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日本侵略军开进英法租界。1941年12月15日凌晨5时，十余个便衣人员闯进法租界霞飞路许广平先生的家，抄走了部分《鲁迅日记》手稿和书刊，打成两大包，押着许先生关进了北四川路日本宪兵队总部。1942年2月27日，又将她转移至臭名昭著的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务机关。
　　许先生被囚受难76天，直到1942年3月1日才获释放。
　　囚禁期间，许先生决心“无论如何要挣扎着活下去，要留作生命等待，等待在可能的时刻，向识与不识者，把遭遇记录下来，做一个血的抗议，抗议那些法西斯野兽”。后来，她把这段经历，写成约五万字的《遭难前后》，记录了在牢狱中与日敌作不屈不挠斗争的经过。《遭难前后》先在郑振铎、蒋天佑主编的《民主》上陆续发表（1945年12月15日至1946年3月23日《民主》第十期至二十三期）。1947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印成单行本，郑振铎在该书序文中说：“这是中华儿女们最好的一个伟大模范，值得千百年后的人诵读的。”
　　日寇侵华后，许先生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斗争中，义卖募款，办难民收容所，掩护和帮助爱国志士，和新四军保持秘密联系，常在报刊上发表抗日言论。敌人知道她是鲁迅的夫人，和文化界人士有广泛的联系，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把“抗日分子”一网打尽。她被关押在囚室里，敌人用“欺、吓、哄、诱”种种手段，折磨殴打，脱衣侮辱，甚至上电刑，就是想突破她的防线，取得情报线索。许先生在《遭难前后》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从紫色的锦袋里拔出三尺长的军刀，架在我面颊上：“说不说，不说就杀掉你！”我定着眼睛没有任何表示，死了比活受罪爽快，我何必怕？
　　上电刑，把笔管触动发电机，滋滋声的电流，从电线走到马蹄形的铁圈上，走到贴肉的手腕上，通过脑神经，走到全身，个个细胞遭到电的炙烧，大小神经遭到电殛的震晕，通过血管，走入骨髓，全身发生剧烈的变化……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一时，通一次电，停一阵，追问口供一阵，再电，再问，大约有十几次了，双方在比赛韧度，自然是我的身体吃亏的……唯独电刑过后，把胃却弄糟了，整天从胸部发闷到沸腾翻滚，一直想呕吐，却又不大吐得出……
　　许广平先生抱着“身体可以死去，灵魂却要健康地活着”的信念，用“自己的生命来保障无数朋友和同道者的生命与安全”。在受刑最艰难的时候，她牢记四句话：“牺牲自己，保全别人；牺牲个人，保全团体”，坚贞不屈，表现了中国人崇高的气节。郑振铎说：“我们以安存隐藏着，躲过了这悠久的四年，可以说完全是食她之赐。”表达了对她的敬仰和感激之情！
　　铭记不可忘却的历史，永珍和平，自强不息，走向未来！
　　（作者系民进中央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