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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30日上午10点,伴着起航的汽笛,美国轮船维克斯号驶离了上海黄浦江。经过数日的颠簸,维克斯号抵达日本横滨港。船上那位65岁的老头儿在上岸之前,请同船的理发师替自己梳理了一番,还换上干净的衬衣和西装,然后强打精神登上了码头。等待他的是手持鲜花的小学生,以及他在中国作战时的旧部下。此人正是1945年日本投降时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七年前在码头欢送冈村宁次去中国干杯事的东条英机一干人等,随着二战结束,己大多化成灰土,而犯下了累累战争罪行的冈村宁次如何能在二战结束后的第四年活着回到日本呢?
原因要追述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即,由于此前一直避免与日军主力决战,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还大多集结于四川、贵州一带的大后方,不可能迅速赶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接受日军的投降。
8月6日,蒋介石致电冈村宁次,命其继续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护秩序,所有武器装备必须移交给国民党中央军,决不可擅自移交给其他军队。冈村宁次立即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同时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军队来接收,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自卫。
8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曾派冯少白等到南京与日军总司令部联系受降事宜。冈村宁次得知后,采取敷衍态度搪塞,同时,又派参谋主任桥岛等到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以种种借口拒绝向新四军投降。八路军的谈判代表在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等地也遭到同样的拒绝。
9月9日举行过投降仪式后,1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宁次举行了“亲切会见”。双方就反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密谈。何应钦等人声称:“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此时的所谓“中日合作”,无非就是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果然,何应钦提出:“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
冈村宁次点头赞同:“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
中秋节那一天,何应钦派人给冈村宁次送去了月饼和茅台酒,像招待自己的亲戚。
1945年12月23日晨,冈村宁次“突蒙蒋介石委员长召见,遂去总司令部作短时间面谈”。一见面,蒋即将他在接收过程中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并躬身问安:“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便利。”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战争全面爆发。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以发挥他所谓的“军事天才”。此前,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根据对八路军作战的经验而编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译为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
在这个敏感的时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在东京正式开庭。1946年8月和10月,远东军事法庭两次发出传票,敦促中国政府把冈村宁次送到东京审判。中国八路军延安总部公布的日本侵华战犯的名单中,冈村宁次同样被列为一号战犯。
面对国际军事法庭的敦促,面对全国人民和共产党方面的责难,国民党方面完全弃之于不顾。1946年年底,为了藏匿冈村的行踪,国民党当局把他从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居到鼓楼以西金银街四号——一座非常隐蔽的别墅。冈村宁次在这里一住就是一年多。隐居期间,冈村宁次著述颇丰,著有《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等一系列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的文章。同时,国民党军事当局每策划一次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厅总会有人来造访冈村宁次,拐弯抹角地向他打探一下关于战事的看法,甚至后来冈村宁次被内定“无罪释放”。临回国之前,负责死守大上海的汤恩伯还去追问他对长江防御的“高见”。
此时的冈村宁次已经是年过六十的老人,当他的同伙们已经一一受到惩罚的时候,他却在积极参与着中国的内战。其原因,就是他对中国有着丰富的侵略经验。这些经验让国民党军官们对冈村宁次产生了迷信,以为凭借冈村宁次一席点拨,可以扭转国共战场上的颓势。
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声称要把冈村宁次带走,因为整个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即将结束,再不送人过去,国际军事法庭都要解散了。国民党在左右为难中作出这样的决定:对外称冈村宁次因肺病被监视居住,待病好送回国。然后出具了冈村的病历证明,把来人打发回东京。5月,国民党当局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处理”为由,决定在中国国内审判冈村宁次。7月7日上午,冈村接到国防部军事法庭的传票,要他于12日到上海市商会礼堂接受中国政府的审判。
8月9日,负责审判冈村宁次的石美瑜庭长向国防部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终获得批准,冈村宁次才被送进上海高境庙战犯监狱。也就是说,抗战胜利结束已整整三年了,冈村宁次才真正成为中国政府的囚犯。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在搁置六个月后,对冈村宁次的案子进行了最后一次公审。因事前石美瑜已接到由蒋介石署名的电令:“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布无罪,应予照准。”石美瑜不敢违抗,所以开庭前就写好了判决书,审判只是走个形式。
对冈村宁次的判决书如下:“被告冈村宁次无罪。理由为: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就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综上论述,被告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其平允。”
审判结束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有的民间武术团体甚至声称要“手刃战犯冈村”。回国以后,冈村宁次于1955年担任了日本旧军人组织“战友联盟”副会长,后改任“乡友联盟”会长、名誉会长,从事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1966年死于东京。
(摘自《中外书摘》2006.2)B
七年前在码头欢送冈村宁次去中国干杯事的东条英机一干人等,随着二战结束,己大多化成灰土,而犯下了累累战争罪行的冈村宁次如何能在二战结束后的第四年活着回到日本呢?
