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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庆澜,熟悉近代史的同志虽也知道他是辛亥革命前后叱咤风云的名将、“封疆大吏”。孙中山先生曾夸他:“朱子桥有远见,是位难能可贵的朋友,是个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但一般以为从上世纪20年代起,他的主要活动是慈善救济工作(他最后一个“官衔”是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那是在1936年)。而朱庆澜在“一·二八”以后与李济深、蔡廷锴的交往并全力支持“闽变”这方面的情况恐鲜为人知。垂暮之年,爰记掌故,以供给研究近代史的同志参考。
蔡廷锴自称“老部下”
淞沪抗战正炽,蔡廷锴和戴戟代表十九路军将士到上海西藏路(当时是虞洽卿路)宁波同乡会与各界人士见面。那次会议的组织者史量才特意邀请朱庆澜出席。朱由查良钊陪同欣然前往,使朱意外的是他刚入场,蔡廷锴立刻尊敬地站起来向他行了个军礼,并说:“老将军,我是您的老部下,您的一切都是我作军人的标准。”于是,全场宾客都向朱庆澜投来尊敬的目光,但他自己虽客气地还礼,却一时想不起来何时与对方共过事,可在那样的场合又不便问。
原来,1917年朱庆澜曾以广东省长名义迎请孙中山先生到粤主持护法运动,后来又拨出省长掌握的二十营军队协助中山先生组建护法军。考虑到当时广东的形势,命名为“援闽粤军”,而蔡廷锴正是“援闽粤军”的将士。
自此以后,蔡廷锴常常派人来看望朱庆澜。
李济深赠送勃朗宁
这以后,朱庆澜亲赴北平,成立“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以支援东北人民抗战。这时候蔡廷锴将军在上海四川路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总会”,并亲任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妹夫许克诚任总干事,我则被蔡廷锴将军提议担任副总干事兼主任秘书。回忆起来,当时的捐献活动是很有成绩的,我们用捐款购置了大量物资和枪支弹药。遵照蔡的嘱咐,全部送到北平交朱先生,接济东北前方将士。
谁知国民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主义,朱庆澜在北平活动极为困难,乃于1933年愤然返沪。即使如此,国民党特务还穷追不舍,组织人马在上海小报上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此时尚在上海的李济深将军对朱庆澜的安全甚为关切。一天,李将军打电话找查良钊,恰巧查不在,就把我找去,告诉我国民党特务可能对朱庆澜下毒手,嘱朱多加小心。又问我“子桥(朱庆澜字子桥)先生有没有保卫人员?”我说只有一个叫王自光的老保卫。李当时还交给我三支新勃朗宁手枪,供我们自卫使用。以后朱庆澜自己并未留用,把枪交给老保卫,由他一人双挎了。
李济深、蔡廷锴其实那时正在筹划“闽变”,不久就赴福建,几天后传来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消息,李、蔡分任正副主席。
建电台支持“闽变”
李济深、蔡廷锴发动“闽变”旨在反蒋抗日。朱庆澜自然是同情和支持的,朱和李、蔡之间通过设在上海的一架秘密电台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电台由许克诚安排在英租界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的康家桥,台长叫屠彬(字伯启),常州人,原来是张学良所部沈阳北大营电台台长。电台建立后,电报多数由许克诚处理。如李、蔡曾给朱庆澜发来电报,托他代福建新政府邀请冷(解放后曾任江苏省副省长)去闽协助工作。因冷是朱的旧部,说话也方便些。朱庆澜受托照办。可惜冷当时脱身不得,未能成行。
这架电台使用时用密码,每个受报人都有W号,其中许多是京、沪重要人士。上海就有十多人,国民党内有于右任、邵力子等,在野名流则有黄炎培、史量才等。记得电台曾险遭破坏。有一天上午,8名工部局包打听和警局特务包围在门口,吸烟闲扯,纠缠不走,我赶紧打电话给上海市政府秘书张震西(当时是吴铁诚的机要秘书,是朱庆澜一房儿媳的哥哥)。张答应和查良钊一起去找工部局督察长。直到中午,这帮人才被赶走。朱庆澜知道此事后,当即决定电台暂停使用,然后把它转移到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永东里一位姓金的家中。
其时,许克诚还把福建送来的十张空白聘书交给朱庆澜,上面有“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印章,和李济深、蔡廷锴的签名。其中四张是“高级顾问”聘书,另六张是“顾问”聘书,显然都是委托朱代为选聘的。只因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不久就因蒋介石的重兵围攻而解体,这些聘书也只好束之高阁。
办军火装备半个师
朱庆澜虽然没有亲自参加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但对它的支持却真可以说不遗余力。我记得在那段时间里,他筹措了十余万元款项,通过联系人及时送到福建,尤其能体现其急公为义、甘冒风险的事。则是为福建方面购置武器。
