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一切从不甘心于38块5开始

　　1951年，我出生于成都的一个郊县。我的父亲是老一代知识分子，母亲是小学教员，后来因病早早退职了，全家7口人都得指望父亲维持生计。彼时，我是没有鞋穿的，我问母亲，“什么时候一周能吃上一次回锅肉。”母亲摇头叹息：“不知道”。
　　那时，城里有一条江，叫岷江。我小时候最高兴的是夏天下暴雨的时候。大量的雨水涌入岷江，江面波涛滚滚，气势磅礴，壮观极了。不时还会有树枝或木头随着湍急的江水漂到我们跟前，我和伙伴们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游过去将木头搬回来。我就是这样在河边长大的，捡水柴、游泳。虽然家里很穷，但是很开心。后来开始创业，在最困顿的时候，找不到希望的曙光，我曾留恋地来到岷江，差点从桥上跳下去。
　　1978年，中国逐步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政策透露出从计划经济转移到市场经济的风向。那时候的生活很困难，但我父亲依然鼓励我们学习科学技术。他是县团级领导，那个时候的《参考消息》只有县团级以上级别才能订阅，所以我家里就订了《参考消息》。通过《参考消息》，我看到世界的动向。尽管内容不够多、不够全，但是仍然能够感觉到世界基本的格局和脉搏。
　　大概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毕业了。我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学校教电子，也教机械。而那时，我大哥刘永言在成都906厂计算机所，二哥刘永行从事电子设备的设计维修，三哥刘永美在县农业局当干部。虽然当时我们兄弟四人都有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我并不甘心每个月拿着38.5元工资，我们开始“不安分”起来了。
　　那时候没钱，我把最骄傲的自行车卖了，把手表卖了，总共凑了1500块钱，开始了我们的创业。
　　无线电技术那时刚刚开始出现，我们几个兄弟试着从装矿石收音机，到装晶体管收音机，再到装电视机。装一个电视机要用三十几个电子管，我们自己去买了各种各样的零件，后来装出了可能是成都市第一臺个人组装的电视机。
　　当我们在电视机前看到图像、听见声音的时候，激动得不得了。有这样的学习能力，有这样的技术，有这样的锻炼，这是我们不断向前探索的诉求。
　　那时，我自己装了一个音响，跟现在的卡拉ok音响类似，很多老师同学希望我帮他们装，装一个几块钱，我帮他们装了几个。有人说，你这样装，还不如到生产队去做点事，生产队有那么多小伙子，都是初中毕业的，也想做点事。可以在生产队装，有人要就要，不要可以拿去卖。
　　生产队长听说这个主意也认为挺好。我们一算，大概五六块钱就能够装出来，到街上卖十来块钱也挺不错。但是生产队大队书记一听说要分钱给个人，桌子一拍，“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不行！”这个事就没做成。
　　那一年听说中央在讨论动不动傻子瓜子的事，如果我们的工厂做成了的话，可能当时讨论的就是动不动刘家兄弟了。不过，这也是我们第一个创业梦。

适时而动做农业

　　第一次创业算是失败了，但我们并不甘心。我们天天关注媒体报道，我一个人订阅的报纸数量，和我们整个学校的订阅量一样多。收发室的阿姨和我说，你应该付给我工资。后来我发现，国家逐步在变革开放，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四川是先行者，当时比较出名的有安徽小岗村。
　　既然农村可以搞，我们就到农村去。
　　不过，创业是真的苦。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引入了良种鸡，分配给川西不同地区的农户饲养。好不容易从农业局拿到了分配表，我就骑着自行车去收农民的良种鸡蛋，骑了一整天挨家挨户去收，而且是用比普通鸡蛋高很多的钱收上来了两百多个种鸡蛋，弄到晚上11点多快12点。从一个农户家里出来，刚用稻草把鸡蛋保护好装进去，在那种两边都是水的冬水田的田埂上骑自行车往前走，忽然从旁边蹿出一只狗，差点咬住我的脚。我吓了一跳，车子一歪就摔到了冬水田里。全身打湿了，鸡蛋也都摔糊了。
　　我顾不上疼，站起来在冬水田里找，鸡蛋只剩两个好的，半夜12点，我哭了……创业以来我从来没有哭过，就这样哭了。我哭的不是我摔疼了，我的衣服打湿了，我哭的是我一天的劳动成果，被这条狗害了。我拿鞋向狗扔过去，我冲着那条路跑了一百多米。
　　我们要向银行贷款，银行说没听说过私人贷款，不给我们贷;没办法，跟亲朋好友借一点钱;我们要孵化种鸡，种鸡没有卖出去;有朋友买了我们不少鸡，结果撕毁了合同。实在没有办法，马上过年了，按照我们川西的风俗，到年底一定要还钱，还不了钱怎么办，怎么做人？

