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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政治哲学在国内学术界颇热，有关政治哲学的会议此起彼伏，政治哲学的书籍层出不穷。从柏拉图到施特劳斯，从亚里士多德到阿伦特，当然还少不了自由主义的各位宗师，人们几乎对西方政治哲学的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唯独欧克肖特有点背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这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被人称为“也许是在世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死后更被认为是“从密尔——或甚至柏克以来——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却不入那些言必称“英美传统”的人的法眼。道理也很简单，现代政治哲学的研究很难避免意识形态的篡夺，它经常更多的是表明一种立场，而不是求得真理。
欧克肖特之所以在中国受冷落，与人们无法给他贴上什么“主义”的标签有关。人们固然可以给他贴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怀疑主义”、“社群主义”等等标签，可马上会发现，所有现成用来给思想流派划线站队的标签用在他身上都不太合适。他就像阿伦特一样，似乎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正因为难以将他归入某个派别，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他也曾长期不为人喜。人们对他的评价五花八门，互相矛盾。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才在自己的国家时来运转，被人认为是“表达了撒切尔夫人政策真正的哲学基础”，虽然他本人绝不会承认他是保守党的宣传员。他的确写过题为《论保守》的论文，但那也只是描述保守的气质，而绝不表示赞同一个保守的政党。他的《论人类行为》被赞扬为具有霍布斯的《利维坦》或黑格尔的《法哲学》同样的理论广度。但欧克肖特本人公开否认所有那些把他说成是一代宗师的说法，骂杀和捧杀对这个骨子里的怀疑主义者来说都太无聊。
其实，欧克肖特真正值得人们认真研究。这首先因为他是典型的英国政治哲学家，对欧洲的真正传统，特别是英国的政治传统，有极为精深和广博的研究。并且，与一般政治哲学家不同，他的政治哲学研究有史学的支撑，不是纯粹的概念演绎和论证，而是既研究以往政治哲学的经典文本，也研究历史与现实的政策宣示和宣言，以及政治行动和事件，这使得他的政治哲学显示出对历史与现实政治经验的深刻洞察和智慧揭示。
非常奇怪的是，从张君劢说“政治是英国的好”开始，英国政治成了不少人心仪的对象，可是在这一波政治哲学热中，恰恰是英国政治哲学家受到了冷落。无论是霍布斯、柏克还是洛克或密尔，都未得到像样的研究。人们可能以为，翻译就是研究。其实翻译绝不等于扎实的研究。翻译者众，研究者少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欧克肖特之所以少人问津，还在于他思想的复杂性。政治哲学研究往往会带有意识形态的企图。现代意识形态的特征就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截然二分，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专制与民主、自由与奴役，冰炭不同器，含糊不得。至于哲学史上的两军对战，两条路线斗争，德法与英美之争等等，则更是本土人士在此种思路下的发明创造。
欧克肖特一生研究兴趣广泛，虽然他以政治哲学名世，但他在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教育哲学，乃至纯哲学本身，都有相当深湛的研究。欧克肖特深受黑格尔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历史感，他始终将对政治的观察置于真实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而绝不像有些人（如罗尔斯），以一个先验的理论构造或理论预设为出发点来推演出一个理论体系。欧克肖特最重要的成就，也是他贯穿始终的理论追求，就是对现代欧洲政治的基本特征的观察和抉发。他在这方面最有启发性的贡献就是揭示现代欧洲政治（当然是指西欧，尤其是英国）绝不是同质性的铁板一块，而是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因素。
欧克肖特最早在他编的《当代欧洲社会和政治学说》一书的一个注中提出这个思想。他说，近代欧洲的政治观念与实践可分为两大类。有人喜欢让国家全面计划社会，这样个人就被吸收进集体中；还有些人则宁可国家只提供一个法律框架，个人和各种群体可以在这个框架内各干各的。社会究竟应该计划还是不应该计划，在现代政治中必然表现为治理理念或统治风格。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他把它们分别称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到了六十年代他用从希腊文中派生出来的两个术语telocracy（目的统治）和nomocracy（法律统治）来指这两种统治风格；在他的代表作《论人类行为》中他又用societas和univeisitas这两个拉丁词来代表这两种统治风格；而在他死后才发表的著作《信仰的政治和怀疑论政治》中，他又把这两种统治风格分别称为“信仰的政治”和“怀疑的政治”。
