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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记得童年时代的一则谜语：一间小木房，没门光有窗;只要窗户亮，有说有笑把歌唱。（打一物）
现在的孩子怕是没几个能猜出来，要知道，在当年的我们心里，谜底可真算是个稀罕物。
我刚读小学，收音机就走进了我的生活。一路做伴，不知不觉走过了三十多年的时光。我常常想记录下与之相处的点点滴滴，也许是情到深处意踌躇吧，一直到今天也未能遂愿。
去年春节前，在整理书房的时候，无意间翻看到前几年的两则新闻打印稿，我的心弦被重重地拨动了。一则是说2008年5月汶川抗震救灾期间，党中央给每位救灾官兵人手配备一台收音机，官兵们在异常紧张的救援间隙休息时，听上一会儿收音机，也能得到鼓舞和放松;还有一则是2011年10月24日《东方早报》刊登的一则通讯，《夫妇坚守海岛25年：年工资3800听坏19台收音机》。透过这两则新闻，我们在感佩新闻人物的同时，也在内心惊叹折服于收音机的神奇功效！
感谢莫言先生，他的演讲《用耳朵阅读》唤起了我关于耳读的缤纷记忆，让我下决心将与广播相依相伴的日子记述下来，真实表达出一个平凡生命体会到的耳读的幸福。
我的童年记录在一个二百来人的贫穷小村庄，村子里大多数人家住着茅草屋。要论阔绰，戴婶家当属首富。村子里的第一部缝纫机是戴婶家买的，村里的第一栋两层楼房是戴婶家盖的，戴婶家还有了村里的第一台收音机。庆幸得很，我家与富户戴婶家为邻，四间茅屋驻扎在她家楼前，更衬托出楼房的雄伟。戴婶与我妈同姓同辈，两人以姐妹相称，两家相处赛过一般远亲，但凡有啥新上市的吃食总会互通有无。
每天黄昏时分，戴婶总会把收音机打开，楼前屋后、左邻右舍的七八户人家，无论大人小孩都沉浸在“八音盒”送来的快乐氛围中。节目可真丰富，有我最爱听的评书、少儿节目，有中学生姐姐偏爱的每周一歌和新闻，还有父母最关心的天气预报和奶奶边听边哼的黄梅戏。
做完一天的功课，我搬张小方凳，坐在戴婶家门口侧耳托腮，心情无比放松，近距离地聆听，耳朵惬意多了，天黑了也浑然不觉，直到杂音渐多，戴叔回家了才把收音机关掉，我只得意犹未尽地起身回家。若是戴叔全家走亲戚喝喜酒，我们就会有两三天听不到收音机，黄昏时分的快乐耳读便被迫停几天，内心的怅然潜滋暗长，可也没有办法。
后来，河东的村支书家旁边的电线杆子上绑了个高音喇叭，有时候也转播一些省市电台节目，但常常插播村里镇上关于施肥打药水、收缴“三粮四钱”的通知。这个喇叭时响时不响，常常在你想听的时候闷声作哑，在你不想听的时候突然就声嘶力竭地高叫。尽管如此，我对这个喇叭还是怀有好感的。不管怎样，总是留了个念想和盼头。
幼小心灵被强烈的占有欲折磨得度日如年，要是自己家有一台该多好啊！自己的耳朵可以有自己的主张，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想听什么节目就听什么节目，而不是做被动的陪听者。为了早日圆梦，我在星期六晚上赶完作业，星期天走村串户捡废旧塑料纸等卖钱，我一分一分地攒着，但距离十几元的目标实在是太遥远了。
漫长的等待总是煎熬人心，但愿望的实现往往如天兵降临，总在意料之外。
那天，我放学回家专心写着作业，伴随着脚踏车的铃声，妈妈的呼唤也飘进了耳膜：“快来看，我带什么回来了？”我扔下笔，兔子般跳出门槛。妈妈指指车后的篓子。只见一个长方体的东西用蓝印花布包裹得严严实实。“是什么东西？给我看给我看。”我三下五除二打开包裹，一台半新半旧的木质收音机呈现在眼前。“哇，是收音机！我家有收音机啦！我家有收音机啦！”
我欢呼着，跳跃着，把收音机宝贝似的抱给姐姐看。我和姐姐喜笑颜开地迎进了这位尊贵的客人，姐姐把堂屋的水泥柜擦拭一新，收音机被放在如来佛祖的石膏像旁。我们美滋滋地端详着新朋友。机身正面贴着“海燕”两字，外壳是木质的，前方有两个钮，上面一个调音量，下面一个调频率。
