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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者与死者的相遇中穿越欧洲，从里斯本到日内瓦、克拉科夫、伊斯灵顿、马德里、浚河与清河……晚年的约翰·伯格（John Berger）无比深情地回忆自己生命中遇到的那些重要的人和事件，在时间之河中重新打捞、审视那些情感的碎片。
进入我们人生的生命数量是无法计算的。某种已经逝去或正被期待的东西，在另一个地方隐藏于他乡。就像约翰·伯格说，生命依赖于找到遮蔽。万物皆藏匿。消逝之物即是已遁入隐藏之中，“而缺席——就像死者离开之后——感觉像是遗失而非放弃。死者隐藏在他乡。”
纪录片《昆西四季》（The Seasons in Quincy：Four Portraits of John Berger）的开场，是阿尔卑斯山脚下雪后的山谷，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陪伴约翰·伯格散步在深冬十二月的山间小路，这是位于法国南部上萨瓦省的昆西小镇（Haute-Savoie Quincy），从1970年代开始，约翰·伯格在这里已经生活三十多年了。他说：“在乡间，你的视野特别开阔，有某种地平线一直存在着，你永远不会被封闭。因为你的开放，每个季节都有它的特别之处。在这里，季节并不是强加于你的，而是你主动适应栖居的。”
蒂尔达·斯文顿和约翰·伯格之间的相遇足够奇妙，让人艳羡，“去年我发现除了写信之外，我们很久没见过了，我怀念他一瞥中闪过的敏锐，以及与他相伴之乐。”他们是相识四十多年的好友，两人都在11月5日出生，但相差34年（伯格生于1927年，斯文顿生于1960年），如同蒂尔达·斯文顿说，相同的出生日期，很早便形成了他们情感互通的基石。与此同时，约翰·伯格这样描述这段友谊，“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些东西是相似的，仿佛在另外一段生命中，我们曾相遇或者一起共事。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种灵魂的羁绊，不是切实的记忆，但是又很接近于记忆。”
斯文顿眼里的约翰·伯格一生致力于倡导抗争精神，他激进前卫的姿态远胜枪火炮丛的力量，无论在什么天气条件下，他总能开怀大笑，“赫布里底群岛，他给了我一件他的钓鱼毛衫，我至今还穿着”。
约翰·伯格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评论家、作家、政治评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在自传式小说《我们在此相遇》中，约翰·伯格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在生者与死者的相遇中穿越欧洲，从里斯本到日内瓦、克拉科夫、伊斯灵顿、马德里、浚河与清河……晚年的伯格无比深情地回忆自己生命中遇到的那些重要的人和事件，在时间之河中重新打捞、审视那些情感的碎片。
在里斯本，与去世数十年的母亲相遇，母亲笃定地告诉他：“约翰，你该牢牢记住：死者不会待在他们埋葬的地方。”去世多年的母亲，如今带着一把伞寂然不动地坐在里斯本广场的公园长椅上。里斯本是她生前从未到过的地方。而人死了以后，就可以选择在这世上想住的地方。在里斯本，依然能看到有轨电车穿过城市街道，街道弯来弯去起伏不定;城市的墙，放眼所及覆满了瓷砖，瓷砖图案里总像充满了秘密，“它们那易碎的白色釉面、那朝气蓬勃的色彩，还有黏覆四周的灰泥、不断重复的图案，桩桩件件都强调了这个事实：它们掩盖着某种东西……”伯格与记忆里冷静笃定的母亲一起走过闹市，离别时母亲忠告，“你和我们——我们这些死去的人——都在这世上，为了修补一些已经破损的东西。”因此，要相信修复，以及无可逃避的欲望。
在日内瓦，与女儿一起探访博尔赫斯的墓地。博尔赫斯说这座城市是自己的“故乡”之一，是最适合于幸福的城市，因为“日内瓦和别的城市不同，它从不强调自己的特色”。在日内瓦，伯格回顾与博尔赫斯有关的种种;在波兰克拉科夫，伯格与已去世的青少年时期亦师亦友的新西兰人肯在集市中相遇，想起他时，这位80多岁的老人忍不住忧伤，甚至哭泣，肯在波兰出现，而“这世界还有哪个国家比波兰更习惯与忧伤这种情感妥协共处呢？”在这里，伯格认识到人生的艰难与荒诞，以一种不无忧伤不无幽默的方式，无论这种方式到底成为妥协还是坚持，这正是肯所完成的对伯格最初的启蒙;在浚河与清河，伯格在波兰乡村新婚朋友的家里想起儿时和父亲、邻居，以及已去世的女性友人……
