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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联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技术研究，是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体系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分支。在她们看来，女性的“工作”被限定在“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家庭或私人领域，而男性则广泛地分布在“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社会公共领域，这种劳动的性别分工成为性别政治不平等的根源。技术的发展使很多公共领域的劳动越来越适宜女性，可以说，工业劳动和自动化技术为妇女走出家庭、获得解放准备了前提。对女性群体进一步“细分”，探讨与女性相关的技术问题或与技术相关的女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应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女性主义技术研究；技术-劳动； 性别分工；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6005505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由其后继者不断丰富、发展、创新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20世纪60年代，第二浪潮女性主义从理论上开始转向关注性别政治、性别身份、阶级和种族等问题，从心理分析、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中寻找性别从属与性别压迫的深层原因。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是有共同交集的，女性受压抑、受歧视的现象都是两者所不能容忍的，而马克思主义更是从理论上支持了社会弱者反抗命运的权利，因此马克思主义可以从理论上支持女性主义，指导实践，女性主义又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联姻，首先在于两者在把握世界时都是采用否定性与批判性思维方式，不是根据静态平衡而是根据对抗获得对世界的理解；其次在于两者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特征就是“不平等”，女性主义力图解决的是性别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力图解决的是阶级不平等；最后在于两者都主张通过“社会变革”来改变阶级或性别不平等的状况[1]65-70。本文拟探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技术—劳动”的性别分工理论，以揭示技术与劳动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为从劳动的视角实现女性解放与技术领域实现性别平等，提供有价值的启示。最后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进行理论评价及展望。
一、米切尔：工业劳动和自动化技术为妇女的解放准备了前提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同其他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一样，着眼于女性解放问题，只不过更多地关注技术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代表性人物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1940-），把女性受压迫的原因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认为存在“四类机制”，导致女性受压迫。这四类机制是：生产、生育、性关系与儿童的社会化。在进行四类机制研究时，米切尔谈到了技术在女性解放中所扮演的角色。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但是，这种自然是什么？恩格斯倾向于接受传统的解释，认为是生理原因导致了男女最原初的劳动分工。在米切尔看来，即使劳动的性别分工在历史上有其形成的原因，但在现代社会却没有继续存在的根据，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需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性别分工结构并不会自然地消失，这需要妇女组织起来进行革命，而妇女的革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2]。她进一步认为，完全用生理原因（即男性身体强壮、女性身体弱小）解释性别分工显然是不够的。她指出：“并不是她体力的弱势将其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而是她的社会劣势使其沦为社会的奴隶”[3]18。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体力型”的劳动越来越少，体力已经不是劳动的主要因素，理论上女性的身体弱小就不再是劣势，因而妇女应该迎来解放的“契机”。历史事实是，随着科技革命以及由之引发的产业革命，确实使很多女性“走出”家庭，迈入到就业大军之中。女性“走出”家庭，托了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福”，但“走出”家庭只是解放的前提，她们会不会受到另外一种压迫呢？米切尔指出，“妇女作为劳动大军中的崭新的、最不稳定的成员和资产阶级社会里最易被牺牲的成员，在一段短短的插曲之后就被排除于生产之外。技术要与社会总结构结合起来，社会总结构才是决定妇女劳动关系的要素”[3]19。技术的发展使劳动变得越来越不依赖体力，也就是技术使得劳动越来越适宜女性，但技术是社会中存在的技术，技术子系统发生了变化，但技术子系统所依赖的社会大系统没发生变化，女性“受压迫”的状况就很难得到实质性改变。