妈妈说：“这是大姨父送给你们的，他让你们别嫌它旧，照样可以给你们打开新世界呢。”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渐渐领悟，在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这个礼物的确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意义非凡。
收音机成了我和姐姐最亲密的伙伴。为了方便收听，平常我们把这宝贝请到餐桌上。我的作业效率随着收音机的到来提速不少。每天放学回家，飞快完成作业之后，我都会打开来收听节目。那时候的台似乎也不少，但声音清晰的不多。中央台的“小喇叭”、上海台的“星星火炬”、江苏台的“小星星”陪我度过了无数快乐时光，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一个农村孩子少有书读的遗憾。
每逢周末，我又会把宝贝请到床头，尤其是在北风呼呼的冬夜，我窝在棉被里，一边静静躺着，一边用耳朵谛听着刘兰芳、单田芳的《三国演义》《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真是温暖又温馨呢！
我常常在半夜醒来，收音机还在耳边“嘶嘶”作响，我一个激灵，轻轻拧上收音机，不由心生懊恼：怎么又忘了？又浪费了不少电！
记得一年暑假，一个节目即将开始，可电池没电了，任我怎么敲打电池的两极也不管用。我急中生智，找来了两根铜线，将一头连接上收音机，另一头插进交流电的插座里，但还是不见任何反应。我用手去拿线，只觉得手不可抑制地战栗，只听家中的触电警报器“啪嗒”一声切断了电源，我才醒悟过来，刚才是触电了，我吓得好半天才缓过神。
这台被我视为宠物的海燕牌收音机陪了我们六七年，逐渐老态龙钟，木板缝隙日渐增大，有分崩瓦解的趋势。那时候小镇上还没有木胶水卖，我用尼龙绳子把它五花大绑着，还让它坚持了一段时间。大概在我读完小学后，它开始无规律地出现“休克”，寻遍镇上电器修理高手也回春无力，“海燕”只能折翅退役了。
姐姐初中毕业后，为减轻家庭的负担，她没有继续读高中，而是选择到镇办玩具厂做工。她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回了一台红灯牌小型收音机，这是我家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台收音机。黑黑的塑料外壳，正面左上角嵌着一个红灯的标志分外抢眼。身子小了，所用电池也小了一号，但收音效果却强多了。 因为它的小巧玲珑，所以成了我们形影不离的跟班。初夏，我们到棉田移栽苗钵，它在田垄上唱歌;漫长的暑假，我烧洗澡水或者煮猪食，它又会乖乖地躺在锅边为我吹响“小喇叭”;秋收，我们在稻田里捡拾稻穗，它在稻草堆上说评书;即使在我坐茅厕的时候，它也可以站立在猪圈的木桩上播送新闻，有一次险些让大母猪拱进粪池。
初三下学期，随着学业一天紧过一天，学校安排毕业班学生集体寄宿，我只有星期日才可以回家，与久别的老友见面，重温耳福。
考进了师范，学校里建有广播台，有点歌台、校园新闻，午餐时分在学校大食堂还转播上海东方台的“空中体坛”。我后来担任新闻节目的编辑，一周一次的采编任务虽不是难事，但也煞费脑筋地组织新闻稿源，让我得到了不少锻炼。
师范毕业，我被分配到一所区中心小学任教。第一个月的工资一到手，我们同年工作、同室而居的三个兄弟相约团购了三台收录机，公私兼用。下班回寝室后，三个收录机同时打开，热闹的“三重唱”响彻我们的宿舍。我们常常各听各的，倒也相安无事。那段时光至今忆起还是幸福满满。
建国50周年，市电台举办“我与收音机”有奖征文，听着陆续播出的一篇篇关于收音机的优美征文，我的手也痒痒的。我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写出一篇题为《带着收音机进课堂》的叙事散文投递过去，不想在周日的下午，一个美妙的男中音播出了我的稿子。重播的时候，我用录音带录了下来，可惜那盘录音带已经无从寻觅了。比赛结果公布了，竟然得了个一等奖，奖品是一台袖珍式收音机，蓝色的外壳带着光泽，火柴盒般大小，非要戴耳机才可以听。这个小家伙成了我旅途必备之物。
