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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在逆境下像娘那样面对人生吗?被划为右派后还会不会坚持入党的信念?有人说，这是‘愚忠’。但我理解娘，这不正说明那一代人对终生所追求的理想的执著吗?”
浦熙修(1910～1970)，民国时期著名女记者，先后供职于《新民报》、香港《文汇报》，采写了不少当时轰动全国的进步报道。她认为，一个记者的职责是“监督社会走向进步方面去”，并身体力行，一直站在民主斗争的前列。1946年，浦熙修在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中遭到国民党特务毒打。1948年，国民党以“共党”嫌疑将她逮捕入狱。毛泽东曾称她为“坐过班房的记者”，在参加开国大典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57年，浦熙修被错划为右派。罪状包括“同罗隆基、徐铸成等一道把文汇报变成反动的宣传工具”“合谋写文章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辩护”等，浦熙修由此结束了新闻记者生涯，抑郁成疾，于1970年含冤去世。1980年，党中央作出改正浦熙修被错划为右派的决定，为她恢复了名誉。
[采访前记]
在20世纪末，浦熙修的女儿袁冬林、儿子袁士杰才有条件将母亲一生中大部分文章收集成册，编辑成《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问世。由浦熙修的亲朋从不同角度着笔的《忆浦熙修》亦获出版，袁冬林写的《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也随后同读者见面，这使得袁冬林的心中稍许有了些安慰。
袁冬林至今保存着两本发黄的病历。在住院号为112936的那页病历记着：“1966年12月10日，今日上午10时余，病房全体休养员召开大会，并写通令，对大右派分子浦熙修批斗，令下午出院。”彼时的浦熙修已经身患直肠癌，病情恶化，但是住院数次都被赶出。1970年4月23日，北医附属人民医院急诊室走廊里，浦熙修苦苦挣扎后醒来，她说：“别费事儿了。”自己拔掉7输氧管子，背自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经受着精神与病痛的双重折磨，她孤独悲凉地走了，身旁没有一个亲人。当时儿女均在外地，昔日故交则大都断了联络。有人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才敢打听浦熙修的下落。连昔日并肩与她作战的名记者彭子冈，曾经在浦熙修身患绝症时候去探望，后来也不无辛酸地回忆，“她和我之间还是1957年的同患难者，若不是领导让我去北京医院探望她，我是不会也不敢去的。”
那些叱咤的风云都抛在身后了。浦熙修是民国时期著名女记者。她曾满怀爱国激情与责任感，疾恶如仇，采写并刊发了大量文章，其中不乏切中时弊的“闯祸”新闻，被誉为“勇于披坚执锐，敢于短兵相接的新闻战士”。1941年12月，香港紧急疏散，许多民主人士未能及时撤离，但是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居然带着洋狗从香港飞抵重庆。浦熙修正好在机场访问，捕捉到这样的消息，如何能在当时国民党严厉的检查制度下刊发出来，浦熙修想尽了办法，她采用了点滴方式，一条一条地写，先写孔夫人来渝，再写重庆忽然多了几条吃牛奶的洋狗的消息……这些消息分头送检，检查后拼起来发表，再加上一个巧妙的标题，于是轰动全国的新闻诞生了，舆论为之大哗。
1957年，以“左派”记者闻名的浦熙修，突然成为了资产阶级大右派。《人民日报》社论指明点7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的浦熙修，说她“是一位能干的女将”，并且说，“罗隆基－浦熙修一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发表了一幅应景漫画：一女子藏脸孔于琵琶后，琵琶上写着“罗隆基立场”，旁白则是“浦熙修自我检查”。1980年6月，党中央为浦熙修恢复了名誉，漫画家华君武寄来了一封迟到的道歉信。“我曾画过一幅漫画讽刺过她，这张漫画现在认识是错误的，也是不应当的，此事久压心头，趁此机会，只好向她的家属表示道歉了。”1997年，华君武发表《邪正自明》一文再度为此道歉，“我画的这幅画，题为‘犹抱琵琶半遮面’，是对浦熙修的不严肃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人格侮辱。”华君武回忆，当时康生说他这张漫画画得好，他还很高兴，但是邓小平看后说，以后不要画这种漫画了。
