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治联盟作为社会交往关系在政治领域的一种具体表现，其形态深受媒介变化影响。新媒体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和应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联盟建构。在新媒体环境下，政治联盟形态从传统的有机联系向复杂网络转换。政治联盟的复杂网络特征具体表现为：多向聚合而非意识统一，混沌互渗而非有机联系。统一战线作为国家治理中介机制的运转面向多样变动的社会交往形态。统一战线适应新媒体时代交往方式变化的要求，要在身份识别与认同、利益表达与协商、集体行动与组织等方面做出创新，以实现政治联盟的新型建构。适应数字时代的到来，统一战线发展和工作创新应在形态意义上深入认知和前瞻布局“数字统战”。要着眼新媒体环境下政治联盟形态的发展变化新趋势，从传统的连续性线性思维转向系统的生态思维，从传统的以统战工作对象为边界构建的封闭式工作机制转向突破工作对象类别的跨界化、融合式工作机制，从传统的单向度、垂直式工作方法转向分布式、链接式工作方法。

关键词：统一战线;政治联盟;社会交往;新媒体;复杂网络;数字统战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1）03-0001-08
　　政治聯盟作为社会交往关系在政治领域的一种具体表现，其形态深受媒介变化影响。当前的媒介变化具有革命性影响，可能加速社会环境的巨大变革。社会媒介变化既冲击着传统的政治与社会理念，也影响着传统的政治联盟和统一战线。传统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所面对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深受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交往方式——无中介的人际传播和报刊等大众传播二元并立交往格局的影响。而当前新媒体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和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联盟建构。
　　此前，笔者撰文分析了新媒体时代的政治联盟形态变化与统战工作创新，重点讨论了如下两个层次的新现象[1]。第一，与现代社会主体的原子化不同，新媒体技术时代的主体更类似量子，处于“叠加态”而面临多种可能性。第二，与之相对应，自我与他人的互动方式、群体构建方式也在不断调整和变化。现代社会以组织整合为主的团结联合形式越来越低效，一种新的关联逻辑逐渐兴起并开始影响传统组织机构。这种新的逻辑对应分布式、叠加态的主体，可以称为离散式联结。离散式联结在时间和空间上断断续续，所构造的关系往往呈现碎片化、拼贴式的形态样貌。
　　身份认同和群体建构可以看作政治联盟的基础。要深化既有统一战线理论和概念，尝试构建符合新媒体环境的统一战线理论观点和工作思路。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在政治联盟环境已然发生巨大改变的条件下，政治联盟本身将呈现何种形态，需要采取何种新型建构路径。本文不仅关注作为统一战线工作工具的新媒体，而且考察和研究新媒体环境下交往关系和政治联盟正在发生何种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统一战线。本文所讨论的新媒体技术主要指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的数字媒体技术形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勾勒适合新媒体环境的“数字统战”概念。
　　一、新媒体环境下政治联盟形态的新变化
　　政治联盟是不同政治社会力量为了某种共同目标而形成的合作关系。从构成来看，政治联盟至少存在三个层次的要素及交往关系：最核心的是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个体，他们处于各种交往关系的重叠网络之中;其次是政治目标和身份认同相似的个人组成的团体，其联系往往比较紧密，比如政党依靠正式沟通机制所建立的关系形式;最后则是团体之间的合作，其交往互动没有团体内部关系紧密，关系形式也更具流动性。当然，这三个层次的边界并非严格不变、不可跨越，由个人和团体以不同形式组成的政治联盟已越来越常见，政治联盟的构成因沟通便利而更加灵活多样。其实，个人的身份认同、团队和联盟建构，都可以看作一种交往互动的过程和结果，其内容与形式必然与交往媒介密切相关。当媒介形态发生重大变化，个人的身份认同、团队和联盟建构也将随之改变。
　　（一）传统政治联盟的有机联系
　　现代政治学常常使用“有机体”表述来描绘近现代社会，以体现它与传统社会“机械”关系（机械团结）的区别。有机联系是现代政党或者政治联盟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直到今天依然部分存在。但是，如果当前信息技术已经使人们对于人类社会有机体本身的理解产生了变化，出现“后人类”“赛博格”[2]等新概念，那么以现代的进化论、解剖学为基础的“有机体”表述是否还足以描绘当前的社会交往和政治联盟形态？对当前社会交往和政治联盟形态的变化应当如何表达？其实，当前新技术的核心形式——网络已经自然地充当了新的表述概念，只是我们时常不能清楚地区分有机体与网络的区别，甚至还理所当然地以网络的观念进一步强化有机体的概念，比如用神经和血管网络来比喻当前的关系形式。事实上，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网络与有机体具有本质上的区别。简单地说，信息网络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是一种涌现的网络。