原因要追述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即,由于此前一直避免与日军主力决战,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还大多集结于四川、贵州一带的大后方,不可能迅速赶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接受日军的投降。
8月6日,蒋介石致电冈村宁次,命其继续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护秩序,所有武器装备必须移交给国民党中央军,决不可擅自移交给其他军队。冈村宁次立即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同时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军队来接收,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自卫。
8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曾派冯少白等到南京与日军总司令部联系受降事宜。冈村宁次得知后,采取敷衍态度搪塞,同时,又派参谋主任桥岛等到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以种种借口拒绝向新四军投降。八路军的谈判代表在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等地也遭到同样的拒绝。
9月9日举行过投降仪式后,1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宁次举行了“亲切会见”。双方就反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密谈。何应钦等人声称:“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此时的所谓“中日合作”,无非就是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果然,何应钦提出:“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
冈村宁次点头赞同:“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
中秋节那一天,何应钦派人给冈村宁次送去了月饼和茅台酒,像招待自己的亲戚。
1945年12月23日晨,冈村宁次“突蒙蒋介石委员长召见,遂去总司令部作短时间面谈”。一见面,蒋即将他在接收过程中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并躬身问安:“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便利。”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战争全面爆发。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以发挥他所谓的“军事天才”。此前,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根据对八路军作战的经验而编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译为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
在这个敏感的时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在东京正式开庭。1946年8月和10月,远东军事法庭两次发出传票,敦促中国政府把冈村宁次送到东京审判。中国八路军延安总部公布的日本侵华战犯的名单中,冈村宁次同样被列为一号战犯。
面对国际军事法庭的敦促,面对全国人民和共产党方面的责难,国民党方面完全弃之于不顾。1946年年底,为了藏匿冈村的行踪,国民党当局把他从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居到鼓楼以西金银街四号——一座非常隐蔽的别墅。冈村宁次在这里一住就是一年多。隐居期间,冈村宁次著述颇丰,著有《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等一系列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的文章。同时,国民党军事当局每策划一次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厅总会有人来造访冈村宁次,拐弯抹角地向他打探一下关于战事的看法,甚至后来冈村宁次被内定“无罪释放”。临回国之前,负责死守大上海的汤恩伯还去追问他对长江防御的“高见”。
此时的冈村宁次已经是年过六十的老人,当他的同伙们已经一一受到惩罚的时候,他却在积极参与着中国的内战。其原因,就是他对中国有着丰富的侵略经验。这些经验让国民党军官们对冈村宁次产生了迷信,以为凭借冈村宁次一席点拨,可以扭转国共战场上的颓势。
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声称要把冈村宁次带走,因为整个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即将结束,再不送人过去,国际军事法庭都要解散了。国民党在左右为难中作出这样的决定:对外称冈村宁次因肺病被监视居住,待病好送回国。然后出具了冈村的病历证明,把来人打发回东京。5月,国民党当局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处理”为由,决定在中国国内审判冈村宁次。7月7日上午,冈村接到国防部军事法庭的传票,要他于12日到上海市商会礼堂接受中国政府的审判。
8月9日,负责审判冈村宁次的石美瑜庭长向国防部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终获得批准,冈村宁次才被送进上海高境庙战犯监狱。也就是说,抗战胜利结束已整整三年了,冈村宁次才真正成为中国政府的囚犯。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在搁置六个月后,对冈村宁次的案子进行了最后一次公审。因事前石美瑜已接到由蒋介石署名的电令:“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布无罪,应予照准。”石美瑜不敢违抗,所以开庭前就写好了判决书,审判只是走个形式。
对冈村宁次的判决书如下:“被告冈村宁次无罪。理由为: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就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综上论述,被告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其平允。”
审判结束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有的民间武术团体甚至声称要“手刃战犯冈村”。回国以后,冈村宁次于1955年担任了日本旧军人组织“战友联盟”副会长,后改任“乡友联盟”会长、名誉会长,从事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1966年死于东京。
(摘自《中外书摘》2006.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