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会见了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这是德国总理两年来首次访俄。在俄罗斯与德国、欧盟的关系不佳的大背景下，默克尔赶在美俄领导人正式会晤前与普京见面，充分展示出了德国外交政策的务实性。德国媒体与部分学者分析认为，德俄关系是否能突破以往窠臼取决于美俄关系能否缓和，美国在德俄关系中是一支“隐形”的第三方重要力量。虽然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以及叙利亚战争中的立场存在价值观上的考虑，但是美俄关系若出现转圜，德国也会立即转身——默克尔此次对俄的访问很可能就是对这种状况的预备。
　　“晴转阴”的德俄关系
　　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德俄双方保持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德国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扮演着利益协调者角色，德国是俄罗斯在欧盟中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但从默克尔第二个任期开始，俄罗斯与德国的分歧日渐严重，德国媒体对于俄罗斯车臣局势的报道以及对于俄罗斯逮捕“示威抗议者”的指责导致双方政治互信骤降。普京从2007年后开始在外交政策上疏离西方，批评西方在俄格战争、科索沃危机、部署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北约和欧盟东扩等事件上罔顾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这也导致了德俄关系的下滑。2013年底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则引爆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多年积怨，而接踵而来的叙利亚战争又进一步加剧了俄与西方的对抗。德国作为俄罗斯的“理解者”以及西方与俄罗斯之间调解人的地位下降。
　　在乌克兰问题中，欧俄双方均将乌克兰视为“底线”，克里米亚公投进一步激发了德国和欧盟对俄战略的疑惧，波罗的海国家向欧盟提出的对俄实施强硬外交政策的要求也给德国带来了压力。从2014年开始，欧盟对俄制裁逐步升级，从停止欧俄经济协定谈判到限制俄罗斯高官入境以及最终的经济制裁；在叙利亚战争中，德国致力于在美、俄以及中东各方势力之间进行多边调解，但是欧盟追随美国推翻阿萨德政权的目标令德俄关系雪上加霜。事实上，默克尔与普京之间从未形成真正的政治盟友关系，这部分也与默克尔的东德出身、对俄罗斯所怀有的自始至终的戒心密切相关。德国媒体调侃二者的关系时说，虽然默克尔会说俄语，普京会说德语，但默克尔对待普京却从未拥有像她对奥巴马那般的信任感。
　　来自第三方“隐形重要力量”的信号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德国所始料未及，特朗普的执政理念与德国的外交政策主张产生背离，德美关系走向面临较大变数。欧盟在安全政策以及情报领域对美国的依赖性依然较强，因而欧盟与德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也需要寻求美国的支持与理解。奥巴马时代，欧盟对俄制裁拥有美国的背书，但是面对特朗普上台前后透露出的与俄缓和的信号，德国与欧盟的相应应对之策成为政界亟需准备的功课。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员约瑟夫·布拉姆尔5月初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说，如果特朗普在“通俄门”事件上面临的内政压力减少，那么美国对俄政策可能会发生迅速转变。2017年4月～5月间的俄美外长互访为美俄在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上释放出了妥协与合作的积极信号。在俄外长拉夫罗夫到访美国之前，特朗普突然宣布解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职务，斩断了对“通俄门”事件开展持续调查的最大推手。这与拉夫罗夫的到访一道为特朗普于2017年7月在德国汉堡G20峰会上会见普京创造了条件。此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曾是埃克森美孚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持有公司大量股票。对俄制裁开始后，埃克森公司无法继续开采西伯利亚油气，损失多达10亿美元。俄罗斯方面对于特朗普接见拉夫罗夫表示出“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不久前叙利亚发生了化武袭击事件后美国于4月6日向叙利亚政府军发射了59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尽管如此，双方政界已经释放出了改善关系的愿望。