　　我们四个兄弟一块商量，有的说干脆不干了，不干了钱得还啊;有的说很多人跑新疆，我们跑新疆就不回来了;有的说干脆跳岷江，一了百了，钱也不还了。后来我们决定，新疆不跑了，岷江不跳了，我们把孵出来的小鸡，骑着自行车拉到成都的市场上，每天用筐拉着去卖小鸡，卖了十几天。小鸡卖完了，不但还了钱，还赚来了我们的第一桶金。我们就是这样起来的。
　　后来，人人都说鹌鹑是“下金蛋的鸟”，产蛋率高，又容易大规模养殖，还说鹌鹑蛋的营养特别好，一个鹌鹑蛋相当于三个鸡蛋，因此价格卖得很贵，两毛钱一个。我们又从北京引进了几个鹌鹑种开始养。
　　我们在鹌鹑养殖上下足了功夫。当时，我们四兄弟都是大学生出身，专业各有所长。在技术方面，我们用电子计算机分配饲料和育种选样，并且探究出一条经济适用的生态循环饲养法：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使得鹌鹑蛋的本钱降低到和鸡蛋差不多。 　　我们那个地方（四川新津）成了全中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后来成为全世界第一的养殖基地。我们带动农民和周边老百姓养鹌鹑，规模超过了一千万只，供鹌鹑种，卖饲料，收购鹌鹑蛋，把鹌鹑蛋和鹌鹑肉卖到五星级酒店，占据了成都市场，最后卖到了全国。

积极转型，充分发挥广告才能

　　上世纪80年代末，泰国正大的猪饲料在中国卖得如火如荼，几乎占据了中国猪饲料市场的半壁江山。当时，“正大”在成都投资一亿元建了一家饲料厂，虽然价格奇贵，但因为对猪的增肥效果奇好，农民购买“正大”饲料还需要排长队。于是，有些农民就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生产和正大一样的猪饲料呢？”
　　我迫不及待地回到成都和几位兄长商量起了新的产业规划：放弃养鹌鹑转产饲料，并作了详细的战略部署。
　　1987年，我们希望饲料公司在古家村买了10亩地，投资了400万元，建立了希望科学技术研究所和饲料厂，又投入400万元作为科研经费，找了国内外一批专家进行研制开发，同时将10万只鹌鹑全部宰杀。1989年，公司生产的“希望牌”1号乳猪全价颗粒饲料开始推向市场。这时候，擅长销售和市场推广的我也开始充分发挥自己的广告才能。
　　我租了一台刻印机，请一个写字好的朋友写好广告语。创意是我做的，稿子是我写的，刻是我找人刻的，贴是我自己贴的，每家每户猪圈都贴上了我们的广告。那个时候，这种广告方式成本低，效果特别好。
　　在我的大力推广下，“希望”牌饲料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销量就追上了“正大”。“希望”饲料的质量不比它差，每吨价格却便宜了60块钱。
　　面对我们“希望”的不断蚕食，“正大”急了。价格战一触即发……但最后的结果是“正大”退出了成都市场，我们“希望”牌饲料一举确立了在中国猪饲料市场的霸主地位。当时那句国人耳熟能详的广告词“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就出自于我之手。

创办新希望，跨界新领域

　　1992年，随着业务节节攀升，开始进军全国的希望饲料公司被我们改组为希望集团，这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1995年，希望集团年销售收入20亿元，同时被中国饲料工业协会评定为中国100家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第一名，被国家工商局评选为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第一名。随着集团规模化发展，1996年，我又组建了新希望集团。
　　1993年，我當选了全国政协委员。当年全国两会，我以政协委员身份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做了一个发言，叫《私营企业有希望》。当时我讲了这个题目，很多领导担心，你怎么讲私营企业有希望呢？我发言以后，人民大会堂响起了很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我讲得好，然后就开了一个两会新闻发布会，第一次让民营企业在那个地方面对全球讲我们中国的私营企业的进步和成长。
　　我在1994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时候，做了很多调研。结果发现，民营企业普遍反映最大的问题是贷不了款，而当时的国有银行是不给民营企业贷款的，只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贷款。那时候的银行业经营也很困难，好多银行的坏账率达到20%，接近破产的边缘。
　　于是，我们就想是否可以在银行领域做个试验田，由工商联牵头，由民营企业出资，办一个民营银行。我提出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力支持，我们以工商联的名义给中央写信被批准了。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成立。
　　我是中国民生银行的倡导者、筹办组副组长，也是第一批股东，并被选为副董事长。给民生银行起名字的时候，我们想了好多，最后决定用民生两个字。第一，我们是民营企业;第二，我们为民生服务;第三，民生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关乎生活和民生之计，是非常广阔的事。
　　民生银行成立二十多年来，从13.8亿元发展到现在6万多亿元的资产总规模，仅每年500多亿元的税后净利润，就是原来13.8亿元的30多倍。它以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它率先引进股东治理结构和独立董事制度，率先在中国和海外上市，也率先引进国际投资，以及国际规范的治理结构。
　　当初，我们的初衷是办一个由工商联牵头的、由民营企业出资的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希望成为银行业改革和创新的试验田，走出一条新的路。二十多年过去了，民生银行不管从规模、收入、利润，为民营企业的贷款额、支持小微企业的服务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步。曾经有一段时间，民生银行的估值和招商银行一样多。
　　当然，民生银行的确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管理层或其他一些变动等原因，使民生银行受到了冲击。但是总体来讲，民生银行还是好的，我们通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民生银行在探索更多的意义。
　　民生银行从小到大的过程，恰好是国家民营企业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是民营企业不断规范运作的过程，也是民营企业对国家、对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过程。
　　实践证明，民营企业还是可以做好银行的，所以才有了后面新一批民营银行的组建。要是民生银行没有做的话，我相信国家不会突然一下批准十几个银行，这也是它的贡献。民生银行总体来说是成功的，是为国家做出贡献的。

