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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新时代的支边青年，他们曾像半个世纪前他们的前辈一样兴奋过，苦闷过，懊悔过，但生活的磨难让他们渐渐成熟，他们也渐渐热爱上了这片土地。
进入杨毅夫妇俩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四团阳光小区的新房后，记者之前先入为主的观念随即灰飞烟灭。
80余平方米的住房宽敞明亮，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和日用器具应有尽有，室内装潢绝不亚于内地的白领阶层家庭。这一令人欣慰的居住条件，给记者在十四团的两天采访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两年前，兵团大部分职工还居住在干打垒的土坯房和低矮的砖瓦房中，场区的道路没有路灯，到了晚上黑漆漆的哪也不敢去。如今，建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地窝子已经绝迹，破败的土坯房也正在逐渐消失，退出人们的视线。
“这两年，第一师关注改善职工的基本居住条件，绝大多数人都已经住进了楼房，水电气暖一应俱全。”杨毅的妻子张娜说，“不像十年前刚来时，条件极艰苦，根本看不到希望，每天都焦虑地思考着怎么离开。现在终于能安居乐业了，吃穿住不愁，就剩下怎么好好工作了。”
高歌进新疆
段敦双和杨毅夫妇2005年共同来自于湖北师范学院，他们至今记得当时报名来疆时的兴奋之情。
“2004年11月，第一师联合阿拉尔市教育局、组织部的招聘见面会就提前到了我们学校，可能是想提前把最好的人才挖到新疆来吧？”段敦双回忆说，“学校的投影大屏幕上轮番播放着新疆美丽的风光，蓝天白云下是雪白的羊群和一望无际的棉田，整齐的葡萄园和堆积如山的哈密瓜、核桃、大红枣令人垂涎欲滴，奔腾的塔里木河让心灵为之颤动，优美的异域旋律几乎让我着迷。我要去新疆！我当时就义无反顾地下了决心，抱着哪里黄土都埋人的信念，急切地报了名，签了约。”
而杨毅当时似乎也有同样的感受，被新疆醉人的风光攫住了，到了着魔的状态。“那些天，无论家人朋友如何劝说，我都听不进去，脑海里都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好男儿志在四方的信念打小就根植在我的血液中，年轻时不出去闯闯，会后悔一辈子的。”
与段敦双不同的是，杨毅那时曾有过小小的挣扎，因为当时的女朋友张娜毕业后要回河南老家，不能一起报名来新疆。
2005年7月底，段敦双和杨毅等五位校友，怀揣着澎湃的激情和青春的梦想奔赴新疆。他们从湖北十堰搭车先到了陕西的安康市，与另外十几个签约学生汇合，再从安康坐了56个小时的火车到达乌鲁木齐。
五个人中近乎一半是第一次坐火车，而坐这么久火车的人更是一个都没有。
“可以想见，祖国是多么的辽阔啊。”段敦双笑着回忆说，“看着窗外沿途的风光，每个人都难以抑制兴奋的心情，头一天可以说是一路欢笑一路歌，冀望着能早点到达那个梦寐以求的异域他乡，先饱餐一顿肥美油润的手抓饭，再到田间地头品尝各种瓜果梨桃。但第二天火车爬过甘肃的乌鞘岭，望着窗外的戈壁滩，越走越荒凉，愈走心愈凉。喜悦的歌声和笑声不知什么时候就不见了，换之是盯着窗外的一张张发呆、木讷的面孔。”
“落差真的太大了。”杨毅接话说，“每个人当时可能都在思忖我们要去的地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形，不会比车窗外的环境更糟吧？我当时的心情十分压抑，相信几个人都有种被骗但又难以明说的感觉。”
有人事后开玩笑说：宣传片拍的那么美，咋不把沙尘暴拍来让我们看看呢？
在乌鲁木齐换车休息了两小时，几个人又坐了25个小时的火车，8月1日到达阿克苏。
或许是接待上出了什么问题，接收单位第一师十四团那天没有派人来接站，这给十几个人的心理蒙上了更深一层的阴影。阿拉尔市教育局和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将他们暂时安排在一间招待所入住。
都曾彷徨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四团位于塔里木河上游南岸，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距阿拉尔市40公里，距阿克苏市176公里，这里曾被戏称为“三到头”（水到头、电到头、路到头）的地方。
2005年8月，段敦双与杨毅这两个老校友，被分配在第一师十四团所属的胡杨中学教书，段敦双教英语，杨毅教语文。
