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被遮蔽的历史
黄金时代，上海有一份重要的金融媒体，《银行周报》。 关于这份刊物，后来的资料介绍很简单：
“这是我国现代创办时间最早、刊期最长的一份杂志，也是当时国内惟一的一份经济类杂志。1915年春，中国、交通等七家银行共同筹建上海银行公会，为了加速我国银行业的发展，需要传播金融知识，加强银行理论和实务的研究，1917年共同创办了《银行周报》。从1917年创刊，《银行周报》一直发行至1950年3月才停刊。30多年来，共出版1635期，从未间断。上海是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发源地，到30年代已具有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银行周报》伴随中国金融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
如果读过与此相关的一些历史资料，人们能够发现，这样的介绍性文字，遮蔽了很多内容。一方面，这份杂志虽然出刊年长量多，资料丰富，但由于经历了从民国向新中国的变迁，很多内容被视为买办资本主义的流毒，在三反五反和文革之中，绝大多数杂志被人为销毁，现在在中国大陆要找到一份《银行周报》原版，已经变得非常艰难。因此后人的介绍，就只能望文生义，打一些擦边球，说一些大概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是遗失或者遮蔽了与这份金融类专业杂志有关的思想性和社会效应。从一些零星的回忆文章，或者从海外保存的相关资料看，这份杂志完整地体现了当时的银行家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思考，而且这些思考不仅有效捍卫了银行家们在市场中的权利，而且以这本杂志为中心，银行家们由此成立了属于自己的民间联合机构，形成了一个与市场权利有关的，甚至是与政府和市场分工秩序有关的话语权平台。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上海，《银行周报》不仅是一份媒体，还是一个民间非政府机构，一个市场自治社会的交流中心。
正是沿着这一本杂志的非政府组织的效应命题，我们才发现了一个令后人赞叹的社会现象。围绕《银行周报》，首先是出资方成立了联合会，形成了一个思想和话语权的同盟组织，接着，在此基础上，上海的银行公会得以成立，并积极参与到了当时整个中国的金融市场的秩序构建中。
向自由汇聚
这是一个长达10年的过程，1917年5月27日，几名年轻的银行家经过简单的筹谋，推出了《银行周报》的首发式。核心人物有2个人，一是张嘉璈，另外一个是宋汉章。宋汉章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总经理，张嘉璈则是副经理，两个人共同的思想理念，是要尽快摆脱国家和政府对自由金融市场的行政干预，全面引进国际金融法规来管理自己的银行。这当然是视野开阔，志存高远的使命，宋汉章和张嘉璈之所以有如此理念，完全在于他们的求学经历和知识结构。宋汉章毕业于当时的上海中西学院，张嘉璈更是在日本东京庆应大学拿到了财政学的学士学位，二人对西方金融管理，对西方的市场秩序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因此急于在自己的管理范围之内推行自由金融理念。这样的价值观和知识结构，构成了当时上海金融街的一种风尚，一大批认同自由金融理念的年轻银行家聚集在宋汉章和张嘉璈周围，所有人都基本上走出了传统中国钱庄的管理方式，系统掌握了西方现代银行的管理模式。
李铭，刚过30岁的银行家，在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主修银行学，回国之后在杭州发展，一段时间之内很快成为浙江银行的业务高手，他的基本理念正是自由银行制度，坚决反对政府和官僚对银行经营的干涉，并着手将官商结合的浙江银行，改组成真正意义上的私人银行。由此，浙江银行摇身一变，成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并且从杭州搬迁到上海，成为一家真正面对上海市场、全国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中国本土银行。
徐陈冕，本名徐寄廎，浙江温州人，著名金融学家。其父好友徐某无子，病危时要求过继一子，于是将其出嗣改名为徐陈冕。和李铭同在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求学，银行学学士。回国之后，长时间管理中国银行的一些地方分行，曾任温州师范监学、浙江兴业银行副经理、董事长、上海商会理事长、中央银行监事等职，具有丰富的现代金融管理经验。
