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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你是李祯先生吗？
嗯。
那先来一段自我介绍吧。
我叫李祯，在这行干了三年。我做过的项目很多，有悬疑片、喜剧片，还做了一部一直没有上映的院线电影……
那你为什么在以前的公司辞职了。
我们老板死了。
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
那你对我们公司薪资要求是多少。
税后五万。
恐怕我们给不了你那么多。
你们能给多少。
8000。
你们老板也死了吗。
好像是一场梦，又好像真实发生过。我确实有一场面试，但不记得是今天、昨天，还是明天。我的脑袋时常会闹点毛病，时常会出现幻觉，它们在我的眼里闪现，与现实的情景交汇，我已经分不清方向。可能是跟金浩文喝了很多酒的缘故吧。我们每天都喝，彻夜狂欢，其它已经无足轻重。
这是来到北京的第三个年头。曾经我是一名编剧，不需要坐班，专门为一家台湾的影视公司撰写剧本。我没什么名气，却赚了一点钱，工资加上编剧费大概十几万吧。那时正是影视业的黄金时期，只要不是太蠢，就能捞到不少钱。我觉得美好的生活就在眼前，不久的将来就会拥有自己的房子和漂亮女朋友。我可是个聪明的家伙。到了第二年，我所在的公司因为税务问题倒闭了。我成了一名自由编剧，虽然没有了底薪，但是我觉得照样可以活下去，照样可以拥有房子和女人。北京的影视公司多如牛毛，大不了多使使劲。可我高估了自己，没有人找我。我向几位朋友寻求帮助，他们比我稍有名气，手里的项目比北京道路上行驶的汽车都多。
你最近做项目了吗，我是这么说的，希望他们可以把蛋糕分我一份。
我也没活。
我改行做销售了。
我离开北京了，你能借我点钱吗。
对不起，我想去死。
……
听到他们的回答，我感觉遭受了一场风暴。我不再想办法，不再找活，不再应酬，在那间90平米的房子里开始度过冬天。我记得那一年天天雾霾，地表的建筑物消失了，街上的行人消失了，一切与这个星球上有关的动物植物微生物通通消失了。我没敢再看下去，躺在床上，强迫自己睡过去。转眼到了第三个年头，影视行业青黄不接，留下来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少。我不再抱有幻想，积蓄已经挥霍干净，我还欠了朋友几万块钱。有一天，我站在窗口，习惯性往下望，看到自己也加入了他们。慢慢地走进雾霾中，慢慢地消失不见。
不知道过了多久，朋友们不再借钱给我，即使我告诉他们我出了事故。我的信用卡也用光了额度，还有花呗、借呗，能搞到钱的一切手段，我基本上都试过了。金浩文说，有一项你还没有尝试，可以让你赚到不少钱。我问他是什么，其实，我心知肚明。金浩文说，你不敢。我逞能地说，老子死都不怕。他说，上班。我说，什么。他想要再次重复，我告诉他不要说了。我揉着耳朵，假装没有睡醒，从客厅朝着卧室走去。
金浩文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共同租下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他身材细长，消瘦，整日带着淡漠的倦容，正在用挖耳勺剔牙。他说，还有半个月就要交房租了，能睡得著吗。我扭过头，讥诮他，先把你那份凑好吧。他冲着我会心一笑，一口黄牙显露出来。他的牙齿参差不齐，向外不断地扩张着。这让我觉得他是吃石头长大的——牙齿磨损厉害，肯定是把石头当成口香糖。
在台湾那家影视公司的时候，我是在家里完成剧本的，无一例外。有时候，我会跟导演、制片人，还有老板开会，一同讨论影片的基调。他们大多数情况会把地点选在公司的会议室。那是一间用玻璃幕墙围成的小地方，里面放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占据了会议室总面积百分之八十。进入会议室要经过公司的办公区域，员工们做着ppt，写着策划案，神情专注，一句闲话都不讲。虽然他们在一个公司上班，但是，更像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我感到十分可怕，心里庆幸自己只是去开会的。
现在，我即将成为他们，在某家公司狭小的工位上，像个哑巴似的，一言不发地呆上八个小时。想想就十分头疼。可是没有办法。我们的房子每三个月要交一次房租，下个季度的房租迫在眉睫。于是，我花了100块钱，专门找人做了份精美的简历。在一个还算知名的应聘app软件，我一键投递下去，一口气投了几十家公司。
十几家公司给我打来电话，有的询问我个人的情况，有的直接向我索要作品。我把创作的那些电影剧本，整合成一个文档，发到了他们公司的邮箱。说实话，这些作品是一些垃圾玩意。剧情毫无逻辑，人物看不到性格。等着片子拍摄出来，我都没有心情看上一眼。不过，它们在视频网站上的点击率不错。可能观众喜欢这种粗俗的东西吧。第二天，我接到了通知，他们邀请我去公司详谈。其实是面试。他们要从外貌、性格、星座、个人交际水平、工作能力等等综合考量我适不适合这份工作。
现在对我感兴趣的公司仅剩四五家了，世界就是这样残酷。
面试时间有时候是在早上九点，有时候约定在下午两点；有时候是在第三天，有时候是在第四天。我不想跟他们瞎耗，夜长梦多，索性约在一天内解决干净。我是个懒惰的人，自从行业寒冬后，我睡到四点钟才能够像个人似地从床上爬起来直立行走。因此，所有的公司被我错过了。我走到窗前，正对着通州北苑地铁站，我就像面对着一张巨大的胃。一股股人群匆匆奔赴其中，头破血流，拥挤不堪地挤成一团。我长舒了一口气，想到错过了面试，心情无比舒畅。可能我天生不适合工作吧，我安慰着自己。手机又响了起来，是他们打来的。我把手机关机，随便扔在了桌上，我嘴里翻起了酒气，索性躺在床上，等待着肚子平静下去。
时间尚早，距离天黑还有三个小时，我准备找个地方坐坐。我走进客厅，金浩文正在玩一款网络对战游戏。睡觉了吗，我说。他摇了摇头，一宿没睡。他坐在宜家制造的廉价椅子上，面色苍白，盯着电脑屏幕，一动不动。除了双手在键盘上狠命地敲击，他和雕塑并无区别。我刷了个牙，稍微整了整头发，朝着厨房走去。我用平底锅摊了三个鸡蛋，另外，我还会做方便面。这两样东西我很拿手，其它一概不会。 我把鸡蛋分成两份，装进两个碟子，顺手把平底锅扔进了水槽。水槽里堆积着的碗碟数不胜数，用完，我把它们粗暴地丢弃，就像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一样。我们发毛，变绿，一起腐烂掉。
