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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社会学、地理学、旅游学三种最多提到mobility范式的学科视角，对mobility研究追根溯源，结合已有文献和现实语境，从提出背景和意义内涵上阐释mobility译为“移动性”的合理性，在概念比较和辨析中追问知识的产生和研究的脉络。从社会学角度来看，Bauman的流动性和Urry的移动性所指不同：前者是现代性的特征，关注时间意义；后者指移动中社会的属性，关注空间维度。从地理学角度来看，移动性研究经历了从侧重实体移动到实体移动、附加移动和虚拟移动并重的移动研究转向，研究的主要领域也从交通地理转化为交通地理、社会地理、旅游地理、文化地理、行为地理乃至政治地理并存的局面，出现了所谓“杂交地理学”。从旅游学角度来看，移动性作为桥梁把社会学和地理学连结起来，旅游者通过实体移动、物品移动和虚拟移动，构筑了与异地的多元化关系及网络，引致空间和资源的冲突；由现代科技联接的实体/虚拟移动变革了旅游者离家/在家的体验及传统时空关系，由此也将日益打破旅游/工作、真实/虚幻、神圣/世俗、在场/缺场、主人/客人、地方/人等与旅游相关的二元对立关系。移动性既可以囊括对旅游主体、客体和媒体及其所构筑的复杂网络的研究，也可以打破一贯以西方为中心的旅游研究视角，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去关注旅游中的各种现象。文章从多学科的視角出发，导出移动性已成为打破学科边界而融合各学科特征的后学科研究范式，希冀这一范式为后续的旅游研究提供更新的思路。
[关键词]移动性；流动性；社会学；地理学；旅游学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10-0104-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10.015
引言
Mobility是由John Urry在世纪之交提出的社会学新理论[1]，他认为在边界日益淡化的当今世界，社会作为传统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应是对物质的（physical）、想象的（imaginative）和虚拟的（virtual）、移动（movements）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将mobility视为旅游研究的跨学科范式或理论路径 [2-5]。但国内对于mobility的研究非常有限，仅有少数学者从流动性（即下文所译的“移动性”）视角对与旅游相关的一些现象进行过论述[6-10]。学界对mobility理论尚未有过概念的解析和系统的梳理，因此很难以此理论为分析框架进行更深入的经验研究1（empirical study）。杨茜好等 [11]曾对西方人文地理学中的mobility研究进展进行过阐释，但他们关注的是移动空间和该过程本身产生的意义，和最初旅游社会学中mobility研究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孙九霞等[12]在2016年开展了一场针对流动性话题的跨学科对话，是国内学界第一次把对流动现象的关注上升为对流动性理论本身解读的积极探索。以上中文文献均把mobility译为“流动性”，笔者将从社会学、地理学、旅游学三种最多提到mobility范式的学科视角，对mobility追根溯源，结合已有文献和现实语境，阐释为何mobility译为“移动性”更为贴切，在概念比较中追问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脉络。
因此，本文旨在对移动性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产生和发展的前因后果进行渐次梳理评述，通过辨析与之相近的其他概念，廓清移动性的内涵，希冀这一范式能为更多的后续旅游研究提供更新的思路。
1 社会学：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和移动性（mobility）之分野
千禧之年，同为当代英国社会学扛鼎之人的Zygmunt Bauman和John Urry分别出版了《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13]和《社会之上的社会学：21世纪的移动性》（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前者（liquid modernity）是社会学领域占据比较中心位置的话题，因为该书讨论的是“现代性”，“liquid”在这里仅作为形容词对modernity进行修饰，意在说明现代性的特点；后者在社会学中是一个相对边缘的话题，但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却发挥了更大作用：Urry等主张将mobility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paradigm）[3-4]，并于2006年创办了Mobilities期刊，在首刊的编者文 [3]中再次重申21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的“mobility转向”，提出Mobilities这本期刊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一议题突破各学科边界，让这一主题的研究走向中心。因此，Bauman和Urry的研究并无关联，两者几乎同时产生，各自独立发展；两人后来的论著较少引用对方论著，也源于两者谈论的乃是不同事物。而把mobility译作“流动性”，把它作为Bauman“流动性”基础上提出的“新的流动范式”[10]，把Bauman现代性的流动性等同于Urry的mobility[14]，可能有悖于mobility概念提出的初衷。为了与Bauman的现代性的“流动性”（liquid或liquidity）这一普遍被国内社会学界接受的译法相区分，将mobility译作“移动性”更具合理性。下文从流动性（liquidity）和移动性（mobility）各自提出的背景出发，厘清两者的来龙去脉，在概念的传承更迭中辨析差异。
1.1 Bauman的流动性
在区分liquid和mobility/mobile/movement/motion的问题上，可采取逆向思维的方式：后一组词语其实都描述了一种“运动”，那么反义词就是“静止”（static）或者“不动”（immobile），而前者liquid既有“液体”的意思，也有“流动的”意思，其反义词是solid（既可以表示“固体”也可以表示“坚固的”）。Bauman运用流体及其液态特性来说明现代性1的特征，是非常精准的：“流体，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也没有时间上的持久性”[17]。固体突出体现在它的空间意义上，而液体则体现在它的时间意义上，因为流体不能长久保持它的形状，易于改变自己的形状，所以对液体来说，时间维度比空间维度更重要[18]。“从某种意义上说，固体没有时间意义；相反，对液体来讲，具有价值的主要是时间维度”[17]。“流动的现代性”之“流动性”不仅指“资本的流动”，更是指资本流动带来的全球化后果：“社会”的流动和解体。Bauman基于流动的现代性关注的焦点之一是新自由主义环境下资本和人力的流动对社会造成的潜在威胁。如Bauman以“旅游者”或“流浪者”形容现代人生活在各自为政的空间里，但不与这个空间发生实质性联系，他们不关心公共政治，只关心私人生活，没有建立起公共责任。他藉此来比喻现代性社会中人类之间关联如同液体一般的不稳定性。因此，“流动”是Bauman对后工业时期现代性的一个判断、一种诊断，而并非对现代性的否定。 在Bauman把“流动的现代性”作为当今西方发达社会本质特征的一个诊断性结论[19]时，他也分析了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时空压缩。前现代是空间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权威通过人为地制造空间距离来实现，对他者的征服和控制是通过对空间的征服和控制达成的。而在流动性的状况下，时间和空间不再合二为一，而是时空分离，空间被时间所控制，权力以电子信号的速度进行运动（如通过视频会议可以同时向不同空间上的参会者扩散权力），以致于空间被挤压得可以忽略不计[18]。这一观点与大卫·哈维提出的“以时间消灭空间”殊途同归。
可见，在时空二维概念中，Bauman更关注的是时间意义。现代性的特点就是以时间（液体）去溶解空间（固形物），或者说，用时间去改造空间。与这种“流动性”类似的表述，是Marshall Berman的名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中的标题句，意指在现代性中，一切传统、宗教、终极价值等坚固的东西都不复存在了。
