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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3年，台南市政府委托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对台南安平古堡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中外陶瓷器，来源涵盖了欧洲、东亚以及东南亚三个地区。本文通过此次出土的陶瓷器，简单探究中国台湾在荷西时代、明郑时代作为中外贸易中转站的角色和地位。
【关键词】安平古堡；热兰遮城；陶瓷；17世纪中外贸易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台湾台南市安平古堡博物馆内展览有安平古堡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些欧洲、日本的瓷器碎片，这些碎片会不会和中国台湾同海外贸易有关系？笔者仅抛砖引玉，恳请各位方家指教。
一、安平古堡简史
安平古堡位于中国台湾省台南市安平区，起初荷兰殖民者命名为奥伦治城（Fort Orange），1627年正式改名为热兰遮城（Fort Zeelandia），并以此为中心开始了荷兰在台湾的殖民统治。1662年，郑成功攻占热兰遮城驱逐荷兰人后，将其改名为安平镇城，并作为明郑政权的政治中心。1683年，清军攻台，明郑政权垮台，清政府仍将城堡作为军装局。1869年英军炮击安平火药库，致使部分城墙损坏。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来台处理“牡丹社事件”，修筑的亿载金城也从安平古堡取走大量砖块作为建材。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根据《马关条约》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并整建安平古城。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正式将城堡改称安平古堡。
二、出土瓷器同周边贸易的关联
2003年，台南市政府委托成功大学进行《第一级古迹台湾城残迹城址初步研究计划》，并在刘益昌教授的带领下对安平古堡三个地点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从时间上涵盖了荷据、明郑、清朝、日据等各个时期，主要产自中国大陆、荷兰、德国和日本等。
（一）安平古堡遗址出土的中国大陆陶瓷
此次热兰遮城遗址出土的17世纪陶瓷，来自大陆的数量最多。除了著名的安平壶标本以外，还包括江西省景德镇的卡拉克瓷（Kraak Porcelain），以及来自福建漳州、德化、安溪和浙江温州等地瓷窑所产的青瓷、青花瓷和釉上彩瓷等作品。卡拉克瓷器的装饰布局源自于欧洲人的设计，由景德镇瓷窑大量生产并销往欧洲市场。安平古堡所出土的景德镇卡拉克青花瓷，不管是当时的荷兰人购买自用，或是利用台湾作为中外贸易的中转站进行殖民贸易，都见证了景德镇瓷器生产外销的这段历史，也证明了台湾在荷据时代中西方贸易网络中的重要地位。
（二）安平古堡遗址出土的荷兰陶瓷
“安平古堡的1号和2号探坑出土的荷兰陶瓷可以区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属于广义的马约利卡（Majolica）系作品。此类标本计两件，胎质松软，呈淡黄色调，其中一件内外施釉，外壁于胎上施罩白色失透性锡釉，而后在釉上以钴蓝进行彩绘，釉层较厚，会剥釉。”马约利卡是对意大利锡釉陶的泛称，15世纪和16世纪意大利锡釉陶最为流行时，逐渐影响到尼德兰地区。“该地区的今荷兰德尔夫特（Delft）瓷场亦约16世纪开始烧造此类因传输转运站而命名的锡釉陶器，即所谓的荷兰马约利卡陶器。”虽然热兰遮城遗址出土的马约利卡陶仅存碎片，但是谢明良教授推测这两片碎片其中一件可能为膏药罐（Albarello）的残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膏药罐同样出现在1613年在大西洋圣海伦娜岛（St.Helena）沉没的荷兰籍商船白狮号（Witte Leeuw）、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尼万丹（Banten）据点遗址以及日本的8处遗址中。荷兰阿姆斯特丹和法国里昂（Lyon）特洛廣场（Terreaux Place）等同时期遗址内也出土有这类膏药罐，可以证明这种荷兰生产的膏药罐随着荷兰人来到了印尼、中国台湾、日本等地。
