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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的决定因素不仅是经济因素，还有政治、外交的因素。”
在奥巴马登台执政后，美国政府首次就中美经贸关系的表态，内容就是“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显然，中美贸易收支不平衡、中国的贸易顺差让美国认为自己吃了亏。
中美国际贸易收支不平衡是两国经济结构因素的差异构成，美国不会不明白这并非人民币汇率所致。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实现有效升值21%，但美国并未因此改变逆差的形势。
美国政府的言论用意很明显：给人民币汇率施压，并为自己的贸易保护主义寻找借口。
人民币汇率的压力除了早已在学界热议，这次也引起了中国政府高层的重视。
近期，欧洲之行温家宝总理谈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汇率，随同总理前往的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主要负责与各国政要、专家探讨汇率问题。回国后总理马上在中南海召开了会议，会议的主题还是汇率。
控制汇率转嫁危机
“我们不仅要顶住升值的压力，还要贬一下让美国人看看”。
目前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从学术的角度是升还是贬观点不一，甚至中国的学者内部也存在很大的争议。
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判断2009年人民币兑美元至少贬值10%；而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磊却认为人民币的稳定升值预期将是一个中期经济现象。
对此，李扬认为，汇率的决定因素不只是基本的经济面，不能依据经济数据代入经济模型得出的结论就做出判断，“认识汇率问题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美国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言论，也有他们的经济学依据：根据购买力平价、汇率平价等数据代入模型得出的结论。李扬表示，按照经济学原理讨论汇率的前提是这个模型、数据以及理论是否有效可行。
如把美国和欧洲、英国的数据代入同样的模型，得出的结论是欧元的汇率应该在1以下，英镑汇率也不应该像现在这么高，但英镑汇率一度曾达到2。
因此，李扬的表述是，“汇率的决定因素不仅是经济因素，还有政治、外交的因素。”
最近五六年来欧元、英镑对美元汇率一直在走强，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经济实力，这在经济理论上是讲不通的：美国经济肯定比欧洲、英国好，按照现在情况至少不比欧洲、英国坏。
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也是一样，决定因素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外交因素。
美国出现贸易逆差，中国出现顺差，美国就认为中国的汇率被低估，试图把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责任推给中国。
在美元霸权下，美国通过对汇率的控制转嫁危机已经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当时，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充斥全球，在美国的压力下，广场协议规定日元大幅升值以挽回被高估的美元价格。之后，便没有停止。
伴随着日元的升值步伐，日本陷入了长达近20年的经济低迷。这是美国让日本承担日美贸易不平衡的结果。
接下来是泰国、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百姓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来归还IMF债务的举动至今令人记忆犹新。结果就是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直到今天仍然难显当年风采。
这一次轮到中国。3年多来,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已经实现有效升值21%。但是美国似乎无法满足，“操纵汇率”的言论再次出现。中国显然在汇率上保持了相当大的自主性。“实际上，人民币汇率有一个中国立场的问题，”李扬如是说。
美国这次似乎遇到了对手。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的汇率早就显示出了强硬的态度，去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一度贬值就有着很多政治、外交的因素，“我们不仅要顶住升值的压力，还要贬一下让美国人看看”。
多元化货币体系
“前提是各种关键货币之间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建立负责任、有约束的汇率关系。”
但中国汇改以来建立的人民币汇率体系，是否有应对美元霸权的能力，还在面临着考验。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还存在不足。
首先是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如果美国降低利率，而中国不做出相应调整，全球资本必然遵循从低利率国家向高利率国家的流动，以完成套利，而这也必将推动人民币升值。所以中国面临两难选择：为维持汇率稳定，实施同步利率下调，但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如果保持对国内本币政策的自主权，就要容忍汇率升值。
更为重要且相关的一点是，汇率对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持续较大顺差形势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加剧，外汇储备增加额连创历史新高。
当然，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是一种常态，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是要调整责任的认定和调整责任的分配。
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美国依靠美元霸权，轻而易举的让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责任落到对手头上，这显然是当今货币体系的缺陷。
欧元启动，曾经给了大家很多的期望，遗憾的是欧元也没有逃脱美元的魔掌，美元和欧元联合主导的货币体系格局似乎不能给这个时代带来多大的改观。
对于出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高层领导都谈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在去年11月15日20国集团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指出“改善国际货币体系，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李扬对此的解读是多元化应该成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原则。
多元化货币体系的吸引力就是在危机关头承担责任，而不是像美国一样试图转嫁。
日元、欧元都无法脱离美国的操纵，多元化就可以了吗？这个问题李扬的考虑是：“各种关键货币之间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建立负责任、有约束的汇率关系。”
如果无法保持稳定，多元化货币体系不排除重演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形——套利交易机制产生、投机资本泛滥……
但是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一直以来被忽视的个别关键货币与广大非关键货币间的汇率关系也要得到重视。“必须讨论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李扬直言，“在全球实行某种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将是最有利于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的选择，中国也就可以从容的应对美国的‘操纵汇率’论了。”
对于目前实行的汇率机制，除了可以被美元强权转嫁危机外，李扬称它也导致了国际投资资本的盛行。
而这些早被各国识透，各种现象已经表明各国对浮动汇率的不信任。
浮动汇率虽然是目前全世界的通则，但趋势很明显：亚洲、拉美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都比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更趋向固定。另外，实行浮动汇率应该出现全球外汇储备下降的现象，却被一个一发而不可收的暴涨时期代替。
