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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降！ 降！
“向别人肚子上猛击一拳”
看着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欧盟国家，大西洋岸边的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誉按照自己专业的水准轮番给他们开出了“药方”。
10月13日，标普宣布，将西班牙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一级，由“AA”下调至“AA-”，评级展望为负面。
10月7日，惠誉宣布，鉴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加剧，调降意大利及西班牙主权评级，评级展望均为负面。
惠誉此举将意大利长期外币和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IDR)从此前的AA-下调至A ，评级展望负面；将短期外币和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F1 下调至F1。对此，惠誉表示，下调评级的原因是欧元区危机加剧，给金融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从而削弱了意大利的主权风险状况。
同时，惠誉还意外调降了西班牙主权评级。惠誉将西班牙主权评级自“AA ”级下调至“AA-”级，评级展望亦为负面。惠誉指出，此举同样反映了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加剧对整个欧元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同时由于西班牙经济增长前景趋于黯淡，该国巩固财政面临的风险也有所增加。而就在此8天前，惠誉刚刚下调了新西兰的主权信用评级，称该国的净外债在同级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
就在惠誉下调欧盟国家主权评级的同时，标普和穆迪将降级之手伸向了欧盟的金融机构。
10月11日，标普宣布下调西班牙10家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
10月7日，标普宣布将德克夏银行评级自“A”下调至“A-”。
据悉，这家比利时与法国合资的德克夏银行持有希腊国债38亿欧元之巨，信贷风险更是高达48亿欧元，成为第一家倒闭风险极大的欧洲民间金融机构。
标普表示，可能会对德克夏银行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再度降级或上调评级，这将取决于该行提出的重组计划能否奏效。
根据比利时政府10月4日针对德克夏银行集团所提出的援助计划，该银行实质上将被分拆，状况较佳的业务将被出售，而包括希腊和其他边缘国家国债等问题资产，将被转入由国家担保的银行，以保护银行存户和市政放款业务。
穆迪则一口气下调了12家英国金融机构的评级，导致伦敦银行类股10月8日下跌，在富时100指数中表现垫底。
穆迪在当天股市开盘几分钟前宣布，将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评级下调两档，从“AA3”下调至“A2”。在此之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已经部分国有化的苏格兰皇家银行恐怕需要新一轮救助。
同时，穆迪将莱斯银行的评级下调一档，从“AA3”调整为“A1”。穆迪认为，英国政府今后出手救助金融机构的可能性有所下降。
穆迪的对象并不单指英国。
10月7日，穆迪对9家葡萄牙银行的高级债务与存款评级下调一至两个等级，并将其中6家银行的独立评级下调一或两级，遭穆迪评级下调的6家葡萄牙银行是储蓄总行、商业银行、圣精银行、投资银行、桑坦德托塔银行和蒙特皮奥经济总行。
穆迪说，商业银行、圣精银行、投资银行的评级下调两档，分别降至B1、Ba3和Ba2。其他3家银行的评级被下调一档。储蓄总行的评级被下调至Ba2，桑坦德银行的子行托塔银行的评级从Baa3被下调至Ba1，蒙特皮奥银行的评级从Ba2被下调至Ba3。
据外电报道援引穆迪公司的降级理由指：疲软的经济前景、政府紧缩措施以及缺少进入批发融资市场的途径导致的流动性紧张，将使葡萄牙国内银行业资产质量进一步恶化。如果银行业补充资本且去杠杆化的计划能够成功，则将有助于市场对葡萄牙银行业信心的恢复。但穆迪认为这些计划在实施上仍面临较大的风险。
面对三大评级巨头的降级行为，欧盟各方随即做出强烈反应。葡萄牙总理科埃略指责说，葡萄牙政府正在全力满足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所有条件，穆迪的降级如同向别人肚子上“猛击一拳”。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对穆迪本次降级的时机选择和调降幅度提出质疑，称此举助长了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具有明显的“反欧洲”倾向。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也指责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是“寡头垄断”。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还呼吁要打破目前的评级垄断现状，寻求公平公正的评级。
面对来自欧盟的猛烈炮轰，评级机构的反应似乎很坦然。穆迪发言人表示，该机构一直致力于提供独立、客观的信用风险评估。标普也迅速回应说，标普所有的评级都是建立在一个独立、客观、全球统一的标准之上。
警报发布者的权利
“一旦摆脱法规层面对信用评级的依赖，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就会灰飞烟灭。”
虽然他们受到了各方的严厉质疑，虽然他们被称之为“魔鬼的化身”，但是，这并不能妨碍他们运用自己制定的规则来改变一家企业甚至一个国家的命运。