1.2 Urry的移动性
Mobility成为社会学的话题同样源自后工业时代的全球化和时空体验改变这两大背景，但Urry移动性关注的内容和Bauman的流动性全然不同。
首先，Urry一直是在跨国环境问题这个框架下关注移动性命题的，这和Bauman从现代性这一社会形态下来关注流动性的视角不同。以跨国环境问题为核心议题，社会学家们发现源于19世纪工业社会的静止的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学[1]无法解决“烟雾即民主”[20]的问题。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使得人们认识到必须打破原有的阶级民族边界、地理边界乃至学科界限。Urry在“旅游凝视3.0”[21]一书最末的“风险和未来”中强烈批评迪拜这样高耗能、非环保的旅游吸引物的存在，斥之为旅游业的“风险”；offshoring一书[22]更是致力于揭示全球化阴暗面之“高碳社会”，他曾参与的中国城市移动性项目也和低碳创新有关[23]。
其次，Urry重点关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劳工或者不平等的移动结构，这是Bauman的流动性较少提到的话题，却恰恰是Urry对“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结构特点的一个再发现，也是移动性能成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原因。Urry对19世纪英国铁路的分析[1]，不是对后工业时代社会的分析，而是重新发现过去时代被忽视的问题：交通工具绝不仅是工具，它不仅重塑了我们时空体验，而且重塑了围绕着移动的权力关系。火车的出现使得长距离旅行的成本大大降低，无论贫富，都可以享受到自由移动和安全保障，推进了关于移动的民主化。在Urry的启发下，纷纷出现了对汽车、机场等移动工具和空间的分析，就是为了揭示移动中涉及的权力关系，以及如何去创造更平等、更人性化的移动环境。由于Urry从不同空间中人的移动权力来审视社会结构，未来可能会产生“移动社会学”这样的分支，但是几乎不可能产生“流动的现代性的社会学”这样的分支。相较于Bauman的流动性在社会学中的研究热度，笔者认为Urry的移动性在社会学研究中被严重低估。
再次，Urry把“移动”作为社会网络中起到连结作用[13，24]和重构社会生活及文化身份的决定性要素[1]，搭建了人和非人（non-human）因素之间的动态和互动，而Bauman的“流动”则强调人变成“没有联系的人”，社会成为“原子化的社会”[17]，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警醒和批判。以往社会学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下忽略了人和非人因素之间的动态和互动，过分强调了人而忽略了“物质”（material）的存在，而媒体技术带来的互联网社会和时空体验的改变（或称“时空压缩”[15，24]），使得社会的移动加速，并趋向网络化、扁平化。如果采取网状（而不是阶层状）、动态的观点去观察社会，就会发现事件的不可预测性或者意外结果。Urry的mobility观念即强调了世界的杂糅性和多元性，因为移动不仅是人的，而且是物的（非人的），不仅是实体的，而且是虚拟的，是移动使他/它们联结，构成社会网络。
因此，在移动性研究中，飞机[25]和汽车[26-27]作为连结媒介，常常成为探索新的动态网络如何建构的研究主题。Urry在分析汽车移动性为何代表了一种自由源泉时指出，道路的自由使用权赋予驾驶者以任何速度、在任何时间去往任何方向的弹性，在西方社会通过复杂道路系统建构的网络联结上，可以抵达这一网络中的所有居民住所、工作地点和休闲去处[1]。而飞机同样和汽车、办公室、商务酒店等紧密相联成网络，帮助商务客们毫不费力地实现无缝对接的旅行。机场作为衔接移动的基础设施之锚（infrastructural moorings），是“动”中“不动”的节点，不仅承载了飞机的实体移动，而且体现了代码的虚拟移动，得到了大量研究关注 [13，28-29]。
最后，Urry的mobility和Bauman的liquid概念并无承接关系還可以从著作引用上窥见一斑。Urry关于mobility的著作[1，30]只在以下情形下提到了Bauman的流浪主义（nomadism）和液态性（fluidity）。其一，引用了Bauman关于“流浪者”（vagabond）和“旅游者”（tourist）的相关论述[31]，旨在解释不同词汇隐喻之义[32]的差别。其二，引用了Bauman关于“笨重、固化的第一现代性”和“轻巧、流动的（liquid）高级现代性”[13]来对比“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时代的差别。第一现代性中的管理犹如生产线上有人拿着皮鞭监督工人，这种监督是可见、直接的；但是高级现代性只需安装一个代表权力的摄像头，这种监督下的权力控制轻巧无形。正是在这种“流动的现代性”的背景下，人、财、物、信息等的移动速度才获得空前重要性。而Sheller和Urry [4]也肯定了Bauman流动现代性理论有助于使我们从现代世界的静止结构中抽离出来，去审视移动体系下由人、机器、资讯/影像所组成的社会实体。 1.3 小结
Bauman和Urry都是在全球化和网络时代背景下提出各自的理论，两者都批判静止固化的传统社会学理论，有一定关联性，但两者的理论视角迥异：Bauman一直站在高级现代性特征的角度去解释“流动性”；时空维度中，他更关注的是时间。Urry关注的是这种现代性背景下的有形和无形的“移动”；时空维度中，他更关注空间。后者推动了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Urry的移动性概念后来能更多地被移植到地理学和旅游学领域开枝散叶。“移动性”始终围绕着“移动如何可能及产生何种后果”展开，并不是Bauman“不再坚固，不再恒定不变”的“流动性”的题中之义；而“移动性”中对杂糅性（hybridity）、媒介景象（mediascapes）、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相关讨论，和“流动性”更是无甚关联。如此，Urry的“移动性”和Bauman的“流动性”泾渭大致可明。
2 地理学：移动（movement）和移动性（mobility）之同源
2.1 地理学的“移动性”研究传承
当Shell等[4]提出将移动性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时，也包括了地理学。地理学有基于移动性的教科书[33]和专著[34-35]，地理学者是Mobilities这本学术期刊贡献最突出的作者和编者群体，移动性也一直是地理学会议讨论的主题[36]。代表美国地理学最高研究水平的旗舰期刊《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会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2016年的开年特辑就是以mobility为主题的专刊，刊登了从2013年AAG大会征集的230篇论文摘要中挑选的28篇论文，覆盖了有关移动性的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研究。这些都表明了移动性已经和空间、地点、网络、尺度等一起，归入核心地理概念之中[37]。
其实，移动性长久以来就是人文地理学的关注焦点[11，36]：Crowe[38]曾在过程地理学（progressive geography）的论述中提到了与mobility相关的3个词：moving，movement和move，认为“对移动着的（moving）物体的研究可助我们在正确的路径上前进一步，因为相对于静止的分布，移动（movement）包含了3大要素——来源、目的地和移动（move）的有效意愿。”他把移动与静止（static）相对，呼吁革新静止的地理学，把重心调整到研究“移动着的人和物”上来，形成动态的、重在研究过程的地理学。此处movement和mobility同源，均缘起于对空间移动的研究，而剑桥英语词典上对mobility的解释也正是“可以自由或轻松移动的能力”（the ability to move freely or be easily moved），用move来阐释了mobility。所以将地理学中的mobility译为“移动性”，能有效传承学科概念，并维护原词词义的信达。
