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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地震发生最为频繁的朝代，其中以发生在嘉靖三十四年腊月十二（1556年1月23日）的大地震最为著名，史称嘉靖大地震。
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陕西省华县，据历史记录，地震强度为8至8.3级，烈度为11度。由于地震于午夜（子时）发生，多数人还在熟睡之中，因此逃生者寥寥。这次地震最终导致83万人死亡，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
地震惨烈
关于这次地震，《明史》中曾有过详细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震如雷。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数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
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进士秦可大是此次地震的亲历者，他用文字记载了自己在这次地震中的经历，让人读来仿佛身临其境：“是夜，予自梦中摇撼惊醒，身反复不能贴褥，闻近榻器具若人推堕，屋瓦暴响，有万马奔腾之状。初疑盗，继疑妖祟，俄顷间，头所触墙，划然倒矣，始悟之，此地震也……家南有空地，从墙隙中疾走，比至其处，见母暨兄及弟侄咸先至，无恙，曰：‘急号汝，汝不闻耶？’盖其时万家房舍一时摧裂，声杂然塞耳，都不闻也，矧号呼哉！”
据了解，此次地震共有101个县遭受了破坏，分布于陕、甘、宁、晋、豫5省约28万平方公里。地震使当地民房、官署、庙宇、书院沦为废墟，较坚固的高大建筑物如城楼、宝塔、宫殿全部倒塌。据《陕西通志》记载，位于西安市的小雁塔为唐朝时修建，在此次地震中被震裂，塔身从十五层减少为十三层。此外，陕西渭南县境内曾有一座五指山，“如人指然，迥抱关门，嘉靖间地震后毁削无存矣”。
由于地震时正值隆冬，灾民冻死、饿死和次年瘟疫大流行造成的死者无数可计。伴随着地震，山崩、滑坡、地裂缝、地陷、地隆、水患、火灾等次生灾害也相继发生，真可谓“自古灾伤无此惨也”。
地方救助
地震发生后，陕西等地的地方官员第一时间便将灾情上报给了中央。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一旦出现隐瞒灾情不报的情况，该省督抚罚俸一年；如果延误上报时间超过三个月，地方官就会被革职。
然而，由于古代交通不便，灾情到达京城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此外，中央在接到灾情汇报后，需要通过层层审批，政令才能到达山区。朝廷派出的赈灾官员——户部左侍郎邹守愚到达灾区时，已经是次年二月了。在过去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地方官员和当地缙绅便成为灾后救助的中流砥柱。
为了抗震救灾，当地官员和缙绅不仅拿出自己的俸禄捐款赈灾，还组织民间力量修缮建筑，维护治安。陕西华阴县知县何祥时一边出力帮助百姓“疏渠筑堰”，一边掏出自己的俸禄银子修缮“学宫”；华州知县杨彩见地震后老百姓“蜂起掠食”，便以当地政府的名义“借富家粟，以赈穷乏”，通过果断的措施解决了灾民的生活问题，为后续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好了铺垫。
陕西地区地震后又遭水灾，许多房屋被淹没。渭南县缙绅张羽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一所空置的宅院腾出来，让所有受灾的邻居有了暂时的安身之所；韩城县的党孟辀是当地有名的富商，地震发生后，他拿出乡民欠债的所有契约，当场烧毁，并表示：“岁厄如此，不忍相迫也。”
此外，地方官员还承担着地震后禁暴安良的责任。据记载，嘉靖大地震发生之后，很多地方都先后出现了“乘变起乱，讹言可畏”的情况。陕西渭南县由于县令在地震中死亡，地方失去了主事者，一时间“恶少肆掠，大乱”。幸亏陕西巡抚得知情况后及时决断，下令缉捕盗贼，同时当众斩杀了几个带头抢劫的流氓，才平息了一场混乱。
朝廷赈灾
在明代，中央政府得到灾情报告后，会临时派遣钦差大臣前往震区坐镇抗灾，由于当时没有专门的赈灾机构，救灾工作一般由户部来承担。嘉靖大地震后，朝廷派往灾区的钦差大臣便是当时的户部左侍郎邹守愚。