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认为，欧克肖特也是在用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来提出问题。如果这样的话，欧克肖特就毫无价值，就与任何一个怀抱意识形态理想的政治哲学家没什么两样。欧克肖特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他认为，在理论上，作为韦伯所谓的“理想类型”，可以明确区分这两种统治风格；但在现实政治中，找不到纯粹的这两种统治风格中的任何一种，它们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问题只在于何种风格起主导作用。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近代的许多自由主义和代议制民主都是为了要计划一个理想的社会，它们只是继续了一个可以上溯至文艺复兴的倾向。
《信仰的政治和怀疑论政治》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看到欧洲现代政治内在的复杂性，它实际上包含了两种彼此冲突的对政府角色的不同理解，这两种不同的理解在欧洲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都有表现。现代政治的困境，就是由于欧洲政治的这种暧昧性引起的。这种暧昧性使得“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所有这些事件、过程和运动……本身都是矛盾的……复杂的和自我分裂的”（《信仰的政治和怀疑论政治》，英文第一版，一九九六年）。这种暧昧和矛盾，恰好证明现实政治绝不是一些人按照某个人的思想设计或计划出来的结果。
所谓“信仰的政治”，其名称就表明它受到了宗教思想的启发。欧克肖特称信仰的政治是一种贝拉基主义（Pelagianism）。贝拉基主义是古代神学家贝拉基创立的一种神学理论，它否认原罪和洗礼的需要，认为不需要上帝的恩典就可以得救。自由意志和法律足以使人们清白地生活。信仰的政治相信人“能在历史中得救”，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完美，不完美是暂时的。它相信人的力量而不信任神圣的天意。只要人努力，进步就会无限。政府的职能就是为人类的完美服务，指导国民的行为，追求进步，在地上建立天堂。为此，它必须对人类活动进行组织和控制。显然，这种想法与基督教的千年至福（millennium）的思想有密切关系。由于事关进步和完美，因此，政府不仅仅是安排事务、做出决策的手段，而且是达致真理、排除谬误、使真理成功的手段。信仰的政治认为治理活动是一种无止境扩张的活动，它把人民的所有活动都整合起来。权力对它而言多多益善，它掌控一切活动，协调一切事务，对每一桩工作都及时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这种风格的政治把一切力量和资源都集中在规划完美上。因为它认为自己所作所为都是人间正道，它不仅要求国民的顺从和服从，而且还要求他们的赞同，甚至要求他们的爱。不同意和不服从就是“错误”和“罪过”。
看到这里，读者自然会想到上个世纪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出现的某些政治，以为欧克肖特是在影射它们。但在欧克肖特看來，这种风格的政治至少可以上溯到十六世纪，那是西方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十五世纪下半叶至十六世纪，全欧洲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都获得了控制它们国民的活动和命运的权力，这个时代见证了中世纪所不曾见过的人类权力的急剧增加，人们开始追求实现自己的完美计划，最初是把政府视为实现基督教救赎的工具，但很快政府权力就具有经济的性质。
拥有充分权力和资源的政府的产生，是现代欧洲社会脱离中世纪而诞生的最重要的标志。欧克肖特告诉我们，广泛而分散的政府权力向一个中心集中，很久以来就被认为是改变中世纪生活和思想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正是这种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造成了近代欧洲作别中世纪。这个过程以不同程度和不同速度在全欧洲发生着，在英国发生得更快或更具决定意义。在英国清教政治中就可以找到信仰政治的典型例子。
权力不是抽象的东西，它是迅速行动的能力，从经济学上讲就是效率和确定性。之所以要集中权力，是为了控制世界的事物。当时欧洲产生的种种技术手段，如银行、簿记、记录、登记簿、文件、护照、档案和索引，也适时为信仰的政治提供了技术支撑。而那个声称“知识就是权力”的培根，也就被欧克肖特称为“信仰的政治的总建筑师”。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提出要“恢复人类在堕落中失去的东西”。那就是天堂。培根把无止境追求自己的幸福看成是对自己堕落历史的救赎。他试图表明，当人类所有力量被有组织地整合起来救赎这种堕落时，人类的不完美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会消除。政府的职能就是要成为人类达致完美的保护人，要成为世俗救赎事业的原动力。因此，必须授予政府更大的权力。他为他所观察到的政府权力而鼓舞。培根的著作证明，即使在十六世纪末以前，（英国）政府也已获得了追求信仰的政治的必要权力。