我吃了两个煎蛋，走出厨房，把剩下的一盘放在金浩文面前。
有空再去超市买几个鸡蛋吧。
他没有搭理我。
你吃了吗？
金浩文摇了摇头。
要不要来个鸡蛋。
不吃。
我把剩下的那一枚煎蛋塞进自己嘴巴。
我要出去一趟。
去哪。
面试。我说了谎。
宝贝，我陪你吧。
他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我要干什么，他摸得一清二楚。
我们两个站在街上，来往的行人很多，他们精神十足，衣着光鲜，大摇大摆地朝着各个商场走去。我刚要讥讽几句，一位女士轻踩着高跟鞋，与我们擦身而过。我和金浩文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揉了揉眼睛。金浩文说，我产生了那种感觉，那个成语叫什么来着。他着急起来。我说，对。我也感觉到了，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他说，清风拂面。我说，没错，只不过风里夹杂着些许沙子。金浩文笑了。我们扭过头再去寻找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就像一阵风。
咖啡馆里，我要了一杯美式，金浩文没跟我客气，点了一杯拿铁。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我请客。我妈给我打了一千块钱，我还能放纵一段时间。金浩文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他的妈妈早已去了韩国。每次跟妈妈要钱，她总是让他去找他的老爹。他老爹也不是慷慨的人，生活在延边，开着一家围棋教室，常常入不敷出。父母过早的离异，导致金浩文从高中起，开始自力更生。大学的时候，他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靠自己的双手赚来的。后来，和我一块来到北京，经历了三年的沉浮，他发现并不能依靠勤奋和努力改变命运。他常常抱怨，那些土著能够通过一套房子吃穿不愁，我们却连里面的厕所都买不起。以前，他喜欢看励志书籍，经常在网上搜罗成功人士的演讲视频。现在，他嘲笑他们满嘴谎言。他们仅仅是比我们运气好点罢了，金浩文感叹道。我们得不到上天的眷顾，索性不再努力，不再付出，安静地躲进角落，过早的“安度晚年”。
结完账，一共花了70块钱。我坐进靠窗位置，盯着万达广场发呆。金浩文呢，正玩着手机。我说，你看什么呢。他说，衣服。我说，买得起吗。他说，买不起还不能看看。随后，补充了一句，最近优衣库打折。我看了金浩文一眼，他穿着一件亚麻布的衬衣，上面布满褶皱，衣角附近，残留着昨夜的菜汤。我说，你该买件新衣服了。
金浩文没有言语。
这家咖啡馆名叫幸福咖啡馆，位于万达广场三楼，店里摆设着十几张圆桌，其中有七八张桌有人。我曾经问过店主，干这行赚钱吗。他把杯子使劲地往桌子上一放，好像我侮辱了他。他说，那你说干什么挣钱。我本来想接着问问店名的出处，没好意思再开口。
我敲了敲桌子，示意金浩文放下手机。我指着柜台下方，“幸福coffe”这几个字张贴在柜台的木板上，是用霓虹灯拼凑而成。由于白天的缘故，此刻暗淡无光。我问道，你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金浩文犹豫了一会儿，说，这里的咖啡难喝死了，不知道为什么你喜欢来这里。我讥讽他，因为我幸福。
我看你是疯了。下次，咱们去星巴克吧。
那你说说什么是幸福。
新闻上不是说过吗？
我不看新闻。
要我说，能还清信用卡就是幸福。
你动动脑子，要是说对了，我再请你喝一杯。我不知道。金浩文慢慢吐出这句话，好像吐出了整个人生。他瘫坐在椅子上，用光了所有力气。我一时伤感起来，我也不知道问题的答案。
还是想想怎么挣钱吧，金浩文说，今天早上银行又给我打电话了。
我们是依靠啤酒活到现在的。它麻醉了我们的神经，连同我们的胃、大肠、小肠、十二指肠一块麻醉了。我们不需要吃得多饱，但是无法忍受没有酒精的夜晚。金浩文一米六三，全身都是骨头，可是在酒精的浸泡下，他的肚子慢慢地鼓起，形成了一个与身材极不相符的啤酒肚。他挺着个肚腩，用手抚摸着，站在我的面前，让我帮他消灭它。
你说，我该拿它如何是好。
如果咱们一块掉进了下水道，你肯定比我活得久，我打趣道。我瘦得厉害，酒精在我的肚子上不起作用。
唉，我不能再吃下去了。
第二天，我把一瓶啤酒放在了金浩文面前，他握着酒瓶，沉默了良久，最后全部倒进了马桶。我很生气，那可是福佳白，10块钱一瓶。要不是妈妈给我打了点钱，我是不会那么奢侈的。
你看清楚了，我说，这是什么。我恨不得把他塞进马桶。
戒了。
我夺过酒瓶，仰着脑袋，让残留的几滴顺着瓶身缓缓滑进了嘴里。我生气地走进卧室，暗自发誓再也不请他喝酒。
我掰着手指头，数了数日子，三天过去了，金浩文一口饭也没有吃，一滴酒没有沾。他坐在电脑前，整日里玩着一款单机游戏。这款游戏30G大小，特别吃电脑的配置。他说，我要把显卡干废，我要我肚子上的脂肪熊熊燃烧起来。玩完一局，他双脚踏上电子秤，掌心抚平肚子，看着电子秤上的体重显示器，连声叹气。
我該拿它如何是好？
要不我带你去安定医院看看，我说。
那里能治疗啤酒肚吗？
能治疗脑子。我躺在沙发上，打不起精神，就拿他开涮。
明天要面试了，你替我想想办法。
什么。我坐起来，打量着金浩文的肚腩。他跟我一样，是一名编剧，我不明白面试跟他的体型有何关系。
我不是去上班的。
那你是去干嘛的。
金浩文拿出手机，里面有一个五百人的兼职微信群，群里的成员发布着各种工作信息。他翻动着聊天记录，直至他节食的那天。
看看吧。金浩文把手机交给了我。 上面有一条工作信息，是一家医院的负责人发布的。
诚招几名试药员。
药物名称：xxx，功效：肺血栓。
误工费：8000，住院两周。
体检时间：12月8号。
