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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一些好车牌压在手里，然后再转手卖出去，把公共资源变成了买卖工具，进行权力与利益的勾兑，使其形成黑色链条，并任其野蛮发展。
一场酝酿多时的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正在进行。
《民生周刊》记者近日获悉：公安部目前正部署启动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此次改革坚持问题导向，以群众新需求作为改进工作的发力点，将号牌管理改革纳入深化公安交管改革的重点任务，并从统一号牌发放、规范生产管理、服务便利群众、严密监管制度4个方面提出系列改革新举措。
有消息称，去年以来，公安部组织开展了深入调研，通过网上征求意见、专题座谈等方式广泛听取基层、专家和群众意见，并在上海、南京、无锡、济南、深圳5个城市试点启用新能源汽车号牌，同步在7个城市试点应用了统一的选号系统，在此基础上研究形成了加强号牌管理意见。
据了解，此次改革旨在优化管理服务，健全监管制度，保证号牌发放更加阳光透明、更加便民高效，不断提升广大车主切身感受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
改革新举措被赞“更亲民”
公安部在改革部署中提出，要推广应用统一的号牌选号系统，实现号牌发放“三个统一”。
《民生周刊》记者注意到，所谓的“三个统一”，是指统一号牌号码发放，号码资源全部通过计算机系统公开向社会发放，号牌发放方式全国统一；统一号池维护管理，设立统一的号码号池，号池号码全部由计算机随机投放、自动增补；统一号码资源监管，号牌号码资源由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统一备案监管。
按照公安部统一安排，从今年6月20日开始，全国将分3批推广应用统一的选号系统，第一批推广单位有河北、吉林、江苏、山东、河南、广东、广西、重庆8个省份以及福建福州、江西吉安、湖北武汉、湖北宜昌、四川绵阳、云南昆明、陜西渭南、新疆巴音郭楞8个市（州）。下一步，公安部将加快应用进度，抓紧完成全国推广应用工作。
除了明确启用号牌发放统一系统，实现制作发放全程留痕监管亦被认为是此次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的一个亮点。
据了解，为规范号牌生产制作管理，2016年2月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部署推广应用统一的号牌生产管理系统。为此改革进一步明确，要求全面应用号牌生产管理系统，与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联网对接，实现号牌生产全过程留痕，即：实时记录监控号牌制作流程，实现异常数据自动预警；全部通过信息系统下达号牌制作任务，实现机动车登记和号牌制作一一对应；号牌签注唯一的生产序列标识，实现号牌唯一性和可溯源性。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改革推出一系列便民措施，被赞“更公平、更实际、更亲民”。
被赞的举措包括：所有号牌资源全部向社会公示；全面推行互联网预选号牌号码；扩大选号范围。
还包括：购买二手车也可保留原车号牌，旧车转让或报废后，原车主再行购买新车或者二手车均可使用原号牌号码，也可以申请使用新的号牌号码；原车主在一年内没有申请使用的，该号牌将重新进入选号池，向社会公开发放；放宽使用原车号牌时限，使用原机动车超过一年后即可申请保留原车号牌，且保留原号的申请时限由自原车转让或报废后6个月内提出，调整为一年内可以提出。
上述便民服务措施将从今年6月20日起实施。
车牌曾沦为少数人牟利工具
实际上，我国机动车号牌管理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规体系，《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机动车登记规定》《机动车号牌生产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均为有关部门依法管理提供了支持依据。
尽管如此，由于长期以来车牌选号制度不透明，存在诸多制度漏洞，给了某些人权力寻租、权力自肥的机会，并让车牌领域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北京是国内第一个实施购买小客车上牌需摇号的城市。2011年1月，该政策实施之初，中签率为1：10.6，即大概11个人中有1人能摇到车牌。2016年2月底，已变为665人中，才有1人能摇到号牌。
一边是普通公众中签率越来越低的公开摇号；一边却是围绕着北京车牌的各种触目驚心的寻租腐败。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即为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局长宋建国窝案。