　　在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政治的论述中，出现了有机体的表述。文艺复兴时期，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将国家比喻为人的身躯[3]。这些比喻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学者，比如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涂尔干的有机团结理论。在涂尔干看来，传统社会是“机械团结”，因为“以这种方式相互凝聚的社会分子要想一致活动，就必须丧失掉自己的运动，就像无机物中的分子一样”;而有机团结则类似于高等动物，“当每个器官都获得了自己的特性和自由度的时候，有机体也会具有更大程度的一致性，同时它的各个部分的个性也会得到印证”[4]。 　　社会的“有机性”“有机联系”表述主要指称了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分化的互依，类似于有机体各种器官的功能分化，社会分工形成各种职业群体及其他异质人群，各司其职，但又相互依赖、服从于整体。第二个特征——交换的封闭，指有机体以皮肤为界、形成独立而封闭的系统，但是又离不开与环境的交换、互动，形成以封闭性为主、开放性为辅的形式，即卢曼所说的系统的自我生产[5]。第三个特征——运动的平衡，一方面强调有机体的运动，即生命活力，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平衡、稳定、协调一致，比如葛兰西所说的在“运动的平衡”中建设有机政党[6]。有机体表述所揭示的特征是辩证的，这不是机械物所具备的。另外，有机体表述既希望在二元对立中建立关联，又仍然突出其中一元的主导地位，比如在分化的互依中突出整体性，在交换的封闭中突出封闭性，在运动的平衡中突出稳定性。当然，在不同语境中，突出的主导特性有所不同。比如，在斯宾塞、涂尔干的理论中，个体自由具有重要价值。而在章太炎、严复等人翻译的斯宾塞作品中，个体的公共义务和国家的强大成为压倒性因素。这种侧重点的变化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存亡的现实危机[7]，也影响了后人对于有机体的理解。
　　（二）当前政治联盟的复杂性和网络化
　　在新媒体环境下，群体联结已经逐步失去了整体性、独立性这些典型的有机体特征，由量子化个体和离散式联结所型构的政治联盟更多地体现出网络的意象。在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看来，网络社会突出表现为两个特征——开放性和节点关系。“网络是开放的结构，能够无限扩展，只要能够在网络中沟通，亦即只要能够分享相同的沟通符码（例如价值或执行的目标），就能整合入新的节点。”信息时代的网络横向展开，但并非没有权力中心，只是这种中心不是事先给予或一成不变。恰恰相反，在网络中，“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我们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8]根据英国社会学家厄里的分析，流动性的优先与突出增加了网络的复杂性，使得系统处于“混沌的边缘”，或者涌现出“有序化的无序”。涌现性是与复杂性相伴随的现象，表明了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不一致的相关性：“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伴随有涌现产生的非线性关系”[9]。信息时代的网络呈现开放性、流动性、复杂性、涌现性等特点，这是传统的有机体所缺乏的。
　　从网络的观念出发，卡斯特指出：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城市政治运动，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工人运动的新政治联盟，它跨越阶级进行广泛的大众动员，是不同于纵向整合的“更加横向交叉的同盟建设”。这种新联盟之所以能够在城市实现，受到城市特定空间形态的影响：城市聚合了异质性群体，在交流互动中相互对立，也可能相互理解、包容;而资本政治霸权的空间弥散机制及其产生的激进斗争情势，在不同利益群体中引发总体性效应，使得城市基层群体可能开展联合行动[10]。不过，这种联合并非基于葛兰西分析工人阶级联盟时强调的“自愿”的“同意”，也很难说存在“有机”的联系。在葛兰西那里，“有机的知识分子”是与新生产方式造就的阶级有着直接而特殊关系的知识群体，“有机的意识形态”则是“为一个特定的基礎所必需的意识形态”[6]。相反，城市政治运动的联合是策略性的，也超越了社会经济关系。它不需要以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进行整合，“是基于对大众支持的整合而不是改变他们的意识”[10]。这种新的联合形式与卡斯特对于信息时代城市的理解是一致的，作为网络的城市孕育出来的新联盟形式同样具有网络的特征。当然，葛兰西和卡斯特所讨论的现象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与我国的政治联盟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的政治联盟不是与统治阶级对立、斗争的政治力量，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合作参与国家建设的同盟者。不过，由于共同遭遇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冲击，我国统一战线也具有复杂网络的多种特征。