要求：身心完全健康（无任何疾病），年龄18-40周岁男性和女性。
男性50公斤以上，女性40公斤以上。
BMI：19-26。
……
你要去当老鼠？我打量着金浩文，他坐在电脑前闷闷不乐。
躺在床上就给八千块钱，傻子才不去呢。
危险吗？
有八千块呢，他再次重复了一遍价格，说得我都有些心动了。
你体重多少。
55公斤。
挺合适的。
我的BMI不合适，金浩文捏着他的肚皮，就因为这个肚子。
那家医院位于顺义，我们住在通州，坐地铁需要2个小时。第二天，金浩文早早就出发了，大概早上八点吧，那时候我刚躺下，正准备休息。等着他回来，已是下午。
怎么样，BMI合格吗。
合格。
那你怎么回来了。
医生说我低血糖。
我十分诧异，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我怕BMI不合格，就好几天没吃没喝。没想到BMI合格了，却饿成了低血糖，金浩文无奈地说，我在医院里走路都不稳了。
我给你去摊几个鸡蛋吧。
还是拿两瓶啤酒吧，金浩文说，那个福佳白还有吗。
我一脚揣在他屁股上，他真是活该。
过了一天，金浩文又问我，要不要跟他去献血，就在通州血站，离咱们这里两站地，金浩文说。
多少钱。
200，外加一张70块钱的地铁卡。
地铁卡能换成钱吗。
少废话，你到底去不去。
我看了看自己胳膊，细如竹竿，还是算了。
这一次，金浩文早上出发的，中午就回来了。我看着他，不说话，一个劲地对着他笑。他先是平躺在沙发上，没过多长时间，他站了起来。好像沙发上有一粒石子儿硌着了他。后来他气愤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最终停在了电子秤前。他打开窗户，直接把它扔出了窗外。
医生说我血小板低，金浩文嘟囔，我不但没有拿到200块钱，来回还折腾十几块的地铁费。
要不去咖啡馆里坐坐吧，我说，我请你。
不去。
等着我打开房门的时候，朝客厅里看了一眼，金浩文瘫软在地板上，像是被人教训了一顿，他嘴里不住地嘟囔道，怎么就成了一个废人了呢……
我走在去往咖啡馆的路上，天阴的厉害，马路的指示牌上显示今天将有一场强降雪，提醒大家注意出行。我没有在意，要了一杯美式，就在咖啡馆里坐了下来。里面人不多，大概三桌有人，他们懒洋洋地坐在那里打发着时间。玻璃门上挂着一串风铃，在呼啸的北风下，急促地叫嚷着。就像是催眠，我听着听着，趴在桌上就睡了过去。等着醒来，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影子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一位姑娘，大概二十出头，两人坐在我的右手边，打开笔记本，悄声交谈着剧本。起初，声音很小，随着他念出一个名字，姑娘激动起来。
原来陆导要拍这个案子，我……
嘘，小点声，行业机密！行业机密！他僵直着腰板，手指头竖在嘴边，紧张兮兮的样子像便秘。姑娘说，对不起。她脸色羞红，没想到一句话差点捅娄子，一看便是刚入行的新人。她快要哭了，我很想走上去安慰几句。他对此却熟视无睹，眯缝着眼睛，朝着四下观望。我悄悄把脑袋贴在桌面，不想打扰了他们。他说，还是家里安全。姑娘随即点头，脑袋伸到他耳畔，说，我可崇拜他了。本来我对姑娘的遭遇深感同情，因为他是个呆子，听得这句话，我犯起了恶心。
这个人叫马博，是我的大学同学，高我一届。我们俗称他马老师。据说，他一个暑假看完了三十多本世界名著和上百部电影。暑假归来后，他在课堂上大谈托尔斯泰，与老师争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甚至说毛姆是位二流作家。没有人真正听懂他说了些什么，但是老师和学生们无不震惊，纷纷起立给他鼓掌。他长得一张长脸，鹰钩鼻，留着络腮胡子，头发蓬乱又长，活脱脱一副当代艺术家的形象。很讨姑娘们喜欢。
马老师为人慷慨，如同一张饭票，我要牢牢抓住他。我说，马老师好。搬着一张椅子，挪动到了他们中间。他诧异地瞧着我，好像我认错人了。我抬起左手，打了个响指，向服务员喊道，这里再加一杯美式，不放糖多加冰。
你们要喝点什么，别客气。
姑娘不说话。马老师打量着我，拼命地回忆。你真把我忘了？我说。
托尔斯泰？
马老师摇了摇头。
《罪与罚》？
马老师再次摇头。
毛姆？
马老师拼命地摇头。
我们谈论过文学。
哦，我记起了，你是那个……
你隔壁宿舍的师弟呀。
马老师一击双掌，原来是你小子。
他可真把我急坏了。旧人相见，难免不了寒暄一番。我假装成他隔壁宿舍的师弟，夸张地向他讲述了我的从业经历。他将信将疑，听到动情处，发出悠长的叹息，咒骂这个行当惨无人道，不给我们留下一条活路。
那今后你什么打算，马老师问。
唉，不说这些了。
幸福咖啡馆附近有很多饭馆，透过玻璃，我看到一盏盏招牌亮起，色彩迷离，它们正在苏醒，呼唤着我走进去喝上几杯。我每天吃几枚煎蛋，无法满足60公斤身体的需求。我需要鱼，需要肉，需要在一間高档的餐馆里大吃一顿，我眼冒金星，咖啡混合着酒精正在我的身体里打架。
时候也不早了，要不……说完，我朝着柜台方向呼喊服务员。
不着急，马老师朝着服务员摆了摆手，服务员又不耐烦地回到了柜台。他说，我刚来北京那会儿，过得也不好。之后，开始诉说他的经历。我一只手支撑着下巴，另一只手捂着肚子，根本无法集中精神。马老师说自己是《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北京是一座囚笼，他在这座城市里没有生活。他想过逃离，却发现被判了无期徒刑。我拍了拍他肩膀，表示感同身受深，暗地里却希望他早点停下来。他握住了我的手，真诚地看着我，眼里泪光闪烁。我朝他重重地点了点头，随即起身，拉着他，朝着柜台走去。他拽着我却一动不动。 什么是生存，什么是生活，马老师诘问，你们在座的各位，活过吗！
姑娘昏昏欲睡，现在苏醒过来，呆愣愣地瞧着他；其它桌的客人也看着他，小声地议论着。马老师心生怨恨，似乎除了我，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他喊道，现在的人呢，哪能体会咱们的感受。甩下这句话后，他拉着我离开了咖啡馆。
