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軍
　　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定价：118元
　　近年来，“新冷战”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国之间围绕利益和权力展开的对抗、国际政治中出现的对峙和遏制，似乎重演着冷战年代的是是非非。面对新产生的“世界是否（或在何种意义上）会进入新冷战时代”“目前国际紧张状态中有哪些因素来自冷战年代”“国际局势今后将如何发展和演变”等问题，人们只有通过思考过去的经验教训，才能做出合乎逻辑的解答。
　　牛军教授是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史领域目前最具权威性的学者之一，《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一书是他在这一领域的又一部力作，也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迄今已出版15部）中因其现实意义而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史学专著。
　　从大方向上看，中国在冷战时期的战略决策主要是如何确定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相互对抗的超级大国的关系，以及如何把握立场转换的时机。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有共同革命经历和都身处冷战时代的最高领导人，先后为中国选择了不同的富强之路。他们在各自领导中国的不同阶段上，做出过非常不同的战略选择，包括不同的联盟和基于不同战略动机的局部战争。”这在根本上取决于他们对世界政治的基本观察，对时代特征的基本判断。
　　在冷战初期，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和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革命与战争”时代的到来。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向苏联“一边倒”，固然包含着如何巩固政权和建立新中国的非常现实的诉求，但也充分显示了他作为革命领导者对时代的看法以及长期在党内灌输这种理念所产生的历史惯性。到上世纪60年末70年代初，毛泽东决定与主要的革命对象美国和解，其主要出发点是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改变了对时代特征的认知。尽管毛泽东只是打开了对美关系的大门，而没有走出去，但是如果不是他的这个选择，任何后人都很难迈出这一步。历史的渐进性表现为发展进程的连续性，邓小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确定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而作为这一战略决策的出发点，则是认识到时代的特征已经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意识形态的对抗是冷战的基本特征之一，也对冷战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美苏及其支持者都“拥有坚定的信念”，认为自己“代表着人类的终极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梅尔文·莱夫勒所谓的“人心之争”。然而，如果进一步认为这样就可以把意识形态作为战略决策既定的起点和目的，就大错特错了。
　　在通常情况下，意识形态在处理对外关系中主要发挥的是其工具性功能——论证已确定的外交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为实现决策目标进行动员和宣传。把决策工具作为决策目标显然是荒谬的。把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政策选择的标准，最典型的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而后果却造成了中国外交空间的极度萎缩和国际地位的大幅下降。与此相反，在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决策中，最根本的起点和终点就是结束双方不正常的国家关系——将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作为国家间关系的核心，以及由此导致的将保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作为维系双边关系的关键纽带，代之以普遍适用的国家关系准则。正是在战略决策中秉持这样一种原则，中国外交才最后摆脱了“非此即彼”的战略思维模式，建构起中美苏三边互动的“战略均势”概念。
　　作者提出了“战略的本质是管理”这一命题。书中举出了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第一个是在援越抗美过程中积极与美国展开国际危机管理，以避免中国加强援越导致对方误判而发生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具体做法就是选择美国的盟友英国（而不是像朝鲜战争期间选择亲中国的印度）来传递信息，从而增加了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互信度。正如作者所说：“中美最初的‘互信’恰恰体现在一次次成功化解危机的外交沟通之中，尽管双方这时仍然是充满了敌意的。”
　　第二个是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中国决策者特别是邓小平本人对战略决策过程进行的有效控制，其复杂性和鲜明的特点在其他各战略决策案例中并不多见”。在中国决策系统内部出现不同意见并反复出现讨论和凝聚共识的过程中，邓小平坚持将“正常化”界定为追求国家安全战略利益，“坚决地排除那些听起来‘正确’的坐而论道的干扰”。通过这样的有效管控，使中国在那时的“大三角”结构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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