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色文物看国际友人支援华北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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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中国遭受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上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诚帮助。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从多方面给中国以实际的援助。本文通过一组陈列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珍贵文物,来展示国际友人与八路军、根据地军民一道抗日的成果。
  日本八路前田光繁使用过的军号
  这位日本八路真名叫前田光繁,出生于日本京都的一个小手工业家庭。1937年只身赴中国沈阳,进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这个“会社”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先锋队,它控制了大半个中国东北的经济命脉,也是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服务的特殊机关。
  1938年春天,日军侵占华北,控制了平汉铁路,前田光繁被派往河北邢台附近一个叫“双庙”的小车站工作。就在他来到邢台3个月左右时做了八路军的俘虏。那是7月25日清晨,八路军和游击队突然冲进车站,尚在梦中的前田被一支枪管顶住脑门。根据以前听到的宣传,如果被八路抓住那就死定了!可是他等到的不是枪响,却是让他理解不了的优待。
  不久,前田被送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师敌工部长张香山曾留学日本,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便与前田光繁住在一起,给他讲日军对中国百姓的残害,讲自己留学日本时参加的反战运动,讲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讲中共的信念,讲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此后的日子里,他更是耳濡目染,认识到“八路军是一座学校,由朴实的、俭朴的、意志坚强的人们构成”。而且为了前田在日本免受迫害,为他改名杉本一夫,并被送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驻地。
  在敌工人员的教育下,杉本一夫(前田)了解了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心从事反战工作。1939年1月2日,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驻地山西潞城中村的军民迎新联欢会上,杉本一夫与另外两名日俘冈田义雄、小林武夫一起,宣布自愿参加八路军。同年11月7日,他又与7名经过改造的日军俘虏一起,在武乡县下合村野政驻地发起成立第一个日本人反战团体——“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杉本一夫任书记长。
  从此,他组织日本反战士兵展开工作,用这把军号指挥着日本人反战成员,进行战地宣传、喊话等。1940年,日军开始对华北地区进行疯狂“扫荡”。10月下旬,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关家垴战役打响,战斗非常激烈,杉本一夫领的任务是向日军喊话宣传,让他们不要负隅顽抗。平汉纵队的一位参谋领着杉本一夫,用隐蔽动作穿过小树林赶往前线。半夜,一小队战士掩护着他悄悄接近了敌军阵地,用铁皮做成的喊话筒,在静静的黑夜中用日语高声喊道:“日本兵士们,现在八路军停止了射击,你们不要开枪了,听听我们的喊话吧。我是日本人,过去曾是你们的战友,现在是八路军中反战觉醒联盟的一员,我们的目的是让战争早日结束,尽力挽救战友们的生命!现在你们已经被八路军紧紧包围,快下决心、放下武器投降,突围是没有希望的,八路军绝对不杀俘虏,保证你们的安全,想想吧,你们在家的父母、爱妻、子女决不想看到你们的骨灰……”喊话时,枪声的确停止了,杉本一夫甚至能听到对面传来熟悉的乡音:“听声音好像是日本人。”“不,是朝鲜人吧。”“巴格牙鲁,闭嘴!这是阴谋!射击、开枪!”关家垴一战几乎全歼日军。喊话使部分日军产生了厌战情绪,对这场战斗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之后他辞别山西,到延安工作,领导组织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杉本一夫当选为联合会会长,同时担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教师和政治工作人员。抗战胜利后,他又千里跋涉赶赴东北,帮助工作人员做约200万日军及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之后,杉本一夫又帮助东北民主联军,说服原日本航空教练队的教员、技师、飞行员,加入新成立的东北航空学校,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1958年,杉本一夫回到了阔别21年的日本。
  杉本一夫回到日本后,恢复前田光繁本名,虽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十几年,但他仍然被日本军国主义当局认为是最危险的赤化分子之一,因此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打零工维持生计,直到80岁高龄,还在做烧锅炉的工作,收入甚微。但是,他还是经常参加中日友好活动,到处讲他的奇特经历,讲日军侵华战争的罪恶,讲八路军的人道主义,在报刊上写了大量文章。1984年他和另一位反战同盟老战士香川孝志合出了一本书《八路军的日本兵》。
  2005年8月应中国政府邀请,前田光繁来北京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到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出席了山西省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走访了曾经生活过的王家峪、下合、枣林村,为村小学捐款以表心意。特别是他把保存了60多年的军号,捐赠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英国记者何克使用过的外文打字机
  乔治·何克(George Hogg),1915年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幼年受信仰和平主义的姑姑的影响,同情穷苦人。少年时随姐姐到瑞士求学,一年后回到家乡圣·乔治学校读书。中学毕业后进入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深造。1937年何克从牛津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陪姑母穆里尔·莱斯特进行环球旅行。
  他们首先到了美国,横穿了美国大陆,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看到了美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然后到了日本。当时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日本实行军国主义政策,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然而它却标榜是为帮助中国建立“王道乐土”。他发现平民百姓对政府的宣传深信不疑,认为日本军队是在帮助中国,这就是他最初对中日战争的认识。可是,当1938年初他来到中国上海,看到刚刚沦陷的上海到处是悲惨的景象:被战火焚毁的村庄,无辜被害的居民,在饥饿伤痛中挣扎的士兵,无家可归蜷缩在水泥路面上的临产妇女……这哪是什么“乐土”?