（三）安平古堡遗址出土的德国陶瓷
“热兰遮城第2号探坑出土的德国陶瓷来自德国莱茵（Rhineland）地区窑场所烧制的盐釉陶瓷。探坑所处此类标本计有壶把、器身以及器身所饰模印贴花等部位残片，据此可以复原得知作品至少包括俗称胡须男（Bartmannskrug，Baard man）的带把酒壶。酒壶以辘轳拉坯成型，壶颈肩部位浮雕络腮胡人面，同时经常于颜面下方以及壶腹侧面装饰各式纹章，胡须男一名即来自壶颈肩部位装饰的人面图纹。”而这种胡须男式酒壶以德国科隆（Cologne）及其近郊的弗勒亨（Frechen）产出的最为著名，安平古堡出土的这类胡须男酒壶陶片，据谢明良教授推测为弗勒亨地区所产出。这种胡须男酒壶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支持定制的，欧洲也有印有荷兰阿姆斯特丹市徽的胡须男酒壶传世，这说明这些德国的胡须男酒壶同样和膏药罐一样生产于欧洲，但是却随着荷兰人的脚步来到中国台湾，而且这种胡须男酒壶深入荷兰人的日常生活，因为1609年在几内亚湾南部沉没的模里西斯号（Mauritius）和此前提到的1613年沉没的白狮号上也发现了这种弗勒亨型的胡须男酒壶。不仅如此，在日本也有发现这种带有阿姆斯特丹市徽的弗勒亨型胡须男酒壶。
以上所描述的景德镇卡拉克青花瓷，荷兰马约利卡膏药罐、德国弗勒亨胡须男酒壶的残片，都是17世纪同荷兰有关的陶瓷残片。再结合大西洋圣海伦娜岛和几内亚湾的沉船可以看出，荷兰人通过台湾这个殖民据点，不仅广泛地将中国景德镇卡拉克青花瓷销往欧洲，同样也将荷兰和德国等地生产的陶瓷带往亚洲。总而言之，这些欧式的陶瓷可以说是17世纪中外贸易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荷兰人虽然在中国台湾实行着殖民统治，但是放眼全球，以荷兰人为纽带的中西方海上贸易十分兴盛，他们将中国、日本、东南亚与欧洲的海上商路连接在一起，大量的贸易往来使荷兰人获得了大量财富。
（四）安平古堡出土的日本肥前陶瓷
热兰遮城遗址所见日本陶瓷是3号探坑出土的17世纪肥前地区的唐津烧。出土残片为盘类器壁部位，内壁以白色化妆土刷抹波浪形复线纹饰带，再于上方饰以铜呈色的绿彩和以铁为发色剂的褐彩而后施罩透明釉烧成，匠心独运，是肥前地区具有特色的产品，一般称为二彩唐津。 二彩唐津的烧制可能始于16世纪80年代或者更早，很有可能与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所掳回陶工在今佐贺、长崎两县松浦地区筑窑烧瓷的传承有关。如果这段历史可信的话，那就可解释肥前地区的陶瓷为什么可以大量仿制中国风格的青花瓷，并且有能力在一定特殊时期内扮演代替中国青花瓷外销的角色。
日本肥前窑二彩唐津烧在东南亚多个国家都有发现，“如泰国拉布里（Lop Buri）宫廷接待所，以及马来半岛那空是贪玛叻（Nakhon Si Thammarat）等遗址有出土记录”。根据郭圣伟先生的研究发现，在台湾南部科学工业园区包含社内、中寮、埤仔头、新寮四处遗址也有大量出土肥前窑瓷器，“社内遗址，在民国92年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不少材质类型的文化遗留，多属17世纪至18世纪的遗物，其中包含了明确为明郑时期的永历通宝等遗物”。上述四处遗址同时出土有肥前窑烧制的简笔云龙纹青花碗、开光花草纹青花盘、山水纹青花瓶、竹枝纹青花杯以及双勾花卉纹青花碗等陶瓷制日常用品。在澎湖马公港、金门等地也有发现上述肥前窑陶瓷制品。