就那家馆子吧，我说。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拿着第一个月的工资，跟金浩文来到这里大吃了一顿。我记得吃到一半的时候，我急忙跑下楼，喊叫着出租车。那一天，金浩文的嗓子里卡进去一根鱼刺。现在我走在前面，马老师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地朝着这家烤鱼馆走去。马老师说，快要下雪了。我抬起头，乌云腾腾而来，密实厚重，紧逼着我们的脚步。一辆动车冲出车站，划过眼前，碾压在钢筋铸成的骨架上，发出一声声嘶鸣。随后，大颗大颗的雪粒坠落了下来。我紧捂住胸口，喘不上气来。当我再次看向那家烤鱼店时，一切不真切了。我感觉回到了黄岛，眼前浮现出常去的那家烤鱼店，身后亦变成了金浩文。我又回到了大学时代，那个青春洋溢的大学生时代。我拿着妈妈打来的生活费，跟金浩文跑到一家烤鱼馆。半瓶啤酒下肚后，三斤重的黑鱼端了上来，密密麻麻铺了一层辣椒，颜色火红，一块块豆腐漂浮上岸，围绕着这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共同在一口锅里沸腾。我们喝酒、吃肉、畅想未来。那时，我们力量十足。只要一个机会，就能打死一头牛。
不舒服？马老师问。
不是，我说，这家馆子不行。
吃过？
鱼刺差点把我噎死，我说，指了指嗓子。
我走了。馬老师追赶上前。他说，要不去我家吃吧，外面的菜馆太不卫生了。
我感谢马老师的好意，说道，要不先去一趟我家，我给你拿件礼物。
马老师说不用客气，还是跟着我朝我家走去。雪越下越大，像子弹向我们打来，飕飕地往我们的脖子里灌。我们的头发和衣服全部湿透，狼狈不堪地站在路口等待着绿灯亮起。路上车辆众多，雪花被碾压干净，只留下一层浅浅的水迹。我说，穿过这个路口就到了。
我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广通小区1单元2号楼1702，一栋90平米的小房子里，月租6500。这里的房子28层高，红白相间，里面种植着一些花草，还有一些娱乐设施。每当傍晚时分，老头老太拿着保温杯，聚集于此，在石头砌成的桌子上下棋、聊天，十分悠闲；广大青年也不示弱，有的牵着狗，有的牵着另一伴在小区里散步。除了去自动售卖机购买啤酒，我和金浩文从来没有下去消遣过。用金浩文的话说，我们就不适合这里。我和马老师站在小区门口，我说，马老师，稍等片刻，我马上下来。他说，要不我还是上去吧。他的鼻尖通红，不时用手揉捏。我告诉他，不方便。他一脸坏笑，好像我在里面藏了个女人。其实，我只是不想让他见到金浩文。
可是外面太冷了，他说。
我指了指斜对面。那里有一座仿古建筑，背对着我们，大概50多平，红砖墙，琉璃瓦，建造得十分雅致。不是说去我家吃吗，马老师说，那是一家什么菜馆。马老师误把它看成了一家餐馆，确实，北京的很多饭馆都是仿古的设计。里面的服务人员头顶旗头，脚蹬花盘底鞋，小手里叼着个手绢，幽幽地从你身旁经过。见到她们，与撞见鬼没什么区别。
那是一个厕所，我说，你先去撒泡尿。新建的，不臭。
我有很多书，只不过，不是励志类、鸡汤类的畅销书。我不看那些玩意，也不看严肃文学和网络小说，我这个人天生对文学不感兴趣。我的卧室里有一个古老的书橱，里面摆放着上百本书，都是一些小说、诗集之类的东西，连同这个书橱都是上一任主人留下来的。中介说，这里曾经住着一个作家。我问，那个作家去了哪里，他写过什么书。中介说，我不知道他写过啥，但是，好像他自杀了。我在书橱里取下两本诗集，发现金浩文不在客厅，就走进了他的卧室。他的卧室里干干净净的，床上只剩一张床垫，就像没有人住过似的。
难道他去试药了，我心想。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
你没带钥匙吗，我说。我以为是金浩文，打开门后，发现是马老师。
还是在你这里吃吧，马老师说，去我那里不太方面。
我家里可什么也没有，说着我指向了客厅。客厅里有一台电视，贴墙放置着一台电脑显示器，鼠标油光滑亮，键盘上布满烟灰，机箱却不翼而飞。电脑后面是一套白色的贵妃椅沙发，由于常年不洗，表皮灰不拉几。最引人注目的是餐桌，上面简直是个垃圾场，堆积着啤酒瓶、辣椒酱、过期的榨菜……下面又像是停尸房，鸡骨头、鱼刺、米饭粒儿，还有一些现在看不出来的蔬菜残根，都是我们几个月前剩下的产物。
没事，我已经订好了。马老师打量着客厅里的摆设，露出欣慰的表情，他说，我一直想体验你们这种生活。你知道垮掉的一派吗，你读过《在路上》吗？
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我说，随手递给了马老师两本诗集。
送给你的。
跟我还那么客气。
马老师一边翻动书，一边朝沙发走去。我找了块抹布，开始清理餐桌。一个小时后，菜到齐了，我也打扫完毕。我朝着餐桌望了一眼，一张脸颊凹陷，眼袋硕大的青年面容映照在餐桌上。我不太在意长相，但看到那张脸，还是吓了一跳。马老师呢，略微发福的身体躺在沙发上睡得正香。
起立！我对准马老师的耳朵大喊。
马老师立马坐起来，打量着四周，问我，这是哪里。
我告诉他，天堂。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大概是九点钟吧。马老师不见了，餐桌上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是马老师推荐的一家公司，他要我去那里试试。我呼喊金浩文，卧室里没有人回应我，我才想起来，他昨晚就没有回来。我拨打金浩文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我想他不会死了吧。我又觉得不可能，他可是比蟑螂还顽强的人。我走去厨房摊了三个鸡蛋，填饱肚子后，我准备去那家公司试试。
这时金浩文回来了。他在我的面前走了一圈又一圈，伸展开双手问我有什么变化。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他又绕着我转了一圈，说再看。
我看清楚了，他买了一件羽绒服，一件黑色的亮闪闪的羽绒服。这件羽绒服把他包裹得鼓鼓囊囊的，看起来暖和得很。
脱下来我试试。
金浩文向后退了两步，冲着我笑。
知道什么牌子的吗。
我摇了摇头。
优衣库的。
你抢来的。
我把家里东西全卖了。
我把那张纸条递给金浩文，说道，我拿这个跟你换。
