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出自《论语·卫灵公》。这句话中有两个主体，一为“人”，二为“道”。笔者认为其中的本涵就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仁”。
　　仁，从二从人。有人说，“二”即道的象形字。仁就是人道合谋，人道为一。也就是说，仁是人与道之间沟通交流或互致互达的一座精神桥梁，仁便在人与道之间产生出来。
　　既为人道合谋，对人对道必定是一个互利互益的双赢的作用过程，即仁是促人促道的两用工具。对于道，它本身通过仁的施行实践而得以光大发扬；对于人，则在弘道的过程中趋于道，通于天，脱于世；从而致乎圣，近乎仁，超乎贤。
　　那么为何孔子言“人能弘道”呢？这是因为这个双赢过程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的——人弘道，这样一来人便是直接参与到其中的根本因素，而道是不直接参与其中的，是次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道”是目的，“仁”是手段，“人”则是起点。没有起点的目的，不论以何手段，都是一番徒然。所以说，道只能由人来弘扬，来发展。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
　　“人能弘道”所体现的就是一种对人的价值所在、人的执行能力、人的社会属性及人的自然定位的肯定与回应。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仁”的核心是“爱人”了：因为发现了“人”，所以“敬人”，进而“爱人”。这与15世纪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对人的再度肯定，对人的价值的再度重视的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是颇为相似的。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但是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并没有发展为“爱人”的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与精神升华，并且时间也较孔子时代晚了将近两千年。
　　儒、道、佛三家皆言道，那么道为何物？儒家的道往往代表着一系列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精神寄托，如君子之道，忠恕之道，中庸之道，大学之道，王道等，其本质是“道”的社会下放和世俗化。佛家之道则是一种较为变通的道，可以根据需要化用转换。但笔者认为真正的道当推老子之说，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说道是不可以存在概念定义或者框架限制的，否则道便不再为道。道乃无名，无体，无界，无史的虚无之形、混沌之态、缥缈之意。道无实体性便是“非道弘人”的原因之一。无实体便无法显示实像，无实像便无法直接接触，无接触便无法直接促进，无促进便无法使人趋于圣仁贤才，由此推到道不能弘人。
　　“非道弘人”的第二个原因，是道具有持久性。荀子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道是永恒存在、无生无灭、无始无终的。二、人的德行有善恶良丑之分，既有圣之尧舜，又有暴之桀纣。若道能弘人，天下当大清大公，有何人之好坏之分？斯有尧有舜？又斯有桀有纣？但是既然存在尧与桀这样的冲突体和对立面，也就意味着永恒之道却无法使短暂之人变得圣贤高尚；而道又是永恒着的，人之间的分别想必也是永恒的吧。这样一来道无疑无法“弘人”。
　　“非道弘人”的第三个原因，笔者认为是道具有衍生性。老子曾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难看出，万物由道所衍生，人也是如此，人即道的一分子，人在本体上次于道。“人弘道”是部分去彰显整体，“道弘人”则是整体去突显部分。若道能弘人，人是否能在持续地被促进过程中渐渐地高于道、大于道、优于道？即部分最终是否可能大于整体而取代原整体并成为新整体？如果是这样，人为何还要求道问道呢？这就说明道是无法被超越的，道不能弘人便是维持这个状态的基础。
　　由上可以得出，“人能弘道”是由人的价值决定的，“非道弘人”则由道的特性决定。仁沟通着人与道，是人对道的精神叩问，是道对人的言行审察。子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庸》）
　　但是既然“人能弘道”而“非道弘人”，这就意味着天道终为人道，人事终成天命。人之所在，道之所存。道之不弘，仁之不施，禮之不行，圣之不成，世之不治，民之不安，文之不传，无人也。无人之道便如无笔之纸，人似笔，道若纸，人便是人道之间的那一抹点睛之笔。
　　马克思曾说：“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其实不论是道或宗教，都是因为人的存在而有意义，因为人的需要而有价值，因为人的追求而有升华。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历史的发展，它往往都是因为人的所作所为而形成，无人便无历史。
　　既然人的价值很高，我们无疑是需要去认可自己的，因为我们的存在才是这个世界诸事诸物诸理存在的意义。这样一来，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懈怠呢？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才能弘道施仁，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致圣修仁。因此个人的道德修养来源于对自己的态度，对自己的要求，对自己的希冀，而不依赖于虚无永恒之道。道也，天道也，人道也。
　　我们只需知道，我们的价值是与生俱来铭刻在基因中的，流传千载，亘长万古，不灭不终。而我们正有那美丽的基因。（作者单位：江西省崇仁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