“依据近年编年成果，二彩唐津始见于1610-1650年（Ⅱ期），但印尼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出土的二彩唐津和刷毛目等大盘则是属1650-1690年（Ⅲ期）的作品。”由此可见，这些肥前窑生产的青花瓷或是二彩唐津烧在时间上都晚于荷据时代，处于明郑时代，而且这些出土文物的分布不管是金门、澎湖马公港还是台南，都显示出在明郑的势力范围。由于清政府为杜绝海上走私贸易，孤立郑成功而采取迁界和海禁政策，使大陆地区所生产的青花瓷不能外销，为了维持自己的日常使用以及发展同周边国家的贸易，郑氏家族开始从日本大量订购肥前窑瓷器，并广泛外销至东南亚地区，而正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政策，日本的肥前窑所生产的瓷器开始取代中国大陆瓷器的外销市场，大量出口到台湾的明郑政权以及东南亚地区。“近年同氏又援引168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给厦门商馆长的书信，证实郑氏商船确曾赴日本购买陶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有提到一款开光花草纹青花盘，郭圣伟先生的研究指出，这种陶瓷器是仿制晚明景德镇的卡拉克瓷器，是一种专供外销的产品，除了中国台湾有发现以外，在印尼、菲律宾、瓜地、墨西哥均有发现，虽然不能确定这种陶瓷的出口外销有没有经过明郑政权的转手，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出土地点都在明郑政权控制的势力范围内，明郑集团可以说是日本肥前窑青花瓷外销的最大经销商。
（五）安平古堡遗址出土的泰国陶瓷
1.泰国Singburi无颈四系罐
在安平古堡的遗址发掘過程中，同样出现了泰国Singburi无颈四系罐。“此类标本计有两件：其中一件为系耳残件，表施褐釉，出土于遗址第3号探坑；另一件亦属罐肩部系耳部位残件，后者系出土于遗址第3号探坑的最底层，与所谓的安平壶残片共伴出土，素烧无釉，浅砖红色胎中夹杂有砂石状杂质。”根据谢明良教授的考证，这类陶瓷同样出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市17世纪居住遗址中，再结合热兰遮城的城建历史以及国外沉船或陆地遗址的发掘，安平古堡出土的泰国Singburi无颈四系罐应该属于17世纪。
如果说泰国Singburi无颈四系罐出土于安平古堡遗址中纯属偶然的话，那么结合17世纪沉船遗址就可以发现这种泰国陶瓷作为一种商品或者容器的属性，广泛存在于17世纪的中西方贸易网络当中。根据谢明良教授的考证，有时间考证的四艘沉船中，同样发现有这类泰国Singburi无颈四系罐，分别是1600年因荷兰船只炮击沉没于菲律宾八打雁（Batangas）幸运岛海域的西班牙圣迄戈号（San Diego）、因触礁沉没于非洲几内亚湾南部佩洛斯角（Cape Lopez）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茅里西斯号（Mauritius）、1613年被葡萄牙船只击沉于赶赴大西洋圣海伦娜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补给船白狮号（Witte Leeuw）和1656年触礁沉没于西澳海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费尼得·德雷克号（Vergulde Draeck），这四艘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沉船，分布于非洲、大西洋和太平洋西澳海域。同样，这类泰国Singburi陶瓷在日本也有集中发现，不仅如此，澎湖风柜尾城的17世纪遗址中也有发现，结合安平古堡出土的同类陶瓷残片，可以认为是17世纪中国台湾同早期世界殖民贸易网络关联的一个见证。
2.泰国印纹陶
安平古堡遗址出土的泰国印纹陶标本共计两件，均出土于2005年发掘的第7号探坑，由残片推测是属于罐的口颈和身腹部位残件，另从标本的胎质和印纹装饰特征，可以确认其应是泰国中部阿瑜陀耶（Ayutthaya）及其邻近地区窑场所烧造。同时，谢明良教授指出，安平古堡遗址出土的泰国印纹陶同日本长崎市与善町遗迹八尾邸宅出土的标本几乎完全一致，而与善町（原称新町）在当时是由日本人末次与善在1592年建设的市镇，末次与善本人也是长崎开港后靠着往来博多、台湾进行贸易致富的著名资本家。