在这起窝案中，除受贿者除宋建国外，他的儿子、秘书、司机、副手等多人涉及其中。一个看似细微的制度漏洞，为设租者打开了方便之门。车牌的寻租价格，有的高达40万元一副，有的则几千元，有的甚至分文不取。
而直接或间接从这些人手里“购买”车牌者，有人是因为“摇号”不中，有人是纯粹为了面子好看，有人则是为了转手牟利。
2015年11月，北京市一中院判决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局长宋建国犯受贿罪，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书显示，其受贿金额高达2390余万元，受贿事实包括帮他人办理稀缺的京A牌照等事宜。
有学者指出，机动车号牌就其本质而言是车辆管理部门对车辆实施行政管理的编号，并没有财产价值。然而受传统思想影响，车牌尾号为“6”“8”“9”或一副牌子的数字呈“XX”“XXX”“XXXX”排列时，便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好车牌、吉祥号，使用者就会被认为有关系、有背景，它就有了社会价值和财产价值。所以有些人把一些好车牌、吉祥号压在手里，然后再转手卖出去，把公共资源变成了买卖工具，进行权力与利益的勾兑，任其形成黑色链条并野蛮发展就不足为奇了。
正因如此，公安部在部署本次号牌管理改革中特别提到，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号牌发放不规范的问题，“要推广应用统一的号牌选号系统，实现号牌发放‘三个统一’。”而对于“号牌生产全过程留痕”的改革部署，有受访者分析，这是公安系统在运用现代科技提升监管能力和治理水平。
有评论认为，改革后，从公众的角度来看，不仅选号公正透明，而且选号更为方便，还扩大了选号范围。比如随机选号由“10选1”扩大为“20选1”，号牌号码资源宽裕的地方可以扩大为“30～50选1”，如此一来，公众选号机会将大大增加，选号满意度自然会提升。 乱象会否就此终结？
事实上，公安部部署启动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正是要堵塞管理漏洞，让车牌发放更加阳光透明，清除腐败土壤。对公安交管部门来说，统一监管后，无疑降低了监管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尤其是有望遏制各种号牌乱象，以维护公安执法系统公信力。
“不过，完全指望此次改革终结机动车号牌乱象还不太现实。”就拿假牌、套牌来说，专家担心，虽然号牌发放启用统一系统、号牌全部签注唯一序列标识后，相对容易发现问题号牌，但还需要地方执法者严格执法，因为某些人假牌、套牌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约束和惩罚，只有严查交通违法才能减少套牌。
去年冬天广东省揭阳市举办小汽车靓号牌竞价会，车牌粤V99999以320万元成交，再次刷新内地车牌的成交纪录，被誉为“最貴铁皮”。如果将车牌换算成同等重量的黄金，这块车牌已是金价的16倍！于是，质疑就来了，有网友质疑拍卖吉祥号有失公平：“不是公平摇号，随机选号吗？为什么有钱人就可以有买吉祥号的特权呢？”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广东省明确规定“竞价发放号牌号码所得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全额上缴同级财政”，但有媒体查阅各省财政预决算情况发现，这笔钱的来源、预算和决算都没有明细数据公示。
专家认为，此次改革统一号码发放，但能否终结“最贵铁皮”仍属未知之数。
除此之外，由于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已经有多个城市对机动车号牌采取限制措施。例如，机动车号牌发放，上海采取拍卖方式；北京为了公平起见，采取摇号政策；广州、天津则采取部分摇号、部分竞价的号牌发放方式。在这些城市号牌发放方式各异的情况下，还能否做到全国统一号牌号码发放，仍有待观察。
有评论认为，虽然机动车号牌统一监管很有必要，但各地情况有差異，所以很难做到完全统一监管，大概只能做到部分统一。当然，做到部分统一监管也是有积极意义的，能够使某些不规范监管走向规范，能让碎片化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统一，让公众满意度和公安执法部门公信力双双得以提升。
评论指出，与其他改革一样，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一方面要争取使这次改革部署的各种措施落实到位；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改革无止境，仍会有提升的空间。除了针对现实中冒出的新问题不断完善监管措施外，还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比如说提高号牌违法成本。
“要确保车牌号的规范管理，就必须加强对相关部门的监督制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加强相关部门的内部监督，也需要畅通社会监督渠道，明确相关奖惩措施，严格执法，违法必究。”有受访者建议道。