金浩文看都没看，就把那张纸条扔进了垃圾桶里。
嗯。
那先来一段自我介绍吧。
我叫李祯，在这行干了三年。我做过的项目很多，有悬疑片、喜剧片，还做了一部一直没有上映的院线电影……
那你为什么在以前的公司辞职了。
我们老板死了。
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
那你对我们公司薪资要求是多少。
税后五万。
恐怕我们给不了你那么多。
你们能给多少。
8000。
你们老板也死了吗。
好像是一场梦，又好像真实发生过。我确实有一场面试，但不记得是今天、昨天，还是明天。我的脑袋时常会闹点毛病，时常会出现幻觉，它们在我的眼里闪现，与现实的情景交汇，我已经分不清方向。可能是跟金浩文喝了很多酒的缘故吧。我们每天都喝，彻夜狂欢，其它已经无足轻重。
这是来到北京的第三个年头。曾经我是一名编剧，不需要坐班，专门为一家台湾的影视公司撰写剧本。我没什么名气，却赚了一点钱，工资加上编剧费大概十几万吧。那时正是影视业的黄金时期，只要不是太蠢，就能捞到不少钱。我觉得美好的生活就在眼前，不久的将来就会拥有自己的房子和漂亮女朋友。我可是个聪明的家伙。到了第二年，我所在的公司因为税务问题倒闭了。我成了一名自由编剧，虽然没有了底薪，但是我觉得照样可以活下去，照样可以拥有房子和女人。北京的影视公司多如牛毛，大不了多使使劲。可我高估了自己，没有人找我。我向几位朋友寻求帮助，他们比我稍有名气，手里的项目比北京道路上行驶的汽车都多。
你最近做项目了吗，我是这么说的，希望他们可以把蛋糕分我一份。
我也没活。
我改行做销售了。
我离开北京了，你能借我点钱吗。
对不起，我想去死。
……
听到他们的回答，我感觉遭受了一场风暴。我不再想办法，不再找活，不再应酬，在那间90平米的房子里开始度过冬天。我记得那一年天天雾霾，地表的建筑物消失了，街上的行人消失了，一切与这个星球上有关的动物植物微生物通通消失了。我没敢再看下去，躺在床上，强迫自己睡过去。转眼到了第三个年头，影视行业青黄不接，留下来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少。我不再抱有幻想，积蓄已经挥霍干净，我还欠了朋友几万块钱。有一天，我站在窗口，习惯性往下望，看到自己也加入了他们。慢慢地走进雾霾中，慢慢地消失不见。
不知道过了多久，朋友们不再借钱给我，即使我告诉他们我出了事故。我的信用卡也用光了额度，还有花呗、借呗，能搞到钱的一切手段，我基本上都试过了。金浩文说，有一项你还没有尝试，可以让你赚到不少钱。我问他是什么，其实，我心知肚明。金浩文说，你不敢。我逞能地说，老子死都不怕。他说，上班。我说，什么。他想要再次重复，我告诉他不要说了。我揉着耳朵，假装没有睡醒，从客厅朝着卧室走去。
金浩文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共同租下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他身材细长，消瘦，整日带着淡漠的倦容，正在用挖耳勺剔牙。他说，还有半个月就要交房租了，能睡得著吗。我扭过头，讥诮他，先把你那份凑好吧。他冲着我会心一笑，一口黄牙显露出来。他的牙齿参差不齐，向外不断地扩张着。这让我觉得他是吃石头长大的——牙齿磨损厉害，肯定是把石头当成口香糖。
在台湾那家影视公司的时候，我是在家里完成剧本的，无一例外。有时候，我会跟导演、制片人，还有老板开会，一同讨论影片的基调。他们大多数情况会把地点选在公司的会议室。那是一间用玻璃幕墙围成的小地方，里面放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占据了会议室总面积百分之八十。进入会议室要经过公司的办公区域，员工们做着ppt，写着策划案，神情专注，一句闲话都不讲。虽然他们在一个公司上班，但是，更像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我感到十分可怕，心里庆幸自己只是去开会的。
现在，我即将成为他们，在某家公司狭小的工位上，像个哑巴似的，一言不发地呆上八个小时。想想就十分头疼。可是没有办法。我们的房子每三个月要交一次房租，下个季度的房租迫在眉睫。于是，我花了100块钱，专门找人做了份精美的简历。在一个还算知名的应聘app软件，我一键投递下去，一口气投了几十家公司。
十几家公司给我打来电话，有的询问我个人的情况，有的直接向我索要作品。我把创作的那些电影剧本，整合成一个文档，发到了他们公司的邮箱。说实话，这些作品是一些垃圾玩意。剧情毫无逻辑，人物看不到性格。等着片子拍摄出来，我都没有心情看上一眼。不过，它们在视频网站上的点击率不错。可能观众喜欢这种粗俗的东西吧。第二天，我接到了通知，他们邀请我去公司详谈。其实是面试。他们要从外貌、性格、星座、个人交际水平、工作能力等等综合考量我适不适合这份工作。
现在对我感兴趣的公司仅剩四五家了，世界就是这样残酷。
面试时间有时候是在早上九点，有时候约定在下午两点；有时候是在第三天，有时候是在第四天。我不想跟他们瞎耗，夜长梦多，索性约在一天内解决干净。我是个懒惰的人，自从行业寒冬后，我睡到四点钟才能够像个人似地从床上爬起来直立行走。因此，所有的公司被我错过了。我走到窗前，正对着通州北苑地铁站，我就像面对着一张巨大的胃。一股股人群匆匆奔赴其中，头破血流，拥挤不堪地挤成一团。我长舒了一口气，想到错过了面试，心情无比舒畅。可能我天生不适合工作吧，我安慰着自己。手机又响了起来，是他们打来的。我把手机关机，随便扔在了桌上，我嘴里翻起了酒气，索性躺在床上，等待着肚子平静下去。
时间尚早，距离天黑还有三个小时，我准备找个地方坐坐。我走进客厅，金浩文正在玩一款网络对战游戏。睡觉了吗，我说。他摇了摇头，一宿没睡。他坐在宜家制造的廉价椅子上，面色苍白，盯着电脑屏幕，一动不动。除了双手在键盘上狠命地敲击，他和雕塑并无区别。我刷了个牙，稍微整了整头发，朝着厨房走去。我用平底锅摊了三个鸡蛋，另外，我还会做方便面。这两样东西我很拿手，其它一概不会。 我把鸡蛋分成两份，装进两个碟子，顺手把平底锅扔进了水槽。水槽里堆积着的碗碟数不胜数，用完，我把它们粗暴地丢弃，就像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一样。我们发毛，变绿，一起腐烂掉。