Crowe的呼吁当时并未引起重视，但却被后来关注空间而非地区（region）的理论地理学（theoretical geography）所回应。Bunge[39]支持Crowe提出的类似“移动人文地理学”（mobile human geography）的观点，认为移动及其方式应成为新的理论地理学关切的中心，甚至可以跨越自然和人文的界限：如自然地理中，山脉和海岸线看似静止的，但其实也可以通过漫长地质年代的运动（movement）来解释；人的移动也可以按照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进行测量、寻找规律，因此无论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都可以融入数理地理学（mathematical geography），因此他倡导“走向一种宏观的移动理论”（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movement）。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的交通地理学更将移动性置于空间科学的中心舞台，“人和物从效用低的地方被输送到了效用高的地方”[40]，“理性移动的人”（rational-mobile-person）使交通成为了主要人类活动，并可以用地理学的方法从空间角度加以研究，以解决运输业和运输活动中的问题。交通创造了“地点的功用”（utilities of place）；一般情况下，净力最省（least net effort）原则是空间科学中移动性的重要原则。此时的交通地理学关注的是作为移动的物质基础设施的节点或网络，借以安排空间和地点；空间学者还热衷于计量地理学的建模。Nature杂志上Gon?alez等[41]以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寻求个体时空移动规律，将对物理移动的研究推向高峰。可以预见，未来对物理移动（movement）的研究将更有赖于空间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走向与“硬科学”的结合。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与其说移动性是地理科学的新范式，不如说是旧话重提[36]。除了空间地理和交通地理外，人和物的移动也是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焦点，包括移民地理学[42]、时空地理学[43-44]、女性地理学[45-46]、旅游地理学[47]、商品地理学[48-49]、历史地理学等。以前边缘化的移动性主题逐渐成为研究者的调查兴趣所在，如人在移动中的经历和体验——人们如何在行走、跑步、舞蹈、駕驶、飞行的过程中创造空间和空间故事[35]。
2.2 地理学的“移动性”研究转向
虽然地理学界一直有mobility这一概念，但把mobility的含义提升到更多元化内涵的“转向”层面，则是在Urry的千禧年专著[1]出版之后。主编Kwan等[37]通过对《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会刊》1911—2010年期间的论文分析发现，20世纪最后40年的mobility术语绝大多数用来指个体及其家庭之间的居住式移动（residential movements）。但他们并不认为地理学研究的移动性范式是单向线形的从简入繁发展的，世界一直是持续“移动”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只是移动的强度和地理尺度大大增强了。同时，Kwan在同国内学者合作的中文论文中也把mobility译作“移动性”[50]。最近10年的移动性研究更走向深刻和多元，移动性成为多种移动的微妙交织：物理移动、物理移动所建构共享的社会意义、物理移动所带来的体验和具身实践[34，51]，奠定了新世纪转向后移动性研究的3层基本含义。 以移动研究最集中的交通领域为例，Cresswell[51]在批判此前的交通地理学研究时曾指出，移动范式下的交通地理学应当审视“移动发生的频率、地点、速度、移动者和移动者移动过程中的身份转换”，但传统的交通地理学者几乎不会告诉我们“移动的象征性和意义，无论是在个体或者社会的层面上”，也没有阐释移动性是如何被“具身和实践的”（embodied and practised）。也就是说，在移动性的三大支柱中，传统交通地理只关注物理移动，而未能阐释后两层含义，而移动的主体意义和具身体验是交通研究和移动性研究的差别之所在。
由于时空压缩的加剧及其对个人时空路径的影响[2]，时间被作为重要的因素加入移动性研究中来。时间决定着物品、信息和人的移动速度，对社会地位和社会结构发挥重要作用，是移动性的关键维度[12]。移民作为时间和空间跨度最大的人类移动被地理学广泛研究，但转向后的地理学更关注物理位移后，移民非归家和再安置（regrounding）的主观性，其中最有价值的研究应当是移民在穿越地缘政治边界后怎样重构归属感和基于地方的身份感[11，52]。而无论是地点之间的实体还是虚拟移动，都涉及基于地方和全球力量对比的“权力几何学”。正如Gogia[53]比较了加拿大背包客和墨西哥季节工在两国之间的流动后指出，南北（贫富）差距造成的自由/非自由移动使得殖民界限重生。全球化和去边界化（deterritorialisation）看似赋予了移动性更多的自由，而实质受制于地位和权力的博弈——移动性再次被纳入地缘政治的背景下去考量。
2.3 小结
转向后的移动性（mobility）研究相比之前单纯的移动（movement）研究，明显受到Urry社会学中 “移动性”概念的学科溢出影响，承载着更多的社会意义，同时也赋予了地理学中移动性研究以更多的内容：空间中从属于实体的附加移动（如意义、感知、体验等）和虚拟移动（如电子产品等媒介），也被纳入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框架，社会地理、旅游地理、文化地理、交通地理、行为地理乃至政治地理，在移动性范式下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出现了所谓“杂交地理学”（hybrid geographies）[54]和“移动地理学”（geographies of mobility）[36-37，55]。移动性作为超越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后学科1研究路径被地理学者出[2，55]。
3 旅游移动性：地理学和社会学移动性（mobility）之结合
3.1 旅游移动性研究的发轫
旅游移动性研究肇始于Urry[1]，他在《社会之上的社会学》中第三章以“旅行”（travellings）为名，从身体移动（旅游者借助步行、汽车、火车和飞机等旅行方式的实体移动）、物品移动（旅行中的商品等移动）、想象性旅行（借助电视机和收音机节目的假想旅行）和虚拟旅行（在数字化信息和电子技术模拟出的虚拟空间、给予多感官以仿真效果的旅行）4个方面，阐述了移动的社会空间实践，指出旅行的移动性是社会不平等的空间化反映，体现了权力/知识的新配置格局。一方面，实体旅行（即身体移动）创造了新的自由、权力和社会化空间：火车旅行把许多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扔到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使得身份卑微或显赫的人都享受到了共和主义下的自由和君主政治下的安全；而汽车旅行重新配置了西方的市民社会，使得居住、通勤、社交生活都围绕着汽车化的时间-空间来组织。另一方面，虚拟旅行制造了新的空间不平等性：那些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的组织，权力得到强化，而那些被技术排除在外的人群，权力被削弱。
Urry倡导对地方和物品的感知应构成移动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以地方感知为例，在欧洲的历史舞台上，源于1851年第一届伦敦世博会的大型展会等特殊事件引发的旅行者身体移动和想象性移动，使得国民身份因“地方”而日益得以建构。以物品移动为例，大规模到西方进行购物旅游发展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某些物品被感知为“西方”富庶的象征物；而它们之所以能被建构成重要的文化标杆，是由于各国官方政策所建立起来的消费屏障。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和国家政治权力在空间上的博弈，将为了找寻有形物品而从不同文化移动而来的多样化人流（flows）汇聚起来，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核心特征[1]。
3.2 旅游移动性研究的发展
身体移动、物品移动、想象性移动和虚拟移动，加之Urry后来提出的通讯式移动（通过信件、电话和电脑网络媒体等通讯技术而实现的信息移动交换）[30]，构成五大核心移动性。后来学者对旅游移动性的研究基本沿袭了Urry提出的理论框架，围绕旅游五大核心移动性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主要的推进体现在以下几大领域：