不管这个对象是安然还是雷曼，是美国还是希腊。
对于这样一种现实，《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我们目前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评级毁灭一个国家。相信我，有时说不清楚，这两者谁的权力更大”。
所以，当人们回想起发生在2008年的那场金融灾难时，最初的印象仅停留在次贷危机，大多数人始终认为，危机的发生和包括雷曼等投行巨头的倒闭是因为它们的“贪婪”和“无知”造成的。
海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当世人开始反思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时，人们才惊奇地发现，穆迪、标普、惠誉在金融危机当中不仅没有起到预警的作用，反而成为现实版的“黑手教父”。在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前，许多即将违约的金融产品为评级机构欣然授予AAA级。一封被披露的穆迪公司员工邮件就反省道：“就好像我们为了收入将自己的灵魂出售给了魔鬼。”美国财政部报告指出：“在过去几年里，投资者过度依赖信用评级机构，但评级机构却经常不能准确描述被评级产品的风险。”
之后，他们的支持者开始倒戈。美国民主党说他们是阴谋扩张次贷市场，最终拖垮了经济；共和党同样也对这些评级机构缺乏好感。随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对其调查的不断深入，他们发现，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存在违反内部程序的行为，并且未能避免利益冲突问题。美国监管机构认为，由于评级费用由债券承销商支付，评级越高越利于债券销售，评级费用也越高，而某些对次贷金融产品进行信用评级的工作人员竟然直接参与了和客户关于评级费用的商谈，这无疑将影响评级的独立性。
直到2011年8月5日晚间，标普剥夺美国AAA 主权债信评级的消息一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这时，美国政府才似乎真正意识到，他们在30年前认可的这三家“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现在已经变得愈发强大且不能控制。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我们不需要一个评级机构来告诉我美国的情况。”
对于总统的表态，标普的回答也很干脆：“我们是客观的。”
纽约大学教授、信用评级机构研究者拉里·怀特说：“一旦摆脱法规层面对信用评级的依赖，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就会灰飞烟灭。”然而，这一提议并未让“三大”感到畏惧。穆迪和标普均表示，他们的评级报告“不需要法律力量的支持”。
话语权的诞生
很多市场人士愿意维持现状，如果没有了信用评级，投资者就不得不自己作信用分析。
在外界看来，评级机构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的话语权是依赖于评级报告是否准确、科学。但事实上，真正的话语权来自于与国际金融界各类机构以及相关制度领域对评级机构报告的依赖度。
1841年，一位富商的儿子路易斯·塔潘在纽约创立了一家名为“商业征信所”的机构，这家机构为了能够给出一个客观的公司评级，通常会以相关公司发生的事件、传言，甚至根据老板的家庭情况以及性格最终得出一个分析。
这便是现代评级机构的前身。此后，随着工业化发展的不断迅猛，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让信用经济进入萌芽阶段。
经济史学家罗维纳·奥列加利奥在《信用文化》一书中写道：“信用成为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要素，共同遵循的社会规则和文化具有自我强化的特点：越多的人依赖于信用，信用就越不可或缺。”
此后，由于美国大量发行国债、州债以及铁路债，投资者对债券统计信息与分析的需求激增，为商业信用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1849年，约翰·布拉斯特瑞特设立了另外一家商业信用评估机构；而路易斯·塔潘后来被罗伯特·邓接管，这两家机构在1933年合并成为著名的邓百氏评级公司，穆迪就是邓百氏旗下的一个子公司。1909年，约翰·穆迪开始对美国铁路债券进行评估，后来，公司的评级对象扩及公用事业、制造业与政府债券。
1860年，随着铁路业成为美国当时规模最大且资本最为密集的行业，亨利·瓦卢姆·普尔发表了一本名为《美国铁路与内河航运史》的书，并且开始从事铁路领域的数据整理，希望以这些数据作为基础，帮助投资者在铁路建设中作出更正确的金融决策。
近50年后，和普尔先生一样，另一名美国人卢瑟·李·布莱克意识到投资者对准确与集中的金融信息来源的迫切需求，于是成立了标准统计局。1941年，普尔出版公司和标准统计局合并，标准普尔公司从此诞生。
不同于上述两者，惠誉则是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中唯一的欧资国际评级商。其总部设在纽约和伦敦，在全球拥有40多个分支机构和1100多名研究员。从历史上看，惠誉也是相对最年轻的，1913年由约翰·惠誉创办。
三家公司成立初期，也是信用评级机构发展的初级阶段。那个时候，他们并未崭露头角。直到1975年，美国联邦证券法的出台促使美国证交会在证券监管中采取资信评级。
美国证交会开始运用取得“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资格的信用评级机构的证券评级来决定上市公司的净资本要求。标普、穆迪、惠誉均在当年取得资格。美国《工业组织评论》总编劳伦斯·怀特认为，“自此之后，实际上，这三大评级机构所给出的判断已具有了法律效应。”
此后的数十年中，评级机构开始了快速扩张。70年代，美国保险公司的监管者也开始要求保险公司也必须按照评级报告来投资债券。随后，评级机构开始对主权国家信用进行评级。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三大评级机构开始开展普遍的主权评级业务。