我吃了两个煎蛋，走出厨房，把剩下的一盘放在金浩文面前。
有空再去超市买几个鸡蛋吧。
他没有搭理我。
你吃了吗？
金浩文摇了摇头。
要不要来个鸡蛋。
不吃。
我把剩下的那一枚煎蛋塞进自己嘴巴。
我要出去一趟。
去哪。
面试。我说了谎。
宝贝，我陪你吧。
他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我要干什么，他摸得一清二楚。
我们两个站在街上，来往的行人很多，他们精神十足，衣着光鲜，大摇大摆地朝着各个商场走去。我刚要讥讽几句，一位女士轻踩着高跟鞋，与我们擦身而过。我和金浩文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揉了揉眼睛。金浩文说，我产生了那种感觉，那个成语叫什么来着。他着急起来。我说，对。我也感觉到了，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他说，清风拂面。我说，没错，只不过风里夹杂着些许沙子。金浩文笑了。我们扭过头再去寻找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就像一阵风。
咖啡馆里，我要了一杯美式，金浩文没跟我客气，点了一杯拿铁。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我请客。我妈给我打了一千块钱，我还能放纵一段时间。金浩文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他的妈妈早已去了韩国。每次跟妈妈要钱，她总是让他去找他的老爹。他老爹也不是慷慨的人，生活在延边，开着一家围棋教室，常常入不敷出。父母过早的离异，导致金浩文从高中起，开始自力更生。大学的时候，他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靠自己的双手赚来的。后来，和我一块来到北京，经历了三年的沉浮，他发现并不能依靠勤奋和努力改变命运。他常常抱怨，那些土著能够通过一套房子吃穿不愁，我们却连里面的厕所都买不起。以前，他喜欢看励志书籍，经常在网上搜罗成功人士的演讲视频。现在，他嘲笑他们满嘴谎言。他们仅仅是比我们运气好点罢了，金浩文感叹道。我们得不到上天的眷顾，索性不再努力，不再付出，安静地躲进角落，过早的“安度晚年”。
结完账，一共花了70块钱。我坐进靠窗位置，盯着万达广场发呆。金浩文呢，正玩着手机。我说，你看什么呢。他说，衣服。我说，买得起吗。他说，买不起还不能看看。随后，补充了一句，最近优衣库打折。我看了金浩文一眼，他穿着一件亚麻布的衬衣，上面布满褶皱，衣角附近，残留着昨夜的菜汤。我说，你该买件新衣服了。
金浩文没有言语。
这家咖啡馆名叫幸福咖啡馆，位于万达广场三楼，店里摆设着十几张圆桌，其中有七八张桌有人。我曾经问过店主，干这行赚钱吗。他把杯子使劲地往桌子上一放，好像我侮辱了他。他说，那你说干什么挣钱。我本来想接着问问店名的出处，没好意思再开口。
我敲了敲桌子，示意金浩文放下手机。我指着柜台下方，“幸福coffe”这几个字张贴在柜台的木板上，是用霓虹灯拼凑而成。由于白天的缘故，此刻暗淡无光。我问道，你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金浩文犹豫了一会儿，说，这里的咖啡难喝死了，不知道为什么你喜欢来这里。我讥讽他，因为我幸福。
我看你是疯了。下次，咱们去星巴克吧。
那你说说什么是幸福。
新闻上不是说过吗？
我不看新闻。
要我说，能还清信用卡就是幸福。
你动动脑子，要是说对了，我再请你喝一杯。我不知道。金浩文慢慢吐出这句话，好像吐出了整个人生。他瘫坐在椅子上，用光了所有力气。我一时伤感起来，我也不知道问题的答案。
还是想想怎么挣钱吧，金浩文说，今天早上银行又给我打电话了。
我们是依靠啤酒活到现在的。它麻醉了我们的神经，连同我们的胃、大肠、小肠、十二指肠一块麻醉了。我们不需要吃得多饱，但是无法忍受没有酒精的夜晚。金浩文一米六三，全身都是骨头，可是在酒精的浸泡下，他的肚子慢慢地鼓起，形成了一个与身材极不相符的啤酒肚。他挺着个肚腩，用手抚摸着，站在我的面前，让我帮他消灭它。
你说，我该拿它如何是好。
如果咱们一块掉进了下水道，你肯定比我活得久，我打趣道。我瘦得厉害，酒精在我的肚子上不起作用。
唉，我不能再吃下去了。
第二天，我把一瓶啤酒放在了金浩文面前，他握着酒瓶，沉默了良久，最后全部倒进了马桶。我很生气，那可是福佳白，10块钱一瓶。要不是妈妈给我打了点钱，我是不会那么奢侈的。
你看清楚了，我说，这是什么。我恨不得把他塞进马桶。
戒了。
我夺过酒瓶，仰着脑袋，让残留的几滴顺着瓶身缓缓滑进了嘴里。我生气地走进卧室，暗自发誓再也不请他喝酒。
我掰着手指头，数了数日子，三天过去了，金浩文一口饭也没有吃，一滴酒没有沾。他坐在电脑前，整日里玩着一款单机游戏。这款游戏30G大小，特别吃电脑的配置。他说，我要把显卡干废，我要我肚子上的脂肪熊熊燃烧起来。玩完一局，他双脚踏上电子秤，掌心抚平肚子，看着电子秤上的体重显示器，连声叹气。
我該拿它如何是好？
要不我带你去安定医院看看，我说。
那里能治疗啤酒肚吗？
能治疗脑子。我躺在沙发上，打不起精神，就拿他开涮。
明天要面试了，你替我想想办法。
什么。我坐起来，打量着金浩文的肚腩。他跟我一样，是一名编剧，我不明白面试跟他的体型有何关系。
我不是去上班的。
那你是去干嘛的。
金浩文拿出手机，里面有一个五百人的兼职微信群，群里的成员发布着各种工作信息。他翻动着聊天记录，直至他节食的那天。
看看吧。金浩文把手机交给了我。 上面有一条工作信息，是一家医院的负责人发布的。
诚招几名试药员。
药物名称：xxx，功效：肺血栓。
误工费：8000，住院两周。
体检时间：12月8号。
要求：身心完全健康（无任何疾病），年龄18-40周岁男性和女性。
男性50公斤以上，女性40公斤以上。
BMI：19-26。
……
你要去当老鼠？我打量着金浩文，他坐在电脑前闷闷不乐。
