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自国家档案局提出：建立覆盖广大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和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后，大家都觉得建立这两个体系，既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又是衡量档案事业是否科学发展的标准。不过什么叫方便广大人民群众，怎样做才算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却是众口不一，甚至针锋相对。
　　曹老师：说到档案事业的科学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似乎难有客观的标准。就以档案有偿使用而论，圈内人不但赞成者居多，还把理由讲的头头是道；圈外人则正好相反。再以档案馆的作息时间而论，圈外人对双休日不开馆颇多微词，可至今没有一家档案馆像图书馆、博物馆那样能做到全天候开放。原因就在于档案馆自有档案馆的说法。
　　吉先生：这里有一个档案馆的定位问题，尽管理论上，国家各级综合档案馆都是公共档案馆，但实际上眼下还做不到。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从。有的档案馆说是开放了某某档案，但仍把只有一纸身份证的普通公民拒之门外。这种需要一定级别介绍信的“开放”，远非一个公共档案馆对公民的开放。所以，要实现档案事业的科学发展，必先从确定档案馆的定位做起。
　　胡先生：说起档案馆的定位问题，其实《档案法》第八条早有明文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但法律规定是一回事，人的认识又是一回事。尤其在局馆合一的体制下，档案人扮演着双重角色，如果偏重档案馆是“政府机关”，那档案馆的科学发展应该什么样子，也就难说了。
　　叶超：我以为即便把档案馆定位于“文化事业机构”，也不可能一律对公众开放。我把如今的档案馆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档案馆，如区县档案馆，此类是多数，是不折不扣的“文化事业机构”，当然应该向公众开放。另一类则是少数存放国家特别机密档案的处所，虽然也叫档案馆，实际是高保密单位。因之这类档案馆不仅不能对公众开放，还应远离公众的视线，以免引起公众的误会。
　　李应：我觉得不管把档案馆划分几类，都说明尽管提出了建立两个体系的问题，但真要做到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用，恐怕其过程漫长而又曲折。档案馆不是图书馆，需要保密的东西不少，而且越是高层次的档案馆，需要保密的东西越多。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这样的档案馆对普通公众开放，别说借阅档案，就是参观，也要冒大的风险。一旦出事，谁负责，冒着风险开放，恐怕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宗旨。
　　曾先生：我还是要提建立方便广大人民群众档案利用体系的问题，如果档案馆(特别是区县档案馆，那里应该极少有什么超级的国家机密)总是强调自身的困难，不能像图书馆那样全天候地开放，即双休日、节假日和晚间都对公众开放，那怎么能说是方便群众，特别是方便上班族呢?图书馆能做到的事，为什么档案馆就做不到?要说困难，干啥都有困难。大庆人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档案人为什么不能学一学大庆人呢?
　　杜先生：说到大庆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事。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要更多地讲“以人为本”和“统筹兼顾”。如果仍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倡导“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很可能就是硬上、蛮上、瞎上，这种上法，您说符合科学发展观吗?
　　田秀英：现在几乎所有档案馆都按照机关作息时间办公，且不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只说这么做必有这么做的道理。众所周知，档案馆的编制是按照每周五个工作日配备的，如果全天候开放，势必要采取如下措施：或增人，因此带来编制和经费的增加；或不增人，但因增加了工作时间，应按劳动法支付相应加班费；或不增人，也不支付加班费，这就要削减其他方面的工作量。当然也可以采取义务劳动的办法，但只能偶尔为之，否则有违劳动法之嫌。上述问题都非档案馆自身可以解决，更非档案馆自身头脑一热，想创造条件就能创造的。
　　李贺英：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而科学的发展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落实政策、编史修志的高潮过后，不少档案馆已经是门可罗雀。加之，对档案馆提出全天候开放需求的只是极少数人，并非广大民众。因此，档案馆现在就搞全天候开放，未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甚至给人作秀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