第二类机制是“生育”。至少在现代生物技术出现之前，生育是女性的独特功能。米切尔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缘起于女性的家庭地位，女性的家庭地位缘起于生育与性关系。世世代代以来，女性在生育、性和教育后代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成为女性的天职（即通常所说的“女主内”），女性的从属地位就被视为历史事实而不可避免，这也形成了女性受压迫的因素锁链，即母性、家庭→不参与生产和公共生活→两性不平等。她认为，只要生育仍是一种自然现象，只要女性的存在受制于她们无法控制的生物进程，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3]20。米切尔进一步指出，现代生育技术的发展，使女性的生育很容易得到安全、有效和便宜的控制，但“遗憾”的是，绝大部分女性却不使用或拒绝使用它们[4]172。这也是为什么女性主义的另外一个流派——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现代生育技术的出现是拯救妇女的一个契机的原因之一。
第三类机制是“性关系”。 米切尔从“性解放”研究入手，认为“性解放”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性解放浪潮可能导致女性更大更普遍的自由，因为向传统性关系“开战”，以“满足性欲”为目标，无须承担“责任和义务”；但另一方面却是预示着一种“新的压迫”的到来。在性压迫与性自由的关系中，米切尔提出，性解放浪潮可能预示着新的压迫形式，她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与性自由运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些妇女认为，这种性自由打破了双重性道德，大多数妇女体验到的不是解放，而是压迫[5]。
第四类机制是“儿童的社会化”。父亲和母亲在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着“角色”分工。母亲从事家务，对儿童主要起到“情感”的作用；父亲外出工作，对儿童起“工具”的作用。米切尔认为，这样一种角色分工，“害了”女性，使她们走不出家庭，缺少到外面工作的机会，而因此导致经济上的不独立，又使她们受制于男性。并且，这种现象并没有随着家庭规模的变小、生育时间变少而改变多少。 米切尔认为，生产、生育、性关系及儿童的社会化这四类机制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四大结构既各自相对独立又互相依赖地构成了对妇女的压迫。唯一的出路在于，改变这种紧密结合的形式，而不是只改变其中一个，如果改变其中的一个结构，则会被另一个结构的加强抵消掉，结果只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3]31。对于米切尔描述的妇女在生产、生育、性关系与儿童的社会化等方面所受的“综合性压迫”，女性主义者布伦娜和拉马斯认为，这种压迫并没有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减轻，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生物再生产（即生育）领域中的避孕、流产等技术的发展，确确实实使妇女免除了生更多孩子的沉重负担，但却愈益将对生物再生产的控制权交到了国家机关、医院和开业医生手中。技术的发展，并没有顺理成章地给女性带来福音，只是转换了一种压迫形式而已。
二、性别分工：女性从事低技术的私人领域劳动
为了实现女性解放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把目光聚焦在“技术-劳动”的性别分工问题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但是，这种自然是什么？恩格斯倾向于接受传统的解释，认为是生理原因导致了男女最原初的劳动分工。然而，完全用生理原因解释性别分工显然是不够的。来自人类学的研究显示，在原始的人类社会结构中，有女性同样从事农业与狩猎工作，男性承担抚育婴儿的工作。可见，性别的劳动分工并不一定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社会行为。再者，当把女性的压迫问题追溯至劳动的性别分工，同时又把性别分工还原为一种生理结构，这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用社会关系界定生产关系的初衷有所背离。贾格尔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两种观念之间摇摆：女性完全参与生活的每个领域的激进观念与女性的生物性可能只允许她们部分地参与的设想”，而“男女之间特定的未说明的生理差异意味着决不会完全抛弃对劳动的性别区分：在家中，在工厂中或者在床上”[6]。性别分工涉及到对性别差异的理解，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原点，同样面临如何理解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相互关系、如何解释社会性别分工的问题，而是否能够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也意味着是否能够合理地解释妇女受压迫的社会事实。
具体来讲，女性的“工作”被限定在“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家庭或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而男性则广泛地分布在“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社会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女性从事的家庭劳动的性质是耗费时间、精力、杂碎、平庸、单调、重复、机械、充满压抑。并且，这种性别分工成为性别政治不平等的根源。女性从事的家庭劳动属于私人领域，家庭内部的事情属于“家务事”，与政治“无涉”，不属政治讨论的范围。男性从事的劳动属于公共领域，涉及到如何行使国家与公民的权力，男性因此获得对公共事件与公共决策的发言权。也正因为如此，女性在家庭或私人领域也处于性别政治不平等的状态，家庭生活长期保持着一种男性家长式的“中心化”状态。女性依然是家庭生活的“底层群体”、“家务事工具”。因此，女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叙事框架”就是“日常生活批判”[7]。
