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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培 中国当代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国际私法领域的权威学者。1945年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的邀请，回国担任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历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武汉大学副教务长。1980年，创建全国高校中的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创建全国唯一的环境法研究所。
雪后的珞珈山，显得分外妖娆，在山下的居民楼中，我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韩老先生。先生虽已届98岁高龄，但仍精神矍铄，对于我们的到来，先生脸上洋溢着悦然之情，先后与我们三次握手。在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先生感慨万千，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起武汉大学法律系重建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知道，这其中凝结着先生毕生的心血。而在谈到那段苦难的岁月时，先生仍付之爽朗的笑，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先生那乐观的态度和超脱的情怀!
习法之路
“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无愧于我的速择”，如今已是一代法学大家的韩德培如此评价当年自己的选择。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原来并没有学习法律，为什么到了南京中央大學以后改学法律呢?
韩德培(以下简称“韩”)：我本来不是学习法律的，但是听了法律系主任的讲课后改变了，他课讲得非常好，不仅法律系的学生听，连外系的学生也去听他的课。我听了他的课以后，觉得学习法律很有道理，因此改学法律。这个教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的名字叫谢冠生。当时他既在政府里任职，同时又是法律系的系主任。他先在司法院担任秘书长，后来担任部长，还曾留学法国，课讲得的确好，受他的影响，我选择了法律系。
记：好像您以前是在史政系?
韩：是的。先在历史系后在政治系，然后改学法律。
记：中国因此少了一名历史学家而多了一名杰出的法学家(笑)。1940年，您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仅仅过了两年，您就获得了国际私法的硕士学位。作为一个外国人，您当时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韩：我考取的是中英庚款留学生，当时非常不容易，只有一个名额。本来是到剑桥大学学习，可是英国发生战争，就去不成了。在国内待了一年，后来他们决定让我到加拿大去，所以就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去学习，多伦多大学是加拿大最大的一所大学。我去那里学了两年，第一年学普通法，包括契约法、财产法等，根据普通法系来学。第二年学国际私法，写论文，我写了一篇论文，导师看了以后很满意，当时很顺利地通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这是当时多伦多大学法学范围内最高的学位。
记：那您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什么?
韩：题目是《国际私法上的实体与程序问题》，对于这篇论文，导师很满意，没有改一个字就顺利通过了。
记：1942年，您获得这个学位以后，又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当时是怎么想到继续去美国的呢?
韩：这倒不是预先规划的，因为我们到国外去只能待三年，两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还余下一年，于是就转到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学习研究，一般来说，到国外去大家都是为了读到一个学位，而我只余下一年时间，再读学位的话时间也不够，同时我觉得再读学位也没有必要。到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后，第一感觉就是，法学院的图书真是丰富!于是，我决心在那里做研究。作为特殊研究生，不读学位，只做研究，接下来，我可以用日文、德文，法文看书，于是我整天泡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图书馆里，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一年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不能回来，于是继续留下做研究。这样，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一共待了三年时间，在此期间，我做了大量的笔记，主要涉及三个学科：国际私法、国际公法，法理学。我也去听过这方面的教授讲课，这对我帮助很大。可以说，在哈佛大学三年，我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太平洋战争一结束，我就回来了，当然，大量的笔记都随身带回来了。
落户珞珈山
韩德培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系教授张培刚及世界史学家、历史系教授吴于廑，被哈佛的中国同学戏称武汉大学周鲠生校长邀请的“哈佛三剑客”。
记：1945年，您到武汉大学任教，能给我们说说这当中的故事吗?