另外一个与徐陈冕长期合作的银行家是徐新六，伯明翰大学的理学士、维多利亚大学的商学士，后又在巴黎国立政治学院学习国家财政学一年。1921年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会秘书，不久为总办事处书记长。1923年为副总经理，1925年升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新六的银行经营理念，同样是自由市场思路，在他的治下，浙江兴业银行广设分支机构，以一种完全市场化的方法，吸收各地存款，扩大银行规模，为当时银行业发展的典型之一，到抗战前夕，这家银行的分支机构已经达到35 处。
陈光甫的创业经历，更具有自由市场的色彩。他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沃顿财政学院，满脑子都是银行的自由发展，以及对政府干预银行经营的深恶痛绝。回国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他主持的江苏省银行从南京搬迁到了上海，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避免江苏地方政府的干扰。这几乎是对传统官商结合体制的一次挑战，很快引起了江苏省政府官员的集体反对。于是，陈光甫一气之下，辞去经理职务，转而投奔著名的张謇和张嘉璈，开始全面创办上海银行。以陈光甫的才华，上海银行的发展可谓一帆风顺，很快就成为当时中国最成功的私人银行，一直到今天为止，这家银行的制度设计和经营模式，都是中国现代银行业经营方法的一个范本。在中国现代银行业发展史上，陈光甫的意义可谓重大。他是将现代经营，管理方法和制度引入中国银行的先驱。从黄金时代开始，一直到1949年，上海银行的发展，都是大气象。八十多个分行的网点建设，在当时无出其右。上海银行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大银行框架，除了经营储蓄业务外，并开展工业、商业、农业全方位的贷款，经营外汇业务。1950年，陈光甫将上海银行搬迁到香港，改名为上海商业银行，1954年又在台北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今天，陈光甫的名声，在香港、台湾的银行界，依然有口皆碑。
孙元方也值得提及。他是美国卫斯理安学院的银行学学士，马萨诸塞科学学院和布朗大学的进修生，具有完全竞争理念的银行管理知识结构，早年在中国银行任要职，后进入政府财政部币制委员会出任委员， 1916年后中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转而开始推行自己的自由银行经验，和宋汉章、张嘉璈过从甚密。 这些才华横溢的年轻的银行家，在1917年的春天，被宋汉章和张嘉璈召集在一起，《银行周报》因此诞生，一个主要由银行家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形成。1918年，宋汉章提议成立上海银行公会，各位年轻的银行家一致赞同。这一年的7月，上海银行公会成立，结果又有5家新的银行机构踊跃参加。由此，这家非政府组织的发起单位达到12家银行，在上海可谓银行业半壁江山，在全国也是声名远播。而7年之后，也就是1925年，公会会员单位增加到了24家，规模扩大了整整一倍。这表明宋汉章、张嘉璈等人倡导的现代银行理念和市场竞争秩序已经形成共识，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发展真正走出官商结合的陷阱，进入到了市场自由竞争的时代。
社会自治的核心价值
作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第一家银行业的非政府组织，上海银行公会的制度性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要的意义在于，公共媒体平台与民间自治组织的结合，构成了中国社会秩序之中的一种现代性制度探索。按照现代社会的传媒理念，媒体是第三权力，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起到一种沟通和平衡作用，而上海银行公会这样的组织，则完全根植于企业家的思想与行动。这意味着，中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首先是企业家找到了一种社会的治理方式，这种方式隐含着市场的自发秩序，隐含着深刻的公共选择行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历史学的研究，还是经济学的研究，《银行周报》和上海银行公会的价值都被严重遮蔽，甚至误读。
