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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陈珉，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她自1937年3月参加革命，经历了祖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将自己的整个生命无私奉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她一生坎坷，严谨正直；坚持真理，忠贞不渝；她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艰辛求学
1917年12月8日，母亲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社东村一个家况渐衰的家庭。由于家里劳动力不足，她三四岁时，便开始帮我外祖母在厨房做些零碎活。从7岁开始，外祖母就让她学纺线和做针线活，12岁时，她已会给自己裁剪做衣服。她7岁时，自己到离家几里路的县城小学念书，中午不能回家吃饭，每天就带些馒头和咸菜在学校吃，生活很艰苦。因受我大舅影响，她学习很努力，成绩也很好，爱读文学书籍和写作。小学毕业时，恰逢外祖父患重病，便辍学在家，帮外祖母做家务。此间，大舅又介绍了大量进步书籍、杂志和文学作品让她阅读，大大提高了她的写作水平，接受了政治启蒙教育，开始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有了认识，从而萌发了改造社会的理想。
两年后，又靠大舅资助，她考进运城女中，开始上中学。她深知学费来之不易，因此特别节俭。当时，学校的伙食标准虽然才二三元，但她为省钱而不入伙，只用1元钱订30斤馒头，每天吃1斤馒头，外加一些咸菜,生活十分简朴。她学习特别努力，成绩优秀，初中三年中有五个学期考第一；她写作水平较高，老师常以她的作文为范文在班上念；她还在进步刊物上发表过一些作品。初中毕业后，她考入临汾女子师范学校。学校每月發4元津贴，生活可勉强维持。受进步思想影响，她积极参加学生自治会、学生联合会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并负责临汾市学联的组织工作。1937年3月，经该校老师（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她参加了山西“牺盟会”组织，正式参加了革命，从此开始了她延续七十二年的革命生涯。七七事变后，她毅然离校参加山西抗日决死队流动工作团，负责宣传工作。
奔赴延安
1938年初，受全国抗日热潮的感染，母亲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离开家乡，奔赴当时进步青年最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4月15日，她进入抗大学习，当天就向党组织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思想和家庭情况，表达了自己迫切要求加入党组织的强烈愿望。尚未满一个月，5月13日，她即被党组织批准光荣入党，从此她就把自己的一生全部交给了党。她开始在抗大四大队政治队五队学习，一个月后调到抗大三大队军事队学习。在延安抗大这个革命气氛浓郁的大家庭中，她满怀革命激情，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刻苦地锻炼自己，努力提高阶级觉悟。她工作、学习处处抢在别人前面，不怕苦、不怕死；晚上站岗放哨，因为时常有狼出没，许多女同志不敢去，她却争着去；练习打靶时，她冒着有可能被误伤的危险，自告奋勇去报靶……当时学校开展评选“突击队员”运动，她所在的女生队130名学员，第一次评选了6名，第二次评选了20名，她均榜上有名而受到学校嘉奖。由于她各方面的表现特别突出，还被大队保卫部门发展为秘密保卫网员。
1938年9月，她在抗大尚未毕业，即被先后分配到抗大政治部、宣传部、保卫部工作。她在工作中还常根据形势作诗，得到好评，宣传部也很重视，每逢下发文件时，常附上她作的诗，发到全校，重庆大后方新华社也选登过她的作品。她对党组织绝对忠实，敢于坚持原则，勇于揭发坏人坏事：一次，当她无意中发现某女速记员的国民党哥哥随信寄来陈立夫、陈果夫的名片时，感觉很可疑，便马上向党组织作了揭发汇报。
争上前线
母亲在政治上很要强，对自己要求极严格，工作特别努力，从不愿放过锻炼自己的任何机会。有的女同志害怕上前线，她却抢着报名去前线。1939年7月10日，她在新婚9天后，便随同数千名抗大学员奔赴前方了。自此，她不仅经历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数次在敌机的轰炸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每天七八十里的行军，超负荷的身体透支把原本就虚弱的她拖垮了。她曾在过敌人封锁线时晕倒在地，到达晋察冀后还大病一场。而她调到保卫部后，工作一直也很忙。环境的艰苦和工作的过度劳累，使她相继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心脏病与神经衰弱。但她并未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而是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经常拖着病体工作。只有在病情实在严重时，她才休息一段，一旦身体稍有好转，又走上工作岗位。