韩：我回国前，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先生正好在美国，他就到哈佛大学去为武汉大学找教师。我听说武汉大学法学院在国内相当好，出版的刊物《社会科学季刊》也相当有质量，周鲠生先生自己写的论文就非常好，我每期都看。因此我对武汉大学法学院印象特别好，周先生邀我去，我说：“好，我一定来，”后来浙江大学也邀我去担任其法学院院长和法律系主任，我只能说对不起了。我到武汉大学后，浙大还写信给周校长，希望能让我过去，后来就让李浩培去了浙江大学，
记：您当时选择到武汉大学除了周校长的邀请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韩：武汉大学渊源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里汇聚了一大批法学精英，是中国法学研究的重镇。武汉大学图书，馆的法学书籍非常多，各种期刊都有，所以我觉得武汉大学是一个可以做学问的地方。这里不仅环境非常好，学术空气也非常浓厚。我来到这里的第二年，就担任了法律系的系主任，然后就一直做下去，一直到1957年，武汉大学法律系并到其他院校后。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在这次运动中，我被“整顿”了20年，所以武汉大学的法律系也停办了20年。右派帽子摘掉以后，武汉大学没有法律系，我到外文系去教英语。后来“文化大革命”又把我划成右派，说我讲外文，替资本主义国家涂脂抹粉，是在反动，就第二次把我划成右派。在中国高校里面，两次被划成右派的，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了，不过以后我被彻底地平反，说老实话，一点问题也没有，不管是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工作也好、为人也好。可是整整耽搁了20年之久，我相信，将来问题会搞清楚的，我相信，这段不正常的历史总有一天会纠正的，我有这个信心，所以我才能咬紧牙渡过难关，这在当时也很不容易，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很大，但我坚持下来了。
记：您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正好也想向您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么，您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打成右派的?
韩：那个时候，我在武汉大学主持法律系工作以后，还兼任教务工作，当时，有一个学校党委副书记(同时兼任人事工作)。此人非常粗暴，老实讲，他的文化水平相当低，政治水平也不高，他常常粗暴地对待学生，将学生开除，我主管教务，在一次学校的常委会上我表示不赞同他这样做，我说：“年轻人有时候犯错误，主要是靠教育来改正错误，怎么能动不动就开除呢?在旧社会，你开除学生，这个学生以后就找不到工作了，在这个问题上要慎重啊。”所以我坚决反对。我在常委会上一讲，常委会同意我的意见， 他的意见就没通过，像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我们时常针锋相对。他恨透我了。
此人还是肃反办公室的主任，想把我打成反革命，被我发现了，我就向教育部反映，当时教育部有同志到武汉大学来，我就跟他反映，武汉大学我不能待下去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有人怀疑我是反革命分子。他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向教育部的同志反映了一下，他说：“你不能离开武汉大学，你的工作非常重要，这个问题党内会解决，你就专心工作好了。”于是在党内会议上将他(党委副书记)狠狠地批了一通，并让他向我赔礼道歉。过了些时候，他到我家来看过我。我想他是被迫的，这下不得了了，他岂不是更恨我了。我就向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说：“我不能在武汉大学待下去了，这样下去将来对我会很不利的。”但李校长无论如何不让我走，他说：“有我在这里主持工作，会有什么不好呢?”我说：“这不是您的问题啊，您老人家留我是一片好意，将来会害了我的。”总之，最后李校长坚决不让我走。
果不其然，“反右”斗争来了，那个家伙成了“反右”办公室的主任。我在劫难逃啊，他捏造我的罪状，将我划成右派，给我编排的罪状就是：态度极度恶劣；做检讨的时候没有讲清楚自己的罪行。我把他们捏造的罪状一条一条加以反驳，有些谎话当场被我戳穿后，全场哄堂大笑。我的罪状是——态度极度恶劣。右派就是这样来的吗?这不是笑话吗?把我划成右派之后就将我送到劳改农场去劳改，之后一家的生活显得艰难了些。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当时中国加入了联合国，要将联合国的一些文件翻译成中文，教育部就把这一工作委托给了武汉大学外文系，外文系就送到农场去。要我负责翻译，当时在农场里还有好几个是教英文的，我就把他们组织起来翻译，这个工作做完以后，教育部认为翻译的质量很好，对武汉大学进行了表扬。“四人帮”垮台后，学校要恢复法律系，又非让我做系主任不可。结果我做了法律系的主任。当时，我爱人说：“你过去做领导工作，吃了很多亏。什么主任都不要做，专门教教书吧。”我说：“不行啊，现在学校里没有我来主持，恐怕法律系恢复不过来!这样吧，我把法律系恢复起来，先把架子架好。”結果我这主任一做，就长期做下去了。
情系武大
北京大学曾多次希望调韩德培去任教，“房子、调动手续都办好了，我也打好包裹准备走，可学校不放。最终，我留下来，并重建武大法律系。”之后的1980年，韩德培在武大建立了全国首个国际法研究所；一年后，又建立了亚洲第一个环境法研究所。