18世纪的英国进行了产业革命，随着棉纺织业需求增大，女工和童工的雇佣成为最早的资本剥削的对象，妇女开始在劳动雇佣市场受到资本主义和家庭的双重支配，从事从属的缺乏技术和低报酬的工作，而在家庭中陷于更加依附的地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家庭与劳动分离，男人更少依靠妇女进行工业生产，而妇女却在经济上更无法摆脱对男人的依赖，妇女成了丈夫的家庭奴仆。在公共领域的工作上，男性比女性时间略长；在家庭劳动上则是女性所费时间远远长于男性；把两项劳动相加，女性每日的劳动时间比男性要长得多。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劳动时间更长，因为家庭劳动绝大部分都落在女性身上[8]。
女性所从事的家庭劳动不仅“技术含量”低，而且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女性主义学者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ion）认为，女性从事的家庭劳动工作（家务）停留在“前市场阶段”，处于贸币经济体系之外，没有进入市场就直接被消费掉了。按照政治经济学商品生产的逻辑，女性所做的家务工作只具有“使用价值”，通常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作”，因而也被认为是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的工作。在一个“金钱决定价值”的社会里，女性是一个处于金钱之外的群体[1]19。也就是说，女性从事的家庭工作不是属于“商品生产”，是没有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劳动，不具有“交换价值”，因而不是什么真正的工作。因此，本斯顿悲观地指出，所谓妇女，是指这样一些人，专门从事家务劳动，“在与家庭相关的各种活动中，负责生产简单的使用价值”[1]19。
正因为女性从事的“技术含量”，是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的家庭劳动，因而使女性在整个性别政治中处于“屈从”的地位。从这个视角看，要如何“解放妇女”呢？恩格斯指出，女性的压迫发生在私人领域，那么妇女的解放就必须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他指出，只要妇女仅仅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把社会的生产劳动排除在外，那么所谓的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不管是在何时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换而言之，妇女解放是建立在她们极少时间参加家务劳动，大部分精力放在社会生产劳动的基础上[9]。现代大工业生产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条件，因为现代大工业“越来越要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因此，恩格斯认为，妇女的解放必然伴随着公共领域的扩大和私人领域的消退。但是，私人领域完全消失似乎也不可能，因为家务劳动仍然必需占据妇女们“极少的时间”。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本斯顿提出，有如下两个条件决定了妇女解放与否：第一，在公共领域的就业机会是否平等；第二，妇女是否已经从琐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但这两方面是相互关联的，不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公共领域的机会平等是不可能的；妇女被禁锢在家庭而不去公共领域工作，家庭劳动的社会化（工业化）也无以成立[1]22。基于上述分析，本斯顿提出了自己的妇女解放的“二阶”策略，“第一阶”是家庭劳动的“社会化”，“第二阶”是女性介入公共领域。作为“第一阶”的家庭劳动社会化是非常必要的，对这种必要性认识的提高，能给予妇女应得的更多尊重[4]157。只有家庭劳动社会化了，原本由女性承担的属于私人领域劳动的工作才能变成公共领域的事情，并由社会共同承担。“第一阶”得以实现是“第二阶”得以成立的前提，而之所以家庭劳动社会化处于更高“阶位”， 本斯顿认为，不先从繁重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就盲目地鼓励女性积极加入公共领域，对女性的解放无疑是“雪上加霜”。她是这么说的：“家庭劳动历来都是推到女人身上，如果她们加入公共领域，那就意味着她们在公共领域的工作和私人领域的家庭劳动均不可偏废。这相当于她们做了两份工作：她们在能够完成作为首要任务的家庭劳动的前提下，才被许可加入公共领域劳动力队伍。在前苏联和西欧，女性加入公共领域劳动的机会非常多，但实际情况是她们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自由。公共领域的男女就业平等，诚然是女性得到解放的先决条件，但这个条件本身并不足以给女性带来真正的平等；只要家庭劳动仍旧是私人领域和女性的必要责任，她们就只能继续承担双重负担”[1]21。 对于恩格斯和本斯顿提出的解放“策略”，另外两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玛莉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与 谢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均提出反对意见。她们既反对恩格斯提出的“女性要解放必须先进入社会公共劳动”的主张，也反对本斯顿提出的“家庭劳动必须社会化然后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主张，她们提出“家庭劳动工资化”的女性解放策略，即应该给女性从事的家庭劳动支付工资。科斯塔与詹姆斯认为，这笔工资应该由国家出面支付，因为国家财政收入最终是依靠“资本剥削女性”取得的结果。“家庭劳动工资化”可以使人们深刻领会家庭劳动的本质，强化人们对家庭劳动重要性的认识；“家庭劳动工资化”实际上也使人们认可到了女性同样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同样是遭受剥削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也就为女性主义政治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家庭劳动工资化”在理论上成立后，那该如何在行动上实施呢？科斯塔与詹姆斯基于家庭劳动计酬策略，提出了两个“行动策略”：一是“拒绝工作”。女性本来就承担着繁重的家庭劳动，如果再参与到公共领域，被资本家“雇佣”，实际上就承担了两份工作，为资本提供了家庭劳动服务和作为工资劳动者的服务，在现有社会结构中，所谓“劳动获得解放”无疑是天方夜谭。第二，在公共领域问题、家庭劳动无偿性、两性不平等、女性与公共空间隔绝等问题上，动员“工人阶级妇女”，以便使家庭劳动的斗争“社会化”[10]。
