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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是由国际收支的高额“双顺差”带来的。即经常帐户顺差和资本项户顺差。本文主要讨论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对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普遍较为认同的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角度是从内部本身来理解，即我国国内的储蓄与投资这一角度理解；第二种是从外部原因来理解，即考虑贸易不平衡因素对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本文在这两种框架下探讨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
关键词：经常账户失衡；储蓄；投资；贸易
一、我国外汇储备数额巨大的形成机理
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是由国际收支的高额“双顺差”带来的。即经常帐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是指进出口贸易中出口大于进口；资本项目顺差，是指出入境投资中外资流入大于本国资本输出。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在1994年开始出现的，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进一步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导致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规模迅速扩大。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非常薄弱，于是我国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实施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这种对外开放战略使我国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外汇。
二、经常账户失衡的内部分析——基于储蓄—投资视角
从宏观层面解析可知，经常账户失衡（顺差）是储蓄与投资不平衡导致的。
宏观经济恒等式：储蓄-投资=出口-进口=经常账户余额（即贸易账户余额）
推导过程：国内生产总值（Y）=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出口（X）-进口（M）
即：Y-C-G-I=X-M
当一国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S=I，Y-C-G-I=X-M=0
将Y-C-G用S代替，得出：S-I=X-M
储蓄小于投资时，就会产生国内赤字，这是由于本国的储蓄不足，只能借助外国储蓄；当储蓄大于投资，国内用投资消耗剩余的储蓄可以借给外国，造成外汇的顺差。我国当前大量的贸易顺差，就是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的后果。
从内部视角，也就是储蓄—投资视角分析经常账户失衡问题，要从居民、企业、政府三个层面进行综述。对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进行分解，可以看出居民、企业和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
（一）居民视角的分析
很多研究表明我国的居民储蓄率普遍高，在居民这一层级储蓄大于投资。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文献中常见的三个解释分别是人口结构变迁、文化差异和金融约束。
1、人口结构变迁。科尔和胡佛（Coale and Hoover，1958）最早指出人口机构与经常账户失衡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不断攀升的储蓄率实际上是由少年抚养比下降造成的。希金斯和威廉姆森（Higgins and Williamson，1997）通过研究1950年以来亚洲国家的储蓄率再度证实了科尔和胡佛的结论。他们进一步的发现，当少年抚养比降低时，这些国家储蓄率上升，从而对外资的以来程度逐渐下降，对外借贷迅速下降，这进一步扩大了经常账户顺差。
国内研究中，田巍、姚洋、余淼杰和周羿（2011）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人口结构对出口和进口的影响，发现高劳动人口比例会使出口国产出增加，从而增加出口；但是，另一方面高劳动人口比例也会给进口国带来更多劳动收入，从而增加进口。进一步，该文通过对比中国和印度发现，如果两个国家的劳动人口比对调，则中国的出口将下降30%，而印度的出口将增加30%。由此可见，人口结构对于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的解释力应该是显著而重要的。
2、文化差异。考虑文化差异，是个很有争议的视角，因为它无法量化，但是文化差异确实对储蓄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东亚国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人们从小就接受勤俭节约的传统道德修养的熏陶，居民慢慢养成了储蓄的行为习惯。从这一心理层面来理解，文化确实推动了高储蓄率的形成。
（二）企业视角的分析
很多学者认为，企业应该是承担大量剩余储蓄的机构，通过有效投资来消化剩余储蓄。于是，对于账户顺差国家，国内企业消化不了大量储蓄，才将剩余储蓄转移给外国使用；对于账户逆差国家，国内企业储蓄满足不了自身的投资力度，需要向外国借助储蓄来满足经济发展。在这一机理背后，还存在一个储蓄转化的问题。从储蓄所有者来分析，储蓄更愿意得到高回报率，因此回报率的高低对储蓄有着直接的吸引力。中间涉及的融资渠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决定储蓄能否顺利、快速的被流通使用。
我国企业的投资能力存在短缺，融资通道不畅。因此大量储蓄无法被国内消耗，只能寻求外国市场，导致经常账户顺差。
（三）政府视角的分析
理解经常账户失衡问题，政府的角色是不可忽视的。这里从政府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的关系角度探讨政府在经常账户失衡中的地位和作用。
徐忠等（2010）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公共支出的快速增加以及政府投资占比较高，这显然会影响中国的经常账户失衡。杨盼盼和徐建炜（2011）系统地讨论了中国的财政盈余与经常账户盈余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的走势高度一致。即便是在控制住其他因素之后，财政盈余也能够解释经常账户盈余的大约16%。
