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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东群报》是20世纪20年代在广东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也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报，为早期中国南方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做出过重要贡献。关于《群报》的创办背景，以往学界研究不多，通过仔细阅读《群报》早期发表文章，试图从思想基础、现实需求、主观努力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广东群报;创办;背景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6-0120-03
1920年6月，譚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从北大毕业返粤，“鉴于所有社会组织的基柱，已呈锈蚀的现象，非向根本上重新改造，旦夕间就会发生栋折梁崩的危险”，基于“改造社会”和“宣传新文化”的目的，于1920年10月创办了《广东群报》，社址选在广州市第七甫100号，为8大版日刊，设有评论、研究、杂著、马克思研究、特别记载、工人消息、留法通讯等专栏，其内容主要是反映社会现实，报道劳工运动状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弘扬妇女解放，抨击无政府主义及介绍世界新闻与苏俄消息等等。《群报》创办之初，是作为广东新文化宣传机关，1921年，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群报》成为小组的机关报，成为我国南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直至1922年夏，因为陈炯明兵变，被迫停刊。①虽然仅仅开办两年有余，但作为当时“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介绍世界劳工消息的总机关”，在广东革命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虽然《群报》在广东地位比较特殊，但它毕竟是一份只存在两年多的地方性报纸，加上年代久远，纸质版现今已难以找寻，只有两种《广东群报选辑》，分别是1959年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②和1964年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③编印的，都只有一册，比较单薄，而且是采用摘录的形式各自选取了《群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研究者无法从中了解《群报》全貌。幸得北京大学图书馆把能收集到的《群报》于1982年制成缩微胶卷版，④使如今普通读者有机会一窥《群报》真容，更为《群报》的留存于世和挖掘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因为研究资料的限制，历年来，关于《广东群报》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甚至可以说比较有限。比较早的研究，当属黎尚健于1997年发表在《广东教育学院学报》上的论文——《中共成立前〈广东群报〉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1]，文中着重探讨了《群报》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认为这场论战戳穿了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欺骗面目，使革命者们从政治理论上、思想上重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为广东的共产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另外，曾庆榴先生1999年在其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2]一书中，专门留出一节介绍了《广东群报》的创建、内容和影响，题为《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广东群报〉》，2011年他在《文史纵横》上进一步发表文章——《广东新文化运动的一线曙光：〈广东群报〉札记》[3]，继续阐述了这一问题，与此同时，他的个人专著《国民革命与广州》[4]由广州出版社出版，书中也有一篇名为《关于〈广东群报〉》的文章。还有张金超的论文《〈广东群报〉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再研究》[5]，文章对《广东群报》的创刊过程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所做出的贡献进行了细致梳理。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创办《群报》的亲历者——谭天度发表了一篇题为《回首往事话当年——回忆〈广东群报〉》的创办和广东党组织的诞生》[6]的文章，为我们研究《广东群报》的诞生提供了重要参考。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次仔细研读相关原始资料，对于《群报》的创办背景略有心得，在此仅发表个人浅见，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分别论述。
一、思想基础
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深受新文化运动洗礼，思想活跃，为《广东群报》的创办提供了思想基础。