事实上，作为一份媒体，《银行周报》的影响力价值在当时就被各地复制，各地企业家模仿《银行周报》，纷纷创办属于自己思想平台和市场平台的媒体。比如当时最为重要的产业纺织业，企业家们联合创办了《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由于纺织业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外国企业巨大的竞争压力，尤其是面临日本企业的竞争，这份杂志在聂云台和穆藕初的推动下，围绕棉花的出口税这样的国际贸易政策，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比如北京的银行家们联合创办了《银行月刊》，汉口的银行家们创办了《银行杂志》，这些新兴的媒体，都是对上海《银行周报》的全面模仿。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几乎立竿见影。一方面拓展了企业家在现代经济领域的视野，拓宽了市场的半径，同时冲破了传统商业思维所固守的种种市场障碍；另一方面，在各地形成了企业家的普遍的联合，这种联合的力量，必然形成对政府管制的一种牵制。这正是现代社会自治秩序的核心价值所在。当然，媒体的效用，还在于思想的拓展，这些新兴的专业性媒体，承担着当时市场研究的任务，在传播世界经济体系的常识，陈述现代市场的理念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白吉尔先生认为，“他们不仅表现为既得利益的一致性，而且表现为要求市场自由的一致性。这种对市场的追求所带来的自由思想，终于取代了古老的政府垄断传统”。
资料显示，黄金时代的企业家们对这种既具有言论的话语权、又具有社会的自治权的管理模式，爱不释手。位于北京的银行家联合杂志《银行月刊》，在1921年的一月号上撰文，可谓极尽赞美之言辞：
“溯自吾国与外人通商以来，国内商业进而为国际商业，经营之范围日扩，其方法亦日异。为之枢纽机关者，如旧日之钱庄、票号，已不能适应今日之潮流。所谓银行者，乃应运而生。银行者，所以供一国财政工商以及社会经济之运用也。其营业方法之魄力，以及方法政策，必足有以副之，或更纠正而引导之，自非一行一地之实力之知识所能为。所以，尤贵各银行公会之联合提携也”。
这段话即使在今天，也可谓视野辽阔。第一是要国际化，第二是要走出传统的窠臼，第三是要致力于国家的昌盛，社会的改进，第四，则是致力于民间自治的联合发展。此情此景，说明了一个根本的逻辑，市场的发展和创新，从来都是由企业家主导的，各种市场要素之中，只有企业家才有勇气，有能力，有知识和思想资源来推动市场的自由发展。《银行周报》是一种典型的自由市场现象，它的出现再一次证明，黄金时代的企业家是一群具有市场创新意义的企业家。
其次，上海银行公会的内部管理秩序，始终守住了非政府组织典型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制度，这在整个黄金时代，属于其他社会自治机构的民主选举的范本之一。资料记载，从1918年一直到1926年，这家民间自治的组织，一直保持着非常稳健的格局，很大的原因在于，董事会的核心成员，一直都是由会员选举和再选举而来，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由某个有影响力的人指定董事的现象发生。在差不多10年的时间之内，孙元方和倪元甫连任四届公会会长，宋汉章、陈光甫、李铭担任过三届，钱永铭出任过两届。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等大型全国性银行的总经理，但由于有了上海银行公会这个民间自治组织的博弈能力，这些在上海的银行分支机构普遍拥有了非常大的自治权利。这种现象，一方面为历史罕有，另一方面也为上海的银行分支机构按照市场的自由秩序来开展业务，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正是看到了这种民间自治社会的巨大效用，上海银行公会几乎所有的董事和历届的会长，都完全站在自由市场的这一边，一直拒绝来自北京的大政府主义干预，也拒绝来自中心银行机构对上海金融市场的行政干预。由此，黄金时代的上海，或多或少具有某种金融自由港口的诸多特征。
第三层面的意义在于，当上海银行公会形成了它的制度意义和实践经验，尤其是这个民间的自治组织不断对所有的会员企业家形成了一种现代金融思想和企业管理思想的训练，在一种缓慢的渐进秩序中，为中国的企业家建设，甚至为中国的社会治理，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因而这样的民间自治组织的效用开始越过边界，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力。
比如，张嘉璈在1920年离开上海，去北京担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他给这家银行的高层带去的，正是上海银行公会的价值观。比如钱永铭，1922年调任北京交通银行协理，也是把上海银行公会的方法悉数带去。当这样的人才输出足够多，当时的中国银行界在一个时期之内，甚至形成了一种银行自治的风潮，市场的主动自由竞争精神成为一种时尚，传统官商结合企业方式退居幕后。各种模仿上海银行公会的组织架构，纷纷成立属于自己的银行公会，其中最火热的城市包括汉口，苏州、杭州、北京、天津、哈尔滨等等。张嘉璈的行动更是风生水起，他在1921年初联合各地银行公会，成立了全国银行总会，将上海银行公会的全套管理方式推向全国，同时以核心的民间自治理念和市场精神，倒逼政府进行职能改革，因此，整个黄金时代的政府意义，一直朝着小政府的守夜人模式不断发展，为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治社会基础和市场竞争基础。