第一，强调旅游移动性和地缘政治的关系。在全球化程度加深和日益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下，对风险和安全的关切成为调节旅行权利（right to travel）的因素。新地缘政治格局中，恐怖主义全球化，各国军事干预加深，针对旅游者的恐怖袭击增多，这些局势夹杂着全球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扩张（即劳动力、资源和货币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重塑着旅游移动性及其所依赖的环境。移动的自由和国际安全发生碰撞，移动的自由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发生碰撞，移动自由权和旅行权发生碰撞，强化了消费主义（物品移动）倾向，加剧了旅游移动的不平等，使得旅游移动性和移民、跨国主义、不公平性乃至气候变化等问题交织在了一起，且更坚固地建立在国家权力和安全基础之上[57-59]。当前叙利亚内战所导致的全球难民潮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世界各地发动的恐怖袭击，正在重构全球旅游移动性：大量伊斯兰国家被西方国家及其旅游者视为畏途。气候或环境的变化（如中国的雾霾）及这种资源在全球配置的不公平性也是导致旅游移动的原因之一。Hannam等 [59]曾以中国奶粉诚信危机导致国人大量涌入国外采购奶粉为例，说明在空间移动便捷的条件下，由消费至上理念和物品分布不均衡而引起的旅游移动性，进而还会引发各国政策改变（即奶粉限购）。各国似乎意图通过阻止世界的移动而获得安全[60]，移动性成为权力和权利的象征，甚至就是国籍身份证 [1]。Cohen等 [61]以移动性研究路径对日本、新加坡在内的新兴地区非西方旅游者之间的差异及其与西方旅游者之间的异同进行了比较，批判了欧洲中心主義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他者化的传统话语。 第二，更辩证地看待包括汽车在内的交通工具所提供的移动性引致的自由和权力。从旅游体验需求的角度来说，交通工具不仅是达到旅行目的地的手段，也是借助视觉、听觉、嗅觉等多“感官域”（sensescape）实现深度体验和本体感受的方式[4]。汽车为旅游者创造了这样一种掌控和自由的感受，汽车旅行者可以根据时空和体验需求自行定制路线和停留的时间地点[62]，因为私人汽车比公共交通更可靠方便高效[63]，而且可达许多公交无法抵达之所[64]。汽车移动性由此制造了旅游者的“探险文化梦”[65]，缔造出一种探险感[26，63，66]。汽车营造驾驶者和乘客的私密空间，一方面通过科技手段（如车内空调和音响）让汽车旅游者调整感官域，形成和车外截然相反的微世界[67]，另一方面可使他们免受外界的凝视和打扰[62，68-69]。当然汽车移动也会制造包括愤怒、失望、恐惧等在内的旅游负面体验[27]，因为道路是个战场[64]，对其使用权的争夺会使旅游者无法移动[67]；而取得驾驶证、保险等规定，遵守各地复杂的交通规章和潜规则，以及有限的道路可达性等，也使得汽车移动性受到制约[68，70]。私人汽车更可能阻碍了旅游者对环境的感受[71]，因为开车会使驾驶者无法分心赏景而沦入模糊意识的流水账式体 验[66]，而无法像搭载公共交通的旅游者一样，去体验东道主国的各种气味、颠簸和拥挤的种种活色生香的真实生活场景[68]。其实，旅游者使用交通工具的方式不同，本身就源于他们不同的移动动机，而不同的交通方式也建构了他们对地方的差异化感知和个人身份感。例如自行车旅行在中国的盛行，既源于后现代旅游者想要自由、轻便穿越地方的需求，也赋予了他们深入乡间小路看待不同地方场景的权力，更构建了他们独特的骑行身份感。
第三，重视虚拟移动和旅游的相互影响和再造。现代科技是连结包括汽车移动性在内的实体移动和实现旅游移动自由自治的桥梁，如汽车内的音响系统、温度体感控制和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大大提高了旅游移动的便捷性和舒适度，实现了个体化的旅游体验[59]。虚拟移动突破Urry最早界定的虚拟旅行范畴[1]，而将想象性旅行和虚拟旅行融为一体：虚拟电子技术媒介和实体移动之间的共生和交互关系成为旅游移动性研究和理论化的重要课题[3]。包括智能手机、移动应用、平板电脑在内的新移动技术和社交媒体扩展调整着传统旅游格局，重新配置了时空，“在家/离家”的体验不再二元对 立[72-74]：移动科技和传媒从日常生活向旅行生涯的溢出效应显著[75]，而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和社区也让旅行生涯和体验得以在日常生活中继续[76]，并使得旅游者的身份得以建构[8]。“离家”的旅行没有隔断旅游者同“在家”社会网络的实时联系，却藉由智能手机和网络连线实现了在家（虚拟空间）-离家（实体空间）的同时间共存。但科技也铸造了新的“电子分界”（digital divide）屏障，旅游的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互相渗透，形成混合空间，旅游体验随着虚拟移动方式发生变更，移动的权力再次分配[77]：能够通过界面对混合空间进行控制操作的旅游者拥有了新的权力和体验，而其他人（尤其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东道主）的权力愈加受限，加深了主客间不公平性的鸿沟。
3.3 小结
旅游研究通常被看作是社会科学的边缘领域，但移动性范式却将旅游和旅行置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核心，旅游作为经济和政治发展广阔进程中的一部分，将日常生活、世俗旅行和当代旅游研究的主流研究所描述的“异地邂逅”联系起来。移动性范式反对将人与地方二元分立的本体论，认为地方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涉及一个复杂的网络[59]，这个网络包括：人（主客）、建筑、物品和机器（私人小汽车、其他公交工具、科技所依赖的软硬件等），这些要素偶然聚集起来产生特定的行为。而这种角度诠释人地关系的视角把社会学和地理学连结起来：旅游者通过实体移动、物品移动和虚拟移动，构筑了和异地的多元化关系及网络，引致空间和资源的冲突。权力、自由和公平是隐含在旅游移动性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由现代科技联接的实体/虚拟移动变革了旅游者离家/在家的体验及传统时空关系，由此也将日益打破旅游/工作、真实/虚幻、神圣/世俗、在场/缺场、主人/客人等与旅游相关的二元对立关系[78]。
4 移动性和流动性：翻译语用观下的再辨析
翻譯的语用观强调翻译是“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等三类交际主体之间的互动”[79]。上文侧重从mobility“原文作者”的含义去把握该术语，“译者”在解读了各相关专业学科语境[80]的角度下，将mobility译为“移动性”。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术语翻译还应顺应本土语境[80]。翻译活动就是在目的语中寻找与源语信息尽可能接近自然对等话语的言语交际活动[81]。在中文这一目的语中，“移动传媒”“移动生活”等基于新媒体技术的用语已被读者广泛接受，而“中国移动”的对应英译也为“China Mobile”，因此“移动性”一词就是mobility在本土语境中的准确译语。而与“流动性”相对应的中文词汇包含“流民”“盲流”等日常用语和“流动人口”（flowing/floating population）等专业术语，都是一种负面或中性偏负面的称呼[82]，因为“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以及一系列与户口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对流动人口采取了“限制与排斥”[83]，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多倾向于管理和控制，把他们视为城市潜在的威胁，因而把mobility译为“流动性”有忽视中国现实语境之嫌。
5 结论