《广东群报》之所以得以创办，与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几位主要负责人有重要关系。他们几人1917年一起考入北京大学，在文科哲学门学习，直至1920年6月毕业。这段时间，正好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几年，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在校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吸引了一批诸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具有新思想的学者任教，一时间，北大的学术氛围空前浓厚。陈独秀当时正是谭平山等人所在哲学门的文科学长，由他创办的《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和文学革命的旗帜，与封建思想、文化展开激烈战斗，谭平山等人也深受影响。谭平山在大学期间，多次在《新潮》《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文章。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大是这场运动的核心力量，谭平山也参与了游行示威，并作为积极分子遭到北京反动军警逮捕[7]。经过这次锻炼，谭平山的思想进一步产生变化，由旧民主主义迅速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1920年初，在北大学习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已经临近毕业，开始考虑毕业之后的前途问题，他们吸取《新潮》创办经验，在上海美租界天潼路创办《政衡》杂志，并在《政衡》上发表一系列专论和时评。这次经历为他们半年后回广州创办《群报》提供了经验。
当然，独木难支，《群报》的创办仅仅依靠谭平山他们三人也是无法成行的，还需要一批能并肩作战的战友。此时，一些广东进步青年例如谭天度、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等等抱着共同的志向，与他们聚集在了一起。据谭天度的回忆，谭平山等人在上大学期间，经常与他们这些老同学、同乡通信，向他们介绍新文化传播动态及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最新消息，并寄来《新青年》《新潮》《政衡》等进步刊物，帮助广东青年了解新思想，走上革命道路[6]。这些都为《群报》的创办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现实需要
《群报》何以在广东创办，这与当时广东的现实需求有关，这一点在《群报》创刊之初，陈公博等人就发表文章反复阐述。
《广东群报创刊号》①提到筹办群报缘起，文中说到： 我们群报设在广东，有两个意见。
（一）广东地方，与外人通商最早，与西洋文明接触的机会亦多。脱道理而论，广东的文化，应该发达得不得了。何以近年来，事事反落人后？而新文化运动那桩事，更加赶别省不上，是什么缘故？都因为广东素来是工商实业的地域，人人多有重金钱，看轻文化底毛病、我们的群报，是宣传新文化的机关，以不得不设在广东。
（二）广东社会的平民思想，比较上实在发达，虽至厨夫走卒也知争自由，也知争平等，无龌龊卑屈底气象，证之近百年来事实，广东一省，实无异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性情活泼，勇进取，民气强悍，轻于冒险，尤为广东的特性，但可惜从来没真正的社会指导者，故往往暴露那进锐退速，轻轨排挤，和械豪赌，所有误入迷途种种弊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群报，不得不设在广东。
以上归结起来就是：一是广东商业发达，但文化相对落后;二是广东人勇于进取，但缺乏指导。
陈公博在《群报的新生命》②一文中也反映出其对广东现状的不满。文中说到：
我打三年前就离了广东，那是旧日之广东，虽说不好，但总还是个朴朴实实的广东，今日归来哪里找得到我离别时的广东，只见几条外强中干的马路，罩着一层奢侈嫖赌饮吹的空气……
随后他进一步解释：
现在广东成了什么样子，分析起来实由不规则的势力，不规则的经济，不规则的思想凑成的。
之后，他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何为“不规则势力、思想、经济”。概括起来，不规则势力主要指少数强权势力，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意愿，反而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使社会更加混乱。不规则思想指一般世人奉承坏人、鄙薄好人，知识分子故步自封、陈腐幼稚的社会思想状态。不规则经济指广东表面经济繁荣，富甲天下，但依赖进口，消费多生产少，官商勾结，平民经济几不可闻。
在广东如此政治、经济、思想、民风背景下，谭平山等人认为“非向根本上重新改造”③不可。正所谓“最新之时代，应有最新之事业以支配之，最新之事业，应有最新之文化以孕育之。文化者，万物之母也。”④因此，创办一份“宣传新文化”之报纸势在必行。
三、主观努力
既已决定创办一份报纸，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必然克服重重困难践行之。为了保持报纸的独立，维护办报精神，他们决定不接受任何政党势力援助。①但是，凡事说易行难。陈公博在《群报的新生命》中讲到一件事：
我回广东后，有一位朋友很高兴地找我。听见我说办报，非常赞同，他问群报有政党的帮忙没有呢？我说我们要保持言论的独立，不受政党帮忙的。他又问我们有在督署省署运动津贴没有？我说我们专与平民为伍，不要阔人援助的。这位朋友顿时失意起来，反劝我不要办报。
为什么他的这位朋友会有如此反应，这就不得不提当时广东报业情况。
陈公博在《群报的新生命》一文中继续阐述，认为：
我们在中国，立言已经困难，而在南方，立言尤为困难。这里虽没有实行出版法，或治安条件，然而出言不慎，便要受什么军法裁判。
因此，当时的广东，社会一般认为报纸是不名誉的行当。要办起一份报纸，总是避免不了受人津贴，代做留声机。再者，当时广州的报纸销量也比不上京沪，因此为了推动销量，报纸上多刊载一些淫邪小说，迎合社会低级趣味，并且充斥着各种广告，以补贴经费的不足。