邹守愚于嘉靖三十五年（1557）二月到达陕西后，立刻指挥地方官员共同救灾，同时从周围的无灾地区选拔政绩优秀的官员前来协助，以维护灾区的正常秩序。当时的进士朱茹便受命从河南新蔡县令的任上临时抽调到华州，主持救灾工作。
邹守愚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是向灾区发放朝廷的专项救济款和减免当地百姓的赋役。当然，这些救济款并不是平均给予广大灾民，而是根据年龄、性别、受灾程度等的不同来进行分配，从而使每一个灾民都受益。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朝廷下令“以地震发银四万两赈山西平阳府、陕西延安府诸属县，并蠲免税粮有差”；同年四月，又颁布命令，“以陕西地震，诏发太仓银万两于延绥、一万两于宁夏、一万五千两于甘肃、一万两于固原，协济民屯兵饷……停免夏税。”
明代中后期吏治腐败，国库空虚。由于当年财政全部用于救灾，导致嘉靖三十四年财政亏空229万两白银，嘉靖三十五年亏空186万两白银（《明世宗实录》）。尽管灾难频发对于明朝政府来说可谓雪上加霜，但这些专项救济款还是陆续地发放到了灾民的手中。
祭祀反省
在古代社会，人们常常将灾害归结为上天的惩罚。所以每次地震发生后，在位的天子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祈求上天的原谅。
如康熙十八年北京地震，康熙便发“罪己诏”表示：“朕御极以来，孜孜以求，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儆。”
嘉靖皇帝虽然没有就此次大地震下发“罪己诏”，但他派遣钦差大臣邹守愚到灾区“祭告境内名山大川、河洛之神及祀典所载神祗，其死者收瘗为厉坛以祭之”。嘉靖三十五年三月，邹守愚来到山西荣河县，祭祀汤陵，并代表嘉靖宣读了为死难生灵写下的祭文：“惟神奉天抚世，奠境保民，圣德神功，万世攸赖。兹者，因地震将蒲州等三州，临汾等十二县，河东运司城垣陷下，官民房舍倒塌，压死人口不计其数，守臣具实上闻。朕不胜惶恻，兹命大臣，敬齐香帛，往诣祭告，伏冀圣灵鉴佑，默相化机，转灾为祥。”
此外，嘉靖皇帝在地震后还鼓励百官积极上言，批评时政。嘉靖三十五年二月，礼部就下令“山西、河南同日地震，请如例修省，九卿道科许极言时政得失”；同年十二月，嘉靖皇帝又下旨命令“内外臣工其痛加修省，各尽职业毋事虚文”。这些举措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在当时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的作用。
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陕西省华县，据历史记录，地震强度为8至8.3级，烈度为11度。由于地震于午夜（子时）发生，多数人还在熟睡之中，因此逃生者寥寥。这次地震最终导致83万人死亡，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
地震惨烈
关于这次地震，《明史》中曾有过详细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震如雷。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数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
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进士秦可大是此次地震的亲历者，他用文字记载了自己在这次地震中的经历，让人读来仿佛身临其境：“是夜，予自梦中摇撼惊醒，身反复不能贴褥，闻近榻器具若人推堕，屋瓦暴响，有万马奔腾之状。初疑盗，继疑妖祟，俄顷间，头所触墙，划然倒矣，始悟之，此地震也……家南有空地，从墙隙中疾走，比至其处，见母暨兄及弟侄咸先至，无恙，曰：‘急号汝，汝不闻耶？’盖其时万家房舍一时摧裂，声杂然塞耳，都不闻也，矧号呼哉！”
据了解，此次地震共有101个县遭受了破坏，分布于陕、甘、宁、晋、豫5省约28万平方公里。地震使当地民房、官署、庙宇、书院沦为废墟，较坚固的高大建筑物如城楼、宝塔、宫殿全部倒塌。据《陕西通志》记载，位于西安市的小雁塔为唐朝时修建，在此次地震中被震裂，塔身从十五层减少为十三层。此外，陕西渭南县境内曾有一座五指山，“如人指然，迥抱关门，嘉靖间地震后毁削无存矣”。
由于地震时正值隆冬，灾民冻死、饿死和次年瘟疫大流行造成的死者无数可计。伴随着地震，山崩、滑坡、地裂缝、地陷、地隆、水患、火灾等次生灾害也相继发生，真可谓“自古灾伤无此惨也”。
地方救助