我国储蓄小于投资是由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我国储蓄被外国使用，不是由于国内投资已经达到饱和，而是存在结构性的投资缺陷。例如，我国的小城镇与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的医疗卫生、养老保险、就业保障等等一系列关于民生事业的投资力度还远远不够，但是这些储蓄没有用到这些方面，反而是被外国给利用了。这不得不值得我们反思背后的原因。
三、经常账户失衡的外部分析——基于贸易不平衡视角
（一）从贸易角度看，经常账户失衡（顺差）是经济全球化深化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让我国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契机。我国利用国内的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一度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的加工地位是世界经济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造就了中国经济的一度繁荣。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自己在这个经济链条上的角色，正是低廉的资源优势，形成了我国对欧美的贸易顺差。由于美国强大的需求刺激，使得我国对其出口不断增加。美元作为世界通用货币，美国可以毫不费力的印刷美元来换取外国的大量物资。形成了“美国印钱-其他国家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加上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因此我国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二）从国内政策看，出口导向政策是造成贸易顺差的最直接原因
我国改革开放中一个最伟大的举措之一就是实施了出口导向政策，但这正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最直接政策因素。这一政策因素忽视了我国的低附加值劳动、自然资源的损耗等不利于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盲目的经常账户顺差掩盖了环境成本。
四、启示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在未来几十年都不会改变。因此，现阶段我国不存在投资过剩的问题。相反，我国存在结构性的投资缺陷。例如，我国的小城镇与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的医疗卫生、养老保险、就业保障等等一系列关于民生事业的投资力度还远远不够。除此以外，我国的双顺差加剧了我国与相关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基于以上问题，我国必须采取措施改变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以及巨额的外汇储备问题。（作者单位：西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1]Coale，A.J.And Hoover，E.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
[2]Higgins，M and Williamson，J.G.Age Structure Dynamics in Asia and Dependence on Foreign Capital.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7，23（2）.
[3]田巍、姚洋、余淼杰、周羿，人口結构与国际贸易[C].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讨论稿，2011.
[4]徐忠、张雪春、丁志杰、唐天，公共财政与中国国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J].中国社会科学，2010（6）.
[5]杨盼盼、徐建炜.中国的财政政策、实际汇率和经常账户失衡[J].北京师范大学，2012.
关键词：经常账户失衡；储蓄；投资；贸易
一、我国外汇储备数额巨大的形成机理
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是由国际收支的高额“双顺差”带来的。即经常帐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是指进出口贸易中出口大于进口；资本项目顺差，是指出入境投资中外资流入大于本国资本输出。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在1994年开始出现的，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进一步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导致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规模迅速扩大。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非常薄弱，于是我国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实施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这种对外开放战略使我国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外汇。
二、经常账户失衡的内部分析——基于储蓄—投资视角
从宏观层面解析可知，经常账户失衡（顺差）是储蓄与投资不平衡导致的。
宏观经济恒等式：储蓄-投资=出口-进口=经常账户余额（即贸易账户余额）
推导过程：国内生产总值（Y）=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出口（X）-进口（M）
即：Y-C-G-I=X-M
当一国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S=I，Y-C-G-I=X-M=0
将Y-C-G用S代替，得出：S-I=X-M
储蓄小于投资时，就会产生国内赤字，这是由于本国的储蓄不足，只能借助外国储蓄；当储蓄大于投资，国内用投资消耗剩余的储蓄可以借给外国，造成外汇的顺差。我国当前大量的贸易顺差，就是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的后果。
从内部视角，也就是储蓄—投资视角分析经常账户失衡问题，要从居民、企业、政府三个层面进行综述。对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进行分解，可以看出居民、企业和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
（一）居民视角的分析
很多研究表明我国的居民储蓄率普遍高，在居民这一层级储蓄大于投资。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文献中常见的三个解释分别是人口结构变迁、文化差异和金融约束。
