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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胡耀邦就郭小川的评价问题复信其长子郭小林：“对一个人，生前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鉴定，死后，往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有时对了，有时错了，有时高了，有时低了，可靠吗？可信吗？又可靠可信，又不可靠不可信，因为鉴定评论，终归要人民，要群众，要后代子孙来做。”
“忧伤”的宣传干部
郭小川，1919年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一个贫穷的教师家庭。1937年加入共产党，1939年任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的机要秘书，1941年到延安；1948年开始从事共产党报刊宣传工作；1953年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宣传处副处长，是典型的“三八”式干部——作为诗人形象的郭小川，要迟至几年后才逐渐丰满起来。
在中宣部，郭小川虽然还没有写出真正有说服力的诗作，但他的业余创作行为仍被指责为“不务正业”“骄傲自负”，日子过得很不愉快。1955年8月，组织上打算调他到中国作协，但他对此心存疑虑，解释说“不敢跟那些大作家们打交道”，其实是怕陷入更大的政治旋涡，不仅创作搞不成，甚至会影响政治生命。于是他向主管意识形态的周扬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态度，随后参加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此前，他刚刚参与了整理胡风信件的秘密工作，这也是他第一次参与绝密的高层政治斗争。9月9日，周扬找到他，说陆定一看了他的发言记录，觉得不错，“政治情绪比较饱满”“是有战斗力的”，决定让他到作家协会当秘书长兼总支书记，“争夺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郭小川顿时有些“受宠若惊”，即刻答应，只是请求不兼任总支书记，怕卷到人事纠纷中去。
到作协不久，郭小川就起草了一大批文件、报告、社论，表现出了一个宣传干部精明强干的一面。
1956年是那个紧张年代的间歇期，一个相对松弛的年份。这年的 《文艺报》 上，刊登了由丁聪、叶浅予、华君武等漫画家创作的 《万象更新图》，近百位作家分布其上：郭沫若骑在和平鸽上；作协大院里的主席、副主席们正日理万机；年轻的“车把式”刘绍棠赶着大车走在乡间大道上，车上坐着赵树理、马烽、沙汀、魏金枝、胡丹沸；在张天翼的钢琴伴奏下，谢冰心、严文井、陈伯吹、叶圣陶、金近和孩子们围成一圈跳舞；由林默涵、郭小川、袁水拍、黄药眠、臧克家组成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大军手持铁铲、扫帚、消毒剂，将胡风分子铲上垃圾车……漫画还配有一首由袁鹰、郭小川、袁水拍创作的解说诗：《作家们，掀起一个创作的高潮》。然而，漫画中一大串熟悉的名字不见了——沈从文、朱光潜、梁宗岱、陈梦家、钱钟书、傅雷、废名、穆旦……这些被称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作家被排斥在正统之外，左翼文学内部的“反对派”也一个个被排斥。同时，一个专事制定、执行文学政策，对文学领域进行领导和控制的阶层已经形成，郭小川正是其中一员。
《万象更新图》 是受到周扬、林默涵的直接指导和支持，并由郭小川具体操办的。不料发表后，却在群众中引发了不满，于是周、林又反过来批评郭小川，使郭的情绪大受影响。1956年4月，刘白羽决定安排郭小川脱产学习哲学三个月。这期间，郭大部分时间在家读书，机关事务基本不管，只偶尔参加一下会议。
7月13日，正在青岛的林默涵、郭小川接到周扬的电话催促，要他们回京给他准备“八大”的发言稿。7月22日回到北京，27日郭就与林默涵上西山开始看材料，并与林默涵互发牢骚。林此时也有退意，觉得文艺工作不好做。后刘白羽、张光年等陆续上山，“大家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确都有意见……晚饭后又继续谈至深夜”。
这些天，面对文艺界的种种是非，郭小川情绪大坏，天天在日记中发泄不满：
对于文学，我好像完全丧失了兴趣。我简直不想在这样的气氛里生活，而且对于未来怀着很大的恐惧。很多人都在反对教条主义，但，其中有些人不过顺流而下，蛆虫已在他们心中生了根。我们为如此的人效命，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我倒异常向往着战争的过去的日子，那时候要愉快得多……矛盾，何等矛盾呵！（7月31日日记）