又过了几年，我到一所中学执教，那时适逢全省初中进行新课程改革。我担任实验班的班主任，兼教语文。语文教学提倡三维目标（知识与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达成和听说读写等综合能力的提升，我把收听家乡台周六的“青苹果乐园”当家庭作业布置，受到孩子们一致欢迎。下周一晨会课上，我再组织孩子们对节目内容进行讨论。我常常把学生习作统一寄过去，听着同学的佳作在广播里播出，孩子们写作欲望和信心迅速膨胀，全班学生的语文成绩如芝麻开花。
四五年后，我到县城谋生。初来乍到，下班后在租住的斗室一个人冷冷清清，寂寞难耐，我买回了一台收录机，从此，凄冷的长夜因为耳朵有了慰藉而不再漫长。
人到中年，我常常撂掉工作的烦恼和家庭的重压，选择一个响晴天驾车出去转转。无论是风和日丽的春天，还是遍野金黄的秋天，无须导航，关闭手机，漫无目的地开车游弋在柏油马路和乡间小路上，只需打开车载收音机，就可以消解疲乏，感到虽与外界隔离，却也保持联系。
如今，我家的餐桌上依然安放着一台收录机，煮饭做菜的时候，享受美食的时候，可以听听中央和地方新闻或者音乐。爱看动画片的女儿在我的熏染下，也对听收音机有了感觉，从她听节目时忽闪着的明眸里，我也看出她对收音机的钟爱之情在一天天升温。
回忆我们70后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们的生活原本是枯燥乏味的，酷似井底之蛙，正是因为有了收音机的陪伴，我们且听且成长，是收音机给我们的童年增添了色彩，我们的眼界才变得开阔，让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有着无限的精彩，从而对世界和未来有了梦想！
某一天，一位有着对收音机相同情趣的朋友说，现在听收音机的人都是富有者。这个“富有”当然不是物质层面，我在心底暗暗钦佩他一语中的，我愿意一直到老保持住这份良好的心态，便可以当富有一辈子的大富翁了。
现在的孩子怕是没几个能猜出来，要知道，在当年的我们心里，谜底可真算是个稀罕物。
我刚读小学，收音机就走进了我的生活。一路做伴，不知不觉走过了三十多年的时光。我常常想记录下与之相处的点点滴滴，也许是情到深处意踌躇吧，一直到今天也未能遂愿。
去年春节前，在整理书房的时候，无意间翻看到前几年的两则新闻打印稿，我的心弦被重重地拨动了。一则是说2008年5月汶川抗震救灾期间，党中央给每位救灾官兵人手配备一台收音机，官兵们在异常紧张的救援间隙休息时，听上一会儿收音机，也能得到鼓舞和放松;还有一则是2011年10月24日《东方早报》刊登的一则通讯，《夫妇坚守海岛25年：年工资3800听坏19台收音机》。透过这两则新闻，我们在感佩新闻人物的同时，也在内心惊叹折服于收音机的神奇功效！
感谢莫言先生，他的演讲《用耳朵阅读》唤起了我关于耳读的缤纷记忆，让我下决心将与广播相依相伴的日子记述下来，真实表达出一个平凡生命体会到的耳读的幸福。
我的童年记录在一个二百来人的贫穷小村庄，村子里大多数人家住着茅草屋。要论阔绰，戴婶家当属首富。村子里的第一部缝纫机是戴婶家买的，村里的第一栋两层楼房是戴婶家盖的，戴婶家还有了村里的第一台收音机。庆幸得很，我家与富户戴婶家为邻，四间茅屋驻扎在她家楼前，更衬托出楼房的雄伟。戴婶与我妈同姓同辈，两人以姐妹相称，两家相处赛过一般远亲，但凡有啥新上市的吃食总会互通有无。
每天黄昏时分，戴婶总会把收音机打开，楼前屋后、左邻右舍的七八户人家，无论大人小孩都沉浸在“八音盒”送来的快乐氛围中。节目可真丰富，有我最爱听的评书、少儿节目，有中学生姐姐偏爱的每周一歌和新闻，还有父母最关心的天气预报和奶奶边听边哼的黄梅戏。
做完一天的功课，我搬张小方凳，坐在戴婶家门口侧耳托腮，心情无比放松，近距离地聆听，耳朵惬意多了，天黑了也浑然不觉，直到杂音渐多，戴叔回家了才把收音机关掉，我只得意犹未尽地起身回家。若是戴叔全家走亲戚喝喜酒，我们就会有两三天听不到收音机，黄昏时分的快乐耳读便被迫停几天，内心的怅然潜滋暗长，可也没有办法。