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理论意蕴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联姻”的产物，在她们看来，性别问题不是孤立的，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性别问题与阶级问题、种族歧视问题、社会发展问题、生态问题、科学技术发展问题都是内在联动且互相制约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技术-劳动”的性别视角研究，属于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大家族中的一员，它为了达到技术批判的目的，“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诸如“异化”、“劳动”、“社会生产”、“社会再生产”、“全面发展”等关键词来进行理论阐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制度批判”增添了“父权制批判”，“阶级斗争”增添了“性别斗争”，“劳动异化”增添了“性别异化”，通过这种方式体现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家族相似性”，但又通过上述的“增添”方式，体现其作为一个女性主义流派独有的价值理想。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的视野中，技术既具有阶级特征，又具有性别特征，且两者具有内在相通与关联的特征。男性对技术的全面控制，是女性少有机会接近技术的主要原因。就像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宣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研究与科学（技术）知识是对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性别（男性）利益的反映。”也就是说，技术不是“纯客观”或价值中立的，是由处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建构出来的，反映的是统治阶级和强势性别的利益或价值，既具阶级特征，又具性别特征，且两者互相嵌入并浑然一体。
女性主义力图解决的是性别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力图解决的是阶级不平等；两者在把握世界时都是采用否定性与批判性思维方式，不是根据静态平衡而是根据对抗获得对世界的理解。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技术反思，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品格，又具有女性主义理论所蕴含的抗争品质，是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体系中的独具特色的一个分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技术领域中女性面临的全部问题，都归因于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受到类似于阶级似的压迫，至少在现实或经验上，显得有些牵强。女性群体不是抽象的“类存在物”，而是由现实中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女人”的集合。发达国家的女性与第三世界的女性，白人女性与有色人种女性，知识女性与文盲女性，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女性与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女性，尽管都属于同一性别，但对技术的认识与技术素养、所获取的经验、采取的立场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对女性群体进一步“细分”，探讨与女性相关的技术问题或与技术相关的女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只有这样，相关研究才能真正促进女性尤其是其中的边缘群体的真正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1]Barbaara Ehrenreich.“What Is Socialist Feminism？”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ed）：Materialist Feminism-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and Women’s Lives，Routledge[M].New York：1997：65-70.
[2]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精选[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7：1-32.
[3]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G]//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18.
[4]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72.
[5]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96.
[6]阿莉森·贾格尔.女性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M].孟鑫，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01.
[7]黄小寒.对西方女性问题的系统性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3）：66-70.
[8]李银河.妇女、家庭与生育[J].江苏社会科学，2004，（4）：171.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8.
[10]秦美珠.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36-40.
