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电话里总是说村里的某某死了,大概意思是说她也将去。我讨厌母亲这样说,在电话里大声宽慰她,你好着呢,想啥子嘛想。母亲于是又说她祖上活得最长的才活六十多岁,如今我母亲七十多岁了。半夜里,想到此,我独坐起来,双手合十为她祈祷。
　　那年,我十四岁,读初二。母亲去向一家亲戚借钱给我凑学费,她跨上家门前的那道石坎时,我看见母亲的身影,被汗水湿透,显得有些消瘦。她进屋来喝了一碗水,对我说:钱没借到,把陈谷子卖了。我知道母亲是深爱她的粮食的。我说,妈,我不读书了,我数学不好。母亲看着我的矮个子,说,你不读书能做啥子,连粪桶都挑不直。我果真没读书了,跟着母亲在田地里转,母亲告诉我哪一块田是我们的,哪一块地与别人家的界限在哪里,不能让别人强占了。母亲说时,坚定的眼神看着深沉的土地。在月光下,我扛着锄头跟着母亲去放秧田的水,秧水中的蝌蚪游着,我们的脚肚被禾叶轻拂着。二姐从惠州打工回来了,她讨厌打工,她和她的男朋友一进城市就分了手。母亲眉头锁着,吹不开去。我背起二姐的牛仔包冲出家门打工去。我固执地以为,在新疆做官的大舅会给我找个好点的事做,没想到他把我放在工地上做小工。我生平第一次和母亲分开,对着强大的西北风强烈地想着我的母亲。大舅见我哭得不行,就骂我把我赶了回来。我在匡家沟喊我的母亲,我回来了。母亲正在坡上锄麦地的杂草,丢下锄头跑下来,我看见母亲跑下来的身影,有山风吹着,像是飘起来了一样。她把草帽都扔掉了。她一把抱住我。我哭了出来。
　　盛夏,屋前的麻柳树贴满了蝉声,它把它的我分不清是花朵还是果实像项链的东西垂挂下来。我家门前有条自挖的溪流,灌秧水用的。在这个时节,院子里的人都在这个麻柳树下乘凉,小溪的水也流得欢快。母亲告诉我,你二堂哥回来了,要你跟他去深圳。那时去深圳,边境证是不好办的,我的二堂兄也托公安局的熟人办了。我高兴极了,早早地打着包等待。母亲说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我们全家请了幺妈和二堂兄过来吃了顿饭,收拾完碗筷,母亲和幺妈说完话,就对我说,我不送你了,天气大得很。我也没回头看母亲一眼,就走过了麻柳林。我们正在二堂兄家准备着他的行李,母亲来了。我说,妈,你不是不来的吗?母亲没有回答我,就帮着二堂兄装行李。临了,母亲给我使眼色,拉着我到屋檐下,她伸进她裤带里的腰包,掏了好一会儿,颤抖着打开一张手帕,一层一层又一层的,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张又一张一角的纸币,她的手颤抖着,她细小的眼睛酸涩,她几乎是带着哭腔说,这是我卖鸡蛋攒下来的钱。好半天,我才醒过神来。母亲没有哭,是我听到了哭声。我不敢接过来。哦,我苦难的妈妈,你经历了大悲大苦,已经大彻大悟了。你在你年轻的时候爱上了一个人,义无返顾地嫁给了他,就在几个月后,他丢下腹中的胎儿离你而去。苦命的妈妈,你转嫁给我的父亲,就在我两岁的那年,父亲又去世了。你东奔西走,用一根红苕藤养活我们。直到大哥二十多岁,一场车祸来临,夺去了你最心爱的儿子。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你在法官的鉴定下写下了你的名字——李武英,那個英字,你写了两个十字头,就像我此刻的泪滴。母亲去跟二堂兄交代说,一定要照看好我,帮我找到厂,如果我不听话可以骂我。就在这当儿,幺妈拉过我说,和祥,你出去一定要给你妈妈争口气,她就指望你了,你二姐迟早要嫁人的。我点着头,这时,去万县的客车来了。我来不及看母亲一眼,就上了车。当我再看时,我看见母亲的身影勾着,像半张弓。母亲正在把一个编织袋吃力地往车上塞,编织袋敞开来,跳出几个青涩的无核橘,还有带着泥土气息的花生。我喊了一声妈,我喊在了喉管里。客车走了,灰尘裹紧。到了深圳,正是七月一日,我从牛仔包里拿出我的裤子穿,发觉我裂口的裤缝不知什么时候缝上了,又猛然发觉,包里居然躺着一双布鞋,它用几个塑料袋子包得很紧。母亲是知道我讨厌穿她的布鞋的,肯定趁我不在意时放进来的。我徒然坐下,抚摸着密密麻麻的针线……
　　前些日子,邻居张叔从老家来深圳过生日给我电话,在电话里一再责备我,你妈妈年纪大了,眼睛有白内障,走路高步低步的(他加重了这一句),你要多给她寄钱呀,要回去看她哟。昨天,我在给母亲的电话中,她一再对我说要我回家,说今年是个灾年,家里的谷子收成差。她言下之意是怕我回不去了。
　　孤苦的妈妈,我敲完这一句,泪光中我看见你的身影正在故乡的田埂上,背着一捆稻草,对着夕阳把深圳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