在现代社会，信仰的政治有两种主要版本：宗教版本和经济版本。在宗教版本中，政府权力被用来向国民强加一种活动模式，这种模式不给任何游离于它的行为留下空间。而在经济版本中，政府的权力用来指导和整合国民所有活动，使国民在追求“幸福”和“繁荣”的活动中同心协力。在此，政府强加的活动可以称为“生产主义的”（productive），政府是“生产主义”社会中的组织和指导者。它让国民的生活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赚钱发财。欧克肖特看到，虽然时间过去了四个世纪，人类享乐的欲望和自欺的天性使得生产主义者的事业获得了道德合理性，人们把开发利用世界资源当成了人类唯一正确的活动。“这里重要的不是能享受到的利益，而是这样一种信心：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应该被整合起来从事对世界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这个事业。因此，由一个唯一的、拥有必要的全面权力的权威来激励和控制活动是正当的。”（《信仰的政治和怀疑论政治》，63—64页）
欧克肖特完全不顾意识形态的偏见，使他不但指出了信仰的政治产生的历史原因，更揭示了它得以产生的内在动力。它实际上是欧洲人从文艺复兴以来生活与思想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产物，它不但有宗教方面的远因，也有经济上的近因。信仰的政治不是谁的专利品，而是现代欧洲政治的基本特征。
与信仰的政治对立的是怀疑论政治。怀疑论政治是在任何方面都与信仰的政治相反的一种政治风格。怀疑论政治认为，统治与追求完美无关。怀疑主义者不认为人只有一种需要，只应有一种追求。致力于不同活动而又彼此密切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容易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如达到一定程度，就不仅使得生活变得野蛮和难以忍受，甚至还可以使生活突然被毁掉。为此，需要统治。统治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它很好，而是因为它必要。统治活动的主要职责在于，通过减少人类冲突发生的机会来降低这种冲突的严重程度。也就是说，怀疑论眼里的统治活动是比较消极的，不是引导社会，而是维持秩序。但这并不等于怀疑论者主张弱政府。恰恰相反。怀疑论主张强政府；但强政府与严密控制的政府不是一回事。怀疑论同样需要一个有效率的强有力的政府，只是这个政府的权力范围是有限的。怀疑主义看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样都是人，一旦成为统治者，很容易超越职权范围，强加给社会一种特别有利于他们自己利益的“秩序”，或强加给社会远远超越秩序的东西。因此，怀疑主义主张对政府权力要总量节制。怀疑主义政治认为，统治活动就是司法活动，政府给老百姓提供一个法律框架，让老百姓在这个法律框架内各行其是。
怀疑主义者认为政府不应该对其国民行为强加单一的道德，不应规定什么方向、基调和行为方式。社会自会对当前的行为表示道德的认可与否，但这不在政府的职责范围内。政府唯一应予关注的是行为对公共秩序的影响。统治者不能声称具有上帝般的万能。
欧克肖特一再声明，信仰的政治和怀疑论政治都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在欧洲现实政治中，没有纯粹的信仰的政治，更没有纯粹的怀疑论政治。例如，克伦威尔、艾略顿（Ireton）和提出“人民宪章”的平等派本身是怀疑论者，但信仰的政治的大门最初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得以开启的。
但总的来說，还是信仰的政治占了上风，它不但在欧洲大行其道，而且还传播到了全世界。它是“欧洲给世界最值得注意的礼物”。它构成了现代之为现代的标志。欧克肖特本人当然比较倾向怀疑论政治而对信仰的政治持批判态度，但他还是以一个中立的观察者或研究者的身份来考察这两种政治风格的命运。
在他看来，这两种政治风格都是欧洲历史的产物，二者都是标志着近代开始的社会权力扩张的“螟蛉子”。事实上，五百年来，各国政府的权力一直在加强，政府对国民的监视和控制随着相应技术的产生也到了无微不至、无远弗届的地步。欧克肖特一九四七年就与哈耶克一样担心权力大量集中在政府手里产生了“正在到来的暴政”和“专制主义”；而后者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已经看到了“我们中间的集权主义者”。
那么，为什么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还会产生与信仰的政治截然不同的怀疑论的政治呢？在欧克肖特看来，英国的民主制就是“一种首先在中世纪开始出现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行为方式”。与现代政治相反，中世纪政治的特点恰恰是无权的政治（politics of powerless），“无权的政治”不是说这种政治没有任何权力，而是说它对老百姓的活动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与现代政府拥有的权力相比，中世纪统治者权力施行的范围非常有限。怀疑论政治继承了中世纪对政府职能和政府运作的理解。
但怀疑论政治绝不是中世纪政治的余孽，而恰恰是产生信仰的政治的同一个历史潮流的产物。与进化论者不同，在欧克肖特看来，同样的历史背景会产生不同方向的东西。伴随着政府权力的扩大，政府职能有了更进一步的界定和规范。这就产生了一种观点：统治不是对国民活动无限制的监护，而只是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总之，在权力的扩张导向信仰的政治方向时，与权力扩张相伴随的政府规范的细密化则导向怀疑论的政治风格和怀疑论的政治理解方向。 怀疑论政治在英国则还有它传统的资源，这就是直接以风俗习惯来表明对政府的怀疑主义的理解，而无需缜密的论证。欧克肖特指出，中世纪政府的特征不只是其权力相对较小，而且还包括一种温和统治的观点。它遗赠给现代世界的伟大制度之一是各种各样的法院，中世纪人对政府的理解就是对司法活动的理解。而在对法院的职责和权力的任何解读中，法院都是不适合去引领和组织人类走向完美的事业的制度。这就导致怀疑论政治将统治活动理解为司法活动。