Gender Division of TechnologyLab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Feminism
YI Xianfei1，2
（1. CASS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Beijing 100732，China；
2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Changsha Hunan 410114，China）
Abstract：Marxismfeminism is the product of “marriage” between Marxism and Feminism. The technological research of Marxismfeminism is a particular school in feminism technological research system. In Marxismfeminism’s view， women’s “labor” is limited to the field of families or private domain in which “technical content is relatively low”， while men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public areas that have “relatively high technical content”. Therefore， it is the gender division in labor that causes unfairness in gender politic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different kinds of works in public domain become suitable for women， We could say that it is industrial labor and automation technology that provide prerequisite for women emancipation. Marxismfeminism technological researchers’ efforts should be paid to further subdivide female group and discuss the femalerelated technological problems and technologicalrelated female problems.
Key words： feminism technological research； technologylabor；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Marxismfeminism
编辑：鲁彦琪
关键词：女性主义技术研究；技术-劳动； 性别分工；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6005505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由其后继者不断丰富、发展、创新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20世纪60年代，第二浪潮女性主义从理论上开始转向关注性别政治、性别身份、阶级和种族等问题，从心理分析、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中寻找性别从属与性别压迫的深层原因。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是有共同交集的，女性受压抑、受歧视的现象都是两者所不能容忍的，而马克思主义更是从理论上支持了社会弱者反抗命运的权利，因此马克思主义可以从理论上支持女性主义，指导实践，女性主义又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联姻，首先在于两者在把握世界时都是采用否定性与批判性思维方式，不是根据静态平衡而是根据对抗获得对世界的理解；其次在于两者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特征就是“不平等”，女性主义力图解决的是性别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力图解决的是阶级不平等；最后在于两者都主张通过“社会变革”来改变阶级或性别不平等的状况[1]65-70。本文拟探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技术—劳动”的性别分工理论，以揭示技术与劳动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为从劳动的视角实现女性解放与技术领域实现性别平等，提供有价值的启示。最后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进行理论评价及展望。
一、米切尔：工业劳动和自动化技术为妇女的解放准备了前提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同其他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一样，着眼于女性解放问题，只不过更多地关注技术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代表性人物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1940-），把女性受压迫的原因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认为存在“四类机制”，导致女性受压迫。这四类机制是：生产、生育、性关系与儿童的社会化。在进行四类机制研究时，米切尔谈到了技术在女性解放中所扮演的角色。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但是，这种自然是什么？恩格斯倾向于接受传统的解释，认为是生理原因导致了男女最原初的劳动分工。在米切尔看来，即使劳动的性别分工在历史上有其形成的原因，但在现代社会却没有继续存在的根据，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需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性别分工结构并不会自然地消失，这需要妇女组织起来进行革命，而妇女的革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2]。她进一步认为，完全用生理原因（即男性身体强壮、女性身体弱小）解释性别分工显然是不够的。她指出：“并不是她体力的弱势将其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而是她的社会劣势使其沦为社会的奴隶”[3]18。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体力型”的劳动越来越少，体力已经不是劳动的主要因素，理论上女性的身体弱小就不再是劣势，因而妇女应该迎来解放的“契机”。历史事实是，随着科技革命以及由之引发的产业革命，确实使很多女性“走出”家庭，迈入到就业大军之中。女性“走出”家庭，托了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福”，但“走出”家庭只是解放的前提，她们会不会受到另外一种压迫呢？米切尔指出，“妇女作为劳动大军中的崭新的、最不稳定的成员和资产阶级社会里最易被牺牲的成员，在一段短短的插曲之后就被排除于生产之外。技术要与社会总结构结合起来，社会总结构才是决定妇女劳动关系的要素”[3]19。技术的发展使劳动变得越来越不依赖体力，也就是技术使得劳动越来越适宜女性，但技术是社会中存在的技术，技术子系统发生了变化，但技术子系统所依赖的社会大系统没发生变化，女性“受压迫”的状况就很难得到实质性改变。