记：1952年的院系调整，您亲身经历过，那么能否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韩：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我代表学校去参加讨论。当时国家把很多学校的法律系都取消了，中南地区好几所大学都有法律系，我就把其中一些优秀教授统统调到武汉大学来了。同时，我还通过教育部把中国人民大学刚毕业的一批研究生调过来。所以那个时候的师资力量也是相当的强，老中青三代都有，武汉大学的法律系不但没有被取消，反而还大大地发展了，我认为这种情况非常好。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已经被取消了，西方的法学理论该如何对待，中国的法律教育怎么走呢?我有些困惑，就想到了董必武老先生，当时中央的政法工作由董老主持，我就写信请教。
其实，早前我留美时就曾经跟董老通过信，这件事我很少跟别人提起过。1945年秋，建立联合国的筹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有一次到纽约去演讲，有些亲国民党的留学生到会上捣乱，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就写了封信给董老，我表示，这一部分人不能代表所有的留美学生，我不同意这些人的做法。同时，因为我知道董老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在信里我还向董老请教：将来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研究法学?董老马上回信给我，是用钢笔亲自书写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讲得很好，他说：“你研究法学很好，将来中国要进行法治，研究法律要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中国的实际。”
对这次的请教，董老的回信是：我们现在学习苏联，所以办法律教育也要学习苏联，坦承而明了。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对苏联方面的情况作全面了解，对法律系进行了很大的改革，从学习马列主义开始，完全地加以改革，所以改革法律系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后来我好几次写信给董老，他都亲自回复。有一次他到武汉来，我去看过他，老人家态度非常好，虽然地位很高，但一点架子也没有，无形之中，我们形成了很好的关系。这一点我从来都不讲，怕人家说我吹牛呢(笑)。
记：您刚才谈到了废除“六法全书”，那么您能否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韩：解放前我们教的那些“六法全书”，现在台湾还在用。说老实话，这些书法律的水平是相当的高，解放后，马列主义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反动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时的民法典，即使现在看起来也相当好，并非是完全违反马列主义的。但那时候不能这样讲啊，废除就废除了，根本不能提啊。
记：1979年以后，武大法律系在您的主持下得以重建，后来您主持创办了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那么您能否对20多年来国际法学科的发展作一下总结呢?
韩：国际法有三个学科：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这三个学科齐头并进，都要重视。国际法研究所成立后，我从各方面收集人才，培养了很多的研究生，这个研究所已经成为人文社会学科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国际法方面的重点研究基地。环境法研究所也是如此，中国本来没有环境法这个学科，是我提出建议把环境法作为一个学科，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只搞经济建设，不搞环境保护，那将后患无穷啊。外国有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那就是用法律手段来治理环境保护，非常有效，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环境法应该成为一个重点学科，在我向教育部作出建议后，环境法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大学里也开设了环境法这门课程，我还主编了环境保护法的大学教材，现在已经是第五版了，效果非常好，有人评价这一部书是“少有的经典教材”，将它评价得非常高。武汉大学的环境法研究所也是国家的重点研究基地，这两个研究所也是武汉大学的重要支柱。
看得出来，先生对此甚感欣慰和自豪。
编辑：孙薇薇
雪后的珞珈山，显得分外妖娆，在山下的居民楼中，我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韩老先生。先生虽已届98岁高龄，但仍精神矍铄，对于我们的到来，先生脸上洋溢着悦然之情，先后与我们三次握手。在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先生感慨万千，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起武汉大学法律系重建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知道，这其中凝结着先生毕生的心血。而在谈到那段苦难的岁月时，先生仍付之爽朗的笑，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先生那乐观的态度和超脱的情怀!