穆迪现在已经对100多个国家进行主权债务评级；对2万至3万个公司债进行评级；而结构性金融产品大概有十几万个。标普和穆迪相当，分别控制着40%左右的市场，惠誉掌握着14%左右的市场。
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显示，在全球所有参加信用评级的银行和公司中，穆迪涵盖了80%的银行和78%的公司，标普涵盖了37%的银行和66％的公司，惠誉涵盖了27%的银行和8%的公司。
到2000年底，国际信用评级市场上基本已是这三家评级机构的天下。更为重要的是，评级报告已经成为任何一个金融产品都必不可少的部分，每个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的证券类产品，都必须经过评级机构出具有效评级。
著名投资者朱尔斯·克罗尔在2010年成立了“克罗尔证券评级公司”，希望给投资者提供一种新的选择。然而克罗尔发现，投资者在购买股票之前，通常“要求”企业具有评级三巨头之一出具的评级。“这无疑说明，现行体制正不断巩固三大评级机构的地位。”可以说，美国政府为评级机构发放的“监管执照”造成了银行类金融机构对其的过度依赖。
全球金融机构对于评级机构的依赖性已深入骨髓，包括深受降级之苦的欧洲。美国货币管理局的大卫·威尔逊指出，最新的《巴塞尔协议Ⅲ》依然以信用评级作为信用信誉的评判标准。
更重要的是，投资者对于评级机构在心理上的依赖难以消除。评级公司Rapid Ratings（快评）首席执行官盖勒特表示，很多市场人士愿意维持现状，如果没有了信用评级，投资者就不得不自己作信用分析，“要是分析错了，他们没办法责怪那些该死的评级公司”。
危机制造者？
“市场太过看重评级机构，我们不警告风险时挨骂，现在人们又说我们警告得过了头。”
在外界看来，评级机构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的中介机构，其职责在于预先评估、警告风险。但目前的情况是，他们不仅没有做到风险预警，反而对经济衰退推波助澜。
对于前者，有评论认为，是由于评级信息滞后，加上研究方法的限制以及自身利益的约束，评级机构往往不能有效预见大型危机的爆发。
而在危机来临后，下调评级容易导致市场筹资成本骤然升高，甚至使债务市场面临突然关闭的风险。如果市场上出现一致性调整，将导致市场缺乏流动性、价格下跌，这是恶性循环中间的一环。
这并非信口开河。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再到现在的欧债危机，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一直都在用其专业的、客观的评级标准服务于客户，只不过，他们的反应永远会比市场慢一拍。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还在酝酿之时，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无一发出预警，等危机爆发之后却匆忙降级加剧了市场的恐慌。
2001年，安然发表第二季度财报时，宣布公司亏损达6.18亿美元。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安然及其合伙公司进行正式调查，当时，三大评级机构一直将其列为投资级。直到其破产前的第4天，三大评级机构将其评级连降三级，安然的信用评级迅速跌至投机级，进而引发了安然被投资者抛弃。
2004年，德国第二大保险公司Hannover Re曾两次拒绝穆迪提供的“评级服务”后，信用级别被后者调低到“垃圾级”，结果造成了1.75亿美元的损失。
2002年—2007年，三大机构曾将大约3.2万亿美元的房贷抵押债券中的绝大部分评定为最高级别AAA；当危机来临时，又迅速降低这些金融创新产品的级别，放大了危机效应，被国际舆论指责为“帮凶”。
2007年，雷曼兄弟倒闭前，三大评级机构依然给予其A级以上的评级。直到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的听证会开始后，评级机构才下调其债务评级。这令投资者大为恐慌，无数投资者要求撤资，随后次贷危机爆发。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冰岛这个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国家”的一切都变了，银行倒闭，负债累累。正当冰岛政府尽全力挽救危机之时，穆迪率先“发力”。当年10月8日，穆迪宣布下调对冰岛的主权信贷评级至A1。第二天，惠誉也宣布，将冰岛的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下调至“负面”。这等于是在告诉世人，这个国家没能力还钱，国家破产的命运难以避免。
三大评级机构的这种行为终于惹怒了美国国会。2008年10月22日，在听证会现场，美国国会议员们纷纷指责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这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是盲目跟随华尔街“发狂的暴徒”，并毫不客气地指责：“三大评级机构就是制造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在当时，三大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已经让很多投资者寒心至极。但问题是，他们虽然口头上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过，实际操作上却并未改变。
2009年12月，三大评级机构集体向希腊“发难”。首先是标普将希腊信用展望级别降至负面。随后，惠誉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 ”。14天后，穆迪将希腊短期主权信用级别由A-1下调至A-2。至此，希腊债务危机终被引爆。
紧接着，其他欧洲国家也迅速成为三大评级机构下调评级的目标。2010年4月底，标普将葡萄牙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 降至A-。5月初，穆迪将葡萄牙Aa2级主权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并提出有可能下调两档的警告。5月底，惠誉宣布将西班牙的主权评级从AAA级下调至AA 级，这一系列举措终将欧元在6月初被打到4年来的最低深渊。