第二类机制是“生育”。至少在现代生物技术出现之前，生育是女性的独特功能。米切尔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缘起于女性的家庭地位，女性的家庭地位缘起于生育与性关系。世世代代以来，女性在生育、性和教育后代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成为女性的天职（即通常所说的“女主内”），女性的从属地位就被视为历史事实而不可避免，这也形成了女性受压迫的因素锁链，即母性、家庭→不参与生产和公共生活→两性不平等。她认为，只要生育仍是一种自然现象，只要女性的存在受制于她们无法控制的生物进程，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3]20。米切尔进一步指出，现代生育技术的发展，使女性的生育很容易得到安全、有效和便宜的控制，但“遗憾”的是，绝大部分女性却不使用或拒绝使用它们[4]172。这也是为什么女性主义的另外一个流派——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现代生育技术的出现是拯救妇女的一个契机的原因之一。
第三类机制是“性关系”。 米切尔从“性解放”研究入手，认为“性解放”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性解放浪潮可能导致女性更大更普遍的自由，因为向传统性关系“开战”，以“满足性欲”为目标，无须承担“责任和义务”；但另一方面却是预示着一种“新的压迫”的到来。在性压迫与性自由的关系中，米切尔提出，性解放浪潮可能预示着新的压迫形式，她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与性自由运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些妇女认为，这种性自由打破了双重性道德，大多数妇女体验到的不是解放，而是压迫[5]。
第四类机制是“儿童的社会化”。父亲和母亲在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着“角色”分工。母亲从事家务，对儿童主要起到“情感”的作用；父亲外出工作，对儿童起“工具”的作用。米切尔认为，这样一种角色分工，“害了”女性，使她们走不出家庭，缺少到外面工作的机会，而因此导致经济上的不独立，又使她们受制于男性。并且，这种现象并没有随着家庭规模的变小、生育时间变少而改变多少。 米切尔认为，生产、生育、性关系及儿童的社会化这四类机制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四大结构既各自相对独立又互相依赖地构成了对妇女的压迫。唯一的出路在于，改变这种紧密结合的形式，而不是只改变其中一个，如果改变其中的一个结构，则会被另一个结构的加强抵消掉，结果只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3]31。对于米切尔描述的妇女在生产、生育、性关系与儿童的社会化等方面所受的“综合性压迫”，女性主义者布伦娜和拉马斯认为，这种压迫并没有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减轻，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生物再生产（即生育）领域中的避孕、流产等技术的发展，确确实实使妇女免除了生更多孩子的沉重负担，但却愈益将对生物再生产的控制权交到了国家机关、医院和开业医生手中。技术的发展，并没有顺理成章地给女性带来福音，只是转换了一种压迫形式而已。
二、性别分工：女性从事低技术的私人领域劳动
为了实现女性解放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把目光聚焦在“技术-劳动”的性别分工问题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但是，这种自然是什么？恩格斯倾向于接受传统的解释，认为是生理原因导致了男女最原初的劳动分工。然而，完全用生理原因解释性别分工显然是不够的。来自人类学的研究显示，在原始的人类社会结构中，有女性同样从事农业与狩猎工作，男性承担抚育婴儿的工作。可见，性别的劳动分工并不一定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社会行为。再者，当把女性的压迫问题追溯至劳动的性别分工，同时又把性别分工还原为一种生理结构，这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用社会关系界定生产关系的初衷有所背离。贾格尔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两种观念之间摇摆：女性完全参与生活的每个领域的激进观念与女性的生物性可能只允许她们部分地参与的设想”，而“男女之间特定的未说明的生理差异意味着决不会完全抛弃对劳动的性别区分：在家中，在工厂中或者在床上”[6]。性别分工涉及到对性别差异的理解，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原点，同样面临如何理解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相互关系、如何解释社会性别分工的问题，而是否能够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也意味着是否能够合理地解释妇女受压迫的社会事实。
具体来讲，女性的“工作”被限定在“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家庭或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而男性则广泛地分布在“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社会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女性从事的家庭劳动的性质是耗费时间、精力、杂碎、平庸、单调、重复、机械、充满压抑。并且，这种性别分工成为性别政治不平等的根源。女性从事的家庭劳动属于私人领域，家庭内部的事情属于“家务事”，与政治“无涉”，不属政治讨论的范围。男性从事的劳动属于公共领域，涉及到如何行使国家与公民的权力，男性因此获得对公共事件与公共决策的发言权。也正因为如此，女性在家庭或私人领域也处于性别政治不平等的状态，家庭生活长期保持着一种男性家长式的“中心化”状态。女性依然是家庭生活的“底层群体”、“家务事工具”。因此，女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叙事框架”就是“日常生活批判”[7]。