在这种污浊的空气下，《群报》要诞生，主办者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他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资金问题。当时，谭平山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陈公博和谭植棠分别在高等政法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他们将“自己的薪金收入和节衣缩食省下的钱全部拿出来，又请求自己的家庭和老同学、老朋友资助”[8]，勉强凑齐第一笔资金。他们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报社的选址问题。陈公博曾在《群报的新生命》中提到，他去租地方开设报馆时，发现有许多地主很怕报馆，有的竟在契书内直接写明：不得贮藏违禁物品，驻扎军队，开设报馆……将开设报馆同贮藏违禁物品并列，可见当时办报是公认的高危行业。最后几经波折，几人将报社地址定在了广州第十甫一百号，地方不大且旧，但好歹有了革命阵地。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就是需要找到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以保证稿件的质量和报纸的顺利运转。这个上文已提过，五四运动后，广东也出现了一些如阮啸仙、刘尔崧等先进分子，还有如谭天度这般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系的同乡好友，谭平山等人将这些青年才俊聚集在了一起，万事俱备，只待东风。
创刊前夕，谭平山写信给陈独秀，希望得到他的指导，陈独秀回信表示大力支持，并亲自为《群报》撰写了一篇《敬告广州青年》，②说：
我希望诸君讲求社会需要的科学，勿空废光阴于无用的浮夸的古典文字。
我希望诸君多多结合读书会和科学实验所，勿多发言论。
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办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造逋逃薮安乐窝。
我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底朋友勿当官僚资本家佣奴。
我希望诸君努力掃除广州坏到无所不至的部分，勿空谈什么国家世界的大问题。
1920年10月，《广东群报》经过谭平山等人的充分酝酿筹备，终于一扫当时广州报业的浑浊空气，以清新、活泼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2]。在之后的两年多中，《群报》也正如陈独秀希望的那样，对广东青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正所谓“长夜漫漫梦已甜，雄鸡一声天下白”。③不仅如此，《群报》成为广州党小组机关报后，更积极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指导工农实践，工人赠以“振我柔魂”“振发劳工”的题词，《新青年》杂志更是评价它，“是在广州资本制度下奋斗的一个孤独子，是广东十年来恶浊沉霾空气里的一线曙光”[7]。
参考文献：
[1]黎尚健.中共成立前《广东群报》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7（3）.
[2]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广东群报》[C]//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49-55.
[3]曾庆榴.广东新文化运动的一线曙光：《广东群报》札记[J].文史纵横，2011（3）.
[4]关于《广东群报》[M]//曾庆榴.国民革命与广州.广州：广州出版社，2011：72-78.
[5]张金超.《广东群报》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再研究[J].党史与文献研究，2018（5）.
[6]谭天度.回首往事话当年——回忆《广东群报》的创办和广东党组织的诞生[J].广州党史资料，1981（1）.
[7]元邦建.谭平山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8]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关键词：广东群报;创办;背景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6-0120-03
1920年6月，譚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从北大毕业返粤，“鉴于所有社会组织的基柱，已呈锈蚀的现象，非向根本上重新改造，旦夕间就会发生栋折梁崩的危险”，基于“改造社会”和“宣传新文化”的目的，于1920年10月创办了《广东群报》，社址选在广州市第七甫100号，为8大版日刊，设有评论、研究、杂著、马克思研究、特别记载、工人消息、留法通讯等专栏，其内容主要是反映社会现实，报道劳工运动状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弘扬妇女解放，抨击无政府主义及介绍世界新闻与苏俄消息等等。《群报》创办之初，是作为广东新文化宣传机关，1921年，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群报》成为小组的机关报，成为我国南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直至1922年夏，因为陈炯明兵变，被迫停刊。①虽然仅仅开办两年有余，但作为当时“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介绍世界劳工消息的总机关”，在广东革命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虽然《群报》在广东地位比较特殊，但它毕竟是一份只存在两年多的地方性报纸，加上年代久远，纸质版现今已难以找寻，只有两种《广东群报选辑》，分别是1959年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②和1964年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③编印的，都只有一册，比较单薄，而且是采用摘录的形式各自选取了《群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研究者无法从中了解《群报》全貌。幸得北京大学图书馆把能收集到的《群报》于1982年制成缩微胶卷版，④使如今普通读者有机会一窥《群报》真容，更为《群报》的留存于世和挖掘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因为研究资料的限制，历年来，关于《广东群报》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甚至可以说比较有限。