本文从社会学、地理学、旅游学和翻译语用学的角度，论证了mobility翻译为“移动性”的合理性：无论从mobility在各学科的缘起、内涵和本土语境来看，译为“移动性”都更为准确。移动性研究在这些学科的沿革及其交互发展，深刻反映着学科知识的溢出和渗透，也体现了移动性范式作为宏大叙事理论的强大解释力。移动性研究以新方式将社会理论和空间理论联结起来[52]，并搭建了一个转型的节点，是链接不同层次研究之间的桥梁：移动性的上层是对国家和政治经济的宏观分析，中层链接对社会科技和新媒体的研究，下层直达对微观互动层次的研究，如采用后殖民主义和批判性理论研究主客关系（以往常常通过凝视理论进行研究），以具身性的现象学视角研究旅游体验（以往常常通过真实性理论进行研究），从解释学出发理解社交媒体文本对旅游移动意义的揭示等。因此，移动性概念的提出是最近十几年来“最具包容性”[52]的理论进展，移动性范式将融入“后学科”领域，成为许多学科的理论研究基础。从旅游研究的角度来看，它既可以囊括对旅游主体、客体和媒体及其所构成的复杂网络的研究，也可以打破一贯以西方为中心的旅游研究视角，从全球化的背景下去关照旅游中的各种现象，是继真实性理论和凝视理论之后的理论创新，是旅游研究的新范式。 本文写作将至尾声时，惊闻Urry教授离世， 在修改过程中， Bauman教授故世， 心中无比感伤， 谨以此文追忆缅怀Urry和Bauman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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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移动性；流动性；社会学；地理学；旅游学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10-0104-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10.015
引言
Mobility是由John Urry在世纪之交提出的社会学新理论[1]，他认为在边界日益淡化的当今世界，社会作为传统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应是对物质的（physical）、想象的（imaginative）和虚拟的（virtual）、移动（movements）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将mobility视为旅游研究的跨学科范式或理论路径 [2-5]。但国内对于mobility的研究非常有限，仅有少数学者从流动性（即下文所译的“移动性”）视角对与旅游相关的一些现象进行过论述[6-10]。学界对mobility理论尚未有过概念的解析和系统的梳理，因此很难以此理论为分析框架进行更深入的经验研究1（empirical study）。杨茜好等 [11]曾对西方人文地理学中的mobility研究进展进行过阐释，但他们关注的是移动空间和该过程本身产生的意义，和最初旅游社会学中mobility研究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孙九霞等[12]在2016年开展了一场针对流动性话题的跨学科对话，是国内学界第一次把对流动现象的关注上升为对流动性理论本身解读的积极探索。以上中文文献均把mobility译为“流动性”，笔者将从社会学、地理学、旅游学三种最多提到mobility范式的学科视角，对mobility追根溯源，结合已有文献和现实语境，阐释为何mobility译为“移动性”更为贴切，在概念比较中追问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脉络。
因此，本文旨在对移动性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产生和发展的前因后果进行渐次梳理评述，通过辨析与之相近的其他概念，廓清移动性的内涵，希冀这一范式能为更多的后续旅游研究提供更新的思路。
1 社会学：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和移动性（mobility）之分野
千禧之年，同为当代英国社会学扛鼎之人的Zygmunt Bauman和John Urry分别出版了《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13]和《社会之上的社会学：21世纪的移动性》（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前者（liquid modernity）是社会学领域占据比较中心位置的话题，因为该书讨论的是“现代性”，“liquid”在这里仅作为形容词对modernity进行修饰，意在说明现代性的特点；后者在社会学中是一个相对边缘的话题，但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却发挥了更大作用：Urry等主张将mobility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paradigm）[3-4]，并于2006年创办了Mobilities期刊，在首刊的编者文 [3]中再次重申21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的“mobility转向”，提出Mobilities这本期刊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一议题突破各学科边界，让这一主题的研究走向中心。因此，Bauman和Urry的研究并无关联，两者几乎同时产生，各自独立发展；两人后来的论著较少引用对方论著，也源于两者谈论的乃是不同事物。而把mobility译作“流动性”，把它作为Bauman“流动性”基础上提出的“新的流动范式”[10]，把Bauman现代性的流动性等同于Urry的mobility[14]，可能有悖于mobility概念提出的初衷。为了与Bauman的现代性的“流动性”（liquid或liquidity）这一普遍被国内社会学界接受的译法相区分，将mobility译作“移动性”更具合理性。下文从流动性（liquidity）和移动性（mobility）各自提出的背景出发，厘清两者的来龙去脉，在概念的传承更迭中辨析差异。
1.1 Bauman的流动性
在区分liquid和mobility/mobile/movement/motion的问题上，可采取逆向思维的方式：后一组词语其实都描述了一种“运动”，那么反义词就是“静止”（static）或者“不动”（immobile），而前者liquid既有“液体”的意思，也有“流动的”意思，其反义词是solid（既可以表示“固体”也可以表示“坚固的”）。Bauman运用流体及其液态特性来说明现代性1的特征，是非常精准的：“流体，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也没有时间上的持久性”[17]。固体突出体现在它的空间意义上，而液体则体现在它的时间意义上，因为流体不能长久保持它的形状，易于改变自己的形状，所以对液体来说，时间维度比空间维度更重要[18]。“从某种意义上说，固体没有时间意义；相反，对液体来讲，具有价值的主要是时间维度”[17]。“流动的现代性”之“流动性”不仅指“资本的流动”，更是指资本流动带来的全球化后果：“社会”的流动和解体。Bauman基于流动的现代性关注的焦点之一是新自由主义环境下资本和人力的流动对社会造成的潜在威胁。如Bauman以“旅游者”或“流浪者”形容现代人生活在各自为政的空间里，但不与这个空间发生实质性联系，他们不关心公共政治，只关心私人生活，没有建立起公共责任。他藉此来比喻现代性社会中人类之间关联如同液体一般的不稳定性。因此，“流动”是Bauman对后工业时期现代性的一个判断、一种诊断，而并非对现代性的否定。 在Bauman把“流动的现代性”作为当今西方发达社会本质特征的一个诊断性结论[19]时，他也分析了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时空压缩。前现代是空间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权威通过人为地制造空间距离来实现，对他者的征服和控制是通过对空间的征服和控制达成的。而在流动性的状况下，时间和空间不再合二为一，而是时空分离，空间被时间所控制，权力以电子信号的速度进行运动（如通过视频会议可以同时向不同空间上的参会者扩散权力），以致于空间被挤压得可以忽略不计[18]。这一观点与大卫·哈维提出的“以时间消灭空间”殊途同归。
可见，在时空二维概念中，Bauman更关注的是时间意义。现代性的特点就是以时间（液体）去溶解空间（固形物），或者说，用时间去改造空间。与这种“流动性”类似的表述，是Marshall Berman的名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中的标题句，意指在现代性中，一切传统、宗教、终极价值等坚固的东西都不复存在了。
1.2 Urry的移动性
Mobility成为社会学的话题同样源自后工业时代的全球化和时空体验改变这两大背景，但Urry移动性关注的内容和Bauman的流动性全然不同。
首先，Urry一直是在跨国环境问题这个框架下关注移动性命题的，这和Bauman从现代性这一社会形态下来关注流动性的视角不同。以跨国环境问题为核心议题，社会学家们发现源于19世纪工业社会的静止的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学[1]无法解决“烟雾即民主”[20]的问题。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使得人们认识到必须打破原有的阶级民族边界、地理边界乃至学科界限。Urry在“旅游凝视3.0”[21]一书最末的“风险和未来”中强烈批评迪拜这样高耗能、非环保的旅游吸引物的存在，斥之为旅游业的“风险”；offshoring一书[22]更是致力于揭示全球化阴暗面之“高碳社会”，他曾参与的中国城市移动性项目也和低碳创新有关[23]。