母爱无私
1943年2月26日，我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因为当时延安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原本病弱的母亲生我后身体更加虚弱，只两个月就断了奶。靠喝米汤长大的我，从小身体瘦弱，而母亲为养育我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与母爱，甚至还舍身冒死救过我。
我四岁时，一次敌机来空袭，当防空警报拉响后，母亲立刻拉着我跟随人群躲进山脚下一个巨大的防空洞。一会儿敌机飞走了，两个小伙伴，五岁的冬冬和六岁的燕燕拉着我到山坡上玩。突然，警报又响了，原来是飞走的敌机又飞了回来。那两个小伙伴年龄比我大，身体也比我强壮得多，警报一拉响，他们根本不管我，径自一溜烟似地飞跑下山，钻进防空洞。剩下才四岁的我，戴顶白帽子，看见下坡路挺陡，竟站着不敢动。这时，只见母亲站到洞口，焦急地大喊，让我下山，并示意我摘下白帽子，而我却被吓懵了，仍呆若木鸡似的站着。危急时刻，只见母亲不顾一切箭一般地冲上山来，先伸手一把摘下我戴的白帽子，并顺势把我拖进近处的一个小防空洞，而敌机扫射的子弹也紧跟着噗噗地打在了洞口，激起一股股烟尘，好悬啊！待警报解除后，恰逢父亲骑马从前线回来，还带回两颗敌机扫射的子弹壳给我玩，拿在手里还温和着呢。母亲立刻把刚才的险情告诉父亲，父亲听后也着实被吓了一大跳，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多危险啊！要不是你妈妈舍身救你，你可就没命了。孩子，记住，这子弹壳就是国民党残害老百姓的罪证！”
时隔60多年，当时那惊险的一幕，我依然记忆犹新，心中对母亲充满了深厚的爱与无限的感激。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母亲曾把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1950年初，未满七岁的我不幸得了结核性肋膜炎，病情危重，持续高烧不退，剧烈咳嗽不止，连医生也认为没有救治的希望了。但是母亲坚决不放弃，为求得一个宁静的治疗环境，母亲毅然将我接回家，为此母亲向护士学会了打针。从此，母亲每天给我打链霉素，每隔六小时打一针……或许是母亲的诚心感动了上帝，我居高不下的体温竟然开始慢慢下降了，逐渐恢复到正常，身体也在慢慢康复。连医生听到这个消息都不敢相信，认为绝对是个奇迹！是我慈爱的母亲把我从病魔的魔爪下抢救了出来，使我又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在床上足足躺了十个多月的我，下床时已不会走路，又像一岁多的小孩一样重新学走路。后来，我的身体不但完全康复了，而且连续打了几个月链霉素居然没留下任何后遗症，这是博大的母爱又一次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教育子女
母亲不仅始终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对子女的教育也很严格。我上学前，母亲就经常给我讲述她小时候艰苦求学的故事，教育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以母亲为榜样，学习很用功，母亲对我的学习也很关心，每逢周末我回家后，都认真看我的成绩册，鼓励我努力学习。因此我的学习进步很快，五年级时达到全五分，小学毕业时在年级已名列前茅。母亲不仅要求我努力学习，而且要求我在政治上积极争取进步，我到入团年龄后，母亲就督促我申请入团，并且讲述她当年进入抗大的当天就递交入党申请书，不满一个月就被批准入党的经历。我申请入团后，母亲不断帮助我克服缺点，争取能尽快进步。
我入团后，母亲又要求我学习党的基本知识，为以后申请入党做准备。母亲经常同我说她当年在延安抗大是如何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提高觉悟，工作、学习处处争先，不怕苦、不怕死，两次被评为“突击队员”……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我决心要做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平时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在北京四中上中学时一直品学兼优。母亲对我寄以厚望，希望我将来能对国家作出较大贡献。由于我从小爱好动物、植物，曾有要当中国的“米丘林”的理想。