　　新媒体环境下政治联盟的复杂网络特征具体表现为：多向聚合而非意识统一、混沌互渗而非有机联系。第一，由于个人身份认同的量子化、叠加态，传统政治联盟所依靠的固定身份和统一意识越来越难以获得，只能在特定情势下不断形成临时聚合。每种情势可能激活的只是个人的某一种身份。因此，新的联盟也可能只是某一向度的单一联结，一个个体可以参加多种群体或联盟。第二，传统联盟所需要的有机联系越来越难以建立。群体联结的离散式、非整体性特征，表明人们的关系错综复杂，传统的分类边界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模糊，形成混沌互渗的状况。再加上新媒体所提供的便捷表达渠道，越来越多的诉求超出传统的生产-经济利益。“后物质主义”[11]的主张层出不穷，传统有机体表述所暗含的精神与身体之二元关系也逐步被超越。正如法国哲学家加塔利在解释混沌互渗概念时所指出的，混沌是“在未分化的或更确切地说是去-分化的整体中掌握的一种融合”，具有极强的生产性，能够“使以前被分层的各种意指改变方向”[12]。当然，这不意味着传统认同与群体关系已经完全被新认同和新关系所取代，传统认同与关系依然大量保存，甚至不断被重新激活，但是时常被拆散打碎、重新组合，成为复杂网络中一个个流动的节点。
　　二、新媒体环境下国家治理对政治联盟形态的新需求
　　一种社会机制首先具有了特定的社会功能才能在系统之中占有一席之地[13]。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以政治联盟形式发挥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机制作用。在传统环境下，统一战线的运转面向相对稳定的社会交往形态。而在新媒体环境下，统一战线的运转面向多样变动的社会交往形态。统一战线要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交往形态变革，更好地发挥联结国家与社会的价值。
　　（一）对统一战线的中介机制需求增大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法宝作用。在革命年代，统一战线改变力量对比，服务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战线成功地将追求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政治同盟团结起来，战胜国内外的敌人，融入“党建国家”进程[14]。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的作用得到恢复和发展，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治理。此时，统一战线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重新进入社会和整合社会。具体来说，在党组织通过组织体系进行纵向整合的同时，统一战线通过开放、动态的网络机制发挥着横向整合的重要功能[14]277。与党组织相对封闭的纵向整合不同，统一战线网络横向整合面临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运作逻辑。当前国家治理牵涉的社会主体前所未有地复杂多元，社会关系交错、纠缠。统一战线如何真正实现进入社会、整合社会的基本功能，成为党治国家的关键。

[3]  杨盛翔.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有机体隐喻：修辞范式及其精神内核[J].学术月刊，2017（8）：98-110.

[4]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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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傅正.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与清季国家主义——以章太炎、严复为中心[J].近代史研究，2017（2）：34-5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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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温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策略——曼纽尔·卡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哲学批判[J].天津社会科学，2019（4）：37-45.

[11]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M].叶娟丽，韩瑞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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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ohn B.Thompson.The Media and Modernity：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M].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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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