转眼，他们入疆已经整整十年了。
段敦双1982年出生，生性乐观善言;杨毅1981年出生，性格谨慎纳言。作为同时来自一所大学的五名校友即入疆后的同事，目前就剩下他们两个。他们不仅是校友、同事，更像是亲兄弟。
“我们到十四团时，职工住宅楼只有四栋，绝大部分人家都分散居住在几十年前建造的土坯房里。当时这里几乎没有正规的马路，到处都是泥泞不堪，就更别提路灯什么了。我们那批从全国各地同来第一师的有50多人，据说到这儿没几天就走了七八个。而我们同一个学校来的一个校友，仅住了两晚上，吃了两顿饭便不辞而别，这给我的心理上更添了一丝烦乱。如果当时不是来了就走要被罚违约金，我想我那会儿说不定也会逃跑的。”段敦双笑着说。
2006年，有个来自四川的同事干满一年，不用缴纳违约金了，便头也不回地就走了，据说现在在成都的一个民营企业做副总。他们还有一个一起来的女校友，男友起初不愿来，后来妥协跟来了，却错过了签约时效，不得已在农场的棉花加工厂里打零工，半年后实在坚持不下去走掉了。那名女校友在这里坚持了一年半后，最终也还是辞职去找男朋友了。
“今年8月初，另一个校友也辞职走了，我们连见他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段敦双说。
说话间，张娜指着丈夫杨毅调侃道：“我就是他把我骗来的。”
大学毕业后，杨毅来了新疆，张娜则回到了自己的河南老家。由于老家地处偏僻的农村，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年后，稳定下来的杨毅将未婚妻的事情反映给了团领导，得到可以接受的讯息后，便把张娜接到了新疆，在同一所中学教英语。
“有什么办法，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呗。来前他和学校招聘时一样，把这里说得天花乱坠，什么瓜果飘香，牛羊成群。”张娜笑着说，“不过近两年来，这里真的变好了，绝大多数人都住进了楼房，路灯也点亮了，工资待遇也提升了很多，不像刚来时仅仅每月几百元。” 当记者问：如果老家有相同的待遇，你会考虑离开这里吗？
张娜回说：现在孩子、房子都有了，想走也走不了了。
新时代支边
在第一师十四团的胡杨中学，拥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新时代“支边”青年，这些年里，他们已逐渐成为学校的中坚力量。
胡杨中学副校长史俊峰1997年来自河南。当时他在家乡某小学任教务主任。他告诉记者，那时来新疆的必要条件是，年龄必须在35岁以下，已成家，而且必须是全家一起迁入新疆。“那时我们已有两个孩子，因为我一直有新疆情结，着迷这边的异域风情，加之这边的待遇相对较高，有了这次机会，所以就一家四口举家迁来了这里。”
刚来新疆时，史俊峰被分配在五连工作，后来考试进入胡杨中学当教师。十四年来，史俊峰从一名普通的教师，一步步走上了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的领导岗位。
今年37岁的张杰，2001年毕业于湖北荆楚理工学院，主修英语教育专业。他回忆说，他们那批毕业生当时一次来了20多名，目前留下来的仅剩3人，他在十四团，另外两个分别在八团和十六团。
“我们来的时候条件异常艰苦，和现在实在没法比。不夸张地说，我们住的土坯房还没有我老家的牛棚好。”张杰说，“刚来时，什么都不习惯，喝的水是咸的，碱性很大。每月工资只有200元，根本没法生活，只好帮着别人采摘棉花赚点外块。那阵子，天天都在想着一走了之。”
目前，张杰的妻子郭海英和他同在一所学校教书。
1996年，郭海英毕业于西安航空工学院，父母都是1958年进疆垦荒的老知青，她算知青二代。她原本可以在西安等大城市寻找一份工作，但由于“故土”难离，加之父母岁数都大了需要照顾，她便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新疆。
“我自小受到父母垦荒精神的感染，再苦也就那样了，何况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郭海英说，“我父母总说，就因为有了曾经的苦，才能品味出现在的甜。我们从小住过地窝子、土坯房，现在不仅住进了楼房，还买了汽车，如果不是过来人，根本体味不到满足的快感。”
如今张杰夫妻两人已有了一个9岁的儿子，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好，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每月超过一万元，他们对目前的生活十分满足。