在奥巴马登台执政后，美国政府首次就中美经贸关系的表态，内容就是“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显然，中美贸易收支不平衡、中国的贸易顺差让美国认为自己吃了亏。
中美国际贸易收支不平衡是两国经济结构因素的差异构成，美国不会不明白这并非人民币汇率所致。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实现有效升值21%，但美国并未因此改变逆差的形势。
美国政府的言论用意很明显：给人民币汇率施压，并为自己的贸易保护主义寻找借口。
人民币汇率的压力除了早已在学界热议，这次也引起了中国政府高层的重视。
近期，欧洲之行温家宝总理谈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汇率，随同总理前往的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主要负责与各国政要、专家探讨汇率问题。回国后总理马上在中南海召开了会议，会议的主题还是汇率。
控制汇率转嫁危机
“我们不仅要顶住升值的压力，还要贬一下让美国人看看”。
目前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从学术的角度是升还是贬观点不一，甚至中国的学者内部也存在很大的争议。
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判断2009年人民币兑美元至少贬值10%；而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磊却认为人民币的稳定升值预期将是一个中期经济现象。
对此，李扬认为，汇率的决定因素不只是基本的经济面，不能依据经济数据代入经济模型得出的结论就做出判断，“认识汇率问题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美国提出人民币升值的言论，也有他们的经济学依据：根据购买力平价、汇率平价等数据代入模型得出的结论。李扬表示，按照经济学原理讨论汇率的前提是这个模型、数据以及理论是否有效可行。
如把美国和欧洲、英国的数据代入同样的模型，得出的结论是欧元的汇率应该在1以下，英镑汇率也不应该像现在这么高，但英镑汇率一度曾达到2。
因此，李扬的表述是，“汇率的决定因素不仅是经济因素，还有政治、外交的因素。”
最近五六年来欧元、英镑对美元汇率一直在走强，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经济实力，这在经济理论上是讲不通的：美国经济肯定比欧洲、英国好，按照现在情况至少不比欧洲、英国坏。
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也是一样，决定因素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外交因素。
美国出现贸易逆差，中国出现顺差，美国就认为中国的汇率被低估，试图把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责任推给中国。
在美元霸权下，美国通过对汇率的控制转嫁危机已经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当时，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充斥全球，在美国的压力下，广场协议规定日元大幅升值以挽回被高估的美元价格。之后，便没有停止。
伴随着日元的升值步伐，日本陷入了长达近20年的经济低迷。这是美国让日本承担日美贸易不平衡的结果。
接下来是泰国、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百姓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来归还IMF债务的举动至今令人记忆犹新。结果就是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直到今天仍然难显当年风采。
这一次轮到中国。3年多来,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已经实现有效升值21%。但是美国似乎无法满足，“操纵汇率”的言论再次出现。中国显然在汇率上保持了相当大的自主性。“实际上，人民币汇率有一个中国立场的问题，”李扬如是说。
美国这次似乎遇到了对手。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的汇率早就显示出了强硬的态度，去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一度贬值就有着很多政治、外交的因素，“我们不仅要顶住升值的压力，还要贬一下让美国人看看”。
多元化货币体系
“前提是各种关键货币之间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建立负责任、有约束的汇率关系。”
但中国汇改以来建立的人民币汇率体系，是否有应对美元霸权的能力，还在面临着考验。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还存在不足。
首先是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如果美国降低利率，而中国不做出相应调整，全球资本必然遵循从低利率国家向高利率国家的流动，以完成套利，而这也必将推动人民币升值。所以中国面临两难选择：为维持汇率稳定，实施同步利率下调，但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如果保持对国内本币政策的自主权，就要容忍汇率升值。
更为重要且相关的一点是，汇率对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持续较大顺差形势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加剧，外汇储备增加额连创历史新高。
当然，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是一种常态，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是要调整责任的认定和调整责任的分配。
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美国依靠美元霸权，轻而易举的让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责任落到对手头上，这显然是当今货币体系的缺陷。
欧元启动，曾经给了大家很多的期望，遗憾的是欧元也没有逃脱美元的魔掌，美元和欧元联合主导的货币体系格局似乎不能给这个时代带来多大的改观。
对于出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高层领导都谈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在去年11月15日20国集团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指出“改善国际货币体系，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李扬对此的解读是多元化应该成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原则。
多元化货币体系的吸引力就是在危机关头承担责任，而不是像美国一样试图转嫁。
日元、欧元都无法脱离美国的操纵，多元化就可以了吗？这个问题李扬的考虑是：“各种关键货币之间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建立负责任、有约束的汇率关系。”
如果无法保持稳定，多元化货币体系不排除重演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形——套利交易机制产生、投机资本泛滥……
但是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一直以来被忽视的个别关键货币与广大非关键货币间的汇率关系也要得到重视。“必须讨论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李扬直言，“在全球实行某种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将是最有利于广大非关键货币国家的选择，中国也就可以从容的应对美国的‘操纵汇率’论了。”
对于目前实行的汇率机制，除了可以被美元强权转嫁危机外，李扬称它也导致了国际投资资本的盛行。
而这些早被各国识透，各种现象已经表明各国对浮动汇率的不信任。
浮动汇率虽然是目前全世界的通则，但趋势很明显：亚洲、拉美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都比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更趋向固定。另外，实行浮动汇率应该出现全球外汇储备下降的现象，却被一个一发而不可收的暴涨时期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