有责任改变“中国制造”形象

　　我们从事农业产业已经有近40个年头。首先在国内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民营企业，起初我们想搞音响，跟生产队一块去做，结果项目被“枪毙”了，认为我们搞资本主义，没办法，我们只好到农村做农业。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我们从农村一步步走过来，到今天仍然坚守在农业和食品领域。
　　1998年我们开始去各国考察。当时，我们在中国已经是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但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产品在全球布局？于是我们跑到美国、欧洲、日本很多地方，最后发现那些地方比我们先进得多，我们到那些地方去不见得能做好。但在东南亚我们较有优势，于是在东南亚先干了起来。
　　起初，我们满怀信心，工厂建得不错，生产质量也很好，结果产品拿出来无人问津，说我们价格太高了。为什么高？他们本能地认为中国货就应该是半价或者三分之一价格的假货。那时候所有的中国货都卖得特别便宜，所以我们生产的饲料根本没人买。很多越南当地农民还说，给你们一半的价格算是抬举你们了，因为当时中国货在越南是低质量、低价格的代名词。我们很生气，但那时候的中国制造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怎么办？我们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中国制造和中国产品的形象。我们下了很大决心，不仅提升质量，还千方百计改变他们对中国制造的印象。比如推出免费饲料，等农户赚了钱、猪养肥了，我们再挣钱，让他们用实践来检验我们。经过种种努力，我们获得了成功。现在，我们在东南亚是卖得最好的饲料企业之一。我们的全球化取得了很大成绩，从最开始在东南亚（越南、菲律宾、柬埔寨），一步步走到斯里兰卡、孟加拉、南非、澳大利亚等，现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我们的企业，在海外有近万名员工。

消费升级时代下的新思考

　　6年前我们认真做了研究。2011年的时候集团销售额是800多亿元，我们提出未来三年过千亿。结果2012年不但沒过千亿，还比2011年少了一点，虽然少得不多。2013年仍然没过这个坎儿。
　　我们请了咨询机构来做研究，董事会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来做讨论。通过大概半年的讨论，我们发觉，现在社会变了，市场变了，我们必须为消费升级、为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诉求而变，否则没有任何出路。
　　我们研究新兴的科技型企业，无一不是从无到有做起来的;其次，多是合伙制企业，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到位;第三，多是有创新创业和新技术的武装;第四，多是国内国际业务的结合。
　　根据这几点，集团提出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年轻化，能够带来活力。过去几年，整个管理层的年龄下降超过15-20岁，我们从高层到中层再到基层，基本实现了高层40多岁，中层30多岁，基层20多岁的格局。过去公司高层的管理者都是50-60岁，现在都是40岁上下。如果把我开除的话，会更低。
　　我们成立了草根知本等这样的公司。草根知本就是合伙制的企业，经过了大概三年左右的发展，现在已经孵化出了几十家公司。包括围绕消费升级的冷链物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方面，已经有一百多个合伙人。
　　我们变成一个平台型的企业。草根知本是个平台，下面有好几个产业，而这些赛道都是消费升级的赛道。草根知本在信息化格局体系下，五年以后再创立一个新希望，这是我们的目标。

三者结合才有可能不犯大错

　　包括新希望在内的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者、推动者和受益者。换句话说，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民营企业，也不可能有新希望的今天。我们非常感激这个时代给了我们机会;也感谢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富裕起来带给企业的巨大的市场和机会。
　　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可能有今天的私营企业，也不可能有新希望，这是大格局。另外，企业要埋头拉车，是指脚踏实地去做该做的事。具体包括产品、市场、营销、品牌、管理等，这些叫埋头拉车。同时，企业要抬头看路，要看行业的路，要看市场的路，要看市场有没有发生变化。第三，企业还要仰头望天，了解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经济转型等“大格局”的变化。企业要脚踏实地去耕作，埋头拉车;当抬头看路的时候，时不时的仰头望天，这三者结合，才有可能不犯大错误。
　　新希望已发展成为一个营收过千亿，以农业为主的集团化的企业。社会在进步、在发展，我希望，新希望再过40年还继续存在、不要倒下。因为民营企业各领风骚三五年，国内能够超过十年历史的民营企业不是很多，超过20年、超过40年的更加屈指可数。所以说，新希望的目标首先是活下去;再者，活得好，这很重要;第三是活得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