怀疑论政治的另一个根源是对人自身能力天然的不自信。这种不自信转换到对统治活动的沉思时，就构成了怀疑论政治的源泉。培根的同时代人蒙田就是这种怀疑论的代表。欧克肖特列出的怀疑论政治的代表思想家还有斯宾诺莎、帕斯卡、霍布斯、休谟、孟德斯鸠、柏克、潘恩、边沁、黑格尔、柯勒律治等人。而信仰的政治的代表思想家除了卢梭和马克思外，还有培根、笛卡儿和洛克。这个名单与人们在意识形态教导下熟悉的分野出入不少，因此，一般英语的“欧克肖特工业”从业员在谈到这张名单时都悄悄把斯宾诺莎和黑格尔从怀疑论政治的思想家中抹去，隐匿不提。人们总是想把欧克肖特归在按意识形态划定的某一边，而欧克肖特的复杂和价值，正在于他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规范和局限。他的思想也不是习惯了此善彼恶、非黑即白的简单头脑所能理解的。
即使对于他肯定较多的怀疑论政治，他同样毫无顾忌地指出它的根本缺陷。怀疑论政治的一个缺点是对任何社会变动都持冷漠的态度。当出现了为保持相关秩序需要对权利和义务体系进行调整时，它仍然无动于衷。怀疑论政治坚持要照章办事，但往往拒绝修改形式和规则，结果秩序很快会变得与现实脱节，因而造成自我毁灭。由于没有宏大的事业要追求，这种风格的政治在维持权利与义务的体系时可能会显得行动迟缓，甚至陷于政治上的不作为。怀疑论政治比较低调，但也容易造成权威的流失。它坚持专业性，但狭隘、刻板、不热情；它没有勇气、没有信念。它承认活动方向的多样性，但却不显示自己赞成哪一种方向。这就会把政治降格为一种游戏。可游戏需要认真，一旦游戏者变得淡漠，没有了对于必须取胜的想象，游戏也就进行不下去了。怀疑论政治有这种自我毁灭的可能性。
但怀疑论政治与信仰的政治都不是现实存在的政治，甚至也不是两种可供选择的统治样式，而只是现代政治内在运动的两个极点。现代欧洲政治是这两种政治妥協的结果。所以它们不仅是对手，也是伙伴。这两种政治都有自我毁灭的因素，它们中的每一方都能把对方从这种自我毁灭性中解放出来。这样一种听上去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结论恰恰说明了现代政治的复杂和暧昧。这种复杂性是天生的（历史产生的）、无可逃避的。因此，欧克肖特不赞成在两种政治风格中选择任何一种，任何一种选择都不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任务是，要去发现某种能够使我们去熟悉我们继承的、现在无可回避的复杂性的方法，而不要沉湎于这样一种幻想中：希冀找到一个可以将复杂性交换为简单性的市场。”欧克肖特在《信仰的政治和怀疑论政治》最后的结论来自朱熹《四书集注》告诉他的中庸原则：不偏不倚。探索游走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区域，就可以使我们摆脱极端的毁灭。事实上现代欧洲政治就在他讲的那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欧克肖特的复杂性使得他在可见的将来不太会受人欢迎。近代以来，人们已经养成了一套化复杂为简单的方法和习惯。人们都相信自己看到了人类与历史的终极真理，对历史和人类的未来早已有了一套固定的看法：历史是按一个方向发展前进的，某种制度和文化代表了这种方向，它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它将必然带来自由、幸福和繁荣。所要做的只是朝着那个历史前进的单一方向，按照这个信仰来思维和行动，进行某种制度安排。欧克肖特说，近代欧洲带给世界最值得注意的礼物不是代议制政府或任何形式的政府，而是以信仰的方式支配的抱负与灵感。信哉斯言。
人们好谈英国经验主义。可稍有哲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经验主义最基本的一条原则，就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也因为这一点，经验主义必然导致怀疑主义。不是怀疑论者的“经验主义者”其实就是欧克肖特讲的“理性主义者”。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一切都是确定无疑的，包括真理、历史和人类的命运。因此，人类的可能性是有限的，活动的方向是一定的。谁要是有怀疑，就是逆潮流而动、就是拒绝普世价值、就是专制和愚昧等等。在这种理性主义的思想氛围中，难以产生接受欧克肖特、霍布斯、柏克、休谟等等的怀疑论思想，也是正宗英国政治哲学智慧的土壤，却会出现叶公好龙的现象。
叶公态度其实是一种放弃自由思考的教条态度。热衷信仰的政治的人从来没有去深入研究，他们的理想政治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如果说它是人类追求自由愿望的产物，为什么经过五百年的发展，连柏林都不能不承认，今天人们享有的自由远少于十七世纪？自由到哪里去了？权力的日益集中伴随着人生目标和人类活动与行为模式的日益单一，究竟说明了什么？权力日益集中是偶然的吗？它的内在机制是什么？现行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不能控制它，反而在助长它？
平心而论，与海德格尔、阿伦特、施密特、施特劳斯等人相比，欧克肖特对现代政治本质的剖析，并不算是最深刻，但他对现代政治复杂性的描述和揭示，却是独一无二的。他打破意识形态的教条，对现代政治进行另类思考的勇气和做法，更是思想自由的一个榜样。对于正在思索现代政治、乃至政治的本质的人来说，欧克肖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欧克肖特不是汉学家，可他对中国古代思想经典异常熟悉，经常用它们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我想，他有理由期待在孔孟老庄的后人中找到真正的知音。