张杰说：“2002年，我俩恋爱时回我的湖北老家探亲，路过西安还专门去了妻子就读过的西安航空学院看了看。虽然我们十四团这里的变化和你们西安不能比，但毕竟在变，特别是这两年来的变化相当迅速。我来新疆整整十五年了，现在已经完全适应和融入了这里的生活，曾经每天琢磨着想离开的念头也彻底打消了，只想着怎么在这里奋斗出点名堂，给老家的父母亲人和我们的孩子一个交代。”
精神与现实
尼采曾说：人生充满了苦难，但最苦的是这些苦难没有意义。
此次入疆采访，记者对半个多世纪来的多批次支边者的精神世界，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对话中，很难绕过的一个话题，便是精神与现实。
理想主义曾经是附着在老一代支青身上鲜红的标签，他们怀揣着建设新中国的伟大理想，奔赴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而在胡杨中学的采访中，这些新时期的支边青年，每个人也曾怀揣过一腔报效祖国的激情。段敦双坦诚，“来新疆前，我在大学班上是班长，我的确看过不少有关新疆垦荒知青的文章，被老一辈的垦荒精神所打动。我相信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各自的使命的，只是使命大小有所不同。虽说入疆后时常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特别是刚来的那几年，曾彷徨地想到过要走，甚至偷偷考过两次研究生。但之所以坚持到今天都没走，我想我的骨子里是有着一种精神在支撑着我，那是什么样的精神我说不清，但我相信它是存在的。假如倒回去说，如果再有西部计划那种方式，我一定还会来的。”
史俊峰校长告诉记者，他曾在网络上看过一些有关新疆支边青年的文章，说知青运动让知青们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流放，导致了整整一代青年人信仰以及价值观的崩溃，他们的青春被无情地浪费掉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偏颇，也值得商榷。”
“新疆拥有如此广漠的疆域，没有那场垦荒戍边运动，谁来开垦？谁来戍边？如此广阔的疆域，总得有人来啊，只是历史刚好赋予到了那代人的身上。”史俊峰说，“我以为我们应该多谈怎么把新疆建设成为真正瓜果飘香、牛羊成群的宜居之地，而不是一无是处地控诉血泪史。虽然我没有老一辈垦荒者们那样的崇高精神，但我扎根在这里，就想让这里变得更美好、更富强，让子孙后代们能够成为这片沃土的永久居民，不必再背井离乡地去找寻生存之地。”
进入杨毅夫妇俩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四团阳光小区的新房后，记者之前先入为主的观念随即灰飞烟灭。
80余平方米的住房宽敞明亮，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和日用器具应有尽有，室内装潢绝不亚于内地的白领阶层家庭。这一令人欣慰的居住条件，给记者在十四团的两天采访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两年前，兵团大部分职工还居住在干打垒的土坯房和低矮的砖瓦房中，场区的道路没有路灯，到了晚上黑漆漆的哪也不敢去。如今，建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地窝子已经绝迹，破败的土坯房也正在逐渐消失，退出人们的视线。
“这两年，第一师关注改善职工的基本居住条件，绝大多数人都已经住进了楼房，水电气暖一应俱全。”杨毅的妻子张娜说，“不像十年前刚来时，条件极艰苦，根本看不到希望，每天都焦虑地思考着怎么离开。现在终于能安居乐业了，吃穿住不愁，就剩下怎么好好工作了。”
高歌进新疆
段敦双和杨毅夫妇2005年共同来自于湖北师范学院，他们至今记得当时报名来疆时的兴奋之情。
“2004年11月，第一师联合阿拉尔市教育局、组织部的招聘见面会就提前到了我们学校，可能是想提前把最好的人才挖到新疆来吧？”段敦双回忆说，“学校的投影大屏幕上轮番播放着新疆美丽的风光，蓝天白云下是雪白的羊群和一望无际的棉田，整齐的葡萄园和堆积如山的哈密瓜、核桃、大红枣令人垂涎欲滴，奔腾的塔里木河让心灵为之颤动，优美的异域旋律几乎让我着迷。我要去新疆！我当时就义无反顾地下了决心，抱着哪里黄土都埋人的信念，急切地报了名，签了约。”
而杨毅当时似乎也有同样的感受，被新疆醉人的风光攫住了，到了着魔的状态。“那些天，无论家人朋友如何劝说，我都听不进去，脑海里都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好男儿志在四方的信念打小就根植在我的血液中，年轻时不出去闯闯，会后悔一辈子的。”