由此，希腊债务危机开始向欧洲债务危机发展并引发全球市场恐慌，美国和全球股市疯狂暴跌。2010年以来，欧债危机从希腊蔓延至爱尔兰、葡萄牙，每次都是由国际评级机构的降级拉开序幕，美国的一些学者甚至惊呼，葡萄牙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危机，是评级公司制造的危机导致葡萄牙政府无法从市场融资，最后不得不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援助请求。
对于外界的质疑，标普法国主管卡萝尔·西鲁曾表示，“市场太过看重评级机构，我们不警告风险时挨骂，现在人们又说我们警告得过了头”。
解密评级
对分析师来讲，评级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程序：在电脑上打开评级模型软件，输入被评级产品的基本数据，然后点击。
三大评级机构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他们的评级模式和业务模式基本类似。
穆迪的信用报告系统有着固定的模式。如果某家公司的债券被赋予AAA评级，那就意味着穆迪相信，贷款给这家公司后，你收回本息的概率非常高。概率越低，评级就越低——从AAA到AA到A，然后就是Baa，最后是Caa到C级，穆迪在从Aa到Caa的各个基本等级后面加上修正数字1、2及3。低于Baa的评级被认为是“垃圾级”，或者说是高风险的评级。其他评级公司的评级标准与此类似。
根据穆迪披露的公开信息，一个企业债券的初次评级过程通常会包括以下程序。
首次评级的初次评级会议通常是在穆迪公司的总部举行，时间从半天到一天不等，穆迪可能还会做实地访问。讨论的议题包括公司的债务结构、财务状况及流动资金来源等。会议后，穆迪分析师会继续进行分析，通常还会与发行人进一步讨论，以获得及证实跟进资料。
结束分析后，穆迪分析师会向穆迪评级委员会作评级建议。穆迪评级委员会相当于一个把关人的角色，在首次为某机构评级时，主管分析师会在完成所有分析后召开一次评级委员会会议，会议上讨论的因素包括债务发行的规模、信用的复杂性及新工具的引进。
穆迪的评级过程从初步讨论到公布评级，大约需要60到90天。
穆迪透露，他们可以根据发行人的需要及时间安排，尽可能“灵活地”进行相应调整，以“配合”更紧凑的融资时间表及其他要求。
根据美国参议院下设的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在结构性金融产品的评级过程中，首先由发行商向评级机构提供相关的RMBS（住房抵押资产支持证券）和CDO（担保债务权证）的数据信息，包括相关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在内的资产池信息。
接下来则由评级机构分析师研究相关的结构性金融产品。评级分析师们通常依赖于公司的信用评级模型来评估风险，“他们很少做额外的信贷风险分析”——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如此评价。
以RMBS证券的信用评级为例，在穆迪，其相应的分析模型被称为M3，在标普则被称为LEVELS。这两种模型都是基于大量按揭贷款的实际表现来收集数据，以作出预测。
对分析师来讲，对一笔新的交易进行评级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程序。在电脑上打开穆迪的评级模型软件，输入被评级产品的基本数据，然后点击一下，软件就会自动运行，经过上百万次的运算，将每次得出的评级结果综合得出平均值，这样一个评级结果就产生了。
争议盈利模式
“除非费用问题谈妥，否则无法开展评级工作。”
事实上，和三大评级机构的“糟糕表现”相比，其盈利模式更为各方所诟病。在被美国政府授权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之后，三大评级机构的盈利模式渐渐成形。根据标普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市场认为评级机构存在三种可能的商业运作模式：订阅人付费模式、政府公共部门付费模式和发债人付费模式。
订阅人付费模式即指只有付费者才能获取评级信息；政府公共部门付费是市场上的每一个投资者都可免费获得评级信息。虽然存在三种盈利模式，但三大评级机构基本热衷于发行人付费模式，这种模式用一句中国老话讲就是“有奶便是娘”。
由于这种模式存在着发行人和评级分析师之间的“议价”可能，所以在外界看来，只要发行人能够支付足够多的费用，就能得到较好的评级。
根据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一份对RMBS或者是CDO的金融产品，初次评级的费用在每次3万美元至5万美元。而一个公司每发行一个产品，发行人需要给评级机构的总报酬为5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不等。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穆迪公司年收入的90%来自发行人支付的费用，10%来自于公司提供的研究服务，其他两家公司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有评论认为，评级机构这种由发行人支付费用的模式，在某些情况下会影响评级机构的独立性。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曾公开曝光过穆迪员工与相关公司之间的邮件来往就凸显这种模式的弊病。
穆迪分析师曾向某家公司表示：“除非费用问题谈妥，否则无法开展评级工作。”分析师得到的回复是：“对于此交易更改后的收费明细，我们都可以接受。”
对于这些质疑，标准普尔大中华区总裁周彬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就市场参与者希望从评级中获取的质量而言，无论是订阅人付费还是发债人付费模式都各有利弊，关键在于如何确保这些不同模式的评级机构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本刊记者李小晓对此文亦有贡献）