荷兰和西班牙的早期殖民者，从泰国采购这些陶罐后，借助中国台湾这个贸易中转站，广泛来往于中西方各地进行全球性的殖民贸易活动。也正是这种泰国陶瓷在世界各地的出土，不仅帮助我们勾勒出17世纪中西方海上贸易的路线和范围领域，同样也提供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考。在17世纪，东亚的日本、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各个国家，在如此兴盛的世界贸易中为何没有完成近代国家的转型？
（六）安平古堡遗址出土的越南硬陶
“遗址出土的越南硬陶至少有两件，其中一件呈红褐色调，无釉，器表略成铁锈光泽，薄胎，胎中羼白色杂质，整体以高温烧成。器表阴刻复线弦纹，弦纹上方另饰垂幕式波形梳纹。”据考证，这类陶瓷很有可能是在越南中部窑场的作品。“热兰遮城遗址出土的另一件越南硬陶，为罐的身腹部位残片。从残片看来，是以辘轳拉坯成形，修整不讲究，器内外留有明显的拉痕。从断面看来，器胎青灰当中夹有浅灰状色层，整体呈大理石或所谓墨流般之层状纹理，极具特色。”同样，这批越南硬陶同上述泰国陶瓷一样，在日本也有发现。 三、贸易来往的文献佐证
其实上述东南亚陶瓷不仅仅出现于中国台湾和澎湖地区，还流传于中国东南沿海以及香港地区，这些陶瓷因为有益于夏季储水而广受好评，甚至中国政府还记载着对这些外来陶瓷的课税记录。据张燮《东西洋考》载，万历十七年“番泥瓶”每百个税银四分，至万历四十三年因恩诏量减各处税银，故“每百个税银三分四厘”。明崇祯《海澄县志》也提到有一种“夷瓶”，“以夷泥为之，陶而成器俗名干柸，夏日贮水可以不败。出下港者其色红”。而谢明良教授就认为上述两则文献中描述的番泥瓶和夷瓶就是泰国所生产的陶瓷，因为低温素烧以及无釉的缘故可以顺利透气，因此广受欢迎。
此外，在1629-1634年任荷兰东印度公司暹罗商馆长的范符立特（Van Vliet）的《暹罗国志》中提到：“粗细瓷器及其他中国货乃由公司之船只从台湾或两三艘戎克船从漳州每年运抵此地”；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暹罗职员怀特（George White）于1678年向伦敦总公司所提报告也指出：每年有大批硝石由厦门王（King of Amoy，即郑经）及交趾支那王（即广南阮王）之代理商运返其国；《热兰遮城日志》也记载了1632年装载有鹿皮和两仟余件粗瓷器等货物由暹罗赴日本贸易的戎克船，因季风关系而停泊台湾；《巴达维亚城日志》也有许多暹罗船来到台湾的记事，其中包括暹罗王子曾派遣大使赴日本，返国时于台湾采买不少陶瓷器和丝织品等物资。这些文献材料都证明了中国台湾同东南亚的贸易联系。
四、小结
通过上述提及的荷兰、德国、日本、泰国、越南陶瓷，不難看出在荷据时代，由于西方殖民者的缘故，中国台湾同西方的贸易关联十分紧密。在明郑时代，由于明末清初的政治动乱，加上清初清政府对于明郑集团的严密封锁，明郑政权开始同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展开周边贸易，这一时期日本肥前窑生产的青花瓷开始取代原本中国生产青花瓷的外销地位。泰国和越南的陶瓷虽然不及中国大陆生产的陶瓷精细，但是同样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和海外贸易中。因此，无论是荷据时代还是明郑时期，台湾在中西方以及周边国家地区的贸易中都扮演着一个中转站的角色。但是注意的是，在安平古堡遗址出土的大量陶瓷器中，还是中国大陆所生产的陶瓷占据多数地位。结合东南亚地区以及海上沉船的发掘，我们不仅可以大致勾画出这一时期的海上贸易路线，同样也可以思考台湾在这一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谢明良.记热兰遮城遗址出土的十七世纪欧洲和日本陶瓷[C].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005（3）.
[2]Frits Scholten，〈オランダのマヨリカ陶と初期デルフト陶器〉，收入：朝日新闻社文化企画局编，《The Edwin van Drecht Collecion オランダ陶器》，东京：朝日新闻社，1995.
[3]郭圣伟.台湾出土十七世纪中晚期日本肥前窑瓷器与其意义[J].南艺学报，2016（12）.