与段敦双不同的是，杨毅那时曾有过小小的挣扎，因为当时的女朋友张娜毕业后要回河南老家，不能一起报名来新疆。
2005年7月底，段敦双和杨毅等五位校友，怀揣着澎湃的激情和青春的梦想奔赴新疆。他们从湖北十堰搭车先到了陕西的安康市，与另外十几个签约学生汇合，再从安康坐了56个小时的火车到达乌鲁木齐。
五个人中近乎一半是第一次坐火车，而坐这么久火车的人更是一个都没有。
“可以想见，祖国是多么的辽阔啊。”段敦双笑着回忆说，“看着窗外沿途的风光，每个人都难以抑制兴奋的心情，头一天可以说是一路欢笑一路歌，冀望着能早点到达那个梦寐以求的异域他乡，先饱餐一顿肥美油润的手抓饭，再到田间地头品尝各种瓜果梨桃。但第二天火车爬过甘肃的乌鞘岭，望着窗外的戈壁滩，越走越荒凉，愈走心愈凉。喜悦的歌声和笑声不知什么时候就不见了，换之是盯着窗外的一张张发呆、木讷的面孔。”
“落差真的太大了。”杨毅接话说，“每个人当时可能都在思忖我们要去的地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形，不会比车窗外的环境更糟吧？我当时的心情十分压抑，相信几个人都有种被骗但又难以明说的感觉。”
有人事后开玩笑说：宣传片拍的那么美，咋不把沙尘暴拍来让我们看看呢？
在乌鲁木齐换车休息了两小时，几个人又坐了25个小时的火车，8月1日到达阿克苏。
或许是接待上出了什么问题，接收单位第一师十四团那天没有派人来接站，这给十几个人的心理蒙上了更深一层的阴影。阿拉尔市教育局和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将他们暂时安排在一间招待所入住。
都曾彷徨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四团位于塔里木河上游南岸，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距阿拉尔市40公里，距阿克苏市176公里，这里曾被戏称为“三到头”（水到头、电到头、路到头）的地方。
2005年8月，段敦双与杨毅这两个老校友，被分配在第一师十四团所属的胡杨中学教书，段敦双教英语，杨毅教语文。
转眼，他们入疆已经整整十年了。
段敦双1982年出生，生性乐观善言;杨毅1981年出生，性格谨慎纳言。作为同时来自一所大学的五名校友即入疆后的同事，目前就剩下他们两个。他们不仅是校友、同事，更像是亲兄弟。
“我们到十四团时，职工住宅楼只有四栋，绝大部分人家都分散居住在几十年前建造的土坯房里。当时这里几乎没有正规的马路，到处都是泥泞不堪，就更别提路灯什么了。我们那批从全国各地同来第一师的有50多人，据说到这儿没几天就走了七八个。而我们同一个学校来的一个校友，仅住了两晚上，吃了两顿饭便不辞而别，这给我的心理上更添了一丝烦乱。如果当时不是来了就走要被罚违约金，我想我那会儿说不定也会逃跑的。”段敦双笑着说。
2006年，有个来自四川的同事干满一年，不用缴纳违约金了，便头也不回地就走了，据说现在在成都的一个民营企业做副总。他们还有一个一起来的女校友，男友起初不愿来，后来妥协跟来了，却错过了签约时效，不得已在农场的棉花加工厂里打零工，半年后实在坚持不下去走掉了。那名女校友在这里坚持了一年半后，最终也还是辞职去找男朋友了。
“今年8月初，另一个校友也辞职走了，我们连见他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段敦双说。
说话间，张娜指着丈夫杨毅调侃道：“我就是他把我骗来的。”
大学毕业后，杨毅来了新疆，张娜则回到了自己的河南老家。由于老家地处偏僻的农村，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年后，稳定下来的杨毅将未婚妻的事情反映给了团领导，得到可以接受的讯息后，便把张娜接到了新疆，在同一所中学教英语。
“有什么办法，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呗。来前他和学校招聘时一样，把这里说得天花乱坠，什么瓜果飘香，牛羊成群。”张娜笑着说，“不过近两年来，这里真的变好了，绝大多数人都住进了楼房，路灯也点亮了，工资待遇也提升了很多，不像刚来时仅仅每月几百元。” 当记者问：如果老家有相同的待遇，你会考虑离开这里吗？
张娜回说：现在孩子、房子都有了，想走也走不了了。
新时代支边
在第一师十四团的胡杨中学，拥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新时代“支边”青年，这些年里，他们已逐渐成为学校的中坚力量。
胡杨中学副校长史俊峰1997年来自河南。当时他在家乡某小学任教务主任。他告诉记者，那时来新疆的必要条件是，年龄必须在35岁以下，已成家，而且必须是全家一起迁入新疆。“那时我们已有两个孩子，因为我一直有新疆情结，着迷这边的异域风情，加之这边的待遇相对较高，有了这次机会，所以就一家四口举家迁来了这里。”
