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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论文博士的要求非常高，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往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获得了出色的学术成果，于是向授权学校提交论文申请学位。国外的论文博士多是知名学者，学术水平普遍高于普通博士生。但在国内，论文博士生多是官员或者国企人士，并不从事学术工作，这与国外的论文博士是有区别的
前不久落马的南京市市长季建业在仕途上曾一帆风顺，在学术上同样顺利——党校干部班学员出身却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季建业在2006年拿到苏州大学在职博士的学位证，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论文博士。
在职博士因为诸多腐败官员而名声受累，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论文博士更是受到牵累，一直难以正式推广，被业内研究者视为因噎废食。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需要论文博士？
隐形于“绝不手软”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的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者，经有关专家推荐，学位授予单位同意，可以免除考试，直接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对于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博士学位。”
教育主管部门为何没有推广论文博士这一培养模式呢？
2012年5月1日，曾因老家房屋被强拆而给山东省潍坊市市长写公开信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王进文在微博上发文爆料：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正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士，是他的同班同学，但同学们从未见过徐景颜。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廖莹随后证实，徐景颜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论文博士生。然而，早在2008年10月9日，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就在回答记者提问“怎么看目前有不少官员只要递交论文就可以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说法”时称，我国目前并不存在论文硕士或论文博士，并称，如果发现这类情况，教育部将“决不手软”。
另有声音质疑，廖莹在回应中称，“论文博士入学后会明确论文写作方向和指导老师，一旦正常毕业则是双证齐全（毕业证和学位证）”。廖莹称，徐景颜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论文博士生，每月集中两天学习，清华大学对论文博士有严格招生规定，每次上课均有考勤记录。论文博士相当于以研究为主，他们的课时安排跟全日制博士生课时安排是不一样的：论文博士生都是在职学习，他们在第一年做课程学习，之后专门做论文研究，不需要上课，且第一年上课均是在周末。廖莹还称，法学院论文博士并不止徐景颜一人，据了解，仅徐景颜所在的班就有十来人是论文博士。他们中有政府机关或一线工作人员，也有国企人士。
论文博士在中国一直受到质疑。1999年，时任同济大学研究生院管理处处长的王子成、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蒋慧和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竺曼莉曾联合署名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关于论文博士的招生、培养及教育》的文章称，教育部可能考虑，为保证博士生的入学质量，不宜大面积地开展这项工作。因为“少数研究生招生单位，不顾及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把论文博士变成为人情博士、权力博士和金钱博士，把招收论文博士工作变成降低要求的代名词”。
在职博士是前车之鉴
对论文博士引发腐败的上述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各高校大量招生的在职博士，因为管理不严而出现了大量学术腐败案例（见下表）。这些贪官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显示，在职博士已经成为权力入侵学术领域不容忽视的现象。诸多案例表明，一些高校存在着对官员滥发博士学位的潜规则。
2003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宣布不再招收在职博士。在职人员如果想在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读博士，必须辞去工作，参加全日制学习。这是因为公职人员以及高级经管人员利用“充电热”，投机取巧，使得一些文凭含金量下降，也破坏了学术氛围，可谓影响巨大。
正是由于中国大学给一批贪官滥发博士学位，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公信力的下降，真正的论文博士受到池鱼之殃，至今难以大范围推出。与在职博士相比，论文博士管理更松弛，可以想象腐败将更难以避免。
国际通行在国内变形