  按计划,何克在上海逗留两天时间要前往印度,她姑母与甘地有过一番友好的交往,准备再次会见甘地。然而看到如此情景,他毅然放弃与姑母经印度回英国的打算,决定留下来,“实地了解中国人民和他们面临的问题,将战争实情告诉全世界”。他挥别姑姑说:“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英国。   为了消除语言上的障碍,何克开始学习汉语。并当了一名临时通讯员,开始为英国老牌报纸《曼彻斯特卫报》撰写有关中国的稿件,后来又成为美国合众国际社的特约记者,对中国进行实地采访,同时致力于帮助战火中的中国人民,撰写了大量文章,深刻揭露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并进行了激烈的控诉和鞭挞。在武汉,他认识了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人。1938年6月,在史沫特莱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他从汉口到达延安。一周后离开延安,经武汉到上海、北平等地活动。在此期间,他还陆续向国外发表了许多抗日见闻以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1939年春夏,何克在北平为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中国工业生产合作社”筹措经费活动后,想采访活跃在北方山区的共产党、八路军,便独自一人从北平步行上路。然而,他在出发的头一个夜晚就染上了副伤寒,病倒在离北平不远的一家乡村小旅店里。幸运的是,旅店里又住进新西兰女护士凯瑟琳·霍尔,当时她正携带着一批从北平购置的药品,准备运往晋察冀边区。在凯瑟琳的救护下,何克不仅治好了病,还被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更幸运的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得知他的到来,便邀请他访问了军区司令部,并与他进行了长谈,为他介绍了八路军如何克服困难与日军进行坚决的战斗。随后,他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安排下走访前线,了解抗日游击战场,目睹了八路军与日本侵略军的战斗。通过数日的采访,他深深地喜爱上了这支队伍,他感到八路军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
  为了对八路军有更多的了解,他向聂司令员提出想到八路军总部采访的恳求。聂荣臻与总部取得联系,得到总部的许可,聂荣臻特地为他配备了四名警卫和一位翻译陪同,前往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武乡县。于是,他跨过正太铁路,在一二九师部队的护送下,来到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采访,朱德总司令得知这位来自英国的和平使者专程来采访,在百忙之中特地抽出时间来,多次与他进行交谈,朱总司令的平易近人给了他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时的何克,已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因而能够对根据地人民的斗争和生活有比较真切的了解。这期间,八路军总部正在土河村召开武乡士绅座谈会,他还采访了前来参加座谈会的士绅们,士绅们的爱国热情,也深深感动着他,特别是大家踊跃捐钱捐粮,为抗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使他看到武乡民众对抗战的支持是何等热烈。
  在武乡,他结识了许多朋友,学会唱一些抗日救亡歌曲,一有空就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他还深入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兵工厂、制药厂以及作战部队进行采访,他认为抗日根据地是他“生活过的全世界中最美好的地方,是牛津大学也比不上的”,八路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结束考察后不久,何克写了《我看到了新中国》,真实地记录了他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揭露了国民党官僚统治的腐败没落,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的抗日根据地。该书后来得以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他以激扬的文字记录了抗战见闻,系统全面地把我党领导的全民抗战事迹传达给了世界。
  由于日军“扫荡”,战乱中他的外文打字机埋在了砖壁村八路军总部院子里,可是日军走后,返回来怎么也找不到埋在什么地方了。何克在八路军总部住了两个来月时间,为了“工合”事业,他决定离开太行山,经西安到宝鸡“工合”办事处。1941年,他担任了“工合”组织创办的培黎工艺学校校长,1945年病逝于甘肃山丹。
  直到1974年,在重新修复八路军总部砖壁村旧址时,才从院里地下挖出了这台打字机,还有24张军用地图。后经曾在砖壁战斗生活过的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王政柱确认证实打字机为何克所留。他说:“这是在总部工作过的英国记者何克先生用过的外文打字机,当时因总部撤退时带不了那么多东西,又怕在撤退途中发生意外,所以就埋在了总部院里。”
  这台英国产“ROYAL”皇家牌便携式英文打字机,是何克从北平带到太行山区的,他在武乡砖壁村八路军总部工作时,在各机关、各部队以及根据地民众中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每天晚上都坐在油灯下将采访的情况写成稿子并打印出来。毛泽东曾说过,“一个外国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这就是这部外文打字机的闪光点。这部外文打字机出土后,原陈展于武乡革命纪念馆,1988年调拨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反战同盟太岳支部制作的贺年片