一场酝酿多时的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正在进行。
《民生周刊》记者近日获悉：公安部目前正部署启动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此次改革坚持问题导向，以群众新需求作为改进工作的发力点，将号牌管理改革纳入深化公安交管改革的重点任务，并从统一号牌发放、规范生产管理、服务便利群众、严密监管制度4个方面提出系列改革新举措。
有消息称，去年以来，公安部组织开展了深入调研，通过网上征求意见、专题座谈等方式广泛听取基层、专家和群众意见，并在上海、南京、无锡、济南、深圳5个城市试点启用新能源汽车号牌，同步在7个城市试点应用了统一的选号系统，在此基础上研究形成了加强号牌管理意见。
据了解，此次改革旨在优化管理服务，健全监管制度，保证号牌发放更加阳光透明、更加便民高效，不断提升广大车主切身感受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
改革新举措被赞“更亲民”
公安部在改革部署中提出，要推广应用统一的号牌选号系统，实现号牌发放“三个统一”。
《民生周刊》记者注意到，所谓的“三个统一”，是指统一号牌号码发放，号码资源全部通过计算机系统公开向社会发放，号牌发放方式全国统一；统一号池维护管理，设立统一的号码号池，号池号码全部由计算机随机投放、自动增补；统一号码资源监管，号牌号码资源由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统一备案监管。
按照公安部统一安排，从今年6月20日开始，全国将分3批推广应用统一的选号系统，第一批推广单位有河北、吉林、江苏、山东、河南、广东、广西、重庆8个省份以及福建福州、江西吉安、湖北武汉、湖北宜昌、四川绵阳、云南昆明、陜西渭南、新疆巴音郭楞8个市（州）。下一步，公安部将加快应用进度，抓紧完成全国推广应用工作。
除了明确启用号牌发放统一系统，实现制作发放全程留痕监管亦被认为是此次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的一个亮点。
据了解，为规范号牌生产制作管理，2016年2月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部署推广应用统一的号牌生产管理系统。为此改革进一步明确，要求全面应用号牌生产管理系统，与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联网对接，实现号牌生产全过程留痕，即：实时记录监控号牌制作流程，实现异常数据自动预警；全部通过信息系统下达号牌制作任务，实现机动车登记和号牌制作一一对应；号牌签注唯一的生产序列标识，实现号牌唯一性和可溯源性。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改革推出一系列便民措施，被赞“更公平、更实际、更亲民”。
被赞的举措包括：所有号牌资源全部向社会公示；全面推行互联网预选号牌号码；扩大选号范围。
还包括：购买二手车也可保留原车号牌，旧车转让或报废后，原车主再行购买新车或者二手车均可使用原号牌号码，也可以申请使用新的号牌号码；原车主在一年内没有申请使用的，该号牌将重新进入选号池，向社会公开发放；放宽使用原车号牌时限，使用原机动车超过一年后即可申请保留原车号牌，且保留原号的申请时限由自原车转让或报废后6个月内提出，调整为一年内可以提出。
上述便民服务措施将从今年6月20日起实施。
车牌曾沦为少数人牟利工具
实际上，我国机动车号牌管理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规体系，《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机动车登记规定》《机动车号牌生产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均为有关部门依法管理提供了支持依据。
尽管如此，由于长期以来车牌选号制度不透明，存在诸多制度漏洞，给了某些人权力寻租、权力自肥的机会，并让车牌领域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北京是国内第一个实施购买小客车上牌需摇号的城市。2011年1月，该政策实施之初，中签率为1：10.6，即大概11个人中有1人能摇到车牌。2016年2月底，已变为665人中，才有1人能摇到号牌。
一边是普通公众中签率越来越低的公开摇号；一边却是围绕着北京车牌的各种触目驚心的寻租腐败。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即为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局长宋建国窝案。
在这起窝案中，除受贿者除宋建国外，他的儿子、秘书、司机、副手等多人涉及其中。一个看似细微的制度漏洞，为设租者打开了方便之门。车牌的寻租价格，有的高达40万元一副，有的则几千元，有的甚至分文不取。