其次，Urry重点关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劳工或者不平等的移动结构，这是Bauman的流动性较少提到的话题，却恰恰是Urry对“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结构特点的一个再发现，也是移动性能成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原因。Urry对19世纪英国铁路的分析[1]，不是对后工业时代社会的分析，而是重新发现过去时代被忽视的问题：交通工具绝不仅是工具，它不仅重塑了我们时空体验，而且重塑了围绕着移动的权力关系。火车的出现使得长距离旅行的成本大大降低，无论贫富，都可以享受到自由移动和安全保障，推进了关于移动的民主化。在Urry的启发下，纷纷出现了对汽车、机场等移动工具和空间的分析，就是为了揭示移动中涉及的权力关系，以及如何去创造更平等、更人性化的移动环境。由于Urry从不同空间中人的移动权力来审视社会结构，未来可能会产生“移动社会学”这样的分支，但是几乎不可能产生“流动的现代性的社会学”这样的分支。相较于Bauman的流动性在社会学中的研究热度，笔者认为Urry的移动性在社会学研究中被严重低估。
再次，Urry把“移动”作为社会网络中起到连结作用[13，24]和重构社会生活及文化身份的决定性要素[1]，搭建了人和非人（non-human）因素之间的动态和互动，而Bauman的“流动”则强调人变成“没有联系的人”，社会成为“原子化的社会”[17]，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警醒和批判。以往社会学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下忽略了人和非人因素之间的动态和互动，过分强调了人而忽略了“物质”（material）的存在，而媒体技术带来的互联网社会和时空体验的改变（或称“时空压缩”[15，24]），使得社会的移动加速，并趋向网络化、扁平化。如果采取网状（而不是阶层状）、动态的观点去观察社会，就会发现事件的不可预测性或者意外结果。Urry的mobility观念即强调了世界的杂糅性和多元性，因为移动不仅是人的，而且是物的（非人的），不仅是实体的，而且是虚拟的，是移动使他/它们联结，构成社会网络。
因此，在移动性研究中，飞机[25]和汽车[26-27]作为连结媒介，常常成为探索新的动态网络如何建构的研究主题。Urry在分析汽车移动性为何代表了一种自由源泉时指出，道路的自由使用权赋予驾驶者以任何速度、在任何时间去往任何方向的弹性，在西方社会通过复杂道路系统建构的网络联结上，可以抵达这一网络中的所有居民住所、工作地点和休闲去处[1]。而飞机同样和汽车、办公室、商务酒店等紧密相联成网络，帮助商务客们毫不费力地实现无缝对接的旅行。机场作为衔接移动的基础设施之锚（infrastructural moorings），是“动”中“不动”的节点，不仅承载了飞机的实体移动，而且体现了代码的虚拟移动，得到了大量研究关注 [13，28-29]。
最后，Urry的mobility和Bauman的liquid概念并无承接关系還可以从著作引用上窥见一斑。Urry关于mobility的著作[1，30]只在以下情形下提到了Bauman的流浪主义（nomadism）和液态性（fluidity）。其一，引用了Bauman关于“流浪者”（vagabond）和“旅游者”（tourist）的相关论述[31]，旨在解释不同词汇隐喻之义[32]的差别。其二，引用了Bauman关于“笨重、固化的第一现代性”和“轻巧、流动的（liquid）高级现代性”[13]来对比“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时代的差别。第一现代性中的管理犹如生产线上有人拿着皮鞭监督工人，这种监督是可见、直接的；但是高级现代性只需安装一个代表权力的摄像头，这种监督下的权力控制轻巧无形。正是在这种“流动的现代性”的背景下，人、财、物、信息等的移动速度才获得空前重要性。而Sheller和Urry [4]也肯定了Bauman流动现代性理论有助于使我们从现代世界的静止结构中抽离出来，去审视移动体系下由人、机器、资讯/影像所组成的社会实体。 1.3 小结
Bauman和Urry都是在全球化和网络时代背景下提出各自的理论，两者都批判静止固化的传统社会学理论，有一定关联性，但两者的理论视角迥异：Bauman一直站在高级现代性特征的角度去解释“流动性”；时空维度中，他更关注的是时间。Urry关注的是这种现代性背景下的有形和无形的“移动”；时空维度中，他更关注空间。后者推动了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Urry的移动性概念后来能更多地被移植到地理学和旅游学领域开枝散叶。“移动性”始终围绕着“移动如何可能及产生何种后果”展开，并不是Bauman“不再坚固，不再恒定不变”的“流动性”的题中之义；而“移动性”中对杂糅性（hybridity）、媒介景象（mediascapes）、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相关讨论，和“流动性”更是无甚关联。如此，Urry的“移动性”和Bauman的“流动性”泾渭大致可明。
2 地理学：移动（movement）和移动性（mobility）之同源
2.1 地理学的“移动性”研究传承
当Shell等[4]提出将移动性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时，也包括了地理学。地理学有基于移动性的教科书[33]和专著[34-35]，地理学者是Mobilities这本学术期刊贡献最突出的作者和编者群体，移动性也一直是地理学会议讨论的主题[36]。代表美国地理学最高研究水平的旗舰期刊《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会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2016年的开年特辑就是以mobility为主题的专刊，刊登了从2013年AAG大会征集的230篇论文摘要中挑选的28篇论文，覆盖了有关移动性的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研究。这些都表明了移动性已经和空间、地点、网络、尺度等一起，归入核心地理概念之中[37]。
其实，移动性长久以来就是人文地理学的关注焦点[11，36]：Crowe[38]曾在过程地理学（progressive geography）的论述中提到了与mobility相关的3个词：moving，movement和move，认为“对移动着的（moving）物体的研究可助我们在正确的路径上前进一步，因为相对于静止的分布，移动（movement）包含了3大要素——来源、目的地和移动（move）的有效意愿。”他把移动与静止（static）相对，呼吁革新静止的地理学，把重心调整到研究“移动着的人和物”上来，形成动态的、重在研究过程的地理学。此处movement和mobility同源，均缘起于对空间移动的研究，而剑桥英语词典上对mobility的解释也正是“可以自由或轻松移动的能力”（the ability to move freely or be easily moved），用move来阐释了mobility。所以将地理学中的mobility译为“移动性”，能有效传承学科概念，并维护原词词义的信达。
