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栋隐在茂密花木后的小楼，气质超级美，就像美女谁都忍不住看她
　　1984年到2004年，我在上海徐汇区枫林路医学院路的一处新工房内住了20年。向北越过东西向的肇嘉浜路，就是属于“上只角”（上海话中高尚地段的意思）的岳阳路。
　　岳阳路为南北向，长仅947米，南起肇嘉浜路，北至桃江路。沿途近代名人故居和机构之多之密，在上海名列前茅。
　　那段时间，我带着台湾朋友打车去淮海西路游玩，这是必经之路。我总是请司机开慢些，好向朋友做介绍。
　　“看左面这个建筑，原为中央研究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建于1930年，由日本人设计，与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院大楼相似。右面是宋子文故居，建于1928年，现在是上海老干部活动中心……再看左面，现为上海京剧院，原是京剧大师周信芳旧居。右面现在是上海教育会堂，1971年3月时为上海少年科技站，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曾经聚众在此商议发动政变……”
　　可以想象，此刻坐在出租车里的朋友，头一定转来转去如同拨浪鼓了。出租车司机也忍不住表扬我的博闻。“他是上海很有名的导游。”一位台北朋友幽默地向司机介绍我。
　　出租车抵达岳阳路最北端后，向右拐上汾阳路。
　　我继续介绍：“左面那栋洋楼是白崇禧公馆，抗战胜利后白崇禧全家曾经居住这里。白家五少爷白先勇曾经回忆说，1947年爸爸去台湾处理二二八事变时，10岁的他就住在这里，家中经常开舞会。”
　　听到这里，台北客人情不自禁欠身抬头，朝车外张望着这栋隐蔽在茂密花木后面的小楼。
　　白公馆，实乃上海人给这栋洋楼的绰号。据载，它建于1919年，最初是一位法籍冒险家的私家花园。1941年，日本军队进入租界，伪国民政府监察院长兼立法院长梁鸿致鸠占鹊巢。抗战胜利后，这里成了时任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府邸。解放后，它的主人走马灯似的一换再换：上海中国画院、上海越剧院、越友酒家……如今，它成了台湾人经营的日本料店“仙炙轩”。
　　有网友点评说，白公馆“气质超级美，就像美女谁都忍不住看她”。白崇禧和白先勇当年的卧室都在二楼，现在是店中最贵的包间。可惜餐厅中的油画主题不伦不类，如果换成和本楼相关的资料照片，无疑会更显其文化底蕴，开价也可以更高些。餐厅门口站立着一座不知道哪里搞来的石制武士像，远远望去还以为是白将军的雕像，令人忍俊不禁。
　　1987年，50岁的白先勇再次来到上海，访问了这童年故居。彼时距他离开，38年已经过去了。昔日王谢堂前的欢声笑语已烟消云散，不知白五少爷感觉如何。
　　今年5月中旬，我来到台北访学，恰逢白先勇先生在台北“国家图书馆”举办他的历史纪录片《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的首发式。2014年白先勇在台北出版了历史著作《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纪录片就是在此基础上制作的。朋友问我去不去，我欣然答应，马上电话预定好了图书馆的座位，提前半小时抵达会场。
　　白先勇比照片上看到的好像胖一些，依旧风度翩翩。朋友热情地把我介绍给他，我正想抓紧时间向他提及汾阳路白公馆时，旁边围过来打招呼的人越来越多，白老师忙于一个个寒暄，我再问这个问题好像不太识相了。到活动结束我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请教他重返白公馆的感觉，留下了一个遗憾。
　　
　　来参加首发式的人很多，会议室坐得水泄不通，连走廊上的加座也满了，其中老人居多，年轻人也不少，台湾各界名流和学者云集。坐在我身边的先生身材魁梧器宇轩昂，一看就不是寻常人，请教大名，原来是台湾抗日名将李友邦先生的公子李力群。
　　“昨晨往吊白崇禧之丧，其实此人为党国败坏内乱中之一大罪人也。”这是白崇禧追悼会的第二天，即1966年12月10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写下的文字。当纪录片播放到这里时，会场上一阵骚动。
　　白崇禧和蒋介石的关系，是海峡两岸民国史学者最为关注的话题。白先勇出版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没有使用《蒋介石日记》中的史料，学界前辈杨天石教授等认为是美中不足的。这次的纪录片，可以算弥补了这个遗憾。白先勇曾经回忆，他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看到这段日记时，吓了一跳：“没想到他（指蒋介石）对我父亲那么忌讳。”