　　德国嗅到了美俄关系可能出现缓和的讯息，默克尔会见普京实际上是为德俄关系破冰打前哨战。即使美俄关系并未出现预期的缓和，默克尔这样做对于德国也是有益无害，毕竟德国多年来以美俄之间的中间人和调解者自居。德国的外交斡旋作用也为美国和俄罗斯双方所尊重：乌克兰危机中德国力主促成了《明斯克协定》；叙利亚战争中德国前外长施泰因迈尔与美俄外长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进行了多次会谈。
　　德国对俄政策的务实性
　　德国一贯奉行“与价值观相连，以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方针”，在处理对俄关系时也是如此。德国的对外政策中不乏民主和人权等西方价值观因素，但无论是现任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所主张的“开明现实主义”外交理念还是学界对于德国“贸易国家”的角色定位，都与现实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德国对俄政策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即欧洲的安全与稳定需要俄罗斯的参与，不能将俄罗斯排斥在外甚至与其对抗。因此，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德国一直是俄罗斯在西方最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在乌克兰危机中，德国在美国、东欧与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俄罗斯之间进行调解时奉行“强硬与对话相结合的双重战略”。如何执行《明斯克协议》成为俄罗斯与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之间最难以调和的分歧。
　　德国对俄务实性的外交政策也与德俄之间密切的经贸往来息息相关，经济制裁给德俄双方都带来了巨大损失。2013年德国35%的天然气和40%的原油从俄罗斯进口，在俄德企多达6200家，与对俄出口相关的工作岗位约为40万个。制裁后德国对俄出口减少了14%。波罗的海与东欧国家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比例是德国的两至三倍，但是由于德国国内的天然气使用率比例远高于波兰与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因此德国面临的压力远大于东欧国家，且欧盟的能源独立计划在中期内很难达成。此外，欧盟对俄制裁并未达成美欧的预期目标，反而令俄罗斯人更加团结，即使遭受货币贬值与经济下滑也普遍支持普京对欧的强硬政策。在叙利亚问题上欧洲人也低估了俄罗斯不妥协的决心和抗压性。
　　此外，德国政界、經济界与社会的对俄态度向来不统一。德国政界分为“亲俄派”和“反俄派”。前总理科尔、施密特都认为德国对俄的疑虑过重，是欧盟率先越过了乌克兰这个俄欧之间“缓冲地带”的“红线”。德国前外长与现任总统施泰因迈尔则主张与俄沟通和谈判，兼顾欧俄双方利益，避免俄罗斯与欧洲进一步疏离。现任总理默克尔和前总统高克对于俄罗斯的不信任较重，国防部长冯·德莱恩更是主张北约在欧洲东部边界加强军事存在。德国经济界则比较担心对俄制裁会导致两败俱伤，认为缓和或者结束制裁更符合德国企业的利益。与政界相同，近年来德国民众对于俄罗斯的印象也较为分裂。2016年初，认为德国与俄罗斯是盟友或者战略与经济合作伙伴的民众比例为42%，与认为俄罗斯是德国战略与经济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关系的43%的比例基本持平。但是比起美国人来，德国人在对俄制裁问题上显然更加灵活。美国皮尤民调显示，近60%的美国人认为美欧对俄的经济制裁不够强硬，而30%的德国人认为制裁太过强硬，35%的德国人认为制裁措施适当。
　　最后，德国的务实性外交政策也关系到德在中、美、俄大国关系中的战略布局。如果美国缓和对俄政策，德国很可能积极促成俄罗斯重新加入G7、解冻俄与北约的相关合作机制、恢复俄与西方在欧安组织等国际机构内的合作，摆脱对俄孤立政策，这有助于突显德国的欧盟领导地位以及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目前，美欧均意识多年来的对俄制裁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还促使俄罗斯与中国加强了合作，这使美国开始考虑缓和对俄关系。即使德国政界与学界大多视特朗普为西方秩序的挑战者，但在中短期内，德国政府在安全事务上仍然指望与美国的合作。美俄关系的积极转向将是德俄关系转圜的最佳契机。即使德俄之间面临着乌克兰与叙利亚问题的挑战，德国政界也一直与俄罗斯保持往来与对话，高层之间的提前接触也为德国对俄政策的灵活转变开辟出了余地。但也应看到，俄罗斯在涉及欧洲重要安全利益的乌克兰问题上仍与欧洲和美国间存在着巨大争议，这也将构成德俄关系转圜的重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