[4]卢泰康，李匡悌，王竹平.台南社内遗址出土金属器形制与制作工艺研究[D].台南：国立台南艺术大学，2010：86-87.
[5]谢明良.遗留在台湾的东南亚古陶瓷——从几张老照片谈起[C].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007（3）.
[6]张燮.东西洋考[M].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68（7）：96-98.
[7]梁兆阳修.海澄县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11）：442.
作者简介：常泽儒（1998-），男，河南省登封市人，郑州大学学士，研究方向：中国史、历史地理。
【关键词】安平古堡；热兰遮城；陶瓷；17世纪中外贸易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台湾台南市安平古堡博物馆内展览有安平古堡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些欧洲、日本的瓷器碎片，这些碎片会不会和中国台湾同海外贸易有关系？笔者仅抛砖引玉，恳请各位方家指教。
一、安平古堡简史
安平古堡位于中国台湾省台南市安平区，起初荷兰殖民者命名为奥伦治城（Fort Orange），1627年正式改名为热兰遮城（Fort Zeelandia），并以此为中心开始了荷兰在台湾的殖民统治。1662年，郑成功攻占热兰遮城驱逐荷兰人后，将其改名为安平镇城，并作为明郑政权的政治中心。1683年，清军攻台，明郑政权垮台，清政府仍将城堡作为军装局。1869年英军炮击安平火药库，致使部分城墙损坏。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来台处理“牡丹社事件”，修筑的亿载金城也从安平古堡取走大量砖块作为建材。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根据《马关条约》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并整建安平古城。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正式将城堡改称安平古堡。
二、出土瓷器同周边贸易的关联
2003年，台南市政府委托成功大学进行《第一级古迹台湾城残迹城址初步研究计划》，并在刘益昌教授的带领下对安平古堡三个地点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从时间上涵盖了荷据、明郑、清朝、日据等各个时期，主要产自中国大陆、荷兰、德国和日本等。
（一）安平古堡遗址出土的中国大陆陶瓷
此次热兰遮城遗址出土的17世纪陶瓷，来自大陆的数量最多。除了著名的安平壶标本以外，还包括江西省景德镇的卡拉克瓷（Kraak Porcelain），以及来自福建漳州、德化、安溪和浙江温州等地瓷窑所产的青瓷、青花瓷和釉上彩瓷等作品。卡拉克瓷器的装饰布局源自于欧洲人的设计，由景德镇瓷窑大量生产并销往欧洲市场。安平古堡所出土的景德镇卡拉克青花瓷，不管是当时的荷兰人购买自用，或是利用台湾作为中外贸易的中转站进行殖民贸易，都见证了景德镇瓷器生产外销的这段历史，也证明了台湾在荷据时代中西方贸易网络中的重要地位。
（二）安平古堡遗址出土的荷兰陶瓷
“安平古堡的1号和2号探坑出土的荷兰陶瓷可以区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属于广义的马约利卡（Majolica）系作品。此类标本计两件，胎质松软，呈淡黄色调，其中一件内外施釉，外壁于胎上施罩白色失透性锡釉，而后在釉上以钴蓝进行彩绘，釉层较厚，会剥釉。”马约利卡是对意大利锡釉陶的泛称，15世纪和16世纪意大利锡釉陶最为流行时，逐渐影响到尼德兰地区。“该地区的今荷兰德尔夫特（Delft）瓷场亦约16世纪开始烧造此类因传输转运站而命名的锡釉陶器，即所谓的荷兰马约利卡陶器。”虽然热兰遮城遗址出土的马约利卡陶仅存碎片，但是谢明良教授推测这两片碎片其中一件可能为膏药罐（Albarello）的残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膏药罐同样出现在1613年在大西洋圣海伦娜岛（St.Helena）沉没的荷兰籍商船白狮号（Witte Leeuw）、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尼万丹（Banten）据点遗址以及日本的8处遗址中。荷兰阿姆斯特丹和法国里昂（Lyon）特洛廣场（Terreaux Place）等同时期遗址内也出土有这类膏药罐，可以证明这种荷兰生产的膏药罐随着荷兰人来到了印尼、中国台湾、日本等地。