（Michael Oakeshott,The politics of faith and the politics of skepticism,1996；《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英〕迈克尔·欧克肖特著，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四年版，19.00元）
欧克肖特之所以在中国受冷落，与人们无法给他贴上什么“主义”的标签有关。人们固然可以给他贴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怀疑主义”、“社群主义”等等标签，可马上会发现，所有现成用来给思想流派划线站队的标签用在他身上都不太合适。他就像阿伦特一样，似乎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正因为难以将他归入某个派别，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他也曾长期不为人喜。人们对他的评价五花八门，互相矛盾。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才在自己的国家时来运转，被人认为是“表达了撒切尔夫人政策真正的哲学基础”，虽然他本人绝不会承认他是保守党的宣传员。他的确写过题为《论保守》的论文，但那也只是描述保守的气质，而绝不表示赞同一个保守的政党。他的《论人类行为》被赞扬为具有霍布斯的《利维坦》或黑格尔的《法哲学》同样的理论广度。但欧克肖特本人公开否认所有那些把他说成是一代宗师的说法，骂杀和捧杀对这个骨子里的怀疑主义者来说都太无聊。
其实，欧克肖特真正值得人们认真研究。这首先因为他是典型的英国政治哲学家，对欧洲的真正传统，特别是英国的政治传统，有极为精深和广博的研究。并且，与一般政治哲学家不同，他的政治哲学研究有史学的支撑，不是纯粹的概念演绎和论证，而是既研究以往政治哲学的经典文本，也研究历史与现实的政策宣示和宣言，以及政治行动和事件，这使得他的政治哲学显示出对历史与现实政治经验的深刻洞察和智慧揭示。
非常奇怪的是，从张君劢说“政治是英国的好”开始，英国政治成了不少人心仪的对象，可是在这一波政治哲学热中，恰恰是英国政治哲学家受到了冷落。无论是霍布斯、柏克还是洛克或密尔，都未得到像样的研究。人们可能以为，翻译就是研究。其实翻译绝不等于扎实的研究。翻译者众，研究者少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欧克肖特之所以少人问津，还在于他思想的复杂性。政治哲学研究往往会带有意识形态的企图。现代意识形态的特征就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截然二分，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专制与民主、自由与奴役，冰炭不同器，含糊不得。至于哲学史上的两军对战，两条路线斗争，德法与英美之争等等，则更是本土人士在此种思路下的发明创造。
欧克肖特一生研究兴趣广泛，虽然他以政治哲学名世，但他在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教育哲学，乃至纯哲学本身，都有相当深湛的研究。欧克肖特深受黑格尔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历史感，他始终将对政治的观察置于真实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而绝不像有些人（如罗尔斯），以一个先验的理论构造或理论预设为出发点来推演出一个理论体系。欧克肖特最重要的成就，也是他贯穿始终的理论追求，就是对现代欧洲政治的基本特征的观察和抉发。他在这方面最有启发性的贡献就是揭示现代欧洲政治（当然是指西欧，尤其是英国）绝不是同质性的铁板一块，而是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因素。
欧克肖特最早在他编的《当代欧洲社会和政治学说》一书的一个注中提出这个思想。他说，近代欧洲的政治观念与实践可分为两大类。有人喜欢让国家全面计划社会，这样个人就被吸收进集体中；还有些人则宁可国家只提供一个法律框架，个人和各种群体可以在这个框架内各干各的。社会究竟应该计划还是不应该计划，在现代政治中必然表现为治理理念或统治风格。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他把它们分别称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到了六十年代他用从希腊文中派生出来的两个术语telocracy（目的统治）和nomocracy（法律统治）来指这两种统治风格；在他的代表作《论人类行为》中他又用societas和univeisitas这两个拉丁词来代表这两种统治风格；而在他死后才发表的著作《信仰的政治和怀疑论政治》中，他又把这两种统治风格分别称为“信仰的政治”和“怀疑的政治”。
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认为，欧克肖特也是在用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来提出问题。如果这样的话，欧克肖特就毫无价值，就与任何一个怀抱意识形态理想的政治哲学家没什么两样。欧克肖特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他认为，在理论上，作为韦伯所谓的“理想类型”，可以明确区分这两种统治风格；但在现实政治中，找不到纯粹的这两种统治风格中的任何一种，它们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问题只在于何种风格起主导作用。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近代的许多自由主义和代议制民主都是为了要计划一个理想的社会，它们只是继续了一个可以上溯至文艺复兴的倾向。