躺在床上就给八千块钱，傻子才不去呢。
危险吗？
有八千块呢，他再次重复了一遍价格，说得我都有些心动了。
你体重多少。
55公斤。
挺合适的。
我的BMI不合适，金浩文捏着他的肚皮，就因为这个肚子。
那家医院位于顺义，我们住在通州，坐地铁需要2个小时。第二天，金浩文早早就出发了，大概早上八点吧，那时候我刚躺下，正准备休息。等着他回来，已是下午。
怎么样，BMI合格吗。
合格。
那你怎么回来了。
医生说我低血糖。
我十分诧异，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我怕BMI不合格，就好几天没吃没喝。没想到BMI合格了，却饿成了低血糖，金浩文无奈地说，我在医院里走路都不稳了。
我给你去摊几个鸡蛋吧。
还是拿两瓶啤酒吧，金浩文说，那个福佳白还有吗。
我一脚揣在他屁股上，他真是活该。
过了一天，金浩文又问我，要不要跟他去献血，就在通州血站，离咱们这里两站地，金浩文说。
多少钱。
200，外加一张70块钱的地铁卡。
地铁卡能换成钱吗。
少废话，你到底去不去。
我看了看自己胳膊，细如竹竿，还是算了。
这一次，金浩文早上出发的，中午就回来了。我看着他，不说话，一个劲地对着他笑。他先是平躺在沙发上，没过多长时间，他站了起来。好像沙发上有一粒石子儿硌着了他。后来他气愤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最终停在了电子秤前。他打开窗户，直接把它扔出了窗外。
医生说我血小板低，金浩文嘟囔，我不但没有拿到200块钱，来回还折腾十几块的地铁费。
要不去咖啡馆里坐坐吧，我说，我请你。
不去。
等着我打开房门的时候，朝客厅里看了一眼，金浩文瘫软在地板上，像是被人教训了一顿，他嘴里不住地嘟囔道，怎么就成了一个废人了呢……
我走在去往咖啡馆的路上，天阴的厉害，马路的指示牌上显示今天将有一场强降雪，提醒大家注意出行。我没有在意，要了一杯美式，就在咖啡馆里坐了下来。里面人不多，大概三桌有人，他们懒洋洋地坐在那里打发着时间。玻璃门上挂着一串风铃，在呼啸的北风下，急促地叫嚷着。就像是催眠，我听着听着，趴在桌上就睡了过去。等着醒来，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影子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一位姑娘，大概二十出头，两人坐在我的右手边，打开笔记本，悄声交谈着剧本。起初，声音很小，随着他念出一个名字，姑娘激动起来。
原来陆导要拍这个案子，我……
嘘，小点声，行业机密！行业机密！他僵直着腰板，手指头竖在嘴边，紧张兮兮的样子像便秘。姑娘说，对不起。她脸色羞红，没想到一句话差点捅娄子，一看便是刚入行的新人。她快要哭了，我很想走上去安慰几句。他对此却熟视无睹，眯缝着眼睛，朝着四下观望。我悄悄把脑袋贴在桌面，不想打扰了他们。他说，还是家里安全。姑娘随即点头，脑袋伸到他耳畔，说，我可崇拜他了。本来我对姑娘的遭遇深感同情，因为他是个呆子，听得这句话，我犯起了恶心。
这个人叫马博，是我的大学同学，高我一届。我们俗称他马老师。据说，他一个暑假看完了三十多本世界名著和上百部电影。暑假归来后，他在课堂上大谈托尔斯泰，与老师争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甚至说毛姆是位二流作家。没有人真正听懂他说了些什么，但是老师和学生们无不震惊，纷纷起立给他鼓掌。他长得一张长脸，鹰钩鼻，留着络腮胡子，头发蓬乱又长，活脱脱一副当代艺术家的形象。很讨姑娘们喜欢。
马老师为人慷慨，如同一张饭票，我要牢牢抓住他。我说，马老师好。搬着一张椅子，挪动到了他们中间。他诧异地瞧着我，好像我认错人了。我抬起左手，打了个响指，向服务员喊道，这里再加一杯美式，不放糖多加冰。
你们要喝点什么，别客气。
姑娘不说话。马老师打量着我，拼命地回忆。你真把我忘了？我说。
托尔斯泰？
马老师摇了摇头。
《罪与罚》？
马老师再次摇头。
毛姆？
马老师拼命地摇头。
我们谈论过文学。
哦，我记起了，你是那个……
你隔壁宿舍的师弟呀。
马老师一击双掌，原来是你小子。
他可真把我急坏了。旧人相见，难免不了寒暄一番。我假装成他隔壁宿舍的师弟，夸张地向他讲述了我的从业经历。他将信将疑，听到动情处，发出悠长的叹息，咒骂这个行当惨无人道，不给我们留下一条活路。
那今后你什么打算，马老师问。
唉，不说这些了。
幸福咖啡馆附近有很多饭馆，透过玻璃，我看到一盏盏招牌亮起，色彩迷离，它们正在苏醒，呼唤着我走进去喝上几杯。我每天吃几枚煎蛋，无法满足60公斤身体的需求。我需要鱼，需要肉，需要在一間高档的餐馆里大吃一顿，我眼冒金星，咖啡混合着酒精正在我的身体里打架。
时候也不早了，要不……说完，我朝着柜台方向呼喊服务员。
不着急，马老师朝着服务员摆了摆手，服务员又不耐烦地回到了柜台。他说，我刚来北京那会儿，过得也不好。之后，开始诉说他的经历。我一只手支撑着下巴，另一只手捂着肚子，根本无法集中精神。马老师说自己是《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北京是一座囚笼，他在这座城市里没有生活。他想过逃离，却发现被判了无期徒刑。我拍了拍他肩膀，表示感同身受深，暗地里却希望他早点停下来。他握住了我的手，真诚地看着我，眼里泪光闪烁。我朝他重重地点了点头，随即起身，拉着他，朝着柜台走去。他拽着我却一动不动。 什么是生存，什么是生活，马老师诘问，你们在座的各位，活过吗！
姑娘昏昏欲睡，现在苏醒过来，呆愣愣地瞧着他；其它桌的客人也看着他，小声地议论着。马老师心生怨恨，似乎除了我，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他喊道，现在的人呢，哪能体会咱们的感受。甩下这句话后，他拉着我离开了咖啡馆。