1962年高中毕业前，我本打算学习生物，而母亲并未支持我的选择。她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建议我报考“哈军工”，学国防军事，继承父业。虽然我按母亲的旨意报考了“哈军工”，但是思想上还出现过反复。因我体质较弱，最初不适应东北的严寒气候，患了几种慢性病，对能否坚持学习产生了动摇，甚至有过要求转学的想法。经过父母的耐心帮助，我才逐渐坚定了在“哈军工”学习的决心。然而，“文革”中，父母受到迫害，我因受株连而被降级改行分配，未能搞所学专业，便又对当初报考“哈军工”感到后悔。也是因为“文革”，我在大学未能入党，直等到父亲平反，耽搁了十多年。为了我的入党问题，母亲颇为操心，总是教育我努力工作，积极争取入党。在父亲、母亲的帮助教育下，我决心把十年中遭受的损失补回来，加倍地努力工作与学习，因而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的组织问题也终于在递交申请书十九年后得到解决，我看到了母亲会心的微笑。
相濡以沫
母亲是山西运城人，父亲欧阳毅是湖南宜章人。而为父母二人的千里姻缘牵红线的月老就是“革命”。母亲、父亲1939年7月1日在延安结为伉俪，2005年6月12日父亲在北京离世，二老患难与共、相濡以沫66载。母亲不仅为她的三个儿女献出了无私而深厚的爱，而作为妻子，同样也为她的丈夫献出了无私而深厚的爱。
父亲在长征中三过雪山、草地；西路军失败后，经讨饭、卖字五月余，历经艰辛，九死一生，才只身回到延安。他不仅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而且因有人散布他是“张国焘路线者”，于是在支部会上连续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作出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可耻的国焘路线者”。这个委屈对父亲打击很大，思想上一直闷闷不乐，长期失眠，身体被拖垮了。母亲看到当时父亲极度痛苦的样子，感到很着急，于是给罗瑞卿、张际春写信反映父亲的情况，希望组织上关照他的身体。从而使父亲很快得到组织关照，不久即批准他去治病。后来，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几次亲自关怀下，父亲因误会受委屈的问题才得到了彻底解决，组织上终于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
在“文革”中，父亲与母亲均受到迫害，但他们的爱情却经受住了考验。林彪、四人帮一伙为彻底打倒父亲，从父亲专案组抽人与母亲专案组配合，狠整母亲，逼她揭发父亲，令她与父亲划清界线。但她始终坚持真理，不做违心事，不说违心话。她坚信父亲无罪，始终认为，对父亲所加的一切“罪名”完全是坏人栽赃陷害的，从不向“造反派”屈服。1968年2月下旬，当母亲偶然得知“造反派”对父亲实行连续六昼夜的“车轮战”时，无比悲愤，连夜含泪向毛泽东写信反映，毛泽东收信后即作了“查明处理”的批示。同年4月下旬，母亲被“造反派”强行扭送进了公安局监狱，受到种种非人待遇，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她身上多处被打受伤，经久不愈，痛苦难耐，还患了关节炎和肾炎等疾病;对于专案组搞逼供信，她始终坚持与之抗争，斥责他们违反政策。公安局经调查，认为母亲没问题。而专案组之所以把她关进监狱一年多，完全是为配合林彪一伙迫害父亲服务的。直至“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1971年底，母亲才获准回家治病。为急于了解父亲的情况，她不顾身体虚弱且正患病，连夜给朱德、康克清写信，并转信周恩来，反映父亲受迫害的情况。直至1972年4月28日，在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怀下，父亲终被解除关押，获准回京治病。
两位老人在彼此相隔4年8个月后又重新相聚了，虽然他们的身体都受到极度摧残，但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却更深厚了。母亲开始积极陪护父亲查体、治病，使当时身体被折磨得极度虚弱的父亲慢慢得到恢复。对父亲能得到中央正式平反，母亲也为之付出了很大精力与心血，经常帮助他书写和修改申述材料至深夜。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父亲于1978年11月4日正式获得平反。而父亲单位炮兵和母亲單位五机部也分别对母亲作出平反结论，也于1978年在大会上公开宣布，彻底予以平反。至此，母亲历时几年噩梦般的遭遇才终于结束了。
劫后重生的两位老人互敬互爱，对父亲的饮食起居，衣食冷暖，母亲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特别是每当父亲得病住院，母亲更是不辞辛苦、不顾年高体弱，总是亲自去医院探视和陪护……他们二老是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典范。