习法之路
“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但我无愧于我的速择”，如今已是一代法学大家的韩德培如此评价当年自己的选择。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原来并没有学习法律，为什么到了南京中央大學以后改学法律呢?
韩德培(以下简称“韩”)：我本来不是学习法律的，但是听了法律系主任的讲课后改变了，他课讲得非常好，不仅法律系的学生听，连外系的学生也去听他的课。我听了他的课以后，觉得学习法律很有道理，因此改学法律。这个教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的名字叫谢冠生。当时他既在政府里任职，同时又是法律系的系主任。他先在司法院担任秘书长，后来担任部长，还曾留学法国，课讲得的确好，受他的影响，我选择了法律系。
记：好像您以前是在史政系?
韩：是的。先在历史系后在政治系，然后改学法律。
记：中国因此少了一名历史学家而多了一名杰出的法学家(笑)。1940年，您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仅仅过了两年，您就获得了国际私法的硕士学位。作为一个外国人，您当时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韩：我考取的是中英庚款留学生，当时非常不容易，只有一个名额。本来是到剑桥大学学习，可是英国发生战争，就去不成了。在国内待了一年，后来他们决定让我到加拿大去，所以就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去学习，多伦多大学是加拿大最大的一所大学。我去那里学了两年，第一年学普通法，包括契约法、财产法等，根据普通法系来学。第二年学国际私法，写论文，我写了一篇论文，导师看了以后很满意，当时很顺利地通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这是当时多伦多大学法学范围内最高的学位。
记：那您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什么?
韩：题目是《国际私法上的实体与程序问题》，对于这篇论文，导师很满意，没有改一个字就顺利通过了。
记：1942年，您获得这个学位以后，又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当时是怎么想到继续去美国的呢?
韩：这倒不是预先规划的，因为我们到国外去只能待三年，两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还余下一年，于是就转到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学习研究，一般来说，到国外去大家都是为了读到一个学位，而我只余下一年时间，再读学位的话时间也不够，同时我觉得再读学位也没有必要。到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后，第一感觉就是，法学院的图书真是丰富!于是，我决心在那里做研究。作为特殊研究生，不读学位，只做研究，接下来，我可以用日文、德文，法文看书，于是我整天泡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图书馆里，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一年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不能回来，于是继续留下做研究。这样，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一共待了三年时间，在此期间，我做了大量的笔记，主要涉及三个学科：国际私法、国际公法，法理学。我也去听过这方面的教授讲课，这对我帮助很大。可以说，在哈佛大学三年，我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太平洋战争一结束，我就回来了，当然，大量的笔记都随身带回来了。
落户珞珈山
韩德培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系教授张培刚及世界史学家、历史系教授吴于廑，被哈佛的中国同学戏称武汉大学周鲠生校长邀请的“哈佛三剑客”。
记：1945年，您到武汉大学任教，能给我们说说这当中的故事吗?