“向别人肚子上猛击一拳”
看着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欧盟国家，大西洋岸边的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誉按照自己专业的水准轮番给他们开出了“药方”。
10月13日，标普宣布，将西班牙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一级，由“AA”下调至“AA-”，评级展望为负面。
10月7日，惠誉宣布，鉴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加剧，调降意大利及西班牙主权评级，评级展望均为负面。
惠誉此举将意大利长期外币和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IDR)从此前的AA-下调至A ，评级展望负面；将短期外币和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F1 下调至F1。对此，惠誉表示，下调评级的原因是欧元区危机加剧，给金融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从而削弱了意大利的主权风险状况。
同时，惠誉还意外调降了西班牙主权评级。惠誉将西班牙主权评级自“AA ”级下调至“AA-”级，评级展望亦为负面。惠誉指出，此举同样反映了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加剧对整个欧元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同时由于西班牙经济增长前景趋于黯淡，该国巩固财政面临的风险也有所增加。而就在此8天前，惠誉刚刚下调了新西兰的主权信用评级，称该国的净外债在同级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
就在惠誉下调欧盟国家主权评级的同时，标普和穆迪将降级之手伸向了欧盟的金融机构。
10月11日，标普宣布下调西班牙10家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
10月7日，标普宣布将德克夏银行评级自“A”下调至“A-”。
据悉，这家比利时与法国合资的德克夏银行持有希腊国债38亿欧元之巨，信贷风险更是高达48亿欧元，成为第一家倒闭风险极大的欧洲民间金融机构。
标普表示，可能会对德克夏银行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再度降级或上调评级，这将取决于该行提出的重组计划能否奏效。
根据比利时政府10月4日针对德克夏银行集团所提出的援助计划，该银行实质上将被分拆，状况较佳的业务将被出售，而包括希腊和其他边缘国家国债等问题资产，将被转入由国家担保的银行，以保护银行存户和市政放款业务。
穆迪则一口气下调了12家英国金融机构的评级，导致伦敦银行类股10月8日下跌，在富时100指数中表现垫底。
穆迪在当天股市开盘几分钟前宣布，将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评级下调两档，从“AA3”下调至“A2”。在此之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已经部分国有化的苏格兰皇家银行恐怕需要新一轮救助。
同时，穆迪将莱斯银行的评级下调一档，从“AA3”调整为“A1”。穆迪认为，英国政府今后出手救助金融机构的可能性有所下降。
穆迪的对象并不单指英国。
10月7日，穆迪对9家葡萄牙银行的高级债务与存款评级下调一至两个等级，并将其中6家银行的独立评级下调一或两级，遭穆迪评级下调的6家葡萄牙银行是储蓄总行、商业银行、圣精银行、投资银行、桑坦德托塔银行和蒙特皮奥经济总行。
穆迪说，商业银行、圣精银行、投资银行的评级下调两档，分别降至B1、Ba3和Ba2。其他3家银行的评级被下调一档。储蓄总行的评级被下调至Ba2，桑坦德银行的子行托塔银行的评级从Baa3被下调至Ba1，蒙特皮奥银行的评级从Ba2被下调至Ba3。
据外电报道援引穆迪公司的降级理由指：疲软的经济前景、政府紧缩措施以及缺少进入批发融资市场的途径导致的流动性紧张，将使葡萄牙国内银行业资产质量进一步恶化。如果银行业补充资本且去杠杆化的计划能够成功，则将有助于市场对葡萄牙银行业信心的恢复。但穆迪认为这些计划在实施上仍面临较大的风险。
面对三大评级巨头的降级行为，欧盟各方随即做出强烈反应。葡萄牙总理科埃略指责说，葡萄牙政府正在全力满足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所有条件，穆迪的降级如同向别人肚子上“猛击一拳”。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对穆迪本次降级的时机选择和调降幅度提出质疑，称此举助长了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具有明显的“反欧洲”倾向。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也指责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是“寡头垄断”。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还呼吁要打破目前的评级垄断现状，寻求公平公正的评级。
面对来自欧盟的猛烈炮轰，评级机构的反应似乎很坦然。穆迪发言人表示，该机构一直致力于提供独立、客观的信用风险评估。标普也迅速回应说，标普所有的评级都是建立在一个独立、客观、全球统一的标准之上。
警报发布者的权利
“一旦摆脱法规层面对信用评级的依赖，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就会灰飞烟灭。”
虽然他们受到了各方的严厉质疑，虽然他们被称之为“魔鬼的化身”，但是，这并不能妨碍他们运用自己制定的规则来改变一家企业甚至一个国家的命运。
不管这个对象是安然还是雷曼，是美国还是希腊。