论文博士管理到底有多松？在国际上，论文博士本是一种通行的学位授予方法，英国、日本、德国等国都有论文博士制度。这些国家的论文博士不必到校上课，学习内容主要是和教授交流论文，只要提交达到博士毕业生学术水平的论文，答辩合格后就可获得和全日制课程博士生同样的学位。
历史上曾有中国学人获得过国际上的论文博士学位。马廷英是民国时享有国际声誉的地质学家，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他早年从事珊瑚生长节律之研究，是“古生物钟”的最早发明者，后致力于“古气候与大陆漂移”的研究。上世纪30年代，马廷英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时已是日本颇有建树的学者。因他拒绝加入日本国籍，日本政府一直阻挠他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导师一怒之下，把他的博士论文寄到德国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立刻颁给他一个论文博士。日本随后也给他颁发了博士学位。他成了日本的4位华人理科博士之一，也是首位华人地质学博士。但他获得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是来自柏林大学的论文博士，虽然在柏林大学他一天课都没有上过。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表示，在国外，论文博士的要求非常高，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往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获得了出色的学术成果，于是再向授权学校提交论文申请相应学位。国外的论文博士多是知名学者，学术水平普遍高于普通博士生。但在国内，论文博士生多是官员或者国企人士，并不从事学术工作，这与国外的论文博士是有区别的。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春时认为，中国一些高校为避免滥发学位的质疑，搞出了变相的论文博士：说是学历教育，又可以脱产；说不是学历教育，又有课程和考试。最奇怪的是，清华大学的论文博士可以既拿到学位证，又拿到毕业证。一般来说，双证博士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要全脱产学习，只有专业博士才可以在职学习，而论文博士应该只授予博士学位，俗称单证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也认为，论文博士应该只有博士学位证，没有学历毕业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论文博士既然能不脱产学习，怎么能有毕业证？显然是因为论文博士的招生和培养质量下降，导致论文博士学位贬值，招生单位和论文博士本人都不愿用这个名称，干脆多发个证向全日制学生看齐。此外，由于教育部并未推广，论文博士的招生没有得到教育部批准，因此在上报教育部录取名单时，不能名正言顺地以论文博士名称上报，而在毕业时，更不便以论文博士的名义申请学位和填写毕业证书，这就形成了按论文博士的方式招进，而按一般博士生的培养方式培养这种状态。
“招生”“毕业”成关键环节
在终身教育时代，论文博士本身并无错误，反而是教育的进步，公众质疑论文博士，并非否定这种培养方式，是反对扭曲的混文凭现象。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实践中的高级人才达到甚至超过了博士水平，却因为没有博士学位而不能担任教授、博导等工作，限制了知识的传播。这样的人往往肩负重任，不便离岗，而论文博士既能很好地考察他们的水平，又能要求他们出成果并取得学位。
在国外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大多在教学科研领域成绩显赫，其科研学术水平已超过普通博士生。日本的论文博士专门为在职人员设立，要求极其严格。由于渠道正当，论文博士在日本比比皆是。在日本大学任教多年的段冀康介绍说，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多在公司或研究所工作，有学术成果，但其所在单位并无办法博士学位的资格，所以要向大学交论文申请博士学位。
在日本很多理工科大学里，一半以上的教授是出身于公司和研究所的论文博士。他们在工作中先做出了成果，拥有较高声望，已被研究所聘请去作研究员，或者被大学聘请去作教授、助理教授，此时再交学费去读课程博士是浪费人力物力，也与大学气氛不协调。在中国，很多研究所本身就有博士学位的授予资格，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博士研究生名义入职后学习并开展研究，获得成果后不需要向大学申请博士学位，在客观上减少了中国论文博士的需求。但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在企业和政府中从事专业工作的人，这些单位是没有博士授予资格的，所以关上论文博士的大门，对这些人和这些单位并不公平。
中国首个论文博士就是一位在企业工作的总工程师。清华大学论文博士徐大懋是中国首位论文博士称号的获得者。1986年，清华大学热能系的蒋滋康老师找到他，希望他能来清华读博士，被徐大懋以工作太忙拒绝了。让1983年就升任哈尔滨汽轮机场总工程师、技术副厂长的他放下手头工作再回头去学校读书不太可能。于是清华大学答复：不用来上课。随后徐大懋参加了包括数学、英语等科目在内的考核，“主要以口试为主，”徐大懋回忆道，“考官是清华的几个导师。”
徐大懋一年后便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叫《大功率汽轮机通流部分的设计》。学校经过讨论同意其提前毕业，所以1987年他便被清华大学授予工学博士学位，是清华大学招收的首批17个“论文博士研究生”中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的，成为我国以博士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到博士学位的第一位论文博士。