后来，河东的村支书家旁边的电线杆子上绑了个高音喇叭，有时候也转播一些省市电台节目，但常常插播村里镇上关于施肥打药水、收缴“三粮四钱”的通知。这个喇叭时响时不响，常常在你想听的时候闷声作哑，在你不想听的时候突然就声嘶力竭地高叫。尽管如此，我对这个喇叭还是怀有好感的。不管怎样，总是留了个念想和盼头。
幼小心灵被强烈的占有欲折磨得度日如年，要是自己家有一台该多好啊！自己的耳朵可以有自己的主张，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想听什么节目就听什么节目，而不是做被动的陪听者。为了早日圆梦，我在星期六晚上赶完作业，星期天走村串户捡废旧塑料纸等卖钱，我一分一分地攒着，但距离十几元的目标实在是太遥远了。
漫长的等待总是煎熬人心，但愿望的实现往往如天兵降临，总在意料之外。
那天，我放学回家专心写着作业，伴随着脚踏车的铃声，妈妈的呼唤也飘进了耳膜：“快来看，我带什么回来了？”我扔下笔，兔子般跳出门槛。妈妈指指车后的篓子。只见一个长方体的东西用蓝印花布包裹得严严实实。“是什么东西？给我看给我看。”我三下五除二打开包裹，一台半新半旧的木质收音机呈现在眼前。“哇，是收音机！我家有收音机啦！我家有收音机啦！”
我欢呼着，跳跃着，把收音机宝贝似的抱给姐姐看。我和姐姐喜笑颜开地迎进了这位尊贵的客人，姐姐把堂屋的水泥柜擦拭一新，收音机被放在如来佛祖的石膏像旁。我们美滋滋地端详着新朋友。机身正面贴着“海燕”两字，外壳是木质的，前方有两个钮，上面一个调音量，下面一个调频率。
妈妈说：“这是大姨父送给你们的，他让你们别嫌它旧，照样可以给你们打开新世界呢。”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渐渐领悟，在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这个礼物的确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意义非凡。
收音机成了我和姐姐最亲密的伙伴。为了方便收听，平常我们把这宝贝请到餐桌上。我的作业效率随着收音机的到来提速不少。每天放学回家，飞快完成作业之后，我都会打开来收听节目。那时候的台似乎也不少，但声音清晰的不多。中央台的“小喇叭”、上海台的“星星火炬”、江苏台的“小星星”陪我度过了无数快乐时光，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一个农村孩子少有书读的遗憾。
每逢周末，我又会把宝贝请到床头，尤其是在北风呼呼的冬夜，我窝在棉被里，一边静静躺着，一边用耳朵谛听着刘兰芳、单田芳的《三国演义》《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真是温暖又温馨呢！
我常常在半夜醒来，收音机还在耳边“嘶嘶”作响，我一个激灵，轻轻拧上收音机，不由心生懊恼：怎么又忘了？又浪费了不少电！
记得一年暑假，一个节目即将开始，可电池没电了，任我怎么敲打电池的两极也不管用。我急中生智，找来了两根铜线，将一头连接上收音机，另一头插进交流电的插座里，但还是不见任何反应。我用手去拿线，只觉得手不可抑制地战栗，只听家中的触电警报器“啪嗒”一声切断了电源，我才醒悟过来，刚才是触电了，我吓得好半天才缓过神。
这台被我视为宠物的海燕牌收音机陪了我们六七年，逐渐老态龙钟，木板缝隙日渐增大，有分崩瓦解的趋势。那时候小镇上还没有木胶水卖，我用尼龙绳子把它五花大绑着，还让它坚持了一段时间。大概在我读完小学后，它开始无规律地出现“休克”，寻遍镇上电器修理高手也回春无力，“海燕”只能折翅退役了。