韩：我回国前，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先生正好在美国，他就到哈佛大学去为武汉大学找教师。我听说武汉大学法学院在国内相当好，出版的刊物《社会科学季刊》也相当有质量，周鲠生先生自己写的论文就非常好，我每期都看。因此我对武汉大学法学院印象特别好，周先生邀我去，我说：“好，我一定来，”后来浙江大学也邀我去担任其法学院院长和法律系主任，我只能说对不起了。我到武汉大学后，浙大还写信给周校长，希望能让我过去，后来就让李浩培去了浙江大学，
记：您当时选择到武汉大学除了周校长的邀请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韩：武汉大学渊源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里汇聚了一大批法学精英，是中国法学研究的重镇。武汉大学图书，馆的法学书籍非常多，各种期刊都有，所以我觉得武汉大学是一个可以做学问的地方。这里不仅环境非常好，学术空气也非常浓厚。我来到这里的第二年，就担任了法律系的系主任，然后就一直做下去，一直到1957年，武汉大学法律系并到其他院校后。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在这次运动中，我被“整顿”了20年，所以武汉大学的法律系也停办了20年。右派帽子摘掉以后，武汉大学没有法律系，我到外文系去教英语。后来“文化大革命”又把我划成右派，说我讲外文，替资本主义国家涂脂抹粉，是在反动，就第二次把我划成右派。在中国高校里面，两次被划成右派的，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了，不过以后我被彻底地平反，说老实话，一点问题也没有，不管是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工作也好、为人也好。可是整整耽搁了20年之久，我相信，将来问题会搞清楚的，我相信，这段不正常的历史总有一天会纠正的，我有这个信心，所以我才能咬紧牙渡过难关，这在当时也很不容易，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很大，但我坚持下来了。
记：您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正好也想向您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么，您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打成右派的?
韩：那个时候，我在武汉大学主持法律系工作以后，还兼任教务工作，当时，有一个学校党委副书记(同时兼任人事工作)。此人非常粗暴，老实讲，他的文化水平相当低，政治水平也不高，他常常粗暴地对待学生，将学生开除，我主管教务，在一次学校的常委会上我表示不赞同他这样做，我说：“年轻人有时候犯错误，主要是靠教育来改正错误，怎么能动不动就开除呢?在旧社会，你开除学生，这个学生以后就找不到工作了，在这个问题上要慎重啊。”所以我坚决反对。我在常委会上一讲，常委会同意我的意见， 他的意见就没通过，像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我们时常针锋相对。他恨透我了。
此人还是肃反办公室的主任，想把我打成反革命，被我发现了，我就向教育部反映，当时教育部有同志到武汉大学来，我就跟他反映，武汉大学我不能待下去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有人怀疑我是反革命分子。他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向教育部的同志反映了一下，他说：“你不能离开武汉大学，你的工作非常重要，这个问题党内会解决，你就专心工作好了。”于是在党内会议上将他(党委副书记)狠狠地批了一通，并让他向我赔礼道歉。过了些时候，他到我家来看过我。我想他是被迫的，这下不得了了，他岂不是更恨我了。我就向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说：“我不能在武汉大学待下去了，这样下去将来对我会很不利的。”但李校长无论如何不让我走，他说：“有我在这里主持工作，会有什么不好呢?”我说：“这不是您的问题啊，您老人家留我是一片好意，将来会害了我的。”总之，最后李校长坚决不让我走。
果不其然，“反右”斗争来了，那个家伙成了“反右”办公室的主任。我在劫难逃啊，他捏造我的罪状，将我划成右派，给我编排的罪状就是：态度极度恶劣；做检讨的时候没有讲清楚自己的罪行。我把他们捏造的罪状一条一条加以反驳，有些谎话当场被我戳穿后，全场哄堂大笑。我的罪状是——态度极度恶劣。右派就是这样来的吗?这不是笑话吗?把我划成右派之后就将我送到劳改农场去劳改，之后一家的生活显得艰难了些。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当时中国加入了联合国，要将联合国的一些文件翻译成中文，教育部就把这一工作委托给了武汉大学外文系，外文系就送到农场去。要我负责翻译，当时在农场里还有好几个是教英文的，我就把他们组织起来翻译，这个工作做完以后，教育部认为翻译的质量很好，对武汉大学进行了表扬。“四人帮”垮台后，学校要恢复法律系，又非让我做系主任不可。结果我做了法律系的主任。当时，我爱人说：“你过去做领导工作，吃了很多亏。什么主任都不要做，专门教教书吧。”我说：“不行啊，现在学校里没有我来主持，恐怕法律系恢复不过来!这样吧，我把法律系恢复起来，先把架子架好。”結果我这主任一做，就长期做下去了。