比较早的研究，当属黎尚健于1997年发表在《广东教育学院学报》上的论文——《中共成立前〈广东群报〉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1]，文中着重探讨了《群报》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认为这场论战戳穿了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欺骗面目，使革命者们从政治理论上、思想上重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为广东的共产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另外，曾庆榴先生1999年在其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2]一书中，专门留出一节介绍了《广东群报》的创建、内容和影响，题为《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广东群报〉》，2011年他在《文史纵横》上进一步发表文章——《广东新文化运动的一线曙光：〈广东群报〉札记》[3]，继续阐述了这一问题，与此同时，他的个人专著《国民革命与广州》[4]由广州出版社出版，书中也有一篇名为《关于〈广东群报〉》的文章。还有张金超的论文《〈广东群报〉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再研究》[5]，文章对《广东群报》的创刊过程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所做出的贡献进行了细致梳理。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创办《群报》的亲历者——谭天度发表了一篇题为《回首往事话当年——回忆〈广东群报〉》的创办和广东党组织的诞生》[6]的文章，为我们研究《广东群报》的诞生提供了重要参考。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次仔细研读相关原始资料，对于《群报》的创办背景略有心得，在此仅发表个人浅见，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分别论述。
一、思想基础
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深受新文化运动洗礼，思想活跃，为《广东群报》的创办提供了思想基础。
《广东群报》之所以得以创办，与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几位主要负责人有重要关系。他们几人1917年一起考入北京大学，在文科哲学门学习，直至1920年6月毕业。这段时间，正好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几年，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在校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吸引了一批诸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具有新思想的学者任教，一时间，北大的学术氛围空前浓厚。陈独秀当时正是谭平山等人所在哲学门的文科学长，由他创办的《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和文学革命的旗帜，与封建思想、文化展开激烈战斗，谭平山等人也深受影响。谭平山在大学期间，多次在《新潮》《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文章。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大是这场运动的核心力量，谭平山也参与了游行示威，并作为积极分子遭到北京反动军警逮捕[7]。经过这次锻炼，谭平山的思想进一步产生变化，由旧民主主义迅速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1920年初，在北大学习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已经临近毕业，开始考虑毕业之后的前途问题，他们吸取《新潮》创办经验，在上海美租界天潼路创办《政衡》杂志，并在《政衡》上发表一系列专论和时评。这次经历为他们半年后回广州创办《群报》提供了经验。
当然，独木难支，《群报》的创办仅仅依靠谭平山他们三人也是无法成行的，还需要一批能并肩作战的战友。此时，一些广东进步青年例如谭天度、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等等抱着共同的志向，与他们聚集在了一起。据谭天度的回忆，谭平山等人在上大学期间，经常与他们这些老同学、同乡通信，向他们介绍新文化传播动态及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最新消息，并寄来《新青年》《新潮》《政衡》等进步刊物，帮助广东青年了解新思想，走上革命道路[6]。这些都为《群报》的创办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现实需要
《群报》何以在广东创办，这与当时广东的现实需求有关，这一点在《群报》创刊之初，陈公博等人就发表文章反复阐述。
《广东群报创刊号》①提到筹办群报缘起，文中说到： 我们群报设在广东，有两个意见。
（一）广东地方，与外人通商最早，与西洋文明接触的机会亦多。脱道理而论，广东的文化，应该发达得不得了。何以近年来，事事反落人后？而新文化运动那桩事，更加赶别省不上，是什么缘故？都因为广东素来是工商实业的地域，人人多有重金钱，看轻文化底毛病、我们的群报，是宣传新文化的机关，以不得不设在广东。
（二）广东社会的平民思想，比较上实在发达，虽至厨夫走卒也知争自由，也知争平等，无龌龊卑屈底气象，证之近百年来事实，广东一省，实无异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性情活泼，勇进取，民气强悍，轻于冒险，尤为广东的特性，但可惜从来没真正的社会指导者，故往往暴露那进锐退速，轻轨排挤，和械豪赌，所有误入迷途种种弊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群报，不得不设在广东。
以上归结起来就是：一是广东商业发达，但文化相对落后;二是广东人勇于进取，但缺乏指导。
陈公博在《群报的新生命》②一文中也反映出其对广东现状的不满。文中说到：
我打三年前就离了广东，那是旧日之广东，虽说不好，但总还是个朴朴实实的广东，今日归来哪里找得到我离别时的广东，只见几条外强中干的马路，罩着一层奢侈嫖赌饮吹的空气……
随后他进一步解释：
现在广东成了什么样子，分析起来实由不规则的势力，不规则的经济，不规则的思想凑成的。