《信仰的政治和怀疑论政治》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看到欧洲现代政治内在的复杂性，它实际上包含了两种彼此冲突的对政府角色的不同理解，这两种不同的理解在欧洲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都有表现。现代政治的困境，就是由于欧洲政治的这种暧昧性引起的。这种暧昧性使得“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所有这些事件、过程和运动……本身都是矛盾的……复杂的和自我分裂的”（《信仰的政治和怀疑论政治》，英文第一版，一九九六年）。这种暧昧和矛盾，恰好证明现实政治绝不是一些人按照某个人的思想设计或计划出来的结果。
所谓“信仰的政治”，其名称就表明它受到了宗教思想的启发。欧克肖特称信仰的政治是一种贝拉基主义（Pelagianism）。贝拉基主义是古代神学家贝拉基创立的一种神学理论，它否认原罪和洗礼的需要，认为不需要上帝的恩典就可以得救。自由意志和法律足以使人们清白地生活。信仰的政治相信人“能在历史中得救”，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完美，不完美是暂时的。它相信人的力量而不信任神圣的天意。只要人努力，进步就会无限。政府的职能就是为人类的完美服务，指导国民的行为，追求进步，在地上建立天堂。为此，它必须对人类活动进行组织和控制。显然，这种想法与基督教的千年至福（millennium）的思想有密切关系。由于事关进步和完美，因此，政府不仅仅是安排事务、做出决策的手段，而且是达致真理、排除谬误、使真理成功的手段。信仰的政治认为治理活动是一种无止境扩张的活动，它把人民的所有活动都整合起来。权力对它而言多多益善，它掌控一切活动，协调一切事务，对每一桩工作都及时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这种风格的政治把一切力量和资源都集中在规划完美上。因为它认为自己所作所为都是人间正道，它不仅要求国民的顺从和服从，而且还要求他们的赞同，甚至要求他们的爱。不同意和不服从就是“错误”和“罪过”。
看到这里，读者自然会想到上个世纪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出现的某些政治，以为欧克肖特是在影射它们。但在欧克肖特看來，这种风格的政治至少可以上溯到十六世纪，那是西方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十五世纪下半叶至十六世纪，全欧洲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都获得了控制它们国民的活动和命运的权力，这个时代见证了中世纪所不曾见过的人类权力的急剧增加，人们开始追求实现自己的完美计划，最初是把政府视为实现基督教救赎的工具，但很快政府权力就具有经济的性质。
拥有充分权力和资源的政府的产生，是现代欧洲社会脱离中世纪而诞生的最重要的标志。欧克肖特告诉我们，广泛而分散的政府权力向一个中心集中，很久以来就被认为是改变中世纪生活和思想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正是这种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造成了近代欧洲作别中世纪。这个过程以不同程度和不同速度在全欧洲发生着，在英国发生得更快或更具决定意义。在英国清教政治中就可以找到信仰政治的典型例子。
权力不是抽象的东西，它是迅速行动的能力，从经济学上讲就是效率和确定性。之所以要集中权力，是为了控制世界的事物。当时欧洲产生的种种技术手段，如银行、簿记、记录、登记簿、文件、护照、档案和索引，也适时为信仰的政治提供了技术支撑。而那个声称“知识就是权力”的培根，也就被欧克肖特称为“信仰的政治的总建筑师”。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提出要“恢复人类在堕落中失去的东西”。那就是天堂。培根把无止境追求自己的幸福看成是对自己堕落历史的救赎。他试图表明，当人类所有力量被有组织地整合起来救赎这种堕落时，人类的不完美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会消除。政府的职能就是要成为人类达致完美的保护人，要成为世俗救赎事业的原动力。因此，必须授予政府更大的权力。他为他所观察到的政府权力而鼓舞。培根的著作证明，即使在十六世纪末以前，（英国）政府也已获得了追求信仰的政治的必要权力。
在现代社会，信仰的政治有两种主要版本：宗教版本和经济版本。在宗教版本中，政府权力被用来向国民强加一种活动模式，这种模式不给任何游离于它的行为留下空间。而在经济版本中，政府的权力用来指导和整合国民所有活动，使国民在追求“幸福”和“繁荣”的活动中同心协力。在此，政府强加的活动可以称为“生产主义的”（productive），政府是“生产主义”社会中的组织和指导者。它让国民的生活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赚钱发财。欧克肖特看到，虽然时间过去了四个世纪，人类享乐的欲望和自欺的天性使得生产主义者的事业获得了道德合理性，人们把开发利用世界资源当成了人类唯一正确的活动。“这里重要的不是能享受到的利益，而是这样一种信心：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应该被整合起来从事对世界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这个事业。因此，由一个唯一的、拥有必要的全面权力的权威来激励和控制活动是正当的。”（《信仰的政治和怀疑论政治》，63—64页）