虽然有官员热衷获得学位导致学术腐败，但是清华大学一直没有放弃招收论文博士。只要在招生和毕业两个关键环节做好考察工作，论文博士是否合格本不应该成为问题。是否博士，不改变官员腐败的事实；是否腐败，也不改变博士是否够格的事实。这是两件事，不能混淆起来。
前不久落马的南京市市长季建业在仕途上曾一帆风顺，在学术上同样顺利——党校干部班学员出身却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季建业在2006年拿到苏州大学在职博士的学位证，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论文博士。
在职博士因为诸多腐败官员而名声受累，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论文博士更是受到牵累，一直难以正式推广，被业内研究者视为因噎废食。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需要论文博士？
隐形于“绝不手软”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的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者，经有关专家推荐，学位授予单位同意，可以免除考试，直接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对于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博士学位。”
教育主管部门为何没有推广论文博士这一培养模式呢？
2012年5月1日，曾因老家房屋被强拆而给山东省潍坊市市长写公开信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王进文在微博上发文爆料：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正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士，是他的同班同学，但同学们从未见过徐景颜。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廖莹随后证实，徐景颜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论文博士生。然而，早在2008年10月9日，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就在回答记者提问“怎么看目前有不少官员只要递交论文就可以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说法”时称，我国目前并不存在论文硕士或论文博士，并称，如果发现这类情况，教育部将“决不手软”。
另有声音质疑，廖莹在回应中称，“论文博士入学后会明确论文写作方向和指导老师，一旦正常毕业则是双证齐全（毕业证和学位证）”。廖莹称，徐景颜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论文博士生，每月集中两天学习，清华大学对论文博士有严格招生规定，每次上课均有考勤记录。论文博士相当于以研究为主，他们的课时安排跟全日制博士生课时安排是不一样的：论文博士生都是在职学习，他们在第一年做课程学习，之后专门做论文研究，不需要上课，且第一年上课均是在周末。廖莹还称，法学院论文博士并不止徐景颜一人，据了解，仅徐景颜所在的班就有十来人是论文博士。他们中有政府机关或一线工作人员，也有国企人士。
论文博士在中国一直受到质疑。1999年，时任同济大学研究生院管理处处长的王子成、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蒋慧和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竺曼莉曾联合署名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关于论文博士的招生、培养及教育》的文章称，教育部可能考虑，为保证博士生的入学质量，不宜大面积地开展这项工作。因为“少数研究生招生单位，不顾及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把论文博士变成为人情博士、权力博士和金钱博士，把招收论文博士工作变成降低要求的代名词”。
在职博士是前车之鉴
对论文博士引发腐败的上述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各高校大量招生的在职博士，因为管理不严而出现了大量学术腐败案例（见下表）。这些贪官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显示，在职博士已经成为权力入侵学术领域不容忽视的现象。诸多案例表明，一些高校存在着对官员滥发博士学位的潜规则。
2003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宣布不再招收在职博士。在职人员如果想在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读博士，必须辞去工作，参加全日制学习。这是因为公职人员以及高级经管人员利用“充电热”，投机取巧，使得一些文凭含金量下降，也破坏了学术氛围，可谓影响巨大。
正是由于中国大学给一批贪官滥发博士学位，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公信力的下降，真正的论文博士受到池鱼之殃，至今难以大范围推出。与在职博士相比，论文博士管理更松弛，可以想象腐败将更难以避免。
国际通行在国内变形
论文博士管理到底有多松？在国际上，论文博士本是一种通行的学位授予方法，英国、日本、德国等国都有论文博士制度。这些国家的论文博士不必到校上课，学习内容主要是和教授交流论文，只要提交达到博士毕业生学术水平的论文，答辩合格后就可获得和全日制课程博士生同样的学位。