（三）安平古堡遗址出土的德国陶瓷
“热兰遮城第2号探坑出土的德国陶瓷来自德国莱茵（Rhineland）地区窑场所烧制的盐釉陶瓷。探坑所处此类标本计有壶把、器身以及器身所饰模印贴花等部位残片，据此可以复原得知作品至少包括俗称胡须男（Bartmannskrug，Baard man）的带把酒壶。酒壶以辘轳拉坯成型，壶颈肩部位浮雕络腮胡人面，同时经常于颜面下方以及壶腹侧面装饰各式纹章，胡须男一名即来自壶颈肩部位装饰的人面图纹。”而这种胡须男式酒壶以德国科隆（Cologne）及其近郊的弗勒亨（Frechen）产出的最为著名，安平古堡出土的这类胡须男酒壶陶片，据谢明良教授推测为弗勒亨地区所产出。这种胡须男酒壶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支持定制的，欧洲也有印有荷兰阿姆斯特丹市徽的胡须男酒壶传世，这说明这些德国的胡须男酒壶同样和膏药罐一样生产于欧洲，但是却随着荷兰人的脚步来到中国台湾，而且这种胡须男酒壶深入荷兰人的日常生活，因为1609年在几内亚湾南部沉没的模里西斯号（Mauritius）和此前提到的1613年沉没的白狮号上也发现了这种弗勒亨型的胡须男酒壶。不仅如此，在日本也有发现这种带有阿姆斯特丹市徽的弗勒亨型胡须男酒壶。
以上所描述的景德镇卡拉克青花瓷，荷兰马约利卡膏药罐、德国弗勒亨胡须男酒壶的残片，都是17世纪同荷兰有关的陶瓷残片。再结合大西洋圣海伦娜岛和几内亚湾的沉船可以看出，荷兰人通过台湾这个殖民据点，不仅广泛地将中国景德镇卡拉克青花瓷销往欧洲，同样也将荷兰和德国等地生产的陶瓷带往亚洲。总而言之，这些欧式的陶瓷可以说是17世纪中外贸易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荷兰人虽然在中国台湾实行着殖民统治，但是放眼全球，以荷兰人为纽带的中西方海上贸易十分兴盛，他们将中国、日本、东南亚与欧洲的海上商路连接在一起，大量的贸易往来使荷兰人获得了大量财富。
（四）安平古堡出土的日本肥前陶瓷
热兰遮城遗址所见日本陶瓷是3号探坑出土的17世纪肥前地区的唐津烧。出土残片为盘类器壁部位，内壁以白色化妆土刷抹波浪形复线纹饰带，再于上方饰以铜呈色的绿彩和以铁为发色剂的褐彩而后施罩透明釉烧成，匠心独运，是肥前地区具有特色的产品，一般称为二彩唐津。 二彩唐津的烧制可能始于16世纪80年代或者更早，很有可能与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所掳回陶工在今佐贺、长崎两县松浦地区筑窑烧瓷的传承有关。如果这段历史可信的话，那就可解释肥前地区的陶瓷为什么可以大量仿制中国风格的青花瓷，并且有能力在一定特殊时期内扮演代替中国青花瓷外销的角色。
日本肥前窑二彩唐津烧在东南亚多个国家都有发现，“如泰国拉布里（Lop Buri）宫廷接待所，以及马来半岛那空是贪玛叻（Nakhon Si Thammarat）等遗址有出土记录”。根据郭圣伟先生的研究发现，在台湾南部科学工业园区包含社内、中寮、埤仔头、新寮四处遗址也有大量出土肥前窑瓷器，“社内遗址，在民国92年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不少材质类型的文化遗留，多属17世纪至18世纪的遗物，其中包含了明确为明郑时期的永历通宝等遗物”。上述四处遗址同时出土有肥前窑烧制的简笔云龙纹青花碗、开光花草纹青花盘、山水纹青花瓶、竹枝纹青花杯以及双勾花卉纹青花碗等陶瓷制日常用品。在澎湖马公港、金门等地也有发现上述肥前窑陶瓷制品。