Crowe的呼吁当时并未引起重视，但却被后来关注空间而非地区（region）的理论地理学（theoretical geography）所回应。Bunge[39]支持Crowe提出的类似“移动人文地理学”（mobile human geography）的观点，认为移动及其方式应成为新的理论地理学关切的中心，甚至可以跨越自然和人文的界限：如自然地理中，山脉和海岸线看似静止的，但其实也可以通过漫长地质年代的运动（movement）来解释；人的移动也可以按照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进行测量、寻找规律，因此无论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都可以融入数理地理学（mathematical geography），因此他倡导“走向一种宏观的移动理论”（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movement）。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的交通地理学更将移动性置于空间科学的中心舞台，“人和物从效用低的地方被输送到了效用高的地方”[40]，“理性移动的人”（rational-mobile-person）使交通成为了主要人类活动，并可以用地理学的方法从空间角度加以研究，以解决运输业和运输活动中的问题。交通创造了“地点的功用”（utilities of place）；一般情况下，净力最省（least net effort）原则是空间科学中移动性的重要原则。此时的交通地理学关注的是作为移动的物质基础设施的节点或网络，借以安排空间和地点；空间学者还热衷于计量地理学的建模。Nature杂志上Gon?alez等[41]以大数据和信息技术寻求个体时空移动规律，将对物理移动的研究推向高峰。可以预见，未来对物理移动（movement）的研究将更有赖于空间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走向与“硬科学”的结合。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与其说移动性是地理科学的新范式，不如说是旧话重提[36]。除了空间地理和交通地理外，人和物的移动也是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焦点，包括移民地理学[42]、时空地理学[43-44]、女性地理学[45-46]、旅游地理学[47]、商品地理学[48-49]、历史地理学等。以前边缘化的移动性主题逐渐成为研究者的调查兴趣所在，如人在移动中的经历和体验——人们如何在行走、跑步、舞蹈、駕驶、飞行的过程中创造空间和空间故事[35]。
2.2 地理学的“移动性”研究转向
虽然地理学界一直有mobility这一概念，但把mobility的含义提升到更多元化内涵的“转向”层面，则是在Urry的千禧年专著[1]出版之后。主编Kwan等[37]通过对《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会刊》1911—2010年期间的论文分析发现，20世纪最后40年的mobility术语绝大多数用来指个体及其家庭之间的居住式移动（residential movements）。但他们并不认为地理学研究的移动性范式是单向线形的从简入繁发展的，世界一直是持续“移动”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只是移动的强度和地理尺度大大增强了。同时，Kwan在同国内学者合作的中文论文中也把mobility译作“移动性”[50]。最近10年的移动性研究更走向深刻和多元，移动性成为多种移动的微妙交织：物理移动、物理移动所建构共享的社会意义、物理移动所带来的体验和具身实践[34，51]，奠定了新世纪转向后移动性研究的3层基本含义。 以移动研究最集中的交通领域为例，Cresswell[51]在批判此前的交通地理学研究时曾指出，移动范式下的交通地理学应当审视“移动发生的频率、地点、速度、移动者和移动者移动过程中的身份转换”，但传统的交通地理学者几乎不会告诉我们“移动的象征性和意义，无论是在个体或者社会的层面上”，也没有阐释移动性是如何被“具身和实践的”（embodied and practised）。也就是说，在移动性的三大支柱中，传统交通地理只关注物理移动，而未能阐释后两层含义，而移动的主体意义和具身体验是交通研究和移动性研究的差别之所在。
由于时空压缩的加剧及其对个人时空路径的影响[2]，时间被作为重要的因素加入移动性研究中来。时间决定着物品、信息和人的移动速度，对社会地位和社会结构发挥重要作用，是移动性的关键维度[12]。移民作为时间和空间跨度最大的人类移动被地理学广泛研究，但转向后的地理学更关注物理位移后，移民非归家和再安置（regrounding）的主观性，其中最有价值的研究应当是移民在穿越地缘政治边界后怎样重构归属感和基于地方的身份感[11，52]。而无论是地点之间的实体还是虚拟移动，都涉及基于地方和全球力量对比的“权力几何学”。正如Gogia[53]比较了加拿大背包客和墨西哥季节工在两国之间的流动后指出，南北（贫富）差距造成的自由/非自由移动使得殖民界限重生。全球化和去边界化（deterritorialisation）看似赋予了移动性更多的自由，而实质受制于地位和权力的博弈——移动性再次被纳入地缘政治的背景下去考量。
2.3 小结
转向后的移动性（mobility）研究相比之前单纯的移动（movement）研究，明显受到Urry社会学中 “移动性”概念的学科溢出影响，承载着更多的社会意义，同时也赋予了地理学中移动性研究以更多的内容：空间中从属于实体的附加移动（如意义、感知、体验等）和虚拟移动（如电子产品等媒介），也被纳入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框架，社会地理、旅游地理、文化地理、交通地理、行为地理乃至政治地理，在移动性范式下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出现了所谓“杂交地理学”（hybrid geographies）[54]和“移动地理学”（geographies of mobility）[36-37，55]。移动性作为超越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后学科1研究路径被地理学者出[2，55]。
3 旅游移动性：地理学和社会学移动性（mobility）之结合
3.1 旅游移动性研究的发轫
旅游移动性研究肇始于Urry[1]，他在《社会之上的社会学》中第三章以“旅行”（travellings）为名，从身体移动（旅游者借助步行、汽车、火车和飞机等旅行方式的实体移动）、物品移动（旅行中的商品等移动）、想象性旅行（借助电视机和收音机节目的假想旅行）和虚拟旅行（在数字化信息和电子技术模拟出的虚拟空间、给予多感官以仿真效果的旅行）4个方面，阐述了移动的社会空间实践，指出旅行的移动性是社会不平等的空间化反映，体现了权力/知识的新配置格局。一方面，实体旅行（即身体移动）创造了新的自由、权力和社会化空间：火车旅行把许多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扔到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使得身份卑微或显赫的人都享受到了共和主义下的自由和君主政治下的安全；而汽车旅行重新配置了西方的市民社会，使得居住、通勤、社交生活都围绕着汽车化的时间-空间来组织。另一方面，虚拟旅行制造了新的空间不平等性：那些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的组织，权力得到强化，而那些被技术排除在外的人群，权力被削弱。
Urry倡导对地方和物品的感知应构成移动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以地方感知为例，在欧洲的历史舞台上，源于1851年第一届伦敦世博会的大型展会等特殊事件引发的旅行者身体移动和想象性移动，使得国民身份因“地方”而日益得以建构。以物品移动为例，大规模到西方进行购物旅游发展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某些物品被感知为“西方”富庶的象征物；而它们之所以能被建构成重要的文化标杆，是由于各国官方政策所建立起来的消费屏障。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和国家政治权力在空间上的博弈，将为了找寻有形物品而从不同文化移动而来的多样化人流（flows）汇聚起来，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核心特征[1]。
3.2 旅游移动性研究的发展
身体移动、物品移动、想象性移动和虚拟移动，加之Urry后来提出的通讯式移动（通过信件、电话和电脑网络媒体等通讯技术而实现的信息移动交换）[30]，构成五大核心移动性。后来学者对旅游移动性的研究基本沿袭了Urry提出的理论框架，围绕旅游五大核心移动性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主要的推进体现在以下几大领域：