黄金时代，上海有一份重要的金融媒体，《银行周报》。 关于这份刊物，后来的资料介绍很简单：
“这是我国现代创办时间最早、刊期最长的一份杂志，也是当时国内惟一的一份经济类杂志。1915年春，中国、交通等七家银行共同筹建上海银行公会，为了加速我国银行业的发展，需要传播金融知识，加强银行理论和实务的研究，1917年共同创办了《银行周报》。从1917年创刊，《银行周报》一直发行至1950年3月才停刊。30多年来，共出版1635期，从未间断。上海是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发源地，到30年代已具有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银行周报》伴随中国金融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
如果读过与此相关的一些历史资料，人们能够发现，这样的介绍性文字，遮蔽了很多内容。一方面，这份杂志虽然出刊年长量多，资料丰富，但由于经历了从民国向新中国的变迁，很多内容被视为买办资本主义的流毒，在三反五反和文革之中，绝大多数杂志被人为销毁，现在在中国大陆要找到一份《银行周报》原版，已经变得非常艰难。因此后人的介绍，就只能望文生义，打一些擦边球，说一些大概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是遗失或者遮蔽了与这份金融类专业杂志有关的思想性和社会效应。从一些零星的回忆文章，或者从海外保存的相关资料看，这份杂志完整地体现了当时的银行家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思考，而且这些思考不仅有效捍卫了银行家们在市场中的权利，而且以这本杂志为中心，银行家们由此成立了属于自己的民间联合机构，形成了一个与市场权利有关的，甚至是与政府和市场分工秩序有关的话语权平台。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上海，《银行周报》不仅是一份媒体，还是一个民间非政府机构，一个市场自治社会的交流中心。
正是沿着这一本杂志的非政府组织的效应命题，我们才发现了一个令后人赞叹的社会现象。围绕《银行周报》，首先是出资方成立了联合会，形成了一个思想和话语权的同盟组织，接着，在此基础上，上海的银行公会得以成立，并积极参与到了当时整个中国的金融市场的秩序构建中。
向自由汇聚
这是一个长达10年的过程，1917年5月27日，几名年轻的银行家经过简单的筹谋，推出了《银行周报》的首发式。核心人物有2个人，一是张嘉璈，另外一个是宋汉章。宋汉章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总经理，张嘉璈则是副经理，两个人共同的思想理念，是要尽快摆脱国家和政府对自由金融市场的行政干预，全面引进国际金融法规来管理自己的银行。这当然是视野开阔，志存高远的使命，宋汉章和张嘉璈之所以有如此理念，完全在于他们的求学经历和知识结构。宋汉章毕业于当时的上海中西学院，张嘉璈更是在日本东京庆应大学拿到了财政学的学士学位，二人对西方金融管理，对西方的市场秩序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因此急于在自己的管理范围之内推行自由金融理念。这样的价值观和知识结构，构成了当时上海金融街的一种风尚，一大批认同自由金融理念的年轻银行家聚集在宋汉章和张嘉璈周围，所有人都基本上走出了传统中国钱庄的管理方式，系统掌握了西方现代银行的管理模式。
李铭，刚过30岁的银行家，在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主修银行学，回国之后在杭州发展，一段时间之内很快成为浙江银行的业务高手，他的基本理念正是自由银行制度，坚决反对政府和官僚对银行经营的干涉，并着手将官商结合的浙江银行，改组成真正意义上的私人银行。由此，浙江银行摇身一变，成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并且从杭州搬迁到上海，成为一家真正面对上海市场、全国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中国本土银行。
徐陈冕，本名徐寄廎，浙江温州人，著名金融学家。其父好友徐某无子，病危时要求过继一子，于是将其出嗣改名为徐陈冕。和李铭同在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求学，银行学学士。回国之后，长时间管理中国银行的一些地方分行，曾任温州师范监学、浙江兴业银行副经理、董事长、上海商会理事长、中央银行监事等职，具有丰富的现代金融管理经验。
另外一个与徐陈冕长期合作的银行家是徐新六，伯明翰大学的理学士、维多利亚大学的商学士，后又在巴黎国立政治学院学习国家财政学一年。1921年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会秘书，不久为总办事处书记长。1923年为副总经理，1925年升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新六的银行经营理念，同样是自由市场思路，在他的治下，浙江兴业银行广设分支机构，以一种完全市场化的方法，吸收各地存款，扩大银行规模，为当时银行业发展的典型之一，到抗战前夕，这家银行的分支机构已经达到35 处。