刚来新疆时，史俊峰被分配在五连工作，后来考试进入胡杨中学当教师。十四年来，史俊峰从一名普通的教师，一步步走上了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的领导岗位。
今年37岁的张杰，2001年毕业于湖北荆楚理工学院，主修英语教育专业。他回忆说，他们那批毕业生当时一次来了20多名，目前留下来的仅剩3人，他在十四团，另外两个分别在八团和十六团。
“我们来的时候条件异常艰苦，和现在实在没法比。不夸张地说，我们住的土坯房还没有我老家的牛棚好。”张杰说，“刚来时，什么都不习惯，喝的水是咸的，碱性很大。每月工资只有200元，根本没法生活，只好帮着别人采摘棉花赚点外块。那阵子，天天都在想着一走了之。”
目前，张杰的妻子郭海英和他同在一所学校教书。
1996年，郭海英毕业于西安航空工学院，父母都是1958年进疆垦荒的老知青，她算知青二代。她原本可以在西安等大城市寻找一份工作，但由于“故土”难离，加之父母岁数都大了需要照顾，她便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新疆。
“我自小受到父母垦荒精神的感染，再苦也就那样了，何况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郭海英说，“我父母总说，就因为有了曾经的苦，才能品味出现在的甜。我们从小住过地窝子、土坯房，现在不仅住进了楼房，还买了汽车，如果不是过来人，根本体味不到满足的快感。”
如今张杰夫妻两人已有了一个9岁的儿子，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好，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每月超过一万元，他们对目前的生活十分满足。
张杰说：“2002年，我俩恋爱时回我的湖北老家探亲，路过西安还专门去了妻子就读过的西安航空学院看了看。虽然我们十四团这里的变化和你们西安不能比，但毕竟在变，特别是这两年来的变化相当迅速。我来新疆整整十五年了，现在已经完全适应和融入了这里的生活，曾经每天琢磨着想离开的念头也彻底打消了，只想着怎么在这里奋斗出点名堂，给老家的父母亲人和我们的孩子一个交代。”
精神与现实
尼采曾说：人生充满了苦难，但最苦的是这些苦难没有意义。
此次入疆采访，记者对半个多世纪来的多批次支边者的精神世界，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对话中，很难绕过的一个话题，便是精神与现实。
理想主义曾经是附着在老一代支青身上鲜红的标签，他们怀揣着建设新中国的伟大理想，奔赴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而在胡杨中学的采访中，这些新时期的支边青年，每个人也曾怀揣过一腔报效祖国的激情。段敦双坦诚，“来新疆前，我在大学班上是班长，我的确看过不少有关新疆垦荒知青的文章，被老一辈的垦荒精神所打动。我相信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各自的使命的，只是使命大小有所不同。虽说入疆后时常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特别是刚来的那几年，曾彷徨地想到过要走，甚至偷偷考过两次研究生。但之所以坚持到今天都没走，我想我的骨子里是有着一种精神在支撑着我，那是什么样的精神我说不清，但我相信它是存在的。假如倒回去说，如果再有西部计划那种方式，我一定还会来的。”
史俊峰校长告诉记者，他曾在网络上看过一些有关新疆支边青年的文章，说知青运动让知青们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流放，导致了整整一代青年人信仰以及价值观的崩溃，他们的青春被无情地浪费掉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偏颇，也值得商榷。”
“新疆拥有如此广漠的疆域，没有那场垦荒戍边运动，谁来开垦？谁来戍边？如此广阔的疆域，总得有人来啊，只是历史刚好赋予到了那代人的身上。”史俊峰说，“我以为我们应该多谈怎么把新疆建设成为真正瓜果飘香、牛羊成群的宜居之地，而不是一无是处地控诉血泪史。虽然我没有老一辈垦荒者们那样的崇高精神，但我扎根在这里，就想让这里变得更美好、更富强，让子孙后代们能够成为这片沃土的永久居民，不必再背井离乡地去找寻生存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