母亲参加革命72年，一生命途多舛，但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对党无限忠诚，是党的好女儿。我感谢上天给了我一个伟大的母亲，同时也憎恨上天过早带走了母亲，使我还没来得及为母亲尽到孝道。母亲离世已经一年多了，我无限怀念她。
（责编 兴柱）
艰辛求学
1917年12月8日，母亲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社东村一个家况渐衰的家庭。由于家里劳动力不足，她三四岁时，便开始帮我外祖母在厨房做些零碎活。从7岁开始，外祖母就让她学纺线和做针线活，12岁时，她已会给自己裁剪做衣服。她7岁时，自己到离家几里路的县城小学念书，中午不能回家吃饭，每天就带些馒头和咸菜在学校吃，生活很艰苦。因受我大舅影响，她学习很努力，成绩也很好，爱读文学书籍和写作。小学毕业时，恰逢外祖父患重病，便辍学在家，帮外祖母做家务。此间，大舅又介绍了大量进步书籍、杂志和文学作品让她阅读，大大提高了她的写作水平，接受了政治启蒙教育，开始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有了认识，从而萌发了改造社会的理想。
两年后，又靠大舅资助，她考进运城女中，开始上中学。她深知学费来之不易，因此特别节俭。当时，学校的伙食标准虽然才二三元，但她为省钱而不入伙，只用1元钱订30斤馒头，每天吃1斤馒头，外加一些咸菜,生活十分简朴。她学习特别努力，成绩优秀，初中三年中有五个学期考第一；她写作水平较高，老师常以她的作文为范文在班上念；她还在进步刊物上发表过一些作品。初中毕业后，她考入临汾女子师范学校。学校每月發4元津贴，生活可勉强维持。受进步思想影响，她积极参加学生自治会、学生联合会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并负责临汾市学联的组织工作。1937年3月，经该校老师（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她参加了山西“牺盟会”组织，正式参加了革命，从此开始了她延续七十二年的革命生涯。七七事变后，她毅然离校参加山西抗日决死队流动工作团，负责宣传工作。
奔赴延安
1938年初，受全国抗日热潮的感染，母亲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离开家乡，奔赴当时进步青年最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4月15日，她进入抗大学习，当天就向党组织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思想和家庭情况，表达了自己迫切要求加入党组织的强烈愿望。尚未满一个月，5月13日，她即被党组织批准光荣入党，从此她就把自己的一生全部交给了党。她开始在抗大四大队政治队五队学习，一个月后调到抗大三大队军事队学习。在延安抗大这个革命气氛浓郁的大家庭中，她满怀革命激情，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刻苦地锻炼自己，努力提高阶级觉悟。她工作、学习处处抢在别人前面，不怕苦、不怕死；晚上站岗放哨，因为时常有狼出没，许多女同志不敢去，她却争着去；练习打靶时，她冒着有可能被误伤的危险，自告奋勇去报靶……当时学校开展评选“突击队员”运动，她所在的女生队130名学员，第一次评选了6名，第二次评选了20名，她均榜上有名而受到学校嘉奖。由于她各方面的表现特别突出，还被大队保卫部门发展为秘密保卫网员。
1938年9月，她在抗大尚未毕业，即被先后分配到抗大政治部、宣传部、保卫部工作。她在工作中还常根据形势作诗，得到好评，宣传部也很重视，每逢下发文件时，常附上她作的诗，发到全校，重庆大后方新华社也选登过她的作品。她对党组织绝对忠实，敢于坚持原则，勇于揭发坏人坏事：一次，当她无意中发现某女速记员的国民党哥哥随信寄来陈立夫、陈果夫的名片时，感觉很可疑，便马上向党组织作了揭发汇报。
争上前线
母亲在政治上很要强，对自己要求极严格，工作特别努力，从不愿放过锻炼自己的任何机会。有的女同志害怕上前线，她却抢着报名去前线。1939年7月10日，她在新婚9天后，便随同数千名抗大学员奔赴前方了。自此，她不仅经历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数次在敌机的轰炸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每天七八十里的行军，超负荷的身体透支把原本就虚弱的她拖垮了。她曾在过敌人封锁线时晕倒在地，到达晋察冀后还大病一场。而她调到保卫部后，工作一直也很忙。环境的艰苦和工作的过度劳累，使她相继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心脏病与神经衰弱。但她并未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而是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经常拖着病体工作。只有在病情实在严重时，她才休息一段，一旦身体稍有好转，又走上工作岗位。