“依据近年编年成果，二彩唐津始见于1610-1650年（Ⅱ期），但印尼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出土的二彩唐津和刷毛目等大盘则是属1650-1690年（Ⅲ期）的作品。”由此可见，这些肥前窑生产的青花瓷或是二彩唐津烧在时间上都晚于荷据时代，处于明郑时代，而且这些出土文物的分布不管是金门、澎湖马公港还是台南，都显示出在明郑的势力范围。由于清政府为杜绝海上走私贸易，孤立郑成功而采取迁界和海禁政策，使大陆地区所生产的青花瓷不能外销，为了维持自己的日常使用以及发展同周边国家的贸易，郑氏家族开始从日本大量订购肥前窑瓷器，并广泛外销至东南亚地区，而正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政策，日本的肥前窑所生产的瓷器开始取代中国大陆瓷器的外销市场，大量出口到台湾的明郑政权以及东南亚地区。“近年同氏又援引168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给厦门商馆长的书信，证实郑氏商船确曾赴日本购买陶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有提到一款开光花草纹青花盘，郭圣伟先生的研究指出，这种陶瓷器是仿制晚明景德镇的卡拉克瓷器，是一种专供外销的产品，除了中国台湾有发现以外，在印尼、菲律宾、瓜地、墨西哥均有发现，虽然不能确定这种陶瓷的出口外销有没有经过明郑政权的转手，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出土地点都在明郑政权控制的势力范围内，明郑集团可以说是日本肥前窑青花瓷外销的最大经销商。
（五）安平古堡遗址出土的泰国陶瓷
1.泰国Singburi无颈四系罐
在安平古堡的遗址发掘過程中，同样出现了泰国Singburi无颈四系罐。“此类标本计有两件：其中一件为系耳残件，表施褐釉，出土于遗址第3号探坑；另一件亦属罐肩部系耳部位残件，后者系出土于遗址第3号探坑的最底层，与所谓的安平壶残片共伴出土，素烧无釉，浅砖红色胎中夹杂有砂石状杂质。”根据谢明良教授的考证，这类陶瓷同样出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市17世纪居住遗址中，再结合热兰遮城的城建历史以及国外沉船或陆地遗址的发掘，安平古堡出土的泰国Singburi无颈四系罐应该属于17世纪。
如果说泰国Singburi无颈四系罐出土于安平古堡遗址中纯属偶然的话，那么结合17世纪沉船遗址就可以发现这种泰国陶瓷作为一种商品或者容器的属性，广泛存在于17世纪的中西方贸易网络当中。根据谢明良教授的考证，有时间考证的四艘沉船中，同样发现有这类泰国Singburi无颈四系罐，分别是1600年因荷兰船只炮击沉没于菲律宾八打雁（Batangas）幸运岛海域的西班牙圣迄戈号（San Diego）、因触礁沉没于非洲几内亚湾南部佩洛斯角（Cape Lopez）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茅里西斯号（Mauritius）、1613年被葡萄牙船只击沉于赶赴大西洋圣海伦娜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补给船白狮号（Witte Leeuw）和1656年触礁沉没于西澳海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费尼得·德雷克号（Vergulde Draeck），这四艘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沉船，分布于非洲、大西洋和太平洋西澳海域。同样，这类泰国Singburi陶瓷在日本也有集中发现，不仅如此，澎湖风柜尾城的17世纪遗址中也有发现，结合安平古堡出土的同类陶瓷残片，可以认为是17世纪中国台湾同早期世界殖民贸易网络关联的一个见证。
2.泰国印纹陶
安平古堡遗址出土的泰国印纹陶标本共计两件，均出土于2005年发掘的第7号探坑，由残片推测是属于罐的口颈和身腹部位残件，另从标本的胎质和印纹装饰特征，可以确认其应是泰国中部阿瑜陀耶（Ayutthaya）及其邻近地区窑场所烧造。同时，谢明良教授指出，安平古堡遗址出土的泰国印纹陶同日本长崎市与善町遗迹八尾邸宅出土的标本几乎完全一致，而与善町（原称新町）在当时是由日本人末次与善在1592年建设的市镇，末次与善本人也是长崎开港后靠着往来博多、台湾进行贸易致富的著名资本家。
