积累更多的生态财富；协调发展，补齐短板，缩小差距弥合资本逻辑带来的发展失衡；实现普惠发展，绿色可持续发展，让资本逻辑更好地助力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发育。而不是“急功近利”“锱铢必较”“无孔不入”的凭借自身优势挤占市场，损害其他小本经营者的生计。
最后，要坚守以超越资本逻辑为目标的意识形态。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之所以在中国展现的“淋漓精致”与其所构筑的意识形态的乘虚而入不无关系。由于自由主義极大地满足了资本增殖的需求，为资本主义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以“自由高于一切”为底蕴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只要平等的实行自由权，那么由此带来的任何结果都可以被视为是公正的，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亦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在市场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自由。而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平等是位列第一的价值范畴，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正视人与人间的先天差异，追求社会成员在获得上的事实平等，也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道义制高点。只有坚守好这个制高点，才能保障我们发展的方向，前进的道路不断地趋近，以至于完全实现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作者单位：青海省委党校）
一、辩证看待资本逻辑的双重效应
马克思在一系列经典著作中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在运行过程中的必然规律和发展趋势。他认为，资本的运行是以追求价值增殖为目的，以增殖和扩张进行循环运动。因此，价值增殖是资本的核心逻辑。为了实现最大程度的增殖，资本在其运行过程中产生了创造物质文明和加剧社会矛盾的双重逻辑。
马克思对于资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予以了客观的，充分的认可。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就是肯定了在资本逻辑统摄下的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资本逻辑的运行之所以能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不是源于外部力量，而是归因于资本自身追求增殖的本性，他说：“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另外，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1857——1858经济学手稿》）“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资本论（第一卷）》）。相较于延长劳动时间，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利用是提高生产力最有效的方式。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科学一度是以助力资本逐利的工具这个身份出场的。资本借助科技的力量在实现增殖的同时，也革新了传统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推进人类不断迈向新的文明。
然而，同样因为资本运行的目的是追逐价值，资本运行的范围取决于它预估的利润，而不是人生存发展的真实需求，使得资本在运行过程中“不顾道义”“不择手段”由此带来诸多负面效应：首先是加剧贫富分化。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它必然要不断地扩大生产并提高资本的产能来实现增殖。在面对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市场时，已完成原始积累，存量更大的资本，凭借生产要素的购买和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不断吸引优质资源和项目，广泛渗透各种领域，拓展新的经济空间，继续获得超额收益，逐渐形成了“马太效应”和“贏者通吃”的局面，致使人们的收入形成“指数级”和“算术级”两极分化；其次是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马克思说：“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1857——1858经济学手稿》）。无论何种途径的增殖，最终都无一例外的依托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因此自然界首当其冲被纳入到资本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当中，不断地榨取它的有用性。资本逻辑运行的“效用”原则又决定了资本在绝大多数时候是“短视”的，不计长远的。在逐利的资本眼里，自然仅有“消费价值”而其本身所具有的“生态价值”被遮蔽不见。随着资本增殖的脚步，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在空间上已跨越一国之境，蔓延到世界各地，并从陆地扩展到大气海洋。在时间维度上则表现为越来越复杂，难以控制的局面；再次是造成人的异化。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纬度着眼，资本逻辑对推动人的解放曾经起过积极正面的作用——它使人不再受自然的统治和束缚，并从封建的人生依附关系中挣脱出来。同时，为了满足资本逐利的需要，不断地激发人的本质力量，使人突破了“原始丰富性”的发展阶段。然而另一方面，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劳动者被视为实现增殖的手段，为了生存，人只能逆来顺受，竭力使自己的才智和气力符合资本运行的规律，与生产流水线融为一体，这种“疲于奔命”的生活状态，吞噬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和机会，日复一日地压制着人的主体地位，让人的发展停留在“有限的”“片面的”方面。使人成为了“单向度”的人，异化的人。同时，为了实现增殖最大化，资本逻辑还将重利的观念和交换的法则贯彻到一切社会关系之中。人的头脑不断受到消费主义和物化意识侵蚀冲击，“商品拜物教”大行其道，人与物的关系颠倒，“人的关系”也被异化为“物的关系”，人丧失了应然的主体性。
二、正确认识资本逻辑存在的历史必然性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们对资本的双重效应和资本逻辑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没有全面辩证的认识，而是把资本逻辑直接等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应该再有资本存在，因此也遭遇了一系列的困难挫折。如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节点上，全面辩证地认识到资本逻辑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防止矫枉过正，正确制约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前提。
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便将人类社会的演进划分“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个阶段。与此三个阶段相对应的三种经济形态依次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三形态”的概括是以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为科学依据的，因此不能根据人的主观愿望而随意跨越。过去我们在定位发展阶段时，没有顾及到生产力发展的现实，便简单机械地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对应起来。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如我们这样起点低，基础弱，在自然半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马克思定义的社会主义还有很大的差距。况且，不仅是社会主义中国，当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未能超越“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在这一阶段，受资本逻辑主导的市场经济仍然是最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经济组织方式，因此只有承认资本逻辑在中国现代性的发育和生成过程中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并充分利用它，才能为产品经济（计划经济）阶段的到来奠定必要的基础。
三、制约资本扩张所应坚守的原则理念
资本逻辑虽然在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中不可回避，不能取消。但它运行中的负面效应却是可以限制，能够引导的。因而，我们在利用资本逻辑时必须保有高度的警觉，明确资本逻辑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运行的范围和承担的使命都应有所不同，否则便与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走了一条殊途同归之路。当前，以马克思的资本逻辑理论为指导，规制资本的负面效应，减缓社会矛盾，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和优越性，是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运用法律政策等手段，限制资本逻辑运行的范围，避免其无序扩张。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伟大华章，正是因为它始终以人的价值为出发点，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因此，在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始终明确，在社会主义中国，资本逻辑只能作为实现人的价值本质，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来运用，而不能把它当成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资本逻辑的逐利驱动使它不但在地理上实现了空间的广度扩张，而且不断渗透到政治、精神、文化等社会深层次领域，由此滋生了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造成物欲横流、拜金盛行等精神危机。如果由其恣意扩张，改变规则，挑战体制，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将走向“全盘资化”的“邪路”。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必须建立和完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法规制度，限制和打击资本的侵蚀越界行为，使其遵守监管规则、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其次，要坚守文明的发展理念，导控资本逻辑的正向发展。如前所述，资本的运动仍然是当今时代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引擎，但我们在利用资本逐利的特性时，应该引导大资本向“应作为”的领域发挥积极效应。如，促进科技创新，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上攻坚克难，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自主及快速发展；扶持绿色产业，加大资本在生态领域的投入，建立资本在投入与产出上的生态循环，积累更多的生态财富；协调发展，补齐短板，缩小差距弥合资本逻辑带来的发展失衡；实现普惠发展，绿色可持续发展，让资本逻辑更好地助力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发育。而不是“急功近利”“锱铢必较”“无孔不入”的凭借自身优势挤占市场，损害其他小本经营者的生计。
最后，要坚守以超越资本逻辑为目标的意识形态。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之所以在中国展现的“淋漓精致”与其所构筑的意识形态的乘虚而入不无关系。由于自由主義极大地满足了资本增殖的需求，为资本主义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以“自由高于一切”为底蕴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只要平等的实行自由权，那么由此带来的任何结果都可以被视为是公正的，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亦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在市场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自由。而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平等是位列第一的价值范畴，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正视人与人间的先天差异，追求社会成员在获得上的事实平等，也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道义制高点。只有坚守好这个制高点，才能保障我们发展的方向，前进的道路不断地趋近，以至于完全实现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作者单位：青海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