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朋友说胡先生写字学郑孝胥。郑孝胥的书法雄健豪放，浊气重了，没有胡适文气。胡适学苏轼学魏晋行书学宋明小楷，不激不厉，笔画不苟，比苏轼纤弱，比魏晋行书内敛，比宋明小楷娟秀，线条中体现出那样通灵那样放达那样超逸那样峭拔那样从容的韵致。胡适写过多幅“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书法长条，我见过，小行楷堪称神品，一笔一画透着贵气，下角一枚印章，也清雅。
　　胡适的字好，为人亦好。朋友之间往来的书信，一一悉心收存。资料的价值自不必多说，随兴偶读，也可从中体会到许多趣味。
　　胡适不仅存下自己与友朋的书信，父辈间往来的书信，他也有心存了不少。
　　幸亏胡先生有心，邵晓晖高祖邵作舟写给胡适父亲胡传论台湾海防事的书札得以幸存。一百多年了，墨色不褪，纸页上静静生了一层沧桑，让人懵懂间知道过了百十个春秋。
　　纸页沧桑了好，岁月之手摩挲的旧味，最令人低回。
　　邵作舟信中的称呼有意思，只有老派人才如此客套才如此殷殷才如此文雅了吧：
　　“铁华仁长兄大人执事……”
　　铁华是胡传的字。胡传，又字铁花，号钝夫，原名守珊。安徽绩溪上庄人，出生于一个徼州茶商的家庭。胡传文官兼武职，一生成就可以此八字概之，即“整顿营务，巩固海防”，留有《台湾日记与禀启》一册。那本书我读过，文字清通，胡适先生的文字也清通，这是家学。
　　邵作舟给胡传的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有心的人可以看原文，也可以找来耿云志的文章《读邵作舟（与胡传论台湾海防书）》一探究竟。
　　这么多年过去，信中的人事早已成了旧影，灰飞烟灭。好在信札间的文人风流不变，仿佛是上好的绍兴陈年花雕酒，丝丝缕缕皆醉人。
　　上次在绍兴喝了很多花雕。
　　我过去是滴酒不沾的。
　　绍兴温热的花雕，肥厚甘醇，装在锡壶里，暖暖地汪起一泓春意。其色如老琥珀，酒味有旧味，仿佛上古青铜器。或者用小盅浅酌，或者用浅而大的陶碗慢饮。如对美人，如观薄雪，如视晚霞，如坐松下，如嗅兰桂，如会名士。将进酒，如果这酒是绍兴黄酒，我愿意一樽复一樽，坐喝至微醺。此间有真意，不能与外人道也。
　　《与胡传论台湾海防书》为十一页手札，仿佛一帧十一开册页，一开开翻看，能看见写字者的才华充溢的性情，笃诚至厚的风骨，如行山阴道上，令双目应接不暇。
　　邵作舟的字，盈溢着诗的情蕴，秀雅中见文气，且不受前人法度的约制。他的字有“二王”的影子，孙过庭、米芾、黄庭坚，似乎都学过，也都不像了，有自家面目，落落大方。邵作舟墨迹的好，正是好在落落大方。不仅落落大方，还楚楚动人。有人的书法落落大方，未必楚楚动人。有人的书法楚楚动人，未必落落大方。
　　邵作舟的字写得斜风细雨，冰肌玉骨，顷刻忘了寒冷。好作品让人不知炎凉。有一年冬天，洗完澡单衣条裤在沙发上翻八大山人的画册，忘了时间，回过神来，已经着凉了，感冒好几天。
　　邵作舟的字挟士气，染秀色，字形大小错落，驰骋佳妙，宛若珠落玉盘，脆然有声。董其昌《伯远帖》上的题跋，文字真好：
　　既幸予得见王殉，又幸殉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长安所逢墨迹，此为尤物。
　　如今我看到邵作舟这通书札，亦如彼时情景。因为有幸没有湮灭，尤物兀自勾魂摄魄。不知道邵晓晖看见先人手泽可有此感。