从里斯本到日内瓦、克拉科夫、伊斯灵顿、马德里、波兰，梁文道认为这本书属于一种美丽的地志学书写，“他铺写里斯本等七个地点宛如七座记忆的舞台，招回他一生中的死者与生者，在上面出入幽明，进退不定，展开一出出关于死亡、亲情、爱欲、友谊和启蒙的哲思戏码。”约翰·伯格透过描写这些地方，“提炼出一种特质，甚至是一种观念，把一个地方变成一个不是实在的地方，而是个抽象的地方，这个地方为了表达一种观念而存在”。这些一个一个真实的地方，被写出某种梦幻般的特质，似乎每种特质都对应了他生命中遇见过的一个一个人。
每到达一个不同的地方，都会与记忆中不同的人相遇。这就是约翰·伯格带来的故事，就像他总是称自己是一个讲述者，而不是作家。在这本书里，他用近乎魔幻的方式沉静地诉说着自己旷日持久的内心思念。曾经激进反叛的青年如今已经是一个白发老人，在他漫长的光辉岁月中，与他结伴而行的那些人似乎还在那个意义深远的原地，只等他展开人生中可能是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旅行，再与他相遇一次。
或许，对于约翰·伯格来说，这本半自传性质的小说也是他与旧日一次次的告别。他年少成名时还是一个画家，后来跨界写就的一本以画家为主角的小说由于过度真实，被“当局”认为含沙射影，于是伯格离开了伦敦。这次“被政治”的经历，让他成为了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他再次跨界出版了几本社会学书籍，成为了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从艺术出发，走入更动荡的社会，又拥有随时从社会中抽身回到艺术中的能力，约翰·伯格让我第一次看见，原来时下时髦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随便在电视上信口开河就足够，他不仅拥有让人惊叹的丰富学识，还拥有一往情深的本领。他所有的过去都在让他一步步成为现在这个自己，在写这本书时，也许他感觉自己即将走到这一趟人生旅程的终点，在终点之前，那些疑惑和问题都需要被放下，释怀，甚至清空。所以，他和他们必须相遇。
纪录片《昆西四季》，2016。上世纪70年代，约翰·伯格以一部《观看之道》颠覆了人们对于传统西方美学的认知，很多人通过这部纪录片知道了他。从1973年起，他便隐居法国南部小镇昆西长达40余年。作为伯格的多年好友，又与他同一天生日的英国演员Tilda Swinton以一种亲近和随意的方式纪录了这位特立独行的学者和作家的晚年隐居生活。该影片在第66届柏林电影节上首映。
我们在此相遇
作者：约翰·伯格
譯者：吴莉君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理想国
进入我们人生的生命数量是无法计算的。某种已经逝去或正被期待的东西，在另一个地方隐藏于他乡。就像约翰·伯格说，生命依赖于找到遮蔽。万物皆藏匿。消逝之物即是已遁入隐藏之中，“而缺席——就像死者离开之后——感觉像是遗失而非放弃。死者隐藏在他乡。”
纪录片《昆西四季》（The Seasons in Quincy：Four Portraits of John Berger）的开场，是阿尔卑斯山脚下雪后的山谷，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陪伴约翰·伯格散步在深冬十二月的山间小路，这是位于法国南部上萨瓦省的昆西小镇（Haute-Savoie Quincy），从1970年代开始，约翰·伯格在这里已经生活三十多年了。他说：“在乡间，你的视野特别开阔，有某种地平线一直存在着，你永远不会被封闭。因为你的开放，每个季节都有它的特别之处。在这里，季节并不是强加于你的，而是你主动适应栖居的。”
蒂尔达·斯文顿和约翰·伯格之间的相遇足够奇妙，让人艳羡，“去年我发现除了写信之外，我们很久没见过了，我怀念他一瞥中闪过的敏锐，以及与他相伴之乐。”他们是相识四十多年的好友，两人都在11月5日出生，但相差34年（伯格生于1927年，斯文顿生于1960年），如同蒂尔达·斯文顿说，相同的出生日期，很早便形成了他们情感互通的基石。与此同时，约翰·伯格这样描述这段友谊，“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些东西是相似的，仿佛在另外一段生命中，我们曾相遇或者一起共事。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种灵魂的羁绊，不是切实的记忆，但是又很接近于记忆。”
斯文顿眼里的约翰·伯格一生致力于倡导抗争精神，他激进前卫的姿态远胜枪火炮丛的力量，无论在什么天气条件下，他总能开怀大笑，“赫布里底群岛，他给了我一件他的钓鱼毛衫，我至今还穿着”。
