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曾说,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惟有在对人的不断追寻中,史学家才能完成将过去与现在连接的伟业。但在此伟业中,歧视无所不在,且理直气壮。历史记录中充溢的是那些运气足够好,力量足够强,因此站在人堆之上者的名字。但是数十亿的人根本没有机会露头。他们被遗忘,被忽略,被当成宏大历史叙事中的废旧螺丝钉。这很正常,一部精准的历史必须是一部能够遗忘的历史,否则就是大杂烩。
　　一个大人物的背后,是千万个被视而不见的普通人。如茨威格所言,在一个民族内,为了产生一个天才,总是需要有几百万人做铺垫;一个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同意卡莱尔的神话:历史就是伟人传记。但在卡莱尔另一部著作中,他又说出与之冰火不容的话:“食不裹腹、衣不蔽体,被视为当然的命运,沉重地压在2500万颗心灵上——这是法国革命的推动力,并不是那些理论鼓动家、富有商人、乡村显贵受伤的虚荣心、遭到反对的哲学引起了法国革命。这也将是一切国家里全部此类革命的动力”。这段话暗合从黑格尔、斯宾塞到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无论大人物如何不可一世,他的一生仍不过是被时代洪流裹挟而前。于是,大人物被从傲慢的云端拽下,皇冠为人民加冕,黄袍也披到时代精神之上。
　　不过黑格尔仍为大人物保留了一点最后颜面。他说,大人物即是能表现时代意志之人,他所做的一切是其时代的核心与本质,他把时代现实化了。可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难道在前苏联的集体农庄时代,时代精神就是要折磨上千万农民,让他们在颠沛流离中或在集中营中送命,而斯大林就是此种时代精神的核心?我更愿同意莫里森的话,仅仅把历史人物当成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代表,那是对历史人物的集体屠杀,也是对历史的屠杀。
　　悉尼•胡克的“事变性人物”与“创造事变性人物”的概念,也许有助于我们讨论历史中的大人物。所谓“事变性人物”,即是某人的行动影响了以后事变的发展,如没有他的这一行动,历史的进程将完全不同,但这种行动也许只是偶然的地位或情况促成的,譬如那个以手指堵住溃堤孔隙而拯救全城的荷兰儿童;所谓“创造事变性人物”,则是某个改变历史的人物,他的行动乃是其智慧、意志和能力等产生的后果,而非仅仅出于偶然风云际会,譬如辗转回国发动十月革命的列宁。
　　以此观之,民国的八位总统,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可算“创造事变性人物”,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李宗仁只能算“事变性人物”,而曹锟以为自己可以做“创造事变性人物”,实际上连“事变性人物”都不太够格。
　　为什么要分析历史中的大人物的“事变性”或“创造事变性”?因为无论历史中还是现在的大人物,几乎都有一种共性:大人物永远急于揽取更大的权力,社会也总是相应地对之委派权力或收回权力。在一个扰攘不宁的社会里,围绕大人物的权力的缩放,总是社会渡过危机或走向危机的关键。
　　那么,研究历史中的大人物,民国的八位总统,对当下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这不是古董迷带着恐怖笑容揭开过去的裹尸布,贪恋变态地亲吻森森枯骨;而是思想者割开自己的手指,将鲜血洒在大人物的骷髅之上,让他们起立行走,带今人找到打开墓穴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