总之，我这时的思想是很混乱的，我既拥护周扬的那一套，又觉得他也不大行，他也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而且书生气十足；我既赞成反对教条主义，又觉得许多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小资产阶级……我和张光年、林默涵、刘白羽的关系也不太好，觉得他们看不起我，总说我“年轻”，意思就是“幼稚”，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屈辱”。（郭的“检讨书”之三）
对于郭小川的“忧伤”，郭当时的副手张僖回忆说，郭来作协时没有多大名气，人家把他当作工作劳力看待，工作稍不令人满意就有人盯着。当时作协的情况比较复杂，三十年代的矛盾、延安与国统区的矛盾、几个解放区之间的矛盾全集中在一起。“小川跟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搞不到一块，有些人认为他思想太右，为‘丁陈’事训他，认为他没有出力。有的人板着脸孔训人训惯了，抓住一点事就批。小川很倔，有时拍桌子去顶……后来我想，正由于他曾当过王震的秘书，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没有敢动他，否则1958年很可能被补划上右派”。（1999年8月6日陈徒手的采访）
张僖所说的“丁陈”事，正是将郭小川拖进政治旋涡，并给他带来无尽烦恼的政治事件。
沦为斗人的工具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组成了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首，包括周扬、刘白羽、陈之琏在内的“五人审查小组”。经过大量调查，张际春发现丁玲没有叛变或反共行为。经过小组内部激烈争论，最终共同确认丁有变节行为，犯有政治错误。在丁玲的一再申诉下，不久又成立了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专门小组，调查一直进行到1956年冬季，结果发现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对此陆定一下达了“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的指示。
在确定为丁、陈问题写结论的人选时，出现了一些周折。先是由唐达成写了个初稿，未获通过；后来让丁宁写，她坚决不肯；让林默涵写，林也不肯。此时，刘白羽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听命于他的郭小川修改结论。于是，这个烫手的山芋转到了郭小川的手上，让他避之不及，只能“慨然应允”。 1957年元旦一过，郭小川就开始躲在家里苦干。先是给陈企霞作结论，为了写这个结论，郭小川前后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可谓苦不堪言。他在日记中说：“看材料一天，事情之艰难和复杂真是达到严重的程度。”（1957年1月2日）“八时起，就为眼前这件事煎熬着，弄得心情非常之坏，似乎感到这文艺界的混乱状况是没有希望改变的。”（1月11日）下结论的难度在于，当年在斗争丁陈的会议上发言的很多人都不认账了，并且把材料中那些尖锐的、上纲上线的话全部抹去了；而陈之琏一方又要求事实要充分，并且紧紧催索。郭小川十分无奈，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所作结论几次都通不过，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郭认为，既然“反党小集团”的帽子要摘掉，也就只能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之类，别的帽子他想不出来。结论最后要组织上向丁陈“赔礼道歉”——但这一提法让周扬大为不满，郭只得一遍遍修改，最终炮制出一个比较理想的“帽子”——“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陈企霞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剩下丁玲的结论稿就好写了，再“如法炮制”一番即可。结果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搞成了。
然而，丁陈问题的结论还未及公布，6月8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这是为什么？》 的社论，调子大变；“鸣放”结束，“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于是斗争继续，郭小川依然需要扮演一个“整人”的角色。