约翰·伯格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评论家、作家、政治评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在自传式小说《我们在此相遇》中，约翰·伯格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在生者与死者的相遇中穿越欧洲，从里斯本到日内瓦、克拉科夫、伊斯灵顿、马德里、浚河与清河……晚年的伯格无比深情地回忆自己生命中遇到的那些重要的人和事件，在时间之河中重新打捞、审视那些情感的碎片。
在里斯本，与去世数十年的母亲相遇，母亲笃定地告诉他：“约翰，你该牢牢记住：死者不会待在他们埋葬的地方。”去世多年的母亲，如今带着一把伞寂然不动地坐在里斯本广场的公园长椅上。里斯本是她生前从未到过的地方。而人死了以后，就可以选择在这世上想住的地方。在里斯本，依然能看到有轨电车穿过城市街道，街道弯来弯去起伏不定;城市的墙，放眼所及覆满了瓷砖，瓷砖图案里总像充满了秘密，“它们那易碎的白色釉面、那朝气蓬勃的色彩，还有黏覆四周的灰泥、不断重复的图案，桩桩件件都强调了这个事实：它们掩盖着某种东西……”伯格与记忆里冷静笃定的母亲一起走过闹市，离别时母亲忠告，“你和我们——我们这些死去的人——都在这世上，为了修补一些已经破损的东西。”因此，要相信修复，以及无可逃避的欲望。
在日内瓦，与女儿一起探访博尔赫斯的墓地。博尔赫斯说这座城市是自己的“故乡”之一，是最适合于幸福的城市，因为“日内瓦和别的城市不同，它从不强调自己的特色”。在日内瓦，伯格回顾与博尔赫斯有关的种种;在波兰克拉科夫，伯格与已去世的青少年时期亦师亦友的新西兰人肯在集市中相遇，想起他时，这位80多岁的老人忍不住忧伤，甚至哭泣，肯在波兰出现，而“这世界还有哪个国家比波兰更习惯与忧伤这种情感妥协共处呢？”在这里，伯格认识到人生的艰难与荒诞，以一种不无忧伤不无幽默的方式，无论这种方式到底成为妥协还是坚持，这正是肯所完成的对伯格最初的启蒙;在浚河与清河，伯格在波兰乡村新婚朋友的家里想起儿时和父亲、邻居，以及已去世的女性友人……
从里斯本到日内瓦、克拉科夫、伊斯灵顿、马德里、波兰，梁文道认为这本书属于一种美丽的地志学书写，“他铺写里斯本等七个地点宛如七座记忆的舞台，招回他一生中的死者与生者，在上面出入幽明，进退不定，展开一出出关于死亡、亲情、爱欲、友谊和启蒙的哲思戏码。”约翰·伯格透过描写这些地方，“提炼出一种特质，甚至是一种观念，把一个地方变成一个不是实在的地方，而是个抽象的地方，这个地方为了表达一种观念而存在”。这些一个一个真实的地方，被写出某种梦幻般的特质，似乎每种特质都对应了他生命中遇见过的一个一个人。
每到达一个不同的地方，都会与记忆中不同的人相遇。这就是约翰·伯格带来的故事，就像他总是称自己是一个讲述者，而不是作家。在这本书里，他用近乎魔幻的方式沉静地诉说着自己旷日持久的内心思念。曾经激进反叛的青年如今已经是一个白发老人，在他漫长的光辉岁月中，与他结伴而行的那些人似乎还在那个意义深远的原地，只等他展开人生中可能是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旅行，再与他相遇一次。
或许，对于约翰·伯格来说，这本半自传性质的小说也是他与旧日一次次的告别。他年少成名时还是一个画家，后来跨界写就的一本以画家为主角的小说由于过度真实，被“当局”认为含沙射影，于是伯格离开了伦敦。这次“被政治”的经历，让他成为了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他再次跨界出版了几本社会学书籍，成为了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从艺术出发，走入更动荡的社会，又拥有随时从社会中抽身回到艺术中的能力，约翰·伯格让我第一次看见，原来时下时髦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随便在电视上信口开河就足够，他不仅拥有让人惊叹的丰富学识，还拥有一往情深的本领。他所有的过去都在让他一步步成为现在这个自己，在写这本书时，也许他感觉自己即将走到这一趟人生旅程的终点，在终点之前，那些疑惑和问题都需要被放下，释怀，甚至清空。所以，他和他们必须相遇。
纪录片《昆西四季》，2016。上世纪70年代，约翰·伯格以一部《观看之道》颠覆了人们对于传统西方美学的认知，很多人通过这部纪录片知道了他。从1973年起，他便隐居法国南部小镇昆西长达40余年。作为伯格的多年好友，又与他同一天生日的英国演员Tilda Swinton以一种亲近和随意的方式纪录了这位特立独行的学者和作家的晚年隐居生活。该影片在第66届柏林电影节上首映。
我们在此相遇
作者：约翰·伯格
譯者：吴莉君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