姐姐初中毕业后，为减轻家庭的负担，她没有继续读高中，而是选择到镇办玩具厂做工。她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回了一台红灯牌小型收音机，这是我家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台收音机。黑黑的塑料外壳，正面左上角嵌着一个红灯的标志分外抢眼。身子小了，所用电池也小了一号，但收音效果却强多了。 因为它的小巧玲珑，所以成了我们形影不离的跟班。初夏，我们到棉田移栽苗钵，它在田垄上唱歌;漫长的暑假，我烧洗澡水或者煮猪食，它又会乖乖地躺在锅边为我吹响“小喇叭”;秋收，我们在稻田里捡拾稻穗，它在稻草堆上说评书;即使在我坐茅厕的时候，它也可以站立在猪圈的木桩上播送新闻，有一次险些让大母猪拱进粪池。
初三下学期，随着学业一天紧过一天，学校安排毕业班学生集体寄宿，我只有星期日才可以回家，与久别的老友见面，重温耳福。
考进了师范，学校里建有广播台，有点歌台、校园新闻，午餐时分在学校大食堂还转播上海东方台的“空中体坛”。我后来担任新闻节目的编辑，一周一次的采编任务虽不是难事，但也煞费脑筋地组织新闻稿源，让我得到了不少锻炼。
师范毕业，我被分配到一所区中心小学任教。第一个月的工资一到手，我们同年工作、同室而居的三个兄弟相约团购了三台收录机，公私兼用。下班回寝室后，三个收录机同时打开，热闹的“三重唱”响彻我们的宿舍。我们常常各听各的，倒也相安无事。那段时光至今忆起还是幸福满满。
建国50周年，市电台举办“我与收音机”有奖征文，听着陆续播出的一篇篇关于收音机的优美征文，我的手也痒痒的。我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写出一篇题为《带着收音机进课堂》的叙事散文投递过去，不想在周日的下午，一个美妙的男中音播出了我的稿子。重播的时候，我用录音带录了下来，可惜那盘录音带已经无从寻觅了。比赛结果公布了，竟然得了个一等奖，奖品是一台袖珍式收音机，蓝色的外壳带着光泽，火柴盒般大小，非要戴耳机才可以听。这个小家伙成了我旅途必备之物。
又过了几年，我到一所中学执教，那时适逢全省初中进行新课程改革。我担任实验班的班主任，兼教语文。语文教学提倡三维目标（知识与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达成和听说读写等综合能力的提升，我把收听家乡台周六的“青苹果乐园”当家庭作业布置，受到孩子们一致欢迎。下周一晨会课上，我再组织孩子们对节目内容进行讨论。我常常把学生习作统一寄过去，听着同学的佳作在广播里播出，孩子们写作欲望和信心迅速膨胀，全班学生的语文成绩如芝麻开花。
四五年后，我到县城谋生。初来乍到，下班后在租住的斗室一个人冷冷清清，寂寞难耐，我买回了一台收录机，从此，凄冷的长夜因为耳朵有了慰藉而不再漫长。
人到中年，我常常撂掉工作的烦恼和家庭的重压，选择一个响晴天驾车出去转转。无论是风和日丽的春天，还是遍野金黄的秋天，无须导航，关闭手机，漫无目的地开车游弋在柏油马路和乡间小路上，只需打开车载收音机，就可以消解疲乏，感到虽与外界隔离，却也保持联系。
如今，我家的餐桌上依然安放着一台收录机，煮饭做菜的时候，享受美食的时候，可以听听中央和地方新闻或者音乐。爱看动画片的女儿在我的熏染下，也对听收音机有了感觉，从她听节目时忽闪着的明眸里，我也看出她对收音机的钟爱之情在一天天升温。
回忆我们70后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们的生活原本是枯燥乏味的，酷似井底之蛙，正是因为有了收音机的陪伴，我们且听且成长，是收音机给我们的童年增添了色彩，我们的眼界才变得开阔，让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有着无限的精彩，从而对世界和未来有了梦想！
某一天，一位有着对收音机相同情趣的朋友说，现在听收音机的人都是富有者。这个“富有”当然不是物质层面，我在心底暗暗钦佩他一语中的，我愿意一直到老保持住这份良好的心态，便可以当富有一辈子的大富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