对于这样一种现实，《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我们目前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评级毁灭一个国家。相信我，有时说不清楚，这两者谁的权力更大”。
所以，当人们回想起发生在2008年的那场金融灾难时，最初的印象仅停留在次贷危机，大多数人始终认为，危机的发生和包括雷曼等投行巨头的倒闭是因为它们的“贪婪”和“无知”造成的。
海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当世人开始反思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时，人们才惊奇地发现，穆迪、标普、惠誉在金融危机当中不仅没有起到预警的作用，反而成为现实版的“黑手教父”。在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前，许多即将违约的金融产品为评级机构欣然授予AAA级。一封被披露的穆迪公司员工邮件就反省道：“就好像我们为了收入将自己的灵魂出售给了魔鬼。”美国财政部报告指出：“在过去几年里，投资者过度依赖信用评级机构，但评级机构却经常不能准确描述被评级产品的风险。”
之后，他们的支持者开始倒戈。美国民主党说他们是阴谋扩张次贷市场，最终拖垮了经济；共和党同样也对这些评级机构缺乏好感。随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对其调查的不断深入，他们发现，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存在违反内部程序的行为，并且未能避免利益冲突问题。美国监管机构认为，由于评级费用由债券承销商支付，评级越高越利于债券销售，评级费用也越高，而某些对次贷金融产品进行信用评级的工作人员竟然直接参与了和客户关于评级费用的商谈，这无疑将影响评级的独立性。
直到2011年8月5日晚间，标普剥夺美国AAA 主权债信评级的消息一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这时，美国政府才似乎真正意识到，他们在30年前认可的这三家“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现在已经变得愈发强大且不能控制。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我们不需要一个评级机构来告诉我美国的情况。”
对于总统的表态，标普的回答也很干脆：“我们是客观的。”
纽约大学教授、信用评级机构研究者拉里·怀特说：“一旦摆脱法规层面对信用评级的依赖，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就会灰飞烟灭。”然而，这一提议并未让“三大”感到畏惧。穆迪和标普均表示，他们的评级报告“不需要法律力量的支持”。
话语权的诞生
很多市场人士愿意维持现状，如果没有了信用评级，投资者就不得不自己作信用分析。
在外界看来，评级机构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的话语权是依赖于评级报告是否准确、科学。但事实上，真正的话语权来自于与国际金融界各类机构以及相关制度领域对评级机构报告的依赖度。
1841年，一位富商的儿子路易斯·塔潘在纽约创立了一家名为“商业征信所”的机构，这家机构为了能够给出一个客观的公司评级，通常会以相关公司发生的事件、传言，甚至根据老板的家庭情况以及性格最终得出一个分析。
这便是现代评级机构的前身。此后，随着工业化发展的不断迅猛，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让信用经济进入萌芽阶段。
经济史学家罗维纳·奥列加利奥在《信用文化》一书中写道：“信用成为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要素，共同遵循的社会规则和文化具有自我强化的特点：越多的人依赖于信用，信用就越不可或缺。”
此后，由于美国大量发行国债、州债以及铁路债，投资者对债券统计信息与分析的需求激增，为商业信用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1849年，约翰·布拉斯特瑞特设立了另外一家商业信用评估机构；而路易斯·塔潘后来被罗伯特·邓接管，这两家机构在1933年合并成为著名的邓百氏评级公司，穆迪就是邓百氏旗下的一个子公司。1909年，约翰·穆迪开始对美国铁路债券进行评估，后来，公司的评级对象扩及公用事业、制造业与政府债券。
1860年，随着铁路业成为美国当时规模最大且资本最为密集的行业，亨利·瓦卢姆·普尔发表了一本名为《美国铁路与内河航运史》的书，并且开始从事铁路领域的数据整理，希望以这些数据作为基础，帮助投资者在铁路建设中作出更正确的金融决策。
近50年后，和普尔先生一样，另一名美国人卢瑟·李·布莱克意识到投资者对准确与集中的金融信息来源的迫切需求，于是成立了标准统计局。1941年，普尔出版公司和标准统计局合并，标准普尔公司从此诞生。
不同于上述两者，惠誉则是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中唯一的欧资国际评级商。其总部设在纽约和伦敦，在全球拥有40多个分支机构和1100多名研究员。从历史上看，惠誉也是相对最年轻的，1913年由约翰·惠誉创办。
三家公司成立初期，也是信用评级机构发展的初级阶段。那个时候，他们并未崭露头角。直到1975年，美国联邦证券法的出台促使美国证交会在证券监管中采取资信评级。
美国证交会开始运用取得“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资格的信用评级机构的证券评级来决定上市公司的净资本要求。标普、穆迪、惠誉均在当年取得资格。美国《工业组织评论》总编劳伦斯·怀特认为，“自此之后，实际上，这三大评级机构所给出的判断已具有了法律效应。”
此后的数十年中，评级机构开始了快速扩张。70年代，美国保险公司的监管者也开始要求保险公司也必须按照评级报告来投资债券。随后，评级机构开始对主权国家信用进行评级。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三大评级机构开始开展普遍的主权评级业务。
穆迪现在已经对100多个国家进行主权债务评级；对2万至3万个公司债进行评级；而结构性金融产品大概有十几万个。标普和穆迪相当，分别控制着40%左右的市场，惠誉掌握着14%左右的市场。