地震发生后，陕西等地的地方官员第一时间便将灾情上报给了中央。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一旦出现隐瞒灾情不报的情况，该省督抚罚俸一年；如果延误上报时间超过三个月，地方官就会被革职。
然而，由于古代交通不便，灾情到达京城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此外，中央在接到灾情汇报后，需要通过层层审批，政令才能到达山区。朝廷派出的赈灾官员——户部左侍郎邹守愚到达灾区时，已经是次年二月了。在过去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地方官员和当地缙绅便成为灾后救助的中流砥柱。
为了抗震救灾，当地官员和缙绅不仅拿出自己的俸禄捐款赈灾，还组织民间力量修缮建筑，维护治安。陕西华阴县知县何祥时一边出力帮助百姓“疏渠筑堰”，一边掏出自己的俸禄银子修缮“学宫”；华州知县杨彩见地震后老百姓“蜂起掠食”，便以当地政府的名义“借富家粟，以赈穷乏”，通过果断的措施解决了灾民的生活问题，为后续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好了铺垫。
陕西地区地震后又遭水灾，许多房屋被淹没。渭南县缙绅张羽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一所空置的宅院腾出来，让所有受灾的邻居有了暂时的安身之所；韩城县的党孟辀是当地有名的富商，地震发生后，他拿出乡民欠债的所有契约，当场烧毁，并表示：“岁厄如此，不忍相迫也。”
此外，地方官员还承担着地震后禁暴安良的责任。据记载，嘉靖大地震发生之后，很多地方都先后出现了“乘变起乱，讹言可畏”的情况。陕西渭南县由于县令在地震中死亡，地方失去了主事者，一时间“恶少肆掠，大乱”。幸亏陕西巡抚得知情况后及时决断，下令缉捕盗贼，同时当众斩杀了几个带头抢劫的流氓，才平息了一场混乱。
朝廷赈灾
在明代，中央政府得到灾情报告后，会临时派遣钦差大臣前往震区坐镇抗灾，由于当时没有专门的赈灾机构，救灾工作一般由户部来承担。嘉靖大地震后，朝廷派往灾区的钦差大臣便是当时的户部左侍郎邹守愚。
邹守愚于嘉靖三十五年（1557）二月到达陕西后，立刻指挥地方官员共同救灾，同时从周围的无灾地区选拔政绩优秀的官员前来协助，以维护灾区的正常秩序。当时的进士朱茹便受命从河南新蔡县令的任上临时抽调到华州，主持救灾工作。
邹守愚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是向灾区发放朝廷的专项救济款和减免当地百姓的赋役。当然，这些救济款并不是平均给予广大灾民，而是根据年龄、性别、受灾程度等的不同来进行分配，从而使每一个灾民都受益。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朝廷下令“以地震发银四万两赈山西平阳府、陕西延安府诸属县，并蠲免税粮有差”；同年四月，又颁布命令，“以陕西地震，诏发太仓银万两于延绥、一万两于宁夏、一万五千两于甘肃、一万两于固原，协济民屯兵饷……停免夏税。”
明代中后期吏治腐败，国库空虚。由于当年财政全部用于救灾，导致嘉靖三十四年财政亏空229万两白银，嘉靖三十五年亏空186万两白银（《明世宗实录》）。尽管灾难频发对于明朝政府来说可谓雪上加霜，但这些专项救济款还是陆续地发放到了灾民的手中。
祭祀反省
在古代社会，人们常常将灾害归结为上天的惩罚。所以每次地震发生后，在位的天子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祈求上天的原谅。
如康熙十八年北京地震，康熙便发“罪己诏”表示：“朕御极以来，孜孜以求，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儆。”
嘉靖皇帝虽然没有就此次大地震下发“罪己诏”，但他派遣钦差大臣邹守愚到灾区“祭告境内名山大川、河洛之神及祀典所载神祗，其死者收瘗为厉坛以祭之”。嘉靖三十五年三月，邹守愚来到山西荣河县，祭祀汤陵，并代表嘉靖宣读了为死难生灵写下的祭文：“惟神奉天抚世，奠境保民，圣德神功，万世攸赖。兹者，因地震将蒲州等三州，临汾等十二县，河东运司城垣陷下，官民房舍倒塌，压死人口不计其数，守臣具实上闻。朕不胜惶恻，兹命大臣，敬齐香帛，往诣祭告，伏冀圣灵鉴佑，默相化机，转灾为祥。”
此外，嘉靖皇帝在地震后还鼓励百官积极上言，批评时政。嘉靖三十五年二月，礼部就下令“山西、河南同日地震，请如例修省，九卿道科许极言时政得失”；同年十二月，嘉靖皇帝又下旨命令“内外臣工其痛加修省，各尽职业毋事虚文”。这些举措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在当时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