之后，他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何为“不规则势力、思想、经济”。概括起来，不规则势力主要指少数强权势力，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意愿，反而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使社会更加混乱。不规则思想指一般世人奉承坏人、鄙薄好人，知识分子故步自封、陈腐幼稚的社会思想状态。不规则经济指广东表面经济繁荣，富甲天下，但依赖进口，消费多生产少，官商勾结，平民经济几不可闻。
在广东如此政治、经济、思想、民风背景下，谭平山等人认为“非向根本上重新改造”③不可。正所谓“最新之时代，应有最新之事业以支配之，最新之事业，应有最新之文化以孕育之。文化者，万物之母也。”④因此，创办一份“宣传新文化”之报纸势在必行。
三、主观努力
既已决定创办一份报纸，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必然克服重重困难践行之。为了保持报纸的独立，维护办报精神，他们决定不接受任何政党势力援助。①但是，凡事说易行难。陈公博在《群报的新生命》中讲到一件事：
我回广东后，有一位朋友很高兴地找我。听见我说办报，非常赞同，他问群报有政党的帮忙没有呢？我说我们要保持言论的独立，不受政党帮忙的。他又问我们有在督署省署运动津贴没有？我说我们专与平民为伍，不要阔人援助的。这位朋友顿时失意起来，反劝我不要办报。
为什么他的这位朋友会有如此反应，这就不得不提当时广东报业情况。
陈公博在《群报的新生命》一文中继续阐述，认为：
我们在中国，立言已经困难，而在南方，立言尤为困难。这里虽没有实行出版法，或治安条件，然而出言不慎，便要受什么军法裁判。
因此，当时的广东，社会一般认为报纸是不名誉的行当。要办起一份报纸，总是避免不了受人津贴，代做留声机。再者，当时广州的报纸销量也比不上京沪，因此为了推动销量，报纸上多刊载一些淫邪小说，迎合社会低级趣味，并且充斥着各种广告，以补贴经费的不足。
在这种污浊的空气下，《群报》要诞生，主办者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他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资金问题。当时，谭平山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陈公博和谭植棠分别在高等政法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他们将“自己的薪金收入和节衣缩食省下的钱全部拿出来，又请求自己的家庭和老同学、老朋友资助”[8]，勉强凑齐第一笔资金。他们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报社的选址问题。陈公博曾在《群报的新生命》中提到，他去租地方开设报馆时，发现有许多地主很怕报馆，有的竟在契书内直接写明：不得贮藏违禁物品，驻扎军队，开设报馆……将开设报馆同贮藏违禁物品并列，可见当时办报是公认的高危行业。最后几经波折，几人将报社地址定在了广州第十甫一百号，地方不大且旧，但好歹有了革命阵地。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就是需要找到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以保证稿件的质量和报纸的顺利运转。这个上文已提过，五四运动后，广东也出现了一些如阮啸仙、刘尔崧等先进分子，还有如谭天度这般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系的同乡好友，谭平山等人将这些青年才俊聚集在了一起，万事俱备，只待东风。
创刊前夕，谭平山写信给陈独秀，希望得到他的指导，陈独秀回信表示大力支持，并亲自为《群报》撰写了一篇《敬告广州青年》，②说：
我希望诸君讲求社会需要的科学，勿空废光阴于无用的浮夸的古典文字。
我希望诸君多多结合读书会和科学实验所，勿多发言论。
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办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造逋逃薮安乐窝。
我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底朋友勿当官僚资本家佣奴。
我希望诸君努力掃除广州坏到无所不至的部分，勿空谈什么国家世界的大问题。
1920年10月，《广东群报》经过谭平山等人的充分酝酿筹备，终于一扫当时广州报业的浑浊空气，以清新、活泼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2]。在之后的两年多中，《群报》也正如陈独秀希望的那样，对广东青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正所谓“长夜漫漫梦已甜，雄鸡一声天下白”。③不仅如此，《群报》成为广州党小组机关报后，更积极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指导工农实践，工人赠以“振我柔魂”“振发劳工”的题词，《新青年》杂志更是评价它，“是在广州资本制度下奋斗的一个孤独子，是广东十年来恶浊沉霾空气里的一线曙光”[7]。
参考文献：
[1]黎尚健.中共成立前《广东群报》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7（3）.
[2]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广东群报》[C]//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49-55.
[3]曾庆榴.广东新文化运动的一线曙光：《广东群报》札记[J].文史纵横，2011（3）.
[4]关于《广东群报》[M]//曾庆榴.国民革命与广州.广州：广州出版社，2011：72-78.
[5]张金超.《广东群报》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再研究[J].党史与文献研究，2018（5）.
[6]谭天度.回首往事话当年——回忆《广东群报》的创办和广东党组织的诞生[J].广州党史资料，1981（1）.
[7]元邦建.谭平山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8]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东党史资料：第1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