干戈化为了玉帛，浦熙修却早已在积郁成疾后撒手人寰。1957年，在没顶的政治风暴中，浦熙修反复“检讨”自己，她被迫揭发罗隆基，甚至在亲友的压力下，不得不交出7日记和罗隆基多年来给她的私人信件，以证明自己并无反党之心。而她和罗隆基“十年最亲密的朋友关系”，却因此恩断义绝。浦熙修亦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她病重时，民盟中央派人去看她，当时她提出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把罗隆基给她的十几封私人信件还给她，信件归还后，她非常感激。
自始至终，浦熙修从来没有埋怨过共产党，始终相信毛主席，甚至在生命垂危之际，她还写了一份自传，向党倾诉衷肠，盼望历史给出公正的评价，在剧痛难忍之际，她一段一段地抄写了大量毛泽东的文章和诗词，以求得精神上的支持。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谈我娘的一些片断。直到今天，毛泽东主席为什么点我娘的名还是个不解之谜。那是1957年夏天，我上大学四年级。当时同学拿了一份《中国青年报》给我看，登载了批斗大右派浦熙修的新闻与照片，我吓了一跳，觉得脑袋都大了。娘被特务打过，又被国民党监狱关过，差点牺牲，怎么会反党呢?我真是想不通。但我思想里有一条，相信党，听党的话，肯定是娘在哪方面出了问题。我按党的要求表了态，说她是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她所受到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的，因此，她具有资产阶级的新闻观。
好人和坏人
我认为娘是真正的新闻记者，她对付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就采取了很多办法。她对新闻很敏感，但是这种敏感后来被压抑了。
娘最意气风发的时候还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前。在娘的记者生涯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她对国共和谈及政治协商会议的采访报道。1946年1月，国民政府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那是国共和谈的产物。娘采访了当时的38名政协代表，那时辩论的一个主题是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孰先孰后的问题，38位代表各就此发表意见。代表中最难访问的是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因为他素来谨慎，而且据说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以上。娘连去了三次，这位要人只好与她见面了，但要求娘不写出他的姓名。灵活机智的娘答应了，使对方在访问中感到轻松愉快。娘是守信的人，只在访问记中写“某代表”，但因为访问的其他代表都有名有姓，与总名单一对，便知道“某代表”是谁了。当时有人称赞娘，说她使得一位老练的外交家成为了她这个无冕之王的败将，但娘只淡淡地说：“这只能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
娘在政治上比较单纯。娘在饱经政治风波后，才终于体悟自己的人生：“当时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东跑西跑，混在政治漩涡中，却不懂得政治。”
在重庆时期，娘经过慢慢对比，越来越倾向于共产党。她像小孩似的，常说好人和坏人，认为国民党贪污腐化，不抗日， 搞摩擦，不民主，无自由，尽做坏事，令人愤慨。而共产党说真话，讲道理，有办法，关怀人，做的都是好事。她愿意站在好人一边打击坏人。而好人的一切她都相信。三姨浦安修对她也有影响，三姨抗战时就去了延安，后来嫁给了彭德怀。娘到了重庆，三姨通过关系介绍她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认识。周恩来非常关心娘，娘常去周公馆，把周恩来对形势的看法带回来给报馆，有时《新华日报》不能登的东西，就与娘协商，登在《新民报》上。
娘那时身后常有特务跟踪。后来周恩来和董必武分别撤离南京的时候，娘特别伤心。娘在南京梅园新村共产党代表驻地，到晚上两点都不想走，就是合不得走。后来周恩来勉励她，你还是多读点书吧，她当时做新闻记者那么忙，哪有时间读书啊!到董必武撤退的时候，娘大哭一通，被劝解说，她留在国民党统治区，比到延安发挥的作用大，娘才留下来了。
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