除批斗“丁、陈”之外，作为作协的秘书长，郭小川在很多运动中都可谓身处前线，做了许多台前幕后的、事务性的工作。此时，郭小川的表现是积极的，也是发自内心的，他此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沦为斗人的工具。
反右运动中，郭小川表面上态度决绝，尖锐激烈，但内心仍不免时不时有一丝惶惑。他在自己的“交代材料”里写道：“对于秦兆阳划右派的问题，我一直是动摇的；对于李清泉，我更觉得可以不划，我的理由是作协划的右派已经够多了。实际上，我看不清他们的右派实质，在思想上和他们有共同之处。刘白羽坚持要划，我才同意了。”“对于韦君宜、黄秋耘不划右派，我是表示赞成的。”“我在反丁、陈斗争的末期，就担心‘扩大化’。会议上批判到一些作家，我是很不安的。我觉得，不要把这些人都打倒，因为文学还要发展，还需要有作家”。1957年对郭小川来说是“不平凡的”，他在这一年日记的末尾写了几句“一年小结”，其中说道：“这是紧张而严峻的一年。文学界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我自己，是每一个斗争的参加者。”
从“整人的人”到“挨整的人”
在由中宣部调往作协时，郭小川就曾跟陆定一和周扬讲过价钱，“希望只搞两年就调回来”。组织上当然未作肯定的答复。来了之后，郭小川“很想把战斗任务担负起来，跟党组和白羽同志在一起，把作协整顿一下；另一方面，却也想利用这创作团体的环境，把个人的写作恢复起来”。
在“和白羽同志在一起”这个问题上，郭小川一开始就很别扭。因为经常受到训斥，到作协不到半年，郭小川便心生退意。至于个人写作问题，“很想搞创作”其实是郭小川当年来作协的动力之一。刚到作协不久的他，在作家们面前还有些“自卑感”，感到某些作家看不起自己，以为“哪里来了这个毛头小伙子，居然来领导我们”，甚至还听到有人说“作家协会的工作，让非作家来领导，简直是笑话”。这种议论对郭小川刺激很大，他觉得“最好是离开作家协会，不离开的话，为了做好工作，也得搞创作”，这是他“搞创作”的外部原因。
作为一个时代性的诗人，郭小川的大部分代表作正是他在作协这几年间写出来的，比如长诗《深深的山谷》 《白雪的赞歌》 《一个和八个》，抒情短诗 《望星空》 《甘蔗林——青纱帐》 等。在郭小川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他日写数百行的记录；有一个阶段，他还在每月日记的首页记录下自己所写的字数、行数，以及当月所收到的稿费。为搞创作，他几乎花费了一半以上的星期天和每个没有工作的晚上，一年写了近6000行的诗，还没算上未发表和已修改完毕的——作为领导层成员的郭小川如此辛勤创作，自然会引起同志们的不满。特别是随着他在文学界声誉日隆 （他当时与贺敬之、闻捷一起成为 《诗刊》 最推崇的三大诗人），同志们的反感情绪日甚。到了1959年，当“反右倾”运动越来越紧张时，郭的勤奋创作、丰收成果就成了他的“罪证”之一：“郭小川同志在作协四年期间，一共写了一万余行诗，出了五本诗集和一本杂文集，但仍然叫嚷创作与工作矛盾，叫嚷不能‘合法地’创作，当一个人取得一些成就的时候，就沾沾自喜，对于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有抱怨情绪。”
1959年初夏，郭小川感到自己身体很不好，到医院检查又没什么结果，情绪一时低落，遂提出想在夏天的工作淡季到下面休整一下。刘白羽拒绝了郭的提议。郭小川一时难以克制，当夜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提到：“我到作协工作已将四年，最近越来越感觉难以工作下去。说句丧气话，再这样下去，有沦为‘政治上的庸人’的危险……一天到晚被事务纠缠着，弄得身体垮下去，不能读书，不能下去，也不能认真写作……”刘白羽看完信后，告诉郭小川，既然问题已发展到此等程度，就需要组织出面解决了，否则“对你和党都不利”。但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党内谈心会后，郭小川感到更加压抑，心情始终不能平静。6月15日，他又写信给邵荃麟，袒露自己“精神依然很坏”，“我真有点害怕，是不是精神分裂症初期的症状？”并对写给刘白羽的信作了解释，说“关于我最近提的意见，本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心里很想下去工作，若不可能，也用不着斤斤计较”。
这封信迅速在党组内部传阅开来。对于信中郭所流露出的不满情绪，刘白羽后来在批判大会上批判道：“……说明他阴暗的个人主义是长期的，掩盖在各种表面现象之下，而且是很顽固的。他总把个人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政治风云诡谲多变，郭小川此时的心境是暗淡的。他不再是一年前那个“整人的人”，而是逐渐翻身向下，渐渐变成了一个“挨整的人”。
《一个和八个》 受批判