情系武大
北京大学曾多次希望调韩德培去任教，“房子、调动手续都办好了，我也打好包裹准备走，可学校不放。最终，我留下来，并重建武大法律系。”之后的1980年，韩德培在武大建立了全国首个国际法研究所；一年后，又建立了亚洲第一个环境法研究所。
记：1952年的院系调整，您亲身经历过，那么能否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韩：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我代表学校去参加讨论。当时国家把很多学校的法律系都取消了，中南地区好几所大学都有法律系，我就把其中一些优秀教授统统调到武汉大学来了。同时，我还通过教育部把中国人民大学刚毕业的一批研究生调过来。所以那个时候的师资力量也是相当的强，老中青三代都有，武汉大学的法律系不但没有被取消，反而还大大地发展了，我认为这种情况非常好。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已经被取消了，西方的法学理论该如何对待，中国的法律教育怎么走呢?我有些困惑，就想到了董必武老先生，当时中央的政法工作由董老主持，我就写信请教。
其实，早前我留美时就曾经跟董老通过信，这件事我很少跟别人提起过。1945年秋，建立联合国的筹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有一次到纽约去演讲，有些亲国民党的留学生到会上捣乱，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就写了封信给董老，我表示，这一部分人不能代表所有的留美学生，我不同意这些人的做法。同时，因为我知道董老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在信里我还向董老请教：将来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研究法学?董老马上回信给我，是用钢笔亲自书写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讲得很好，他说：“你研究法学很好，将来中国要进行法治，研究法律要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中国的实际。”
对这次的请教，董老的回信是：我们现在学习苏联，所以办法律教育也要学习苏联，坦承而明了。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对苏联方面的情况作全面了解，对法律系进行了很大的改革，从学习马列主义开始，完全地加以改革，所以改革法律系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后来我好几次写信给董老，他都亲自回复。有一次他到武汉来，我去看过他，老人家态度非常好，虽然地位很高，但一点架子也没有，无形之中，我们形成了很好的关系。这一点我从来都不讲，怕人家说我吹牛呢(笑)。
记：您刚才谈到了废除“六法全书”，那么您能否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韩：解放前我们教的那些“六法全书”，现在台湾还在用。说老实话，这些书法律的水平是相当的高，解放后，马列主义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反动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时的民法典，即使现在看起来也相当好，并非是完全违反马列主义的。但那时候不能这样讲啊，废除就废除了，根本不能提啊。
记：1979年以后，武大法律系在您的主持下得以重建，后来您主持创办了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那么您能否对20多年来国际法学科的发展作一下总结呢?
韩：国际法有三个学科：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这三个学科齐头并进，都要重视。国际法研究所成立后，我从各方面收集人才，培养了很多的研究生，这个研究所已经成为人文社会学科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国际法方面的重点研究基地。环境法研究所也是如此，中国本来没有环境法这个学科，是我提出建议把环境法作为一个学科，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只搞经济建设，不搞环境保护，那将后患无穷啊。外国有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那就是用法律手段来治理环境保护，非常有效，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环境法应该成为一个重点学科，在我向教育部作出建议后，环境法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大学里也开设了环境法这门课程，我还主编了环境保护法的大学教材，现在已经是第五版了，效果非常好，有人评价这一部书是“少有的经典教材”，将它评价得非常高。武汉大学的环境法研究所也是国家的重点研究基地，这两个研究所也是武汉大学的重要支柱。
看得出来，先生对此甚感欣慰和自豪。
编辑：孙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