1949年，娘是带着对国民党反对派势不两立的感情和对共产党的热爱、信任步入新社会的。刚解放的时候娘特别高兴，就好像成天沐浴在阳光下，简直就是满心歌唱。你看她刚解放时拍的那张照片，娘胖了，肯定是心情舒畅，这也是她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娘参加了中共召开的第一届政协会议，是以自由职业者代表身份出席的。解放后，她去了面向知识分子读者的《文汇报》。娘的人脉关系特别广，什么事她又特别热心，想给哪儿挂电话抓起来就打，解放后想找中宣部部长，说找就找，还是没有等级观念。娘的朋友说，那会儿他们都觉得浦熙修跑独家新闻的鼻子怎么还那么灵啊，其实言下之意是说形势都变了。
娘很快就陷入苦恼中，当时所有的政治新闻都要用新华社的通稿，娘那个时候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发挥作用，因为她是以发表独家新闻和专访著称的。她未能入党，在政治上有失落感。她因为觉得在北京办事处过于自由，还希望党组织加强对《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领导。可她骨子里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娘所说的自由并不是无组织无纪律，而是要求思想上的独立思考，要做有独立人格的真我。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特殊年代。阶级斗争要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正好娘请了一个地主出身的保姆，我们都劝娘赶紧辞退她。娘就说，她现在已经不是地主了，地已经没了，她凭自己劳动吃饭，为什么不可以?后来迫于压力娘还是把她辞退了。那个时候所有的道德底线就是阶级立场，否则在道德上就要被归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但娘脑袋里就没有这根弦。娘对此接受、“觉悟”得慢。记得报上批判《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等电影，娘多次对我说；她没有这个批判水平，自己身上就存在着这些被批判的人道主义思想。50年代初那些接二连三的批判中，批《武训传》《清官秘史》、批胡适、俞平伯、梁思成，批丁玲、陈企霞，直到反胡风，我后来还专门查了那段时期的《文汇报》，没有看见娘的署名批判文章。
娘曾经是个很开朗的人。被打成右派后，她思想很苦闷，抽烟越来越厉害，娘用写毛笔字来平静自己的情绪。1959年，中央为一部分右派摘帽，其中就包括娘，她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文史资料选辑》。娘意味深长地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娘又当了‘旧闻’记者。”
与历史重逢
《往事并不如烟》那本书在海内外影响非常大，也有个别年轻学者质疑娘揭发罗隆基的行为。他们不了解，一个人的言行处事，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绝非是受到“威胁”“逼迫”而“交代”问题这么简单。在那个年代，党的威信很高，娘又是那么相信党，当组织与周围群众全说你“错”时，只能自己找“错”了。听一位新闻界的老人说：“当她被斗被折磨得伤心落泪的时候，可能只是觉得自己受了冤屈，误解了她。”
1957年，毛泽东点了罗隆基和娘的名后，大会小会开始批斗娘。亲人们也逼她拿出日记，找材料，帮助娘上纲上线，揭发罗隆基。娘的交代材料有些不是她的原话，而是大家“帮助”的结果。当时大姨比较厉害，我也帮着翻箱倒柜找材料。娘自己也被人揭发，我曾问过一些当年揭发我娘的老朋友，说当时你们认为浦熙修是真的反党还是逼不得已?谁都无法应答。
娘曾想以死来抗争，我被党组织派回家，默默地注意她安眠药不要吃多。娘心灵深处滴着血，却又无法倾诉，她还是挺过来了，但是她和罗隆基彻底没有来往了。1965年，罗隆基去世，我不晓得娘是否知道。当时她自己也得了直肠癌，信息来源很少。
对于这段历史，我觉得有篇文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他们都曾经献身或向往一个人民的新中国，一些人被错划为右派恰恰是出于这种理想。当他们被划入另类后，言论、行动，不得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法律、是非、道德标准，都做过一些今天才可以说不必做或不当做的事情。”
娘开追悼会是很晚的，受“两个凡是”的影响，政策的落实仍然困难重重。悼词也几经修改才确定下来。我们提出来请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主持，娘的朋友说，反右最厉害的时候，康克清曾坚持说浦熙修不是右派。
这个心愿达成了。1981年3月19日，娘的追悼会在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举行，娘那些记者朋友们来了，不像是开追悼会，大家高兴啊，久别重逢，就觉得哎呀，浦熙修怎么走啦，怎么没有她呀?!