1、人口结构变迁。科尔和胡佛（Coale and Hoover，1958）最早指出人口机构与经常账户失衡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不断攀升的储蓄率实际上是由少年抚养比下降造成的。希金斯和威廉姆森（Higgins and Williamson，1997）通过研究1950年以来亚洲国家的储蓄率再度证实了科尔和胡佛的结论。他们进一步的发现，当少年抚养比降低时，这些国家储蓄率上升，从而对外资的以来程度逐渐下降，对外借贷迅速下降，这进一步扩大了经常账户顺差。
国内研究中，田巍、姚洋、余淼杰和周羿（2011）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人口结构对出口和进口的影响，发现高劳动人口比例会使出口国产出增加，从而增加出口；但是，另一方面高劳动人口比例也会给进口国带来更多劳动收入，从而增加进口。进一步，该文通过对比中国和印度发现，如果两个国家的劳动人口比对调，则中国的出口将下降30%，而印度的出口将增加30%。由此可见，人口结构对于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的解释力应该是显著而重要的。
2、文化差异。考虑文化差异，是个很有争议的视角，因为它无法量化，但是文化差异确实对储蓄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东亚国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人们从小就接受勤俭节约的传统道德修养的熏陶，居民慢慢养成了储蓄的行为习惯。从这一心理层面来理解，文化确实推动了高储蓄率的形成。
（二）企业视角的分析
很多学者认为，企业应该是承担大量剩余储蓄的机构，通过有效投资来消化剩余储蓄。于是，对于账户顺差国家，国内企业消化不了大量储蓄，才将剩余储蓄转移给外国使用；对于账户逆差国家，国内企业储蓄满足不了自身的投资力度，需要向外国借助储蓄来满足经济发展。在这一机理背后，还存在一个储蓄转化的问题。从储蓄所有者来分析，储蓄更愿意得到高回报率，因此回报率的高低对储蓄有着直接的吸引力。中间涉及的融资渠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决定储蓄能否顺利、快速的被流通使用。
我国企业的投资能力存在短缺，融资通道不畅。因此大量储蓄无法被国内消耗，只能寻求外国市场，导致经常账户顺差。
（三）政府视角的分析
理解经常账户失衡问题，政府的角色是不可忽视的。这里从政府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的关系角度探讨政府在经常账户失衡中的地位和作用。
徐忠等（2010）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公共支出的快速增加以及政府投资占比较高，这显然会影响中国的经常账户失衡。杨盼盼和徐建炜（2011）系统地讨论了中国的财政盈余与经常账户盈余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的走势高度一致。即便是在控制住其他因素之后，财政盈余也能够解释经常账户盈余的大约16%。
我国储蓄小于投资是由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我国储蓄被外国使用，不是由于国内投资已经达到饱和，而是存在结构性的投资缺陷。例如，我国的小城镇与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的医疗卫生、养老保险、就业保障等等一系列关于民生事业的投资力度还远远不够，但是这些储蓄没有用到这些方面，反而是被外国给利用了。这不得不值得我们反思背后的原因。
三、经常账户失衡的外部分析——基于贸易不平衡视角
（一）从贸易角度看，经常账户失衡（顺差）是经济全球化深化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让我国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契机。我国利用国内的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一度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的加工地位是世界经济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造就了中国经济的一度繁荣。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自己在这个经济链条上的角色，正是低廉的资源优势，形成了我国对欧美的贸易顺差。由于美国强大的需求刺激，使得我国对其出口不断增加。美元作为世界通用货币，美国可以毫不费力的印刷美元来换取外国的大量物资。形成了“美国印钱-其他国家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加上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因此我国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二）从国内政策看，出口导向政策是造成贸易顺差的最直接原因
我国改革开放中一个最伟大的举措之一就是实施了出口导向政策，但这正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最直接政策因素。这一政策因素忽视了我国的低附加值劳动、自然资源的损耗等不利于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盲目的经常账户顺差掩盖了环境成本。
四、启示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在未来几十年都不会改变。因此，现阶段我国不存在投资过剩的问题。相反，我国存在结构性的投资缺陷。例如，我国的小城镇与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的医疗卫生、养老保险、就业保障等等一系列关于民生事业的投资力度还远远不够。除此以外，我国的双顺差加剧了我国与相关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基于以上问题，我国必须采取措施改变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以及巨额的外汇储备问题。（作者单位：西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1]Coale，A.J.And Hoover，E.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
[2]Higgins，M and Williamson，J.G.Age Structure Dynamics in Asia and Dependence on Foreign Capital.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7，23（2）.
[3]田巍、姚洋、余淼杰、周羿，人口結构与国际贸易[C].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讨论稿，2011.
[4]徐忠、张雪春、丁志杰、唐天，公共财政与中国国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J].中国社会科学，2010（6）.
[5]杨盼盼、徐建炜.中国的财政政策、实际汇率和经常账户失衡[J].北京师范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