母爱无私
1943年2月26日，我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因为当时延安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原本病弱的母亲生我后身体更加虚弱，只两个月就断了奶。靠喝米汤长大的我，从小身体瘦弱，而母亲为养育我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与母爱，甚至还舍身冒死救过我。
我四岁时，一次敌机来空袭，当防空警报拉响后，母亲立刻拉着我跟随人群躲进山脚下一个巨大的防空洞。一会儿敌机飞走了，两个小伙伴，五岁的冬冬和六岁的燕燕拉着我到山坡上玩。突然，警报又响了，原来是飞走的敌机又飞了回来。那两个小伙伴年龄比我大，身体也比我强壮得多，警报一拉响，他们根本不管我，径自一溜烟似地飞跑下山，钻进防空洞。剩下才四岁的我，戴顶白帽子，看见下坡路挺陡，竟站着不敢动。这时，只见母亲站到洞口，焦急地大喊，让我下山，并示意我摘下白帽子，而我却被吓懵了，仍呆若木鸡似的站着。危急时刻，只见母亲不顾一切箭一般地冲上山来，先伸手一把摘下我戴的白帽子，并顺势把我拖进近处的一个小防空洞，而敌机扫射的子弹也紧跟着噗噗地打在了洞口，激起一股股烟尘，好悬啊！待警报解除后，恰逢父亲骑马从前线回来，还带回两颗敌机扫射的子弹壳给我玩，拿在手里还温和着呢。母亲立刻把刚才的险情告诉父亲，父亲听后也着实被吓了一大跳，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多危险啊！要不是你妈妈舍身救你，你可就没命了。孩子，记住，这子弹壳就是国民党残害老百姓的罪证！”
时隔60多年，当时那惊险的一幕，我依然记忆犹新，心中对母亲充满了深厚的爱与无限的感激。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母亲曾把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1950年初，未满七岁的我不幸得了结核性肋膜炎，病情危重，持续高烧不退，剧烈咳嗽不止，连医生也认为没有救治的希望了。但是母亲坚决不放弃，为求得一个宁静的治疗环境，母亲毅然将我接回家，为此母亲向护士学会了打针。从此，母亲每天给我打链霉素，每隔六小时打一针……或许是母亲的诚心感动了上帝，我居高不下的体温竟然开始慢慢下降了，逐渐恢复到正常，身体也在慢慢康复。连医生听到这个消息都不敢相信，认为绝对是个奇迹！是我慈爱的母亲把我从病魔的魔爪下抢救了出来，使我又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在床上足足躺了十个多月的我，下床时已不会走路，又像一岁多的小孩一样重新学走路。后来，我的身体不但完全康复了，而且连续打了几个月链霉素居然没留下任何后遗症，这是博大的母爱又一次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教育子女
母亲不仅始终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对子女的教育也很严格。我上学前，母亲就经常给我讲述她小时候艰苦求学的故事，教育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以母亲为榜样，学习很用功，母亲对我的学习也很关心，每逢周末我回家后，都认真看我的成绩册，鼓励我努力学习。因此我的学习进步很快，五年级时达到全五分，小学毕业时在年级已名列前茅。母亲不仅要求我努力学习，而且要求我在政治上积极争取进步，我到入团年龄后，母亲就督促我申请入团，并且讲述她当年进入抗大的当天就递交入党申请书，不满一个月就被批准入党的经历。我申请入团后，母亲不断帮助我克服缺点，争取能尽快进步。
我入团后，母亲又要求我学习党的基本知识，为以后申请入党做准备。母亲经常同我说她当年在延安抗大是如何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提高觉悟，工作、学习处处争先，不怕苦、不怕死，两次被评为“突击队员”……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我决心要做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平时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在北京四中上中学时一直品学兼优。母亲对我寄以厚望，希望我将来能对国家作出较大贡献。由于我从小爱好动物、植物，曾有要当中国的“米丘林”的理想。1962年高中毕业前，我本打算学习生物，而母亲并未支持我的选择。她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建议我报考“哈军工”，学国防军事，继承父业。虽然我按母亲的旨意报考了“哈军工”，但是思想上还出现过反复。因我体质较弱，最初不适应东北的严寒气候，患了几种慢性病，对能否坚持学习产生了动摇，甚至有过要求转学的想法。经过父母的耐心帮助，我才逐渐坚定了在“哈军工”学习的决心。然而，“文革”中，父母受到迫害，我因受株连而被降级改行分配，未能搞所学专业，便又对当初报考“哈军工”感到后悔。也是因为“文革”，我在大学未能入党，直等到父亲平反，耽搁了十多年。为了我的入党问题，母亲颇为操心，总是教育我努力工作，积极争取入党。在父亲、母亲的帮助教育下，我决心把十年中遭受的损失补回来，加倍地努力工作与学习，因而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的组织问题也终于在递交申请书十九年后得到解决，我看到了母亲会心的微笑。