浦熙修(1910～1970)，民国时期著名女记者，先后供职于《新民报》、香港《文汇报》，采写了不少当时轰动全国的进步报道。她认为，一个记者的职责是“监督社会走向进步方面去”，并身体力行，一直站在民主斗争的前列。1946年，浦熙修在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中遭到国民党特务毒打。1948年，国民党以“共党”嫌疑将她逮捕入狱。毛泽东曾称她为“坐过班房的记者”，在参加开国大典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57年，浦熙修被错划为右派。罪状包括“同罗隆基、徐铸成等一道把文汇报变成反动的宣传工具”“合谋写文章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辩护”等，浦熙修由此结束了新闻记者生涯，抑郁成疾，于1970年含冤去世。1980年，党中央作出改正浦熙修被错划为右派的决定，为她恢复了名誉。
[采访前记]
在20世纪末，浦熙修的女儿袁冬林、儿子袁士杰才有条件将母亲一生中大部分文章收集成册，编辑成《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问世。由浦熙修的亲朋从不同角度着笔的《忆浦熙修》亦获出版，袁冬林写的《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也随后同读者见面，这使得袁冬林的心中稍许有了些安慰。
袁冬林至今保存着两本发黄的病历。在住院号为112936的那页病历记着：“1966年12月10日，今日上午10时余，病房全体休养员召开大会，并写通令，对大右派分子浦熙修批斗，令下午出院。”彼时的浦熙修已经身患直肠癌，病情恶化，但是住院数次都被赶出。1970年4月23日，北医附属人民医院急诊室走廊里，浦熙修苦苦挣扎后醒来，她说：“别费事儿了。”自己拔掉7输氧管子，背自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经受着精神与病痛的双重折磨，她孤独悲凉地走了，身旁没有一个亲人。当时儿女均在外地，昔日故交则大都断了联络。有人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才敢打听浦熙修的下落。连昔日并肩与她作战的名记者彭子冈，曾经在浦熙修身患绝症时候去探望，后来也不无辛酸地回忆，“她和我之间还是1957年的同患难者，若不是领导让我去北京医院探望她，我是不会也不敢去的。”
那些叱咤的风云都抛在身后了。浦熙修是民国时期著名女记者。她曾满怀爱国激情与责任感，疾恶如仇，采写并刊发了大量文章，其中不乏切中时弊的“闯祸”新闻，被誉为“勇于披坚执锐，敢于短兵相接的新闻战士”。1941年12月，香港紧急疏散，许多民主人士未能及时撤离，但是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居然带着洋狗从香港飞抵重庆。浦熙修正好在机场访问，捕捉到这样的消息，如何能在当时国民党严厉的检查制度下刊发出来，浦熙修想尽了办法，她采用了点滴方式，一条一条地写，先写孔夫人来渝，再写重庆忽然多了几条吃牛奶的洋狗的消息……这些消息分头送检，检查后拼起来发表，再加上一个巧妙的标题，于是轰动全国的新闻诞生了，舆论为之大哗。
1957年，以“左派”记者闻名的浦熙修，突然成为了资产阶级大右派。《人民日报》社论指明点7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的浦熙修，说她“是一位能干的女将”，并且说，“罗隆基－浦熙修一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发表了一幅应景漫画：一女子藏脸孔于琵琶后，琵琶上写着“罗隆基立场”，旁白则是“浦熙修自我检查”。1980年6月，党中央为浦熙修恢复了名誉，漫画家华君武寄来了一封迟到的道歉信。“我曾画过一幅漫画讽刺过她，这张漫画现在认识是错误的，也是不应当的，此事久压心头，趁此机会，只好向她的家属表示道歉了。”1997年，华君武发表《邪正自明》一文再度为此道歉，“我画的这幅画，题为‘犹抱琵琶半遮面’，是对浦熙修的不严肃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人格侮辱。”华君武回忆，当时康生说他这张漫画画得好，他还很高兴，但是邓小平看后说，以后不要画这种漫画了。
干戈化为了玉帛，浦熙修却早已在积郁成疾后撒手人寰。1957年，在没顶的政治风暴中，浦熙修反复“检讨”自己，她被迫揭发罗隆基，甚至在亲友的压力下，不得不交出7日记和罗隆基多年来给她的私人信件，以证明自己并无反党之心。而她和罗隆基“十年最亲密的朋友关系”，却因此恩断义绝。浦熙修亦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她病重时，民盟中央派人去看她，当时她提出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把罗隆基给她的十几封私人信件还给她，信件归还后，她非常感激。