1959年国庆节后，反右倾的调子越来越高，中宣部批评作协反右倾搞得不够彻底，于是作协党组赶紧行动起来，确定批判对象，争取在十天之内把批判高潮掀起来，方法是“自己把思想谈出来，大家批判，别人提供”。10月23日，在作协党员大会上，党组正副书记邵荃麟、严文井、郭小川首先检查个人思想，然后再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到10月底，批判的火焰渐渐烧到了郭小川身上。
“忧伤”的宣传干部
郭小川，1919年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一个贫穷的教师家庭。1937年加入共产党，1939年任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的机要秘书，1941年到延安；1948年开始从事共产党报刊宣传工作；1953年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宣传处副处长，是典型的“三八”式干部——作为诗人形象的郭小川，要迟至几年后才逐渐丰满起来。
在中宣部，郭小川虽然还没有写出真正有说服力的诗作，但他的业余创作行为仍被指责为“不务正业”“骄傲自负”，日子过得很不愉快。1955年8月，组织上打算调他到中国作协，但他对此心存疑虑，解释说“不敢跟那些大作家们打交道”，其实是怕陷入更大的政治旋涡，不仅创作搞不成，甚至会影响政治生命。于是他向主管意识形态的周扬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态度，随后参加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此前，他刚刚参与了整理胡风信件的秘密工作，这也是他第一次参与绝密的高层政治斗争。9月9日，周扬找到他，说陆定一看了他的发言记录，觉得不错，“政治情绪比较饱满”“是有战斗力的”，决定让他到作家协会当秘书长兼总支书记，“争夺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郭小川顿时有些“受宠若惊”，即刻答应，只是请求不兼任总支书记，怕卷到人事纠纷中去。
到作协不久，郭小川就起草了一大批文件、报告、社论，表现出了一个宣传干部精明强干的一面。
1956年是那个紧张年代的间歇期，一个相对松弛的年份。这年的 《文艺报》 上，刊登了由丁聪、叶浅予、华君武等漫画家创作的 《万象更新图》，近百位作家分布其上：郭沫若骑在和平鸽上；作协大院里的主席、副主席们正日理万机；年轻的“车把式”刘绍棠赶着大车走在乡间大道上，车上坐着赵树理、马烽、沙汀、魏金枝、胡丹沸；在张天翼的钢琴伴奏下，谢冰心、严文井、陈伯吹、叶圣陶、金近和孩子们围成一圈跳舞；由林默涵、郭小川、袁水拍、黄药眠、臧克家组成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大军手持铁铲、扫帚、消毒剂，将胡风分子铲上垃圾车……漫画还配有一首由袁鹰、郭小川、袁水拍创作的解说诗：《作家们，掀起一个创作的高潮》。然而，漫画中一大串熟悉的名字不见了——沈从文、朱光潜、梁宗岱、陈梦家、钱钟书、傅雷、废名、穆旦……这些被称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作家被排斥在正统之外，左翼文学内部的“反对派”也一个个被排斥。同时，一个专事制定、执行文学政策，对文学领域进行领导和控制的阶层已经形成，郭小川正是其中一员。
《万象更新图》 是受到周扬、林默涵的直接指导和支持，并由郭小川具体操办的。不料发表后，却在群众中引发了不满，于是周、林又反过来批评郭小川，使郭的情绪大受影响。1956年4月，刘白羽决定安排郭小川脱产学习哲学三个月。这期间，郭大部分时间在家读书，机关事务基本不管，只偶尔参加一下会议。
7月13日，正在青岛的林默涵、郭小川接到周扬的电话催促，要他们回京给他准备“八大”的发言稿。7月22日回到北京，27日郭就与林默涵上西山开始看材料，并与林默涵互发牢骚。林此时也有退意，觉得文艺工作不好做。后刘白羽、张光年等陆续上山，“大家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确都有意见……晚饭后又继续谈至深夜”。
这些天，面对文艺界的种种是非，郭小川情绪大坏，天天在日记中发泄不满：
对于文学，我好像完全丧失了兴趣。我简直不想在这样的气氛里生活，而且对于未来怀着很大的恐惧。很多人都在反对教条主义，但，其中有些人不过顺流而下，蛆虫已在他们心中生了根。我们为如此的人效命，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我倒异常向往着战争的过去的日子，那时候要愉快得多……矛盾，何等矛盾呵！（7月31日日记）
总之，我这时的思想是很混乱的，我既拥护周扬的那一套，又觉得他也不大行，他也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而且书生气十足；我既赞成反对教条主义，又觉得许多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小资产阶级……我和张光年、林默涵、刘白羽的关系也不太好，觉得他们看不起我，总说我“年轻”，意思就是“幼稚”，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屈辱”。（郭的“检讨书”之三）