欧克肖特完全不顾意识形态的偏见，使他不但指出了信仰的政治产生的历史原因，更揭示了它得以产生的内在动力。它实际上是欧洲人从文艺复兴以来生活与思想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产物，它不但有宗教方面的远因，也有经济上的近因。信仰的政治不是谁的专利品，而是现代欧洲政治的基本特征。
与信仰的政治对立的是怀疑论政治。怀疑论政治是在任何方面都与信仰的政治相反的一种政治风格。怀疑论政治认为，统治与追求完美无关。怀疑主义者不认为人只有一种需要，只应有一种追求。致力于不同活动而又彼此密切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容易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如达到一定程度，就不仅使得生活变得野蛮和难以忍受，甚至还可以使生活突然被毁掉。为此，需要统治。统治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它很好，而是因为它必要。统治活动的主要职责在于，通过减少人类冲突发生的机会来降低这种冲突的严重程度。也就是说，怀疑论眼里的统治活动是比较消极的，不是引导社会，而是维持秩序。但这并不等于怀疑论者主张弱政府。恰恰相反。怀疑论主张强政府；但强政府与严密控制的政府不是一回事。怀疑论同样需要一个有效率的强有力的政府，只是这个政府的权力范围是有限的。怀疑主义看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样都是人，一旦成为统治者，很容易超越职权范围，强加给社会一种特别有利于他们自己利益的“秩序”，或强加给社会远远超越秩序的东西。因此，怀疑主义主张对政府权力要总量节制。怀疑主义政治认为，统治活动就是司法活动，政府给老百姓提供一个法律框架，让老百姓在这个法律框架内各行其是。
怀疑主义者认为政府不应该对其国民行为强加单一的道德，不应规定什么方向、基调和行为方式。社会自会对当前的行为表示道德的认可与否，但这不在政府的职责范围内。政府唯一应予关注的是行为对公共秩序的影响。统治者不能声称具有上帝般的万能。
欧克肖特一再声明，信仰的政治和怀疑论政治都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在欧洲现实政治中，没有纯粹的信仰的政治，更没有纯粹的怀疑论政治。例如，克伦威尔、艾略顿（Ireton）和提出“人民宪章”的平等派本身是怀疑论者，但信仰的政治的大门最初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得以开启的。
但总的来說，还是信仰的政治占了上风，它不但在欧洲大行其道，而且还传播到了全世界。它是“欧洲给世界最值得注意的礼物”。它构成了现代之为现代的标志。欧克肖特本人当然比较倾向怀疑论政治而对信仰的政治持批判态度，但他还是以一个中立的观察者或研究者的身份来考察这两种政治风格的命运。
在他看来，这两种政治风格都是欧洲历史的产物，二者都是标志着近代开始的社会权力扩张的“螟蛉子”。事实上，五百年来，各国政府的权力一直在加强，政府对国民的监视和控制随着相应技术的产生也到了无微不至、无远弗届的地步。欧克肖特一九四七年就与哈耶克一样担心权力大量集中在政府手里产生了“正在到来的暴政”和“专制主义”；而后者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已经看到了“我们中间的集权主义者”。
那么，为什么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还会产生与信仰的政治截然不同的怀疑论的政治呢？在欧克肖特看来，英国的民主制就是“一种首先在中世纪开始出现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行为方式”。与现代政治相反，中世纪政治的特点恰恰是无权的政治（politics of powerless），“无权的政治”不是说这种政治没有任何权力，而是说它对老百姓的活动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与现代政府拥有的权力相比，中世纪统治者权力施行的范围非常有限。怀疑论政治继承了中世纪对政府职能和政府运作的理解。
但怀疑论政治绝不是中世纪政治的余孽，而恰恰是产生信仰的政治的同一个历史潮流的产物。与进化论者不同，在欧克肖特看来，同样的历史背景会产生不同方向的东西。伴随着政府权力的扩大，政府职能有了更进一步的界定和规范。这就产生了一种观点：统治不是对国民活动无限制的监护，而只是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总之，在权力的扩张导向信仰的政治方向时，与权力扩张相伴随的政府规范的细密化则导向怀疑论的政治风格和怀疑论的政治理解方向。 怀疑论政治在英国则还有它传统的资源，这就是直接以风俗习惯来表明对政府的怀疑主义的理解，而无需缜密的论证。欧克肖特指出，中世纪政府的特征不只是其权力相对较小，而且还包括一种温和统治的观点。它遗赠给现代世界的伟大制度之一是各种各样的法院，中世纪人对政府的理解就是对司法活动的理解。而在对法院的职责和权力的任何解读中，法院都是不适合去引领和组织人类走向完美的事业的制度。这就导致怀疑论政治将统治活动理解为司法活动。
怀疑论政治的另一个根源是对人自身能力天然的不自信。这种不自信转换到对统治活动的沉思时，就构成了怀疑论政治的源泉。培根的同时代人蒙田就是这种怀疑论的代表。欧克肖特列出的怀疑论政治的代表思想家还有斯宾诺莎、帕斯卡、霍布斯、休谟、孟德斯鸠、柏克、潘恩、边沁、黑格尔、柯勒律治等人。而信仰的政治的代表思想家除了卢梭和马克思外，还有培根、笛卡儿和洛克。这个名单与人们在意识形态教导下熟悉的分野出入不少，因此，一般英语的“欧克肖特工业”从业员在谈到这张名单时都悄悄把斯宾诺莎和黑格尔从怀疑论政治的思想家中抹去，隐匿不提。人们总是想把欧克肖特归在按意识形态划定的某一边，而欧克肖特的复杂和价值，正在于他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规范和局限。他的思想也不是习惯了此善彼恶、非黑即白的简单头脑所能理解的。