荷兰和西班牙的早期殖民者，从泰国采购这些陶罐后，借助中国台湾这个贸易中转站，广泛来往于中西方各地进行全球性的殖民贸易活动。也正是这种泰国陶瓷在世界各地的出土，不仅帮助我们勾勒出17世纪中西方海上贸易的路线和范围领域，同样也提供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考。在17世纪，东亚的日本、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各个国家，在如此兴盛的世界贸易中为何没有完成近代国家的转型？
（六）安平古堡遗址出土的越南硬陶
“遗址出土的越南硬陶至少有两件，其中一件呈红褐色调，无釉，器表略成铁锈光泽，薄胎，胎中羼白色杂质，整体以高温烧成。器表阴刻复线弦纹，弦纹上方另饰垂幕式波形梳纹。”据考证，这类陶瓷很有可能是在越南中部窑场的作品。“热兰遮城遗址出土的另一件越南硬陶，为罐的身腹部位残片。从残片看来，是以辘轳拉坯成形，修整不讲究，器内外留有明显的拉痕。从断面看来，器胎青灰当中夹有浅灰状色层，整体呈大理石或所谓墨流般之层状纹理，极具特色。”同样，这批越南硬陶同上述泰国陶瓷一样，在日本也有发现。 三、贸易来往的文献佐证
其实上述东南亚陶瓷不仅仅出现于中国台湾和澎湖地区，还流传于中国东南沿海以及香港地区，这些陶瓷因为有益于夏季储水而广受好评，甚至中国政府还记载着对这些外来陶瓷的课税记录。据张燮《东西洋考》载，万历十七年“番泥瓶”每百个税银四分，至万历四十三年因恩诏量减各处税银，故“每百个税银三分四厘”。明崇祯《海澄县志》也提到有一种“夷瓶”，“以夷泥为之，陶而成器俗名干柸，夏日贮水可以不败。出下港者其色红”。而谢明良教授就认为上述两则文献中描述的番泥瓶和夷瓶就是泰国所生产的陶瓷，因为低温素烧以及无釉的缘故可以顺利透气，因此广受欢迎。
此外，在1629-1634年任荷兰东印度公司暹罗商馆长的范符立特（Van Vliet）的《暹罗国志》中提到：“粗细瓷器及其他中国货乃由公司之船只从台湾或两三艘戎克船从漳州每年运抵此地”；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暹罗职员怀特（George White）于1678年向伦敦总公司所提报告也指出：每年有大批硝石由厦门王（King of Amoy，即郑经）及交趾支那王（即广南阮王）之代理商运返其国；《热兰遮城日志》也记载了1632年装载有鹿皮和两仟余件粗瓷器等货物由暹罗赴日本贸易的戎克船，因季风关系而停泊台湾；《巴达维亚城日志》也有许多暹罗船来到台湾的记事，其中包括暹罗王子曾派遣大使赴日本，返国时于台湾采买不少陶瓷器和丝织品等物资。这些文献材料都证明了中国台湾同东南亚的贸易联系。
四、小结
通过上述提及的荷兰、德国、日本、泰国、越南陶瓷，不難看出在荷据时代，由于西方殖民者的缘故，中国台湾同西方的贸易关联十分紧密。在明郑时代，由于明末清初的政治动乱，加上清初清政府对于明郑集团的严密封锁，明郑政权开始同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展开周边贸易，这一时期日本肥前窑生产的青花瓷开始取代原本中国生产青花瓷的外销地位。泰国和越南的陶瓷虽然不及中国大陆生产的陶瓷精细，但是同样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和海外贸易中。因此，无论是荷据时代还是明郑时期，台湾在中西方以及周边国家地区的贸易中都扮演着一个中转站的角色。但是注意的是，在安平古堡遗址出土的大量陶瓷器中，还是中国大陆所生产的陶瓷占据多数地位。结合东南亚地区以及海上沉船的发掘，我们不仅可以大致勾画出这一时期的海上贸易路线，同样也可以思考台湾在这一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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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燮.东西洋考[M].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68（7）：96-98.
[7]梁兆阳修.海澄县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11）：442.
作者简介：常泽儒（1998-），男，河南省登封市人，郑州大学学士，研究方向：中国史、历史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