一次,李济深打来电报,叫许克诚找一个英国军火商,准备买些武器,结果没谈成。许克诚将此事告朱,朱即令查良钊和我操办此事。我们找到了马德建(字叔良)。马从前是搞兵工厂的,赞成抗战,对朱庆澜努力于抗日后援素表敬佩。马说大数不易办到,顶多能争取一个师的装备。第二天,马又来说只能搞到半个师的。朱即令许克诚把情况电告李、蔡。后来这批武器还真的买妥运去了。记得李、蔡两位还回电对朱庆澜表示了深切的谢意。
(口述者陶?譭卿为原朱庆澜的秘书、助手)
蔡廷锴自称“老部下”
淞沪抗战正炽,蔡廷锴和戴戟代表十九路军将士到上海西藏路(当时是虞洽卿路)宁波同乡会与各界人士见面。那次会议的组织者史量才特意邀请朱庆澜出席。朱由查良钊陪同欣然前往,使朱意外的是他刚入场,蔡廷锴立刻尊敬地站起来向他行了个军礼,并说:“老将军,我是您的老部下,您的一切都是我作军人的标准。”于是,全场宾客都向朱庆澜投来尊敬的目光,但他自己虽客气地还礼,却一时想不起来何时与对方共过事,可在那样的场合又不便问。
原来,1917年朱庆澜曾以广东省长名义迎请孙中山先生到粤主持护法运动,后来又拨出省长掌握的二十营军队协助中山先生组建护法军。考虑到当时广东的形势,命名为“援闽粤军”,而蔡廷锴正是“援闽粤军”的将士。
自此以后,蔡廷锴常常派人来看望朱庆澜。
李济深赠送勃朗宁
这以后,朱庆澜亲赴北平,成立“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以支援东北人民抗战。这时候蔡廷锴将军在上海四川路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总会”,并亲任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妹夫许克诚任总干事,我则被蔡廷锴将军提议担任副总干事兼主任秘书。回忆起来,当时的捐献活动是很有成绩的,我们用捐款购置了大量物资和枪支弹药。遵照蔡的嘱咐,全部送到北平交朱先生,接济东北前方将士。
谁知国民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主义,朱庆澜在北平活动极为困难,乃于1933年愤然返沪。即使如此,国民党特务还穷追不舍,组织人马在上海小报上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此时尚在上海的李济深将军对朱庆澜的安全甚为关切。一天,李将军打电话找查良钊,恰巧查不在,就把我找去,告诉我国民党特务可能对朱庆澜下毒手,嘱朱多加小心。又问我“子桥(朱庆澜字子桥)先生有没有保卫人员?”我说只有一个叫王自光的老保卫。李当时还交给我三支新勃朗宁手枪,供我们自卫使用。以后朱庆澜自己并未留用,把枪交给老保卫,由他一人双挎了。
李济深、蔡廷锴其实那时正在筹划“闽变”,不久就赴福建,几天后传来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消息,李、蔡分任正副主席。
建电台支持“闽变”
李济深、蔡廷锴发动“闽变”旨在反蒋抗日。朱庆澜自然是同情和支持的,朱和李、蔡之间通过设在上海的一架秘密电台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电台由许克诚安排在英租界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的康家桥,台长叫屠彬(字伯启),常州人,原来是张学良所部沈阳北大营电台台长。电台建立后,电报多数由许克诚处理。如李、蔡曾给朱庆澜发来电报,托他代福建新政府邀请冷(解放后曾任江苏省副省长)去闽协助工作。因冷是朱的旧部,说话也方便些。朱庆澜受托照办。可惜冷当时脱身不得,未能成行。
这架电台使用时用密码,每个受报人都有W号,其中许多是京、沪重要人士。上海就有十多人,国民党内有于右任、邵力子等,在野名流则有黄炎培、史量才等。记得电台曾险遭破坏。有一天上午,8名工部局包打听和警局特务包围在门口,吸烟闲扯,纠缠不走,我赶紧打电话给上海市政府秘书张震西(当时是吴铁诚的机要秘书,是朱庆澜一房儿媳的哥哥)。张答应和查良钊一起去找工部局督察长。直到中午,这帮人才被赶走。朱庆澜知道此事后,当即决定电台暂停使用,然后把它转移到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永东里一位姓金的家中。
其时,许克诚还把福建送来的十张空白聘书交给朱庆澜,上面有“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印章,和李济深、蔡廷锴的签名。其中四张是“高级顾问”聘书,另六张是“顾问”聘书,显然都是委托朱代为选聘的。只因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不久就因蒋介石的重兵围攻而解体,这些聘书也只好束之高阁。
办军火装备半个师
朱庆澜虽然没有亲自参加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但对它的支持却真可以说不遗余力。我记得在那段时间里,他筹措了十余万元款项,通过联系人及时送到福建,尤其能体现其急公为义、甘冒风险的事。则是为福建方面购置武器。
一次,李济深打来电报,叫许克诚找一个英国军火商,准备买些武器,结果没谈成。许克诚将此事告朱,朱即令查良钊和我操办此事。我们找到了马德建(字叔良)。马从前是搞兵工厂的,赞成抗战,对朱庆澜努力于抗日后援素表敬佩。马说大数不易办到,顶多能争取一个师的装备。第二天,马又来说只能搞到半个师的。朱即令许克诚把情况电告李、蔡。后来这批武器还真的买妥运去了。记得李、蔡两位还回电对朱庆澜表示了深切的谢意。
(口述者陶?譭卿为原朱庆澜的秘书、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