陈光甫的创业经历，更具有自由市场的色彩。他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沃顿财政学院，满脑子都是银行的自由发展，以及对政府干预银行经营的深恶痛绝。回国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他主持的江苏省银行从南京搬迁到了上海，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避免江苏地方政府的干扰。这几乎是对传统官商结合体制的一次挑战，很快引起了江苏省政府官员的集体反对。于是，陈光甫一气之下，辞去经理职务，转而投奔著名的张謇和张嘉璈，开始全面创办上海银行。以陈光甫的才华，上海银行的发展可谓一帆风顺，很快就成为当时中国最成功的私人银行，一直到今天为止，这家银行的制度设计和经营模式，都是中国现代银行业经营方法的一个范本。在中国现代银行业发展史上，陈光甫的意义可谓重大。他是将现代经营，管理方法和制度引入中国银行的先驱。从黄金时代开始，一直到1949年，上海银行的发展，都是大气象。八十多个分行的网点建设，在当时无出其右。上海银行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大银行框架，除了经营储蓄业务外，并开展工业、商业、农业全方位的贷款，经营外汇业务。1950年，陈光甫将上海银行搬迁到香港，改名为上海商业银行，1954年又在台北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今天，陈光甫的名声，在香港、台湾的银行界，依然有口皆碑。
孙元方也值得提及。他是美国卫斯理安学院的银行学学士，马萨诸塞科学学院和布朗大学的进修生，具有完全竞争理念的银行管理知识结构，早年在中国银行任要职，后进入政府财政部币制委员会出任委员， 1916年后中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转而开始推行自己的自由银行经验，和宋汉章、张嘉璈过从甚密。 这些才华横溢的年轻的银行家，在1917年的春天，被宋汉章和张嘉璈召集在一起，《银行周报》因此诞生，一个主要由银行家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形成。1918年，宋汉章提议成立上海银行公会，各位年轻的银行家一致赞同。这一年的7月，上海银行公会成立，结果又有5家新的银行机构踊跃参加。由此，这家非政府组织的发起单位达到12家银行，在上海可谓银行业半壁江山，在全国也是声名远播。而7年之后，也就是1925年，公会会员单位增加到了24家，规模扩大了整整一倍。这表明宋汉章、张嘉璈等人倡导的现代银行理念和市场竞争秩序已经形成共识，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发展真正走出官商结合的陷阱，进入到了市场自由竞争的时代。
社会自治的核心价值
作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第一家银行业的非政府组织，上海银行公会的制度性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要的意义在于，公共媒体平台与民间自治组织的结合，构成了中国社会秩序之中的一种现代性制度探索。按照现代社会的传媒理念，媒体是第三权力，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起到一种沟通和平衡作用，而上海银行公会这样的组织，则完全根植于企业家的思想与行动。这意味着，中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首先是企业家找到了一种社会的治理方式，这种方式隐含着市场的自发秩序，隐含着深刻的公共选择行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历史学的研究，还是经济学的研究，《银行周报》和上海银行公会的价值都被严重遮蔽，甚至误读。
事实上，作为一份媒体，《银行周报》的影响力价值在当时就被各地复制，各地企业家模仿《银行周报》，纷纷创办属于自己思想平台和市场平台的媒体。比如当时最为重要的产业纺织业，企业家们联合创办了《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由于纺织业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外国企业巨大的竞争压力，尤其是面临日本企业的竞争，这份杂志在聂云台和穆藕初的推动下，围绕棉花的出口税这样的国际贸易政策，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比如北京的银行家们联合创办了《银行月刊》，汉口的银行家们创办了《银行杂志》，这些新兴的媒体，都是对上海《银行周报》的全面模仿。