而直接或间接从这些人手里“购买”车牌者，有人是因为“摇号”不中，有人是纯粹为了面子好看，有人则是为了转手牟利。
2015年11月，北京市一中院判决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局长宋建国犯受贿罪，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书显示，其受贿金额高达2390余万元，受贿事实包括帮他人办理稀缺的京A牌照等事宜。
有学者指出，机动车号牌就其本质而言是车辆管理部门对车辆实施行政管理的编号，并没有财产价值。然而受传统思想影响，车牌尾号为“6”“8”“9”或一副牌子的数字呈“XX”“XXX”“XXXX”排列时，便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好车牌、吉祥号，使用者就会被认为有关系、有背景，它就有了社会价值和财产价值。所以有些人把一些好车牌、吉祥号压在手里，然后再转手卖出去，把公共资源变成了买卖工具，进行权力与利益的勾兑，任其形成黑色链条并野蛮发展就不足为奇了。
正因如此，公安部在部署本次号牌管理改革中特别提到，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号牌发放不规范的问题，“要推广应用统一的号牌选号系统，实现号牌发放‘三个统一’。”而对于“号牌生产全过程留痕”的改革部署，有受访者分析，这是公安系统在运用现代科技提升监管能力和治理水平。
有评论认为，改革后，从公众的角度来看，不仅选号公正透明，而且选号更为方便，还扩大了选号范围。比如随机选号由“10选1”扩大为“20选1”，号牌号码资源宽裕的地方可以扩大为“30～50选1”，如此一来，公众选号机会将大大增加，选号满意度自然会提升。 乱象会否就此终结？
事实上，公安部部署启动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正是要堵塞管理漏洞，让车牌发放更加阳光透明，清除腐败土壤。对公安交管部门来说，统一监管后，无疑降低了监管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尤其是有望遏制各种号牌乱象，以维护公安执法系统公信力。
“不过，完全指望此次改革终结机动车号牌乱象还不太现实。”就拿假牌、套牌来说，专家担心，虽然号牌发放启用统一系统、号牌全部签注唯一序列标识后，相对容易发现问题号牌，但还需要地方执法者严格执法，因为某些人假牌、套牌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约束和惩罚，只有严查交通违法才能减少套牌。
去年冬天广东省揭阳市举办小汽车靓号牌竞价会，车牌粤V99999以320万元成交，再次刷新内地车牌的成交纪录，被誉为“最貴铁皮”。如果将车牌换算成同等重量的黄金，这块车牌已是金价的16倍！于是，质疑就来了，有网友质疑拍卖吉祥号有失公平：“不是公平摇号，随机选号吗？为什么有钱人就可以有买吉祥号的特权呢？”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广东省明确规定“竞价发放号牌号码所得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全额上缴同级财政”，但有媒体查阅各省财政预决算情况发现，这笔钱的来源、预算和决算都没有明细数据公示。
专家认为，此次改革统一号码发放，但能否终结“最贵铁皮”仍属未知之数。
除此之外，由于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已经有多个城市对机动车号牌采取限制措施。例如，机动车号牌发放，上海采取拍卖方式；北京为了公平起见，采取摇号政策；广州、天津则采取部分摇号、部分竞价的号牌发放方式。在这些城市号牌发放方式各异的情况下，还能否做到全国统一号牌号码发放，仍有待观察。
有评论认为，虽然机动车号牌统一监管很有必要，但各地情况有差異，所以很难做到完全统一监管，大概只能做到部分统一。当然，做到部分统一监管也是有积极意义的，能够使某些不规范监管走向规范，能让碎片化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统一，让公众满意度和公安执法部门公信力双双得以提升。
评论指出，与其他改革一样，机动车号牌管理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一方面要争取使这次改革部署的各种措施落实到位；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改革无止境，仍会有提升的空间。除了针对现实中冒出的新问题不断完善监管措施外，还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比如说提高号牌违法成本。
“要确保车牌号的规范管理，就必须加强对相关部门的监督制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加强相关部门的内部监督，也需要畅通社会监督渠道，明确相关奖惩措施，严格执法，违法必究。”有受访者建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