自始至终，浦熙修从来没有埋怨过共产党，始终相信毛主席，甚至在生命垂危之际，她还写了一份自传，向党倾诉衷肠，盼望历史给出公正的评价，在剧痛难忍之际，她一段一段地抄写了大量毛泽东的文章和诗词，以求得精神上的支持。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谈我娘的一些片断。直到今天，毛泽东主席为什么点我娘的名还是个不解之谜。那是1957年夏天，我上大学四年级。当时同学拿了一份《中国青年报》给我看，登载了批斗大右派浦熙修的新闻与照片，我吓了一跳，觉得脑袋都大了。娘被特务打过，又被国民党监狱关过，差点牺牲，怎么会反党呢?我真是想不通。但我思想里有一条，相信党，听党的话，肯定是娘在哪方面出了问题。我按党的要求表了态，说她是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她所受到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的，因此，她具有资产阶级的新闻观。
好人和坏人
我认为娘是真正的新闻记者，她对付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就采取了很多办法。她对新闻很敏感，但是这种敏感后来被压抑了。
娘最意气风发的时候还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前。在娘的记者生涯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她对国共和谈及政治协商会议的采访报道。1946年1月，国民政府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那是国共和谈的产物。娘采访了当时的38名政协代表，那时辩论的一个主题是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孰先孰后的问题，38位代表各就此发表意见。代表中最难访问的是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因为他素来谨慎，而且据说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以上。娘连去了三次，这位要人只好与她见面了，但要求娘不写出他的姓名。灵活机智的娘答应了，使对方在访问中感到轻松愉快。娘是守信的人，只在访问记中写“某代表”，但因为访问的其他代表都有名有姓，与总名单一对，便知道“某代表”是谁了。当时有人称赞娘，说她使得一位老练的外交家成为了她这个无冕之王的败将，但娘只淡淡地说：“这只能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
娘在政治上比较单纯。娘在饱经政治风波后，才终于体悟自己的人生：“当时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东跑西跑，混在政治漩涡中，却不懂得政治。”
在重庆时期，娘经过慢慢对比，越来越倾向于共产党。她像小孩似的，常说好人和坏人，认为国民党贪污腐化，不抗日， 搞摩擦，不民主，无自由，尽做坏事，令人愤慨。而共产党说真话，讲道理，有办法，关怀人，做的都是好事。她愿意站在好人一边打击坏人。而好人的一切她都相信。三姨浦安修对她也有影响，三姨抗战时就去了延安，后来嫁给了彭德怀。娘到了重庆，三姨通过关系介绍她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认识。周恩来非常关心娘，娘常去周公馆，把周恩来对形势的看法带回来给报馆，有时《新华日报》不能登的东西，就与娘协商，登在《新民报》上。
娘那时身后常有特务跟踪。后来周恩来和董必武分别撤离南京的时候，娘特别伤心。娘在南京梅园新村共产党代表驻地，到晚上两点都不想走，就是合不得走。后来周恩来勉励她，你还是多读点书吧，她当时做新闻记者那么忙，哪有时间读书啊!到董必武撤退的时候，娘大哭一通，被劝解说，她留在国民党统治区，比到延安发挥的作用大，娘才留下来了。
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
1949年，娘是带着对国民党反对派势不两立的感情和对共产党的热爱、信任步入新社会的。刚解放的时候娘特别高兴，就好像成天沐浴在阳光下，简直就是满心歌唱。你看她刚解放时拍的那张照片，娘胖了，肯定是心情舒畅，这也是她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娘参加了中共召开的第一届政协会议，是以自由职业者代表身份出席的。解放后，她去了面向知识分子读者的《文汇报》。娘的人脉关系特别广，什么事她又特别热心，想给哪儿挂电话抓起来就打，解放后想找中宣部部长，说找就找，还是没有等级观念。娘的朋友说，那会儿他们都觉得浦熙修跑独家新闻的鼻子怎么还那么灵啊，其实言下之意是说形势都变了。