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显示，在全球所有参加信用评级的银行和公司中，穆迪涵盖了80%的银行和78%的公司，标普涵盖了37%的银行和66％的公司，惠誉涵盖了27%的银行和8%的公司。
到2000年底，国际信用评级市场上基本已是这三家评级机构的天下。更为重要的是，评级报告已经成为任何一个金融产品都必不可少的部分，每个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的证券类产品，都必须经过评级机构出具有效评级。
著名投资者朱尔斯·克罗尔在2010年成立了“克罗尔证券评级公司”，希望给投资者提供一种新的选择。然而克罗尔发现，投资者在购买股票之前，通常“要求”企业具有评级三巨头之一出具的评级。“这无疑说明，现行体制正不断巩固三大评级机构的地位。”可以说，美国政府为评级机构发放的“监管执照”造成了银行类金融机构对其的过度依赖。
全球金融机构对于评级机构的依赖性已深入骨髓，包括深受降级之苦的欧洲。美国货币管理局的大卫·威尔逊指出，最新的《巴塞尔协议Ⅲ》依然以信用评级作为信用信誉的评判标准。
更重要的是，投资者对于评级机构在心理上的依赖难以消除。评级公司Rapid Ratings（快评）首席执行官盖勒特表示，很多市场人士愿意维持现状，如果没有了信用评级，投资者就不得不自己作信用分析，“要是分析错了，他们没办法责怪那些该死的评级公司”。
危机制造者？
“市场太过看重评级机构，我们不警告风险时挨骂，现在人们又说我们警告得过了头。”
在外界看来，评级机构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的中介机构，其职责在于预先评估、警告风险。但目前的情况是，他们不仅没有做到风险预警，反而对经济衰退推波助澜。
对于前者，有评论认为，是由于评级信息滞后，加上研究方法的限制以及自身利益的约束，评级机构往往不能有效预见大型危机的爆发。
而在危机来临后，下调评级容易导致市场筹资成本骤然升高，甚至使债务市场面临突然关闭的风险。如果市场上出现一致性调整，将导致市场缺乏流动性、价格下跌，这是恶性循环中间的一环。
这并非信口开河。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再到现在的欧债危机，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一直都在用其专业的、客观的评级标准服务于客户，只不过，他们的反应永远会比市场慢一拍。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还在酝酿之时，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无一发出预警，等危机爆发之后却匆忙降级加剧了市场的恐慌。
2001年，安然发表第二季度财报时，宣布公司亏损达6.18亿美元。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安然及其合伙公司进行正式调查，当时，三大评级机构一直将其列为投资级。直到其破产前的第4天，三大评级机构将其评级连降三级，安然的信用评级迅速跌至投机级，进而引发了安然被投资者抛弃。
2004年，德国第二大保险公司Hannover Re曾两次拒绝穆迪提供的“评级服务”后，信用级别被后者调低到“垃圾级”，结果造成了1.75亿美元的损失。
2002年—2007年，三大机构曾将大约3.2万亿美元的房贷抵押债券中的绝大部分评定为最高级别AAA；当危机来临时，又迅速降低这些金融创新产品的级别，放大了危机效应，被国际舆论指责为“帮凶”。
2007年，雷曼兄弟倒闭前，三大评级机构依然给予其A级以上的评级。直到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的听证会开始后，评级机构才下调其债务评级。这令投资者大为恐慌，无数投资者要求撤资，随后次贷危机爆发。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冰岛这个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国家”的一切都变了，银行倒闭，负债累累。正当冰岛政府尽全力挽救危机之时，穆迪率先“发力”。当年10月8日，穆迪宣布下调对冰岛的主权信贷评级至A1。第二天，惠誉也宣布，将冰岛的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下调至“负面”。这等于是在告诉世人，这个国家没能力还钱，国家破产的命运难以避免。
三大评级机构的这种行为终于惹怒了美国国会。2008年10月22日，在听证会现场，美国国会议员们纷纷指责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这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是盲目跟随华尔街“发狂的暴徒”，并毫不客气地指责：“三大评级机构就是制造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在当时，三大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已经让很多投资者寒心至极。但问题是，他们虽然口头上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过，实际操作上却并未改变。
2009年12月，三大评级机构集体向希腊“发难”。首先是标普将希腊信用展望级别降至负面。随后，惠誉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 ”。14天后，穆迪将希腊短期主权信用级别由A-1下调至A-2。至此，希腊债务危机终被引爆。
紧接着，其他欧洲国家也迅速成为三大评级机构下调评级的目标。2010年4月底，标普将葡萄牙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 降至A-。5月初，穆迪将葡萄牙Aa2级主权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并提出有可能下调两档的警告。5月底，惠誉宣布将西班牙的主权评级从AAA级下调至AA 级，这一系列举措终将欧元在6月初被打到4年来的最低深渊。