历史上曾有中国学人获得过国际上的论文博士学位。马廷英是民国时享有国际声誉的地质学家，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他早年从事珊瑚生长节律之研究，是“古生物钟”的最早发明者，后致力于“古气候与大陆漂移”的研究。上世纪30年代，马廷英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时已是日本颇有建树的学者。因他拒绝加入日本国籍，日本政府一直阻挠他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导师一怒之下，把他的博士论文寄到德国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立刻颁给他一个论文博士。日本随后也给他颁发了博士学位。他成了日本的4位华人理科博士之一，也是首位华人地质学博士。但他获得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是来自柏林大学的论文博士，虽然在柏林大学他一天课都没有上过。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表示，在国外，论文博士的要求非常高，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往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获得了出色的学术成果，于是再向授权学校提交论文申请相应学位。国外的论文博士多是知名学者，学术水平普遍高于普通博士生。但在国内，论文博士生多是官员或者国企人士，并不从事学术工作，这与国外的论文博士是有区别的。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春时认为，中国一些高校为避免滥发学位的质疑，搞出了变相的论文博士：说是学历教育，又可以脱产；说不是学历教育，又有课程和考试。最奇怪的是，清华大学的论文博士可以既拿到学位证，又拿到毕业证。一般来说，双证博士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要全脱产学习，只有专业博士才可以在职学习，而论文博士应该只授予博士学位，俗称单证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也认为，论文博士应该只有博士学位证，没有学历毕业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论文博士既然能不脱产学习，怎么能有毕业证？显然是因为论文博士的招生和培养质量下降，导致论文博士学位贬值，招生单位和论文博士本人都不愿用这个名称，干脆多发个证向全日制学生看齐。此外，由于教育部并未推广，论文博士的招生没有得到教育部批准，因此在上报教育部录取名单时，不能名正言顺地以论文博士名称上报，而在毕业时，更不便以论文博士的名义申请学位和填写毕业证书，这就形成了按论文博士的方式招进，而按一般博士生的培养方式培养这种状态。
“招生”“毕业”成关键环节
在终身教育时代，论文博士本身并无错误，反而是教育的进步，公众质疑论文博士，并非否定这种培养方式，是反对扭曲的混文凭现象。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实践中的高级人才达到甚至超过了博士水平，却因为没有博士学位而不能担任教授、博导等工作，限制了知识的传播。这样的人往往肩负重任，不便离岗，而论文博士既能很好地考察他们的水平，又能要求他们出成果并取得学位。
在国外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大多在教学科研领域成绩显赫，其科研学术水平已超过普通博士生。日本的论文博士专门为在职人员设立，要求极其严格。由于渠道正当，论文博士在日本比比皆是。在日本大学任教多年的段冀康介绍说，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多在公司或研究所工作，有学术成果，但其所在单位并无办法博士学位的资格，所以要向大学交论文申请博士学位。
在日本很多理工科大学里，一半以上的教授是出身于公司和研究所的论文博士。他们在工作中先做出了成果，拥有较高声望，已被研究所聘请去作研究员，或者被大学聘请去作教授、助理教授，此时再交学费去读课程博士是浪费人力物力，也与大学气氛不协调。在中国，很多研究所本身就有博士学位的授予资格，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博士研究生名义入职后学习并开展研究，获得成果后不需要向大学申请博士学位，在客观上减少了中国论文博士的需求。但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在企业和政府中从事专业工作的人，这些单位是没有博士授予资格的，所以关上论文博士的大门，对这些人和这些单位并不公平。
中国首个论文博士就是一位在企业工作的总工程师。清华大学论文博士徐大懋是中国首位论文博士称号的获得者。1986年，清华大学热能系的蒋滋康老师找到他，希望他能来清华读博士，被徐大懋以工作太忙拒绝了。让1983年就升任哈尔滨汽轮机场总工程师、技术副厂长的他放下手头工作再回头去学校读书不太可能。于是清华大学答复：不用来上课。随后徐大懋参加了包括数学、英语等科目在内的考核，“主要以口试为主，”徐大懋回忆道，“考官是清华的几个导师。”
徐大懋一年后便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叫《大功率汽轮机通流部分的设计》。学校经过讨论同意其提前毕业，所以1987年他便被清华大学授予工学博士学位，是清华大学招收的首批17个“论文博士研究生”中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的，成为我国以博士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到博士学位的第一位论文博士。
虽然有官员热衷获得学位导致学术腐败，但是清华大学一直没有放弃招收论文博士。只要在招生和毕业两个关键环节做好考察工作，论文博士是否合格本不应该成为问题。是否博士，不改变官员腐败的事实；是否腐败，也不改变博士是否够格的事实。这是两件事，不能混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