　　看见邵作舟的墨迹，不自禁想起《董美人墓志》来。前人说《董美人墓志》以“风度端凝”四字形容。“风度端凝”四个字其实也可以形容邵作舟的字，风度是举止是仪态是言谈，端凝是端庄是凝重是气质。风度端凝之外，还有走神。王羲之的《兰亭序》、杨凝式的《韭花帖》、苏东坡的《寒食帖》，差不多都是走神的尤物。
　　唐人尚法，书作多是全神贯注，晋人通神，下笔往往走神。我的意思是说邵作舟的字还是受到晋帖路的影响多一些。
　　晋人法帖是油盐柴米之间留下的一些片段，魏碑当然好，唐楷也不坏，但太刻意了，远不及晋人随便。宋以后，书的味道减弱，法的规矩增加，艺术上规矩越多，成就越小。晋人法帖有平淡生活中流露出来的气息。寄给友人的短信，随手写下的便条，不必正襟危坐地对待，也没有装裱悬挂的念头，笔墨间方有真性情的流露，唯其不经意，愈见真性情。
　　这些话，差不多也可以来说邵作舟的手札。尤其结尾一段，深得晋人况味：
　　弟于六月六日辰刻获举一男，即名之日在辰。内人自乳，儿甚肥健。家慈安吉，三舍弟陶卿来津一载，近于九月初旬南归，顷得其书，已安抵武林，足慰爱注风便，尚希时惠好音，手此。
　　邵作舟的字，是真正的文人字。文气上来了，不仅有文气，文气还蕴藉得很绵软得很。
　　关于文人字，在我看来，第一得是文人书写，第二则要不拘俗书死法，第三则一笔一画皆有自家性情。临帖临碑是基本功，到头来字里的性情才是结局。
　　文人字不是商品字，用于师友间交往是其主要用途，它的情感表现离不开它所载的内容。它的书面语言功能更重于它的书法审美，它们是书法，又不完全是书法。
　　邵作舟是大文人，史料上说他少有枕戈待旦之志。当年“穷乡僻壤中，苦于无所师法”，于是学于杭州，与赵之谦、程蒲荪等结为学友，于书无所不读，过目成诵。又读龚自珍诸集，关心时务。
　　邵作舟曾任职于天津支应局，于局务总理李兴锐交往尤笃，李之公务皆取决于邵作舟，自是益发究心于当世之务，著《邵氏危言》，启迪民智、倡导向西学，被广为流传。又作《论文八则》，总结古文创作历史与手法。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与李文忠公（李鸿章）言皮口驻兵”，然“不听，复进图说明之，卒不能从”，“旋日人果于皮口进兵，于是京津间，谓公料事如神，识与不识者，皆知公名”。中日战争后，他认为和议虽成，但“吏治不修，胎乱未去，京津不久恐有大乱”，这些见识，一般人哪有？
　　邵作舟一生沉浮，笔下一股湖海风云气，英气勃勃，顾盼间激越飞扬。这是一般文人字里所没有的。湖海风云气者也，一词以蔽之：峭拔。
　　读这样的文人手迹，让人仿佛坐在槐树下怀想。
　　李公佐的小说《南柯太守传》，说一个叫淳于棼的人，有次醉酒而梦，去了槐安国，被皇帝看中，将公主下嫁给他，他以驸马身份出任南柯郡太守20年，生了五男二女，荣耀一时。后来因与檀萝国交战兵败，公主病死，自己遣发回家，一路破车惰卒。须臾梦醒。淳于棼发现槐安国、檀萝国不过是堂前古槐下的蚂蚁洞。
　　如今想想，邵作舟所论之事，不过南柯一梦中的槐安国耳。
　　邵作舟这十一帧手札却是李公佐笔下的传奇。
　　1898年正月初一邵作舟郁郁中卒于天津任所。
　　这么多年过去，传奇依旧传奇。
　　邵作舟的书法优雅之中藏有峻烈，内刚外柔，羞涩之美时而华丽，令人思念人生永恒的寂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