相濡以沫
母亲是山西运城人，父亲欧阳毅是湖南宜章人。而为父母二人的千里姻缘牵红线的月老就是“革命”。母亲、父亲1939年7月1日在延安结为伉俪，2005年6月12日父亲在北京离世，二老患难与共、相濡以沫66载。母亲不仅为她的三个儿女献出了无私而深厚的爱，而作为妻子，同样也为她的丈夫献出了无私而深厚的爱。
父亲在长征中三过雪山、草地；西路军失败后，经讨饭、卖字五月余，历经艰辛，九死一生，才只身回到延安。他不仅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而且因有人散布他是“张国焘路线者”，于是在支部会上连续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作出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可耻的国焘路线者”。这个委屈对父亲打击很大，思想上一直闷闷不乐，长期失眠，身体被拖垮了。母亲看到当时父亲极度痛苦的样子，感到很着急，于是给罗瑞卿、张际春写信反映父亲的情况，希望组织上关照他的身体。从而使父亲很快得到组织关照，不久即批准他去治病。后来，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几次亲自关怀下，父亲因误会受委屈的问题才得到了彻底解决，组织上终于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
在“文革”中，父亲与母亲均受到迫害，但他们的爱情却经受住了考验。林彪、四人帮一伙为彻底打倒父亲，从父亲专案组抽人与母亲专案组配合，狠整母亲，逼她揭发父亲，令她与父亲划清界线。但她始终坚持真理，不做违心事，不说违心话。她坚信父亲无罪，始终认为，对父亲所加的一切“罪名”完全是坏人栽赃陷害的，从不向“造反派”屈服。1968年2月下旬，当母亲偶然得知“造反派”对父亲实行连续六昼夜的“车轮战”时，无比悲愤，连夜含泪向毛泽东写信反映，毛泽东收信后即作了“查明处理”的批示。同年4月下旬，母亲被“造反派”强行扭送进了公安局监狱，受到种种非人待遇，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她身上多处被打受伤，经久不愈，痛苦难耐，还患了关节炎和肾炎等疾病;对于专案组搞逼供信，她始终坚持与之抗争，斥责他们违反政策。公安局经调查，认为母亲没问题。而专案组之所以把她关进监狱一年多，完全是为配合林彪一伙迫害父亲服务的。直至“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1971年底，母亲才获准回家治病。为急于了解父亲的情况，她不顾身体虚弱且正患病，连夜给朱德、康克清写信，并转信周恩来，反映父亲受迫害的情况。直至1972年4月28日，在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怀下，父亲终被解除关押，获准回京治病。
两位老人在彼此相隔4年8个月后又重新相聚了，虽然他们的身体都受到极度摧残，但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却更深厚了。母亲开始积极陪护父亲查体、治病，使当时身体被折磨得极度虚弱的父亲慢慢得到恢复。对父亲能得到中央正式平反，母亲也为之付出了很大精力与心血，经常帮助他书写和修改申述材料至深夜。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父亲于1978年11月4日正式获得平反。而父亲单位炮兵和母亲單位五机部也分别对母亲作出平反结论，也于1978年在大会上公开宣布，彻底予以平反。至此，母亲历时几年噩梦般的遭遇才终于结束了。
劫后重生的两位老人互敬互爱，对父亲的饮食起居，衣食冷暖，母亲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特别是每当父亲得病住院，母亲更是不辞辛苦、不顾年高体弱，总是亲自去医院探视和陪护……他们二老是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典范。
母亲参加革命72年，一生命途多舛，但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对党无限忠诚，是党的好女儿。我感谢上天给了我一个伟大的母亲，同时也憎恨上天过早带走了母亲，使我还没来得及为母亲尽到孝道。母亲离世已经一年多了，我无限怀念她。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