就那家馆子吧，我说。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拿着第一个月的工资，跟金浩文来到这里大吃了一顿。我记得吃到一半的时候，我急忙跑下楼，喊叫着出租车。那一天，金浩文的嗓子里卡进去一根鱼刺。现在我走在前面，马老师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地朝着这家烤鱼馆走去。马老师说，快要下雪了。我抬起头，乌云腾腾而来，密实厚重，紧逼着我们的脚步。一辆动车冲出车站，划过眼前，碾压在钢筋铸成的骨架上，发出一声声嘶鸣。随后，大颗大颗的雪粒坠落了下来。我紧捂住胸口，喘不上气来。当我再次看向那家烤鱼店时，一切不真切了。我感觉回到了黄岛，眼前浮现出常去的那家烤鱼店，身后亦变成了金浩文。我又回到了大学时代，那个青春洋溢的大学生时代。我拿着妈妈打来的生活费，跟金浩文跑到一家烤鱼馆。半瓶啤酒下肚后，三斤重的黑鱼端了上来，密密麻麻铺了一层辣椒，颜色火红，一块块豆腐漂浮上岸，围绕着这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共同在一口锅里沸腾。我们喝酒、吃肉、畅想未来。那时，我们力量十足。只要一个机会，就能打死一头牛。
不舒服？马老师问。
不是，我说，这家馆子不行。
吃过？
鱼刺差点把我噎死，我说，指了指嗓子。
我走了。馬老师追赶上前。他说，要不去我家吃吧，外面的菜馆太不卫生了。
我感谢马老师的好意，说道，要不先去一趟我家，我给你拿件礼物。
马老师说不用客气，还是跟着我朝我家走去。雪越下越大，像子弹向我们打来，飕飕地往我们的脖子里灌。我们的头发和衣服全部湿透，狼狈不堪地站在路口等待着绿灯亮起。路上车辆众多，雪花被碾压干净，只留下一层浅浅的水迹。我说，穿过这个路口就到了。
我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广通小区1单元2号楼1702，一栋90平米的小房子里，月租6500。这里的房子28层高，红白相间，里面种植着一些花草，还有一些娱乐设施。每当傍晚时分，老头老太拿着保温杯，聚集于此，在石头砌成的桌子上下棋、聊天，十分悠闲；广大青年也不示弱，有的牵着狗，有的牵着另一伴在小区里散步。除了去自动售卖机购买啤酒，我和金浩文从来没有下去消遣过。用金浩文的话说，我们就不适合这里。我和马老师站在小区门口，我说，马老师，稍等片刻，我马上下来。他说，要不我还是上去吧。他的鼻尖通红，不时用手揉捏。我告诉他，不方便。他一脸坏笑，好像我在里面藏了个女人。其实，我只是不想让他见到金浩文。
可是外面太冷了，他说。
我指了指斜对面。那里有一座仿古建筑，背对着我们，大概50多平，红砖墙，琉璃瓦，建造得十分雅致。不是说去我家吃吗，马老师说，那是一家什么菜馆。马老师误把它看成了一家餐馆，确实，北京的很多饭馆都是仿古的设计。里面的服务人员头顶旗头，脚蹬花盘底鞋，小手里叼着个手绢，幽幽地从你身旁经过。见到她们，与撞见鬼没什么区别。
那是一个厕所，我说，你先去撒泡尿。新建的，不臭。
我有很多书，只不过，不是励志类、鸡汤类的畅销书。我不看那些玩意，也不看严肃文学和网络小说，我这个人天生对文学不感兴趣。我的卧室里有一个古老的书橱，里面摆放着上百本书，都是一些小说、诗集之类的东西，连同这个书橱都是上一任主人留下来的。中介说，这里曾经住着一个作家。我问，那个作家去了哪里，他写过什么书。中介说，我不知道他写过啥，但是，好像他自杀了。我在书橱里取下两本诗集，发现金浩文不在客厅，就走进了他的卧室。他的卧室里干干净净的，床上只剩一张床垫，就像没有人住过似的。
难道他去试药了，我心想。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
你没带钥匙吗，我说。我以为是金浩文，打开门后，发现是马老师。
还是在你这里吃吧，马老师说，去我那里不太方面。
我家里可什么也没有，说着我指向了客厅。客厅里有一台电视，贴墙放置着一台电脑显示器，鼠标油光滑亮，键盘上布满烟灰，机箱却不翼而飞。电脑后面是一套白色的贵妃椅沙发，由于常年不洗，表皮灰不拉几。最引人注目的是餐桌，上面简直是个垃圾场，堆积着啤酒瓶、辣椒酱、过期的榨菜……下面又像是停尸房，鸡骨头、鱼刺、米饭粒儿，还有一些现在看不出来的蔬菜残根，都是我们几个月前剩下的产物。
没事，我已经订好了。马老师打量着客厅里的摆设，露出欣慰的表情，他说，我一直想体验你们这种生活。你知道垮掉的一派吗，你读过《在路上》吗？
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我说，随手递给了马老师两本诗集。
送给你的。
跟我还那么客气。
马老师一边翻动书，一边朝沙发走去。我找了块抹布，开始清理餐桌。一个小时后，菜到齐了，我也打扫完毕。我朝着餐桌望了一眼，一张脸颊凹陷，眼袋硕大的青年面容映照在餐桌上。我不太在意长相，但看到那张脸，还是吓了一跳。马老师呢，略微发福的身体躺在沙发上睡得正香。
起立！我对准马老师的耳朵大喊。
马老师立马坐起来，打量着四周，问我，这是哪里。
我告诉他，天堂。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大概是九点钟吧。马老师不见了，餐桌上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是马老师推荐的一家公司，他要我去那里试试。我呼喊金浩文，卧室里没有人回应我，我才想起来，他昨晚就没有回来。我拨打金浩文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我想他不会死了吧。我又觉得不可能，他可是比蟑螂还顽强的人。我走去厨房摊了三个鸡蛋，填饱肚子后，我准备去那家公司试试。
这时金浩文回来了。他在我的面前走了一圈又一圈，伸展开双手问我有什么变化。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他又绕着我转了一圈，说再看。
我看清楚了，他买了一件羽绒服，一件黑色的亮闪闪的羽绒服。这件羽绒服把他包裹得鼓鼓囊囊的，看起来暖和得很。
脱下来我试试。
金浩文向后退了两步，冲着我笑。
知道什么牌子的吗。
我摇了摇头。
优衣库的。
你抢来的。
我把家里东西全卖了。
我把那张纸条递给金浩文，说道，我拿这个跟你换。
金浩文看都没看，就把那张纸条扔进了垃圾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