18世纪的英国进行了产业革命，随着棉纺织业需求增大，女工和童工的雇佣成为最早的资本剥削的对象，妇女开始在劳动雇佣市场受到资本主义和家庭的双重支配，从事从属的缺乏技术和低报酬的工作，而在家庭中陷于更加依附的地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家庭与劳动分离，男人更少依靠妇女进行工业生产，而妇女却在经济上更无法摆脱对男人的依赖，妇女成了丈夫的家庭奴仆。在公共领域的工作上，男性比女性时间略长；在家庭劳动上则是女性所费时间远远长于男性；把两项劳动相加，女性每日的劳动时间比男性要长得多。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劳动时间更长，因为家庭劳动绝大部分都落在女性身上[8]。
女性所从事的家庭劳动不仅“技术含量”低，而且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女性主义学者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ion）认为，女性从事的家庭劳动工作（家务）停留在“前市场阶段”，处于贸币经济体系之外，没有进入市场就直接被消费掉了。按照政治经济学商品生产的逻辑，女性所做的家务工作只具有“使用价值”，通常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作”，因而也被认为是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的工作。在一个“金钱决定价值”的社会里，女性是一个处于金钱之外的群体[1]19。也就是说，女性从事的家庭工作不是属于“商品生产”，是没有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劳动，不具有“交换价值”，因而不是什么真正的工作。因此，本斯顿悲观地指出，所谓妇女，是指这样一些人，专门从事家务劳动，“在与家庭相关的各种活动中，负责生产简单的使用价值”[1]19。
正因为女性从事的“技术含量”，是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的家庭劳动，因而使女性在整个性别政治中处于“屈从”的地位。从这个视角看，要如何“解放妇女”呢？恩格斯指出，女性的压迫发生在私人领域，那么妇女的解放就必须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他指出，只要妇女仅仅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把社会的生产劳动排除在外，那么所谓的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不管是在何时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换而言之，妇女解放是建立在她们极少时间参加家务劳动，大部分精力放在社会生产劳动的基础上[9]。现代大工业生产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条件，因为现代大工业“越来越要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因此，恩格斯认为，妇女的解放必然伴随着公共领域的扩大和私人领域的消退。但是，私人领域完全消失似乎也不可能，因为家务劳动仍然必需占据妇女们“极少的时间”。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本斯顿提出，有如下两个条件决定了妇女解放与否：第一，在公共领域的就业机会是否平等；第二，妇女是否已经从琐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但这两方面是相互关联的，不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公共领域的机会平等是不可能的；妇女被禁锢在家庭而不去公共领域工作，家庭劳动的社会化（工业化）也无以成立[1]22。基于上述分析，本斯顿提出了自己的妇女解放的“二阶”策略，“第一阶”是家庭劳动的“社会化”，“第二阶”是女性介入公共领域。作为“第一阶”的家庭劳动社会化是非常必要的，对这种必要性认识的提高，能给予妇女应得的更多尊重[4]157。只有家庭劳动社会化了，原本由女性承担的属于私人领域劳动的工作才能变成公共领域的事情，并由社会共同承担。“第一阶”得以实现是“第二阶”得以成立的前提，而之所以家庭劳动社会化处于更高“阶位”， 本斯顿认为，不先从繁重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就盲目地鼓励女性积极加入公共领域，对女性的解放无疑是“雪上加霜”。她是这么说的：“家庭劳动历来都是推到女人身上，如果她们加入公共领域，那就意味着她们在公共领域的工作和私人领域的家庭劳动均不可偏废。这相当于她们做了两份工作：她们在能够完成作为首要任务的家庭劳动的前提下，才被许可加入公共领域劳动力队伍。在前苏联和西欧，女性加入公共领域劳动的机会非常多，但实际情况是她们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自由。公共领域的男女就业平等，诚然是女性得到解放的先决条件，但这个条件本身并不足以给女性带来真正的平等；只要家庭劳动仍旧是私人领域和女性的必要责任，她们就只能继续承担双重负担”[1]21。 对于恩格斯和本斯顿提出的解放“策略”，另外两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玛莉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与 谢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均提出反对意见。她们既反对恩格斯提出的“女性要解放必须先进入社会公共劳动”的主张，也反对本斯顿提出的“家庭劳动必须社会化然后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主张，她们提出“家庭劳动工资化”的女性解放策略，即应该给女性从事的家庭劳动支付工资。科斯塔与詹姆斯认为，这笔工资应该由国家出面支付，因为国家财政收入最终是依靠“资本剥削女性”取得的结果。“家庭劳动工资化”可以使人们深刻领会家庭劳动的本质，强化人们对家庭劳动重要性的认识；“家庭劳动工资化”实际上也使人们认可到了女性同样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同样是遭受剥削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也就为女性主义政治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家庭劳动工资化”在理论上成立后，那该如何在行动上实施呢？科斯塔与詹姆斯基于家庭劳动计酬策略，提出了两个“行动策略”：一是“拒绝工作”。女性本来就承担着繁重的家庭劳动，如果再参与到公共领域，被资本家“雇佣”，实际上就承担了两份工作，为资本提供了家庭劳动服务和作为工资劳动者的服务，在现有社会结构中，所谓“劳动获得解放”无疑是天方夜谭。第二，在公共领域问题、家庭劳动无偿性、两性不平等、女性与公共空间隔绝等问题上，动员“工人阶级妇女”，以便使家庭劳动的斗争“社会化”[10]。
