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庆澜，熟悉近代史的同志虽也知道他是辛亥革命前后叱咤风云的名将、“封疆大吏”。孙中山先生曾夸他：“朱子桥有远见，是位难能可贵的朋友，是个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但一般以为从上世纪20年代起，他的主要活动是慈善救济工作（他最后一个“官衔”是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那是在1936年）。而朱庆澜在“一·二八”以后与李济深、蔡廷锴的交往并全力支持“闽变”这方面的情况恐鲜为人知。垂暮之年，爰记掌故，以供给研究近代史的同志参考。
　　
　　蔡廷锴自称“老部下”
　　
　　淞沪抗战正炽，蔡廷锴和戴戟代表十九路军将士到上海西藏路（当时是虞洽卿路）宁波同乡会与各界人士见面。那次会议的组织者史量才特意邀请朱庆澜出席。朱由查良钊陪同欣然前往，使朱意外的是他刚入场，蔡廷锴立刻尊敬地站起来向他行了个军礼，并说：“老将军，我是您的老部下，您的一切都是我作军人的标准。”于是，全场宾客都向朱庆澜投来尊敬的目光，但他自己虽客气地还礼，却一时想不起来何时与对方共过事，可在那样的场合又不便问。
　　原来，1917年朱庆澜曾以广东省长名义迎请孙中山先生到粤主持护法运动，后来又拨出省长掌握的二十营军队协助中山先生组建护法军。考虑到当时广东的形势，命名为“援闽粤军”，而蔡廷锴正是“援闽粤军”的将士。
　　自此以后，蔡廷锴常常派人来看望朱庆澜。
　　
　　李济深赠送勃朗宁
　　
　　这以后，朱庆澜亲赴北平，成立“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以支援东北人民抗战。这时候蔡廷锴将军在上海四川路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总会”，并亲任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妹夫许克诚任总干事，我则被蔡廷锴将军提议担任副总干事兼主任秘书。回忆起来，当时的捐献活动是很有成绩的，我们用捐款购置了大量物资和枪支弹药。遵照蔡的嘱咐，全部送到北平交朱先生，接济东北前方将士。
　　谁知国民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主义，朱庆澜在北平活动极为困难，乃于1933年愤然返沪。即使如此，国民党特务还穷追不舍，组织人马在上海小报上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此时尚在上海的李济深将军对朱庆澜的安全甚为关切。一天，李将军打电话找查良钊，恰巧查不在，就把我找去，告诉我国民党特务可能对朱庆澜下毒手，嘱朱多加小心。又问我“子桥（朱庆澜字子桥）先生有没有保卫人员？”我说只有一个叫王自光的老保卫。李当时还交给我三支新勃朗宁手枪，供我们自卫使用。以后朱庆澜自己并未留用，把枪交给老保卫，由他一人双挎了。
　　李济深、蔡廷锴其实那时正在筹划“闽变”，不久就赴福建，几天后传来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消息，李、蔡分任正副主席。
　　
　　建电台支持“闽变”
　　
　　李济深、蔡廷锴发动“闽变”旨在反蒋抗日。朱庆澜自然是同情和支持的，朱和李、蔡之间通过设在上海的一架秘密电台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电台由许克诚安排在英租界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的康家桥，台长叫屠彬（字伯启），常州人，原来是张学良所部沈阳北大营电台台长。电台建立后，电报多数由许克诚处理。如李、蔡曾给朱庆澜发来电报，托他代福建新政府邀请冷（解放后曾任江苏省副省长）去闽协助工作。因冷是朱的旧部，说话也方便些。朱庆澜受托照办。可惜冷当时脱身不得，未能成行。
　　这架电台使用时用密码，每个受报人都有W号，其中许多是京、沪重要人士。上海就有十多人，国民党内有于右任、邵力子等，在野名流则有黄炎培、史量才等。记得电台曾险遭破坏。有一天上午，8名工部局包打听和警局特务包围在门口，吸烟闲扯，纠缠不走，我赶紧打电话给上海市政府秘书张震西（当时是吴铁诚的机要秘书，是朱庆澜一房儿媳的哥哥）。张答应和查良钊一起去找工部局督察长。直到中午，这帮人才被赶走。朱庆澜知道此事后，当即决定电台暂停使用，然后把它转移到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永东里一位姓金的家中。
　　其时，许克诚还把福建送来的十张空白聘书交给朱庆澜，上面有“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印章，和李济深、蔡廷锴的签名。其中四张是“高级顾问”聘书，另六张是“顾问”聘书，显然都是委托朱代为选聘的。只因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不久就因蒋介石的重兵围攻而解体，这些聘书也只好束之高阁。
　　
　　办军火装备半个师
　　
　　朱庆澜虽然没有亲自参加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但对它的支持却真可以说不遗余力。我记得在那段时间里，他筹措了十余万元款项，通过联系人及时送到福建，尤其能体现其急公为义、甘冒风险的事。则是为福建方面购置武器。
　　一次，李济深打来电报，叫许克诚找一个英国军火商，准备买些武器，结果没谈成。许克诚将此事告朱，朱即令查良钊和我操办此事。我们找到了马德建（字叔良）。马从前是搞兵工厂的，赞成抗战，对朱庆澜努力于抗日后援素表敬佩。马说大数不易办到，顶多能争取一个师的装备。第二天，马又来说只能搞到半个师的。朱即令许克诚把情况电告李、蔡。后来这批武器还真的买妥运去了。记得李、蔡两位还回电对朱庆澜表示了深切的谢意。
　　（口述者陶?譭卿为原朱庆澜的秘书、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