娘很快就陷入苦恼中，当时所有的政治新闻都要用新华社的通稿，娘那个时候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发挥作用，因为她是以发表独家新闻和专访著称的。她未能入党，在政治上有失落感。她因为觉得在北京办事处过于自由，还希望党组织加强对《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领导。可她骨子里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娘所说的自由并不是无组织无纪律，而是要求思想上的独立思考，要做有独立人格的真我。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特殊年代。阶级斗争要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正好娘请了一个地主出身的保姆，我们都劝娘赶紧辞退她。娘就说，她现在已经不是地主了，地已经没了，她凭自己劳动吃饭，为什么不可以?后来迫于压力娘还是把她辞退了。那个时候所有的道德底线就是阶级立场，否则在道德上就要被归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但娘脑袋里就没有这根弦。娘对此接受、“觉悟”得慢。记得报上批判《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等电影，娘多次对我说；她没有这个批判水平，自己身上就存在着这些被批判的人道主义思想。50年代初那些接二连三的批判中，批《武训传》《清官秘史》、批胡适、俞平伯、梁思成，批丁玲、陈企霞，直到反胡风，我后来还专门查了那段时期的《文汇报》，没有看见娘的署名批判文章。
娘曾经是个很开朗的人。被打成右派后，她思想很苦闷，抽烟越来越厉害，娘用写毛笔字来平静自己的情绪。1959年，中央为一部分右派摘帽，其中就包括娘，她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文史资料选辑》。娘意味深长地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娘又当了‘旧闻’记者。”
与历史重逢
《往事并不如烟》那本书在海内外影响非常大，也有个别年轻学者质疑娘揭发罗隆基的行为。他们不了解，一个人的言行处事，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绝非是受到“威胁”“逼迫”而“交代”问题这么简单。在那个年代，党的威信很高，娘又是那么相信党，当组织与周围群众全说你“错”时，只能自己找“错”了。听一位新闻界的老人说：“当她被斗被折磨得伤心落泪的时候，可能只是觉得自己受了冤屈，误解了她。”
1957年，毛泽东点了罗隆基和娘的名后，大会小会开始批斗娘。亲人们也逼她拿出日记，找材料，帮助娘上纲上线，揭发罗隆基。娘的交代材料有些不是她的原话，而是大家“帮助”的结果。当时大姨比较厉害，我也帮着翻箱倒柜找材料。娘自己也被人揭发，我曾问过一些当年揭发我娘的老朋友，说当时你们认为浦熙修是真的反党还是逼不得已?谁都无法应答。
娘曾想以死来抗争，我被党组织派回家，默默地注意她安眠药不要吃多。娘心灵深处滴着血，却又无法倾诉，她还是挺过来了，但是她和罗隆基彻底没有来往了。1965年，罗隆基去世，我不晓得娘是否知道。当时她自己也得了直肠癌，信息来源很少。
对于这段历史，我觉得有篇文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他们都曾经献身或向往一个人民的新中国，一些人被错划为右派恰恰是出于这种理想。当他们被划入另类后，言论、行动，不得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法律、是非、道德标准，都做过一些今天才可以说不必做或不当做的事情。”
娘开追悼会是很晚的，受“两个凡是”的影响，政策的落实仍然困难重重。悼词也几经修改才确定下来。我们提出来请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主持，娘的朋友说，反右最厉害的时候，康克清曾坚持说浦熙修不是右派。
这个心愿达成了。1981年3月19日，娘的追悼会在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举行，娘那些记者朋友们来了，不像是开追悼会，大家高兴啊，久别重逢，就觉得哎呀，浦熙修怎么走啦，怎么没有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