第一，强调旅游移动性和地缘政治的关系。在全球化程度加深和日益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下，对风险和安全的关切成为调节旅行权利（right to travel）的因素。新地缘政治格局中，恐怖主义全球化，各国军事干预加深，针对旅游者的恐怖袭击增多，这些局势夹杂着全球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扩张（即劳动力、资源和货币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重塑着旅游移动性及其所依赖的环境。移动的自由和国际安全发生碰撞，移动的自由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发生碰撞，移动自由权和旅行权发生碰撞，强化了消费主义（物品移动）倾向，加剧了旅游移动的不平等，使得旅游移动性和移民、跨国主义、不公平性乃至气候变化等问题交织在了一起，且更坚固地建立在国家权力和安全基础之上[57-59]。当前叙利亚内战所导致的全球难民潮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世界各地发动的恐怖袭击，正在重构全球旅游移动性：大量伊斯兰国家被西方国家及其旅游者视为畏途。气候或环境的变化（如中国的雾霾）及这种资源在全球配置的不公平性也是导致旅游移动的原因之一。Hannam等 [59]曾以中国奶粉诚信危机导致国人大量涌入国外采购奶粉为例，说明在空间移动便捷的条件下，由消费至上理念和物品分布不均衡而引起的旅游移动性，进而还会引发各国政策改变（即奶粉限购）。各国似乎意图通过阻止世界的移动而获得安全[60]，移动性成为权力和权利的象征，甚至就是国籍身份证 [1]。Cohen等 [61]以移动性研究路径对日本、新加坡在内的新兴地区非西方旅游者之间的差异及其与西方旅游者之间的异同进行了比较，批判了欧洲中心主義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他者化的传统话语。 第二，更辩证地看待包括汽车在内的交通工具所提供的移动性引致的自由和权力。从旅游体验需求的角度来说，交通工具不仅是达到旅行目的地的手段，也是借助视觉、听觉、嗅觉等多“感官域”（sensescape）实现深度体验和本体感受的方式[4]。汽车为旅游者创造了这样一种掌控和自由的感受，汽车旅行者可以根据时空和体验需求自行定制路线和停留的时间地点[62]，因为私人汽车比公共交通更可靠方便高效[63]，而且可达许多公交无法抵达之所[64]。汽车移动性由此制造了旅游者的“探险文化梦”[65]，缔造出一种探险感[26，63，66]。汽车营造驾驶者和乘客的私密空间，一方面通过科技手段（如车内空调和音响）让汽车旅游者调整感官域，形成和车外截然相反的微世界[67]，另一方面可使他们免受外界的凝视和打扰[62，68-69]。当然汽车移动也会制造包括愤怒、失望、恐惧等在内的旅游负面体验[27]，因为道路是个战场[64]，对其使用权的争夺会使旅游者无法移动[67]；而取得驾驶证、保险等规定，遵守各地复杂的交通规章和潜规则，以及有限的道路可达性等，也使得汽车移动性受到制约[68，70]。私人汽车更可能阻碍了旅游者对环境的感受[71]，因为开车会使驾驶者无法分心赏景而沦入模糊意识的流水账式体 验[66]，而无法像搭载公共交通的旅游者一样，去体验东道主国的各种气味、颠簸和拥挤的种种活色生香的真实生活场景[68]。其实，旅游者使用交通工具的方式不同，本身就源于他们不同的移动动机，而不同的交通方式也建构了他们对地方的差异化感知和个人身份感。例如自行车旅行在中国的盛行，既源于后现代旅游者想要自由、轻便穿越地方的需求，也赋予了他们深入乡间小路看待不同地方场景的权力，更构建了他们独特的骑行身份感。
第三，重视虚拟移动和旅游的相互影响和再造。现代科技是连结包括汽车移动性在内的实体移动和实现旅游移动自由自治的桥梁，如汽车内的音响系统、温度体感控制和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大大提高了旅游移动的便捷性和舒适度，实现了个体化的旅游体验[59]。虚拟移动突破Urry最早界定的虚拟旅行范畴[1]，而将想象性旅行和虚拟旅行融为一体：虚拟电子技术媒介和实体移动之间的共生和交互关系成为旅游移动性研究和理论化的重要课题[3]。包括智能手机、移动应用、平板电脑在内的新移动技术和社交媒体扩展调整着传统旅游格局，重新配置了时空，“在家/离家”的体验不再二元对 立[72-74]：移动科技和传媒从日常生活向旅行生涯的溢出效应显著[75]，而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和社区也让旅行生涯和体验得以在日常生活中继续[76]，并使得旅游者的身份得以建构[8]。“离家”的旅行没有隔断旅游者同“在家”社会网络的实时联系，却藉由智能手机和网络连线实现了在家（虚拟空间）-离家（实体空间）的同时间共存。但科技也铸造了新的“电子分界”（digital divide）屏障，旅游的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互相渗透，形成混合空间，旅游体验随着虚拟移动方式发生变更，移动的权力再次分配[77]：能够通过界面对混合空间进行控制操作的旅游者拥有了新的权力和体验，而其他人（尤其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东道主）的权力愈加受限，加深了主客间不公平性的鸿沟。
3.3 小结
旅游研究通常被看作是社会科学的边缘领域，但移动性范式却将旅游和旅行置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核心，旅游作为经济和政治发展广阔进程中的一部分，将日常生活、世俗旅行和当代旅游研究的主流研究所描述的“异地邂逅”联系起来。移动性范式反对将人与地方二元分立的本体论，认为地方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涉及一个复杂的网络[59]，这个网络包括：人（主客）、建筑、物品和机器（私人小汽车、其他公交工具、科技所依赖的软硬件等），这些要素偶然聚集起来产生特定的行为。而这种角度诠释人地关系的视角把社会学和地理学连结起来：旅游者通过实体移动、物品移动和虚拟移动，构筑了和异地的多元化关系及网络，引致空间和资源的冲突。权力、自由和公平是隐含在旅游移动性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由现代科技联接的实体/虚拟移动变革了旅游者离家/在家的体验及传统时空关系，由此也将日益打破旅游/工作、真实/虚幻、神圣/世俗、在场/缺场、主人/客人等与旅游相关的二元对立关系[78]。
4 移动性和流动性：翻译语用观下的再辨析
翻譯的语用观强调翻译是“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等三类交际主体之间的互动”[79]。上文侧重从mobility“原文作者”的含义去把握该术语，“译者”在解读了各相关专业学科语境[80]的角度下，将mobility译为“移动性”。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术语翻译还应顺应本土语境[80]。翻译活动就是在目的语中寻找与源语信息尽可能接近自然对等话语的言语交际活动[81]。在中文这一目的语中，“移动传媒”“移动生活”等基于新媒体技术的用语已被读者广泛接受，而“中国移动”的对应英译也为“China Mobile”，因此“移动性”一词就是mobility在本土语境中的准确译语。而与“流动性”相对应的中文词汇包含“流民”“盲流”等日常用语和“流动人口”（flowing/floating population）等专业术语，都是一种负面或中性偏负面的称呼[82]，因为“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以及一系列与户口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对流动人口采取了“限制与排斥”[83]，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多倾向于管理和控制，把他们视为城市潜在的威胁，因而把mobility译为“流动性”有忽视中国现实语境之嫌。
5 结论
本文从社会学、地理学、旅游学和翻译语用学的角度，论证了mobility翻译为“移动性”的合理性：无论从mobility在各学科的缘起、内涵和本土语境来看，译为“移动性”都更为准确。移动性研究在这些学科的沿革及其交互发展，深刻反映着学科知识的溢出和渗透，也体现了移动性范式作为宏大叙事理论的强大解释力。移动性研究以新方式将社会理论和空间理论联结起来[52]，并搭建了一个转型的节点，是链接不同层次研究之间的桥梁：移动性的上层是对国家和政治经济的宏观分析，中层链接对社会科技和新媒体的研究，下层直达对微观互动层次的研究，如采用后殖民主义和批判性理论研究主客关系（以往常常通过凝视理论进行研究），以具身性的现象学视角研究旅游体验（以往常常通过真实性理论进行研究），从解释学出发理解社交媒体文本对旅游移动意义的揭示等。因此，移动性概念的提出是最近十几年来“最具包容性”[52]的理论进展，移动性范式将融入“后学科”领域，成为许多学科的理论研究基础。从旅游研究的角度来看，它既可以囊括对旅游主体、客体和媒体及其所构成的复杂网络的研究，也可以打破一贯以西方为中心的旅游研究视角，从全球化的背景下去关照旅游中的各种现象，是继真实性理论和凝视理论之后的理论创新，是旅游研究的新范式。 本文写作将至尾声时，惊闻Urry教授离世， 在修改过程中， Bauman教授故世， 心中无比感伤， 谨以此文追忆缅怀Urry和Bauman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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