对于郭小川的“忧伤”，郭当时的副手张僖回忆说，郭来作协时没有多大名气，人家把他当作工作劳力看待，工作稍不令人满意就有人盯着。当时作协的情况比较复杂，三十年代的矛盾、延安与国统区的矛盾、几个解放区之间的矛盾全集中在一起。“小川跟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搞不到一块，有些人认为他思想太右，为‘丁陈’事训他，认为他没有出力。有的人板着脸孔训人训惯了，抓住一点事就批。小川很倔，有时拍桌子去顶……后来我想，正由于他曾当过王震的秘书，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没有敢动他，否则1958年很可能被补划上右派”。（1999年8月6日陈徒手的采访）
张僖所说的“丁陈”事，正是将郭小川拖进政治旋涡，并给他带来无尽烦恼的政治事件。
沦为斗人的工具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组成了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首，包括周扬、刘白羽、陈之琏在内的“五人审查小组”。经过大量调查，张际春发现丁玲没有叛变或反共行为。经过小组内部激烈争论，最终共同确认丁有变节行为，犯有政治错误。在丁玲的一再申诉下，不久又成立了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专门小组，调查一直进行到1956年冬季，结果发现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对此陆定一下达了“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的指示。
在确定为丁、陈问题写结论的人选时，出现了一些周折。先是由唐达成写了个初稿，未获通过；后来让丁宁写，她坚决不肯；让林默涵写，林也不肯。此时，刘白羽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听命于他的郭小川修改结论。于是，这个烫手的山芋转到了郭小川的手上，让他避之不及，只能“慨然应允”。 1957年元旦一过，郭小川就开始躲在家里苦干。先是给陈企霞作结论，为了写这个结论，郭小川前后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可谓苦不堪言。他在日记中说：“看材料一天，事情之艰难和复杂真是达到严重的程度。”（1957年1月2日）“八时起，就为眼前这件事煎熬着，弄得心情非常之坏，似乎感到这文艺界的混乱状况是没有希望改变的。”（1月11日）下结论的难度在于，当年在斗争丁陈的会议上发言的很多人都不认账了，并且把材料中那些尖锐的、上纲上线的话全部抹去了；而陈之琏一方又要求事实要充分，并且紧紧催索。郭小川十分无奈，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所作结论几次都通不过，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郭认为，既然“反党小集团”的帽子要摘掉，也就只能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之类，别的帽子他想不出来。结论最后要组织上向丁陈“赔礼道歉”——但这一提法让周扬大为不满，郭只得一遍遍修改，最终炮制出一个比较理想的“帽子”——“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陈企霞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剩下丁玲的结论稿就好写了，再“如法炮制”一番即可。结果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搞成了。
然而，丁陈问题的结论还未及公布，6月8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这是为什么？》 的社论，调子大变；“鸣放”结束，“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于是斗争继续，郭小川依然需要扮演一个“整人”的角色。
除批斗“丁、陈”之外，作为作协的秘书长，郭小川在很多运动中都可谓身处前线，做了许多台前幕后的、事务性的工作。此时，郭小川的表现是积极的，也是发自内心的，他此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沦为斗人的工具。
