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住院医生到了第三年，不少手术能够自己单挑了，一接触到病人，就考虑这个病例可以做什么手术，而不是需要不需要、应该不应该做。总之，满脑子的手术。
　　一个来自郊区的10岁男孩，大腿被撞折已经一个月了，比好腿明显短一截，量了量差3厘米。患儿家长坚决要求手术治疗。围绕这一病例，讨论十分热烈。大多数医生认为这是绝对的手术适应证，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我旁征博引，论述了此类畸形愈合后遗症的严重性：跛行、膝关节伸屈功能障碍、疼痛乃至脊柱侧弯等，因此必须手术切开复位。正当我陶醉在自己全面又精彩的分析论证之际，一直沉默不语的田定提出了问题：“上骨折端已经插入关节腔，附近又有大量骨痂，手术剥离有多大危险?有没有可能在广泛剥离后，仍然复不了位?如此大面积的剥离，广泛渗血，术后发生严重粘连的机会大不大?关节粘连后会不会膝关节功能反而不如现在?”
　　问题提得尖锐，反应极为强烈，众说纷纭。原来主张手术的开始犹豫起来，更多人转向非手术治疗，我不甘心，既不甘心放弃手术方案，也不情愿甘拜下风。
　　“可是，病人家长坚决要求手术治疗，不能让孩子一腿长，一腿短，上学还得受同学糟践。”我开始强词夺理。
　　另一方反驳道：“医生不能不考虑，一旦出了问题怎么办。”
　　“我们身为医生，应该站在病人的立场考虑问题。”我仍不放弃。
　　“病人的想法要是错的呢?病人的要求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过分的呢?”另一方再次反驳。
　　“那你们说怎么办，干脆不管?”我索性赤膊上阵。说白了，是和田定较真儿。
　　“田大夫，说说你的想法，你有什么具体措施?”正好，上级医生点了田定的名。
　　“不做，继续观察。我读过几篇关于儿童骨折畸形愈合的文章，也见过几例这样的患儿。他们自己矫正的能力是惊人的。这孩子的骨折靠近股骨下端的骨骺，是下肢最主要的生长发育部位，代偿的幅度必然大。再有，骨折轴线正，不存在成角畸形，也没有旋转，仅仅是缩短的矫正。孩子现在10岁，还有七八年的生长期，所以我认为将来孩子自我矫正的程度是很可观的。即使成人后腿仍然短一截，也可以做延长手术来弥补。现在骨折已经初期愈合，应该在有保护的情况下指导患儿循序渐进地练习膝关节活动，加强肌肉锻炼。”
　　“好，我同意田定的意见。”始终没有发言的上级医生在深思熟虑之后终于讲话了。“在决定是否采用手术治疗之前，必须认真权衡利弊，周密估计得失。利大于弊，或得大于失的，做。反之，坚决不做，除非是急救。即使是得失相当的，我也不做。这一例恰恰就是得失相当的。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不是绝对复不了位，而是无从回避大面积的广泛剥离。得到的是短缩的纠正，而失掉的却是难以避免的严重功能障碍。病人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实际生活得到了多少改善?何况手术还要冒相当大的风险。我们是在给人治病，活着的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我们不是修理桌椅板凳。”
　　5年后，我和田定已升为主治医师，一位小青年到医院来找我。“嘿嘿，不认识我啦?纪叔叔?”小青年拍拍自己的右大腿“把这儿摔折了，5年前的事儿了。大夫讨论了半天，有说做手术，有说不做的。最后还是没做。现在好了，您瞧，什么毛病也没落下。”我饶有兴趣地为他做了检查，真没想到，两条腿居然一样长，不差分毫。X线片显示原骨折处除了留下个梭形膨大的影像外，一点错位的痕迹都看不出来。
　　“真得好好谢谢您，谢谢您没给我做手术。”小青年回忆说：“当时我爸急了，说不做手术好不了，起码落个瘸子。我可不那么想，一听手术我就哆嗦。拿把刀子把肉拉开，那不跟宰猪一样。就是好了，也得留下个大疤痢，怪吓人的。这多好，什么也没落下。敢情不开刀也能治好病，那我何必要挨一刀呢。”
　　我现在才稍稍领会了：田定为什么不赞成“站在病人的立场考虑问题”的提法。(本文选编于著名创伤骨科专家王亦璁的小说《硬刀子软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