即使对于他肯定较多的怀疑论政治，他同样毫无顾忌地指出它的根本缺陷。怀疑论政治的一个缺点是对任何社会变动都持冷漠的态度。当出现了为保持相关秩序需要对权利和义务体系进行调整时，它仍然无动于衷。怀疑论政治坚持要照章办事，但往往拒绝修改形式和规则，结果秩序很快会变得与现实脱节，因而造成自我毁灭。由于没有宏大的事业要追求，这种风格的政治在维持权利与义务的体系时可能会显得行动迟缓，甚至陷于政治上的不作为。怀疑论政治比较低调，但也容易造成权威的流失。它坚持专业性，但狭隘、刻板、不热情；它没有勇气、没有信念。它承认活动方向的多样性，但却不显示自己赞成哪一种方向。这就会把政治降格为一种游戏。可游戏需要认真，一旦游戏者变得淡漠，没有了对于必须取胜的想象，游戏也就进行不下去了。怀疑论政治有这种自我毁灭的可能性。
但怀疑论政治与信仰的政治都不是现实存在的政治，甚至也不是两种可供选择的统治样式，而只是现代政治内在运动的两个极点。现代欧洲政治是这两种政治妥協的结果。所以它们不仅是对手，也是伙伴。这两种政治都有自我毁灭的因素，它们中的每一方都能把对方从这种自我毁灭性中解放出来。这样一种听上去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结论恰恰说明了现代政治的复杂和暧昧。这种复杂性是天生的（历史产生的）、无可逃避的。因此，欧克肖特不赞成在两种政治风格中选择任何一种，任何一种选择都不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任务是，要去发现某种能够使我们去熟悉我们继承的、现在无可回避的复杂性的方法，而不要沉湎于这样一种幻想中：希冀找到一个可以将复杂性交换为简单性的市场。”欧克肖特在《信仰的政治和怀疑论政治》最后的结论来自朱熹《四书集注》告诉他的中庸原则：不偏不倚。探索游走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区域，就可以使我们摆脱极端的毁灭。事实上现代欧洲政治就在他讲的那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欧克肖特的复杂性使得他在可见的将来不太会受人欢迎。近代以来，人们已经养成了一套化复杂为简单的方法和习惯。人们都相信自己看到了人类与历史的终极真理，对历史和人类的未来早已有了一套固定的看法：历史是按一个方向发展前进的，某种制度和文化代表了这种方向，它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它将必然带来自由、幸福和繁荣。所要做的只是朝着那个历史前进的单一方向，按照这个信仰来思维和行动，进行某种制度安排。欧克肖特说，近代欧洲带给世界最值得注意的礼物不是代议制政府或任何形式的政府，而是以信仰的方式支配的抱负与灵感。信哉斯言。
人们好谈英国经验主义。可稍有哲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经验主义最基本的一条原则，就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也因为这一点，经验主义必然导致怀疑主义。不是怀疑论者的“经验主义者”其实就是欧克肖特讲的“理性主义者”。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一切都是确定无疑的，包括真理、历史和人类的命运。因此，人类的可能性是有限的，活动的方向是一定的。谁要是有怀疑，就是逆潮流而动、就是拒绝普世价值、就是专制和愚昧等等。在这种理性主义的思想氛围中，难以产生接受欧克肖特、霍布斯、柏克、休谟等等的怀疑论思想，也是正宗英国政治哲学智慧的土壤，却会出现叶公好龙的现象。
叶公态度其实是一种放弃自由思考的教条态度。热衷信仰的政治的人从来没有去深入研究，他们的理想政治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如果说它是人类追求自由愿望的产物，为什么经过五百年的发展，连柏林都不能不承认，今天人们享有的自由远少于十七世纪？自由到哪里去了？权力的日益集中伴随着人生目标和人类活动与行为模式的日益单一，究竟说明了什么？权力日益集中是偶然的吗？它的内在机制是什么？现行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不能控制它，反而在助长它？
平心而论，与海德格尔、阿伦特、施密特、施特劳斯等人相比，欧克肖特对现代政治本质的剖析，并不算是最深刻，但他对现代政治复杂性的描述和揭示，却是独一无二的。他打破意识形态的教条，对现代政治进行另类思考的勇气和做法，更是思想自由的一个榜样。对于正在思索现代政治、乃至政治的本质的人来说，欧克肖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欧克肖特不是汉学家，可他对中国古代思想经典异常熟悉，经常用它们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我想，他有理由期待在孔孟老庄的后人中找到真正的知音。
（Michael Oakeshott,The politics of faith and the politics of skepticism,1996；《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英〕迈克尔·欧克肖特著，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四年版，1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