反右运动中，郭小川表面上态度决绝，尖锐激烈，但内心仍不免时不时有一丝惶惑。他在自己的“交代材料”里写道：“对于秦兆阳划右派的问题，我一直是动摇的；对于李清泉，我更觉得可以不划，我的理由是作协划的右派已经够多了。实际上，我看不清他们的右派实质，在思想上和他们有共同之处。刘白羽坚持要划，我才同意了。”“对于韦君宜、黄秋耘不划右派，我是表示赞成的。”“我在反丁、陈斗争的末期，就担心‘扩大化’。会议上批判到一些作家，我是很不安的。我觉得，不要把这些人都打倒，因为文学还要发展，还需要有作家”。1957年对郭小川来说是“不平凡的”，他在这一年日记的末尾写了几句“一年小结”，其中说道：“这是紧张而严峻的一年。文学界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我自己，是每一个斗争的参加者。”
从“整人的人”到“挨整的人”
在由中宣部调往作协时，郭小川就曾跟陆定一和周扬讲过价钱，“希望只搞两年就调回来”。组织上当然未作肯定的答复。来了之后，郭小川“很想把战斗任务担负起来，跟党组和白羽同志在一起，把作协整顿一下；另一方面，却也想利用这创作团体的环境，把个人的写作恢复起来”。
在“和白羽同志在一起”这个问题上，郭小川一开始就很别扭。因为经常受到训斥，到作协不到半年，郭小川便心生退意。至于个人写作问题，“很想搞创作”其实是郭小川当年来作协的动力之一。刚到作协不久的他，在作家们面前还有些“自卑感”，感到某些作家看不起自己，以为“哪里来了这个毛头小伙子，居然来领导我们”，甚至还听到有人说“作家协会的工作，让非作家来领导，简直是笑话”。这种议论对郭小川刺激很大，他觉得“最好是离开作家协会，不离开的话，为了做好工作，也得搞创作”，这是他“搞创作”的外部原因。
作为一个时代性的诗人，郭小川的大部分代表作正是他在作协这几年间写出来的，比如长诗《深深的山谷》 《白雪的赞歌》 《一个和八个》，抒情短诗 《望星空》 《甘蔗林——青纱帐》 等。在郭小川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他日写数百行的记录；有一个阶段，他还在每月日记的首页记录下自己所写的字数、行数，以及当月所收到的稿费。为搞创作，他几乎花费了一半以上的星期天和每个没有工作的晚上，一年写了近6000行的诗，还没算上未发表和已修改完毕的——作为领导层成员的郭小川如此辛勤创作，自然会引起同志们的不满。特别是随着他在文学界声誉日隆 （他当时与贺敬之、闻捷一起成为 《诗刊》 最推崇的三大诗人），同志们的反感情绪日甚。到了1959年，当“反右倾”运动越来越紧张时，郭的勤奋创作、丰收成果就成了他的“罪证”之一：“郭小川同志在作协四年期间，一共写了一万余行诗，出了五本诗集和一本杂文集，但仍然叫嚷创作与工作矛盾，叫嚷不能‘合法地’创作，当一个人取得一些成就的时候，就沾沾自喜，对于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有抱怨情绪。”
1959年初夏，郭小川感到自己身体很不好，到医院检查又没什么结果，情绪一时低落，遂提出想在夏天的工作淡季到下面休整一下。刘白羽拒绝了郭的提议。郭小川一时难以克制，当夜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提到：“我到作协工作已将四年，最近越来越感觉难以工作下去。说句丧气话，再这样下去，有沦为‘政治上的庸人’的危险……一天到晚被事务纠缠着，弄得身体垮下去，不能读书，不能下去，也不能认真写作……”刘白羽看完信后，告诉郭小川，既然问题已发展到此等程度，就需要组织出面解决了，否则“对你和党都不利”。但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党内谈心会后，郭小川感到更加压抑，心情始终不能平静。6月15日，他又写信给邵荃麟，袒露自己“精神依然很坏”，“我真有点害怕，是不是精神分裂症初期的症状？”并对写给刘白羽的信作了解释，说“关于我最近提的意见，本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心里很想下去工作，若不可能，也用不着斤斤计较”。
这封信迅速在党组内部传阅开来。对于信中郭所流露出的不满情绪，刘白羽后来在批判大会上批判道：“……说明他阴暗的个人主义是长期的，掩盖在各种表面现象之下，而且是很顽固的。他总把个人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政治风云诡谲多变，郭小川此时的心境是暗淡的。他不再是一年前那个“整人的人”，而是逐渐翻身向下，渐渐变成了一个“挨整的人”。
《一个和八个》 受批判
1959年国庆节后，反右倾的调子越来越高，中宣部批评作协反右倾搞得不够彻底，于是作协党组赶紧行动起来，确定批判对象，争取在十天之内把批判高潮掀起来，方法是“自己把思想谈出来，大家批判，别人提供”。10月23日，在作协党员大会上，党组正副书记邵荃麟、严文井、郭小川首先检查个人思想，然后再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到10月底，批判的火焰渐渐烧到了郭小川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