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几乎立竿见影。一方面拓展了企业家在现代经济领域的视野，拓宽了市场的半径，同时冲破了传统商业思维所固守的种种市场障碍；另一方面，在各地形成了企业家的普遍的联合，这种联合的力量，必然形成对政府管制的一种牵制。这正是现代社会自治秩序的核心价值所在。当然，媒体的效用，还在于思想的拓展，这些新兴的专业性媒体，承担着当时市场研究的任务，在传播世界经济体系的常识，陈述现代市场的理念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白吉尔先生认为，“他们不仅表现为既得利益的一致性，而且表现为要求市场自由的一致性。这种对市场的追求所带来的自由思想，终于取代了古老的政府垄断传统”。
资料显示，黄金时代的企业家们对这种既具有言论的话语权、又具有社会的自治权的管理模式，爱不释手。位于北京的银行家联合杂志《银行月刊》，在1921年的一月号上撰文，可谓极尽赞美之言辞：
“溯自吾国与外人通商以来，国内商业进而为国际商业，经营之范围日扩，其方法亦日异。为之枢纽机关者，如旧日之钱庄、票号，已不能适应今日之潮流。所谓银行者，乃应运而生。银行者，所以供一国财政工商以及社会经济之运用也。其营业方法之魄力，以及方法政策，必足有以副之，或更纠正而引导之，自非一行一地之实力之知识所能为。所以，尤贵各银行公会之联合提携也”。
这段话即使在今天，也可谓视野辽阔。第一是要国际化，第二是要走出传统的窠臼，第三是要致力于国家的昌盛，社会的改进，第四，则是致力于民间自治的联合发展。此情此景，说明了一个根本的逻辑，市场的发展和创新，从来都是由企业家主导的，各种市场要素之中，只有企业家才有勇气，有能力，有知识和思想资源来推动市场的自由发展。《银行周报》是一种典型的自由市场现象，它的出现再一次证明，黄金时代的企业家是一群具有市场创新意义的企业家。
其次，上海银行公会的内部管理秩序，始终守住了非政府组织典型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制度，这在整个黄金时代，属于其他社会自治机构的民主选举的范本之一。资料记载，从1918年一直到1926年，这家民间自治的组织，一直保持着非常稳健的格局，很大的原因在于，董事会的核心成员，一直都是由会员选举和再选举而来，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由某个有影响力的人指定董事的现象发生。在差不多10年的时间之内，孙元方和倪元甫连任四届公会会长，宋汉章、陈光甫、李铭担任过三届，钱永铭出任过两届。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等大型全国性银行的总经理，但由于有了上海银行公会这个民间自治组织的博弈能力，这些在上海的银行分支机构普遍拥有了非常大的自治权利。这种现象，一方面为历史罕有，另一方面也为上海的银行分支机构按照市场的自由秩序来开展业务，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正是看到了这种民间自治社会的巨大效用，上海银行公会几乎所有的董事和历届的会长，都完全站在自由市场的这一边，一直拒绝来自北京的大政府主义干预，也拒绝来自中心银行机构对上海金融市场的行政干预。由此，黄金时代的上海，或多或少具有某种金融自由港口的诸多特征。
第三层面的意义在于，当上海银行公会形成了它的制度意义和实践经验，尤其是这个民间的自治组织不断对所有的会员企业家形成了一种现代金融思想和企业管理思想的训练，在一种缓慢的渐进秩序中，为中国的企业家建设，甚至为中国的社会治理，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因而这样的民间自治组织的效用开始越过边界，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力。
比如，张嘉璈在1920年离开上海，去北京担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他给这家银行的高层带去的，正是上海银行公会的价值观。比如钱永铭，1922年调任北京交通银行协理，也是把上海银行公会的方法悉数带去。当这样的人才输出足够多，当时的中国银行界在一个时期之内，甚至形成了一种银行自治的风潮，市场的主动自由竞争精神成为一种时尚，传统官商结合企业方式退居幕后。各种模仿上海银行公会的组织架构，纷纷成立属于自己的银行公会，其中最火热的城市包括汉口，苏州、杭州、北京、天津、哈尔滨等等。张嘉璈的行动更是风生水起，他在1921年初联合各地银行公会，成立了全国银行总会，将上海银行公会的全套管理方式推向全国，同时以核心的民间自治理念和市场精神，倒逼政府进行职能改革，因此，整个黄金时代的政府意义，一直朝着小政府的守夜人模式不断发展，为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治社会基础和市场竞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