　　1949年入台，到1966年去世，在台湾的岁月中，白崇禧走到哪里，身后都有情治人员如影随形。1956年5月2日，他曾经亲笔写了一份密函，由张群转呈蒋介石，同时将副本送陈诚，诘问派出情治人员跟踪的原由。陈诚敷衍他：“便衣人员是保护你的，我也有人跟随。”白崇禧回答：“你现在是‘副总统’，当然有此需要，我并无此必要。”但是直到去世，这辆载着三个人的黑色吉普车一直紧跟着他。直到今天，白先勇还能清楚地背出50年前这辆吉普车的车牌号码：155429。
　　晚年的白崇禧，和一位广西老家的世交晚辈栗明德过从甚密。栗明德回忆，白崇禧曾告诉他一个小故事。一次，白崇禧和顾祝同、何应钦等几位老友在台北美而廉咖啡厅聚会。咖啡厅中有几十桌客人，结账时，白崇禧替其中两桌素不相识的人结了账。原来，这几位就是负责盯梢的情治人员，白崇禧早就认出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了。栗明德说，这几位情治人员后来告诉他：“你的这位广西白老头子，真厉害啊。他不是小诸葛，而是真诸葛！”白崇禧则不无黑色幽默地向他解释，他们跟我跟得很辛苦，付钱是应该的。
　　会场上一片笑声。白先勇也笑道：“父亲在世时对我们很严格，我都躲着他，只知道自己写小说。可惜我知道的事情，还没有栗先生多。现在我很后悔，没有多问爸爸过去的事情，否则我就是白崇禧研究专家了！”其实，这位78岁老人为记录父辈的历史所做的努力，已经足以令人既感且愧了。一位参加首发式的朋友说，他前几天遇到薛岳将军的儿子，对方就有生子当如白先勇之叹。 　　散会后，我碰到了也来参加首发式的老朋友陈三井教授。陈三井曾担任过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我请教这位老前辈：您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参与白崇禧口述史工作，您有什么亲身体会吗？
　　陈教授哈哈大笑，他告诉我，当时他们采访白崇禧时，有一位“有关方面”人士自始至终坐在一旁。采访稿必须一式二份，在近代史研究所留底的同时，另外一份呈送有关部门。“和现在的情形完全不一样的。”
　　1963年2月7日，在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廷以的牵头下，近代史所研究人员开始采访白崇禧。因为这是近代史所采访过的唯一一位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郭所长高度重视：“即使二三次的访问，仅访得一二句我们所未知或有启发性的话，就算有其收获了。”
　　采访共进行了128次。其中，1963～1964年间的第22～53次采访，就是由陈三井负责的。后陈三井去法国读书，他的同事继续采访。
　　据采访者们回忆，他们对这位抗日名将都有久仰之心，觉得采访是一件乐事。白崇禧和蔼可亲，常使访问者如沐春风。白崇禧本人对访谈也非常重视，称之为“开会”。为了准确，他不但向相关人员相询，要他们提供资料和意见，还自己动手寻找资料和准备访谈大纲。
　　1966年11月24日，白崇禧接受了第128次采访，讲述广西和国民党中央决裂的过程。还未谈完，就于12月2日去世。
　　1984年，《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在台北出版。2013年，该书简体版在北京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虽然采访在蒋介石情治时代进行，受到诸多限制，但毕竟是白崇禧亲口所述，因此成为研究白崇禧乃至民国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回到上海后，我细看白先勇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的大陆版，意外发现，白崇禧在台湾时，原来一直住在台北松江路127号！去年和今年，我两度去台北从事研究，前后在松江路63号的长荣桂冠酒店（台北店）住了近一个月呢。
　　从老照片上看，白崇禧的住处是一个有着篱笆墙的平房花园。这让我很是吃惊。花园就在我所住酒店的马路同侧，我无数次走过松江路，必然路过此地，为什么从没注意到？
　　我马上请台湾朋友代我去探访松江路127号。现场拍来的照片显示，松江路127号已经翻建为大楼，现为味全公司和Toyota汽车展示场。我这才释然。
　　我在上海和白公馆比邻，没想到，到了台北，还是和白公馆比邻，甚至比上海还近了好几个街区！
　　（作者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