由此，希腊债务危机开始向欧洲债务危机发展并引发全球市场恐慌，美国和全球股市疯狂暴跌。2010年以来，欧债危机从希腊蔓延至爱尔兰、葡萄牙，每次都是由国际评级机构的降级拉开序幕，美国的一些学者甚至惊呼，葡萄牙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危机，是评级公司制造的危机导致葡萄牙政府无法从市场融资，最后不得不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援助请求。
对于外界的质疑，标普法国主管卡萝尔·西鲁曾表示，“市场太过看重评级机构，我们不警告风险时挨骂，现在人们又说我们警告得过了头”。
解密评级
对分析师来讲，评级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程序：在电脑上打开评级模型软件，输入被评级产品的基本数据，然后点击。
三大评级机构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他们的评级模式和业务模式基本类似。
穆迪的信用报告系统有着固定的模式。如果某家公司的债券被赋予AAA评级，那就意味着穆迪相信，贷款给这家公司后，你收回本息的概率非常高。概率越低，评级就越低——从AAA到AA到A，然后就是Baa，最后是Caa到C级，穆迪在从Aa到Caa的各个基本等级后面加上修正数字1、2及3。低于Baa的评级被认为是“垃圾级”，或者说是高风险的评级。其他评级公司的评级标准与此类似。
根据穆迪披露的公开信息，一个企业债券的初次评级过程通常会包括以下程序。
首次评级的初次评级会议通常是在穆迪公司的总部举行，时间从半天到一天不等，穆迪可能还会做实地访问。讨论的议题包括公司的债务结构、财务状况及流动资金来源等。会议后，穆迪分析师会继续进行分析，通常还会与发行人进一步讨论，以获得及证实跟进资料。
结束分析后，穆迪分析师会向穆迪评级委员会作评级建议。穆迪评级委员会相当于一个把关人的角色，在首次为某机构评级时，主管分析师会在完成所有分析后召开一次评级委员会会议，会议上讨论的因素包括债务发行的规模、信用的复杂性及新工具的引进。
穆迪的评级过程从初步讨论到公布评级，大约需要60到90天。
穆迪透露，他们可以根据发行人的需要及时间安排，尽可能“灵活地”进行相应调整，以“配合”更紧凑的融资时间表及其他要求。
根据美国参议院下设的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在结构性金融产品的评级过程中，首先由发行商向评级机构提供相关的RMBS（住房抵押资产支持证券）和CDO（担保债务权证）的数据信息，包括相关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在内的资产池信息。
接下来则由评级机构分析师研究相关的结构性金融产品。评级分析师们通常依赖于公司的信用评级模型来评估风险，“他们很少做额外的信贷风险分析”——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如此评价。
以RMBS证券的信用评级为例，在穆迪，其相应的分析模型被称为M3，在标普则被称为LEVELS。这两种模型都是基于大量按揭贷款的实际表现来收集数据，以作出预测。
对分析师来讲，对一笔新的交易进行评级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程序。在电脑上打开穆迪的评级模型软件，输入被评级产品的基本数据，然后点击一下，软件就会自动运行，经过上百万次的运算，将每次得出的评级结果综合得出平均值，这样一个评级结果就产生了。
争议盈利模式
“除非费用问题谈妥，否则无法开展评级工作。”
事实上，和三大评级机构的“糟糕表现”相比，其盈利模式更为各方所诟病。在被美国政府授权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之后，三大评级机构的盈利模式渐渐成形。根据标普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市场认为评级机构存在三种可能的商业运作模式：订阅人付费模式、政府公共部门付费模式和发债人付费模式。
订阅人付费模式即指只有付费者才能获取评级信息；政府公共部门付费是市场上的每一个投资者都可免费获得评级信息。虽然存在三种盈利模式，但三大评级机构基本热衷于发行人付费模式，这种模式用一句中国老话讲就是“有奶便是娘”。
由于这种模式存在着发行人和评级分析师之间的“议价”可能，所以在外界看来，只要发行人能够支付足够多的费用，就能得到较好的评级。
根据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一份对RMBS或者是CDO的金融产品，初次评级的费用在每次3万美元至5万美元。而一个公司每发行一个产品，发行人需要给评级机构的总报酬为5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不等。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穆迪公司年收入的90%来自发行人支付的费用，10%来自于公司提供的研究服务，其他两家公司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有评论认为，评级机构这种由发行人支付费用的模式，在某些情况下会影响评级机构的独立性。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曾公开曝光过穆迪员工与相关公司之间的邮件来往就凸显这种模式的弊病。
穆迪分析师曾向某家公司表示：“除非费用问题谈妥，否则无法开展评级工作。”分析师得到的回复是：“对于此交易更改后的收费明细，我们都可以接受。”
对于这些质疑，标准普尔大中华区总裁周彬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就市场参与者希望从评级中获取的质量而言，无论是订阅人付费还是发债人付费模式都各有利弊，关键在于如何确保这些不同模式的评级机构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本刊记者李小晓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