  这是1944年春节前夕由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太岳支部制作的,在春节时发送给太岳区各军政机关、首长的贺年片。正面套印“恭贺 新年 反战同盟太岳支部全体鞠躬”字样;背面为贺卡的祝贺词正文:
  今年的新年,带来了无限的光明,为中国抗战胜利前途所鼓舞着的日本人民,将永远和你们携手并进,团结一致,为争取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而奋斗到底!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太岳支部
  在华日人反战联盟,是由经过改造的日本战俘自愿组织的抗日团体。
  1939年11月7日,7名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接受教育和改造的战俘,由杉本一夫发起,在山西省武乡县下合村东坡上成立了第一个在华日人反战团体——唤醒联盟。不久,更名为“觉醒联盟”。“觉醒联盟”成立的消息传出之后,在整个华北根据地的敌军工作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各根据地纷纷效仿。1940年5月,在延安的日俘士兵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夫等人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6月2日,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敌工部的支持下,由本桥朝治发起组织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山东支部。1941年8月15日,水野靖夫创办了日人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 11月25日,秋山良照建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冀南支部。1942年8月1日,渡边三郎组织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太岳支部。
  这些反战组织利用书信、报刊、广播等形式,沟通日本士兵的民族感情和同胞情谊,并介绍八路军和共产党的情况,以更好地反对法西斯战争。为了加强和扩大反战宣传作用,1942年8月,在延安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反战团体代表大会。会上提出14个方面200多条有关日本士兵向日本军部的要求。大会决定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合并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从而使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内的各个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团体,在组织力量、思想认识和行动方式等方面达到空前统一。到1944年,反战同盟的组织已发展到13个支部,一批批反战同盟的朋友奔赴我八路军各个战区,他们和八路军战士一道,对日军喊话、散发传单、写信和做日本侨民工作。1944年1月,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扩大执委会在延安召开,根据几年来的工作情况,制定新的工作方针以开展今后工作,并讨论如何组织“日人解放联盟”。1944年4月9日,解散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正式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标志着日本人民在延安的反战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30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和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在延安举行出发回国纪念大会。会后,相继返回日本,联盟自行解散。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苏联军队节节胜利,法西斯德国败局已定。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渐次失利,海上交通线有被盟军切断的危险,日军只得从华北、华中抽调兵力,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太岳抗日根据地周边的日军兵力有所减少,伪军内部又人心浮动。经过一年多的沁源围困战,也取得突出的战果。1944年1月17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特地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表彰“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太岳区出现了有利条件。此时也正是1944年农历春节来临之际,太岳区出现了热情洋溢的拜年活动,军队给民众、百姓给军政、机关给机关、首长给士兵、士兵给首长,有送核桃、红枣的,有送军鞋、鞋垫的,更多的是贺卡,陈赓、薄一波、王新亭、毕占云、唐天际、李哲人等首长,都亲自设计写成漂亮的贺卡,送给战士,送给伤员,送给在沁源围困战中作出成绩的民兵、区村干部等。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太岳支部,是太岳区抗战团体中的一员,他们也与中国人民一道,欢欢乐乐地迎接新一年的春节,他们专门设计印制了“贺年片”,赠送给太岳区各党政军机关和当地县、区抗日政府。表示将永远和中国人民携手并进,团结一致,为争取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而奋斗到底!(责编 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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