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理论意蕴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联姻”的产物，在她们看来，性别问题不是孤立的，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性别问题与阶级问题、种族歧视问题、社会发展问题、生态问题、科学技术发展问题都是内在联动且互相制约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技术-劳动”的性别视角研究，属于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大家族中的一员，它为了达到技术批判的目的，“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诸如“异化”、“劳动”、“社会生产”、“社会再生产”、“全面发展”等关键词来进行理论阐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制度批判”增添了“父权制批判”，“阶级斗争”增添了“性别斗争”，“劳动异化”增添了“性别异化”，通过这种方式体现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家族相似性”，但又通过上述的“增添”方式，体现其作为一个女性主义流派独有的价值理想。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的视野中，技术既具有阶级特征，又具有性别特征，且两者具有内在相通与关联的特征。男性对技术的全面控制，是女性少有机会接近技术的主要原因。就像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宣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研究与科学（技术）知识是对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性别（男性）利益的反映。”也就是说，技术不是“纯客观”或价值中立的，是由处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建构出来的，反映的是统治阶级和强势性别的利益或价值，既具阶级特征，又具性别特征，且两者互相嵌入并浑然一体。
女性主义力图解决的是性别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力图解决的是阶级不平等；两者在把握世界时都是采用否定性与批判性思维方式，不是根据静态平衡而是根据对抗获得对世界的理解。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技术反思，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品格，又具有女性主义理论所蕴含的抗争品质，是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体系中的独具特色的一个分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技术领域中女性面临的全部问题，都归因于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受到类似于阶级似的压迫，至少在现实或经验上，显得有些牵强。女性群体不是抽象的“类存在物”，而是由现实中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女人”的集合。发达国家的女性与第三世界的女性，白人女性与有色人种女性，知识女性与文盲女性，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女性与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女性，尽管都属于同一性别，但对技术的认识与技术素养、所获取的经验、采取的立场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对女性群体进一步“细分”，探讨与女性相关的技术问题或与技术相关的女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只有这样，相关研究才能真正促进女性尤其是其中的边缘群体的真正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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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Division of TechnologyLab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Feminism
YI Xianfei1，2
（1. CASS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Beijing 100732，China；
2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Changsha Hunan 410114，China）
Abstract：Marxismfeminism is the product of “marriage” between Marxism and Feminism. The technological research of Marxismfeminism is a particular school in feminism technological research system. In Marxismfeminism’s view， women’s “labor” is limited to the field of families or private domain in which “technical content is relatively low”， while men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public areas that have “relatively high technical content”. Therefore， it is the gender division in labor that causes unfairness in gender politic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different kinds of works in public domain become suitable for women， We could say that it is industrial labor and automation technology that provide prerequisite for women emancipation. Marxismfeminism technological researchers’ efforts should be paid to further subdivide female group and discuss the femalerelated technological problems and technologicalrelated female problems.
Key words： feminism technological research； technologylabor；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Marxismfeminism
编辑：鲁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