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甘肃省残疾学霸请求“不争气的我”带母上大学的消息，持续发酵。他的公开信、清华的回信在新老媒体不断传播，围观欢呼者甚众。
　　考生魏祥的励志、清华大学的情怀固然感人，但这高规格的围观与欢呼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对残障考生真实状态的高级黑：我们的社会情绪，没把残障学生挺直腰板参加高考、理直气壮凭分入学当常态；未将残障学生要求高校提供就读和生活便利视为当然。
　　在他之前，清华录取过因类风湿性关节炎致双下肢全残疾的矣晓沅，录取过患有脊髓血管瘤、左半身失去知觉的朱晓鹏。在这些个例之外，在教育资源既不发达又不均衡的现实面前，是更多孩子因为身体和经济原因被大学拒绝，甚至被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拒绝。
　　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必须招收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的残疾学生入学，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招收。但同样，高招体检也有规定，患有传染性疾病、精神性疾病、血液病、心脏病、高血压等无法完成学业的疾病及“不能自理”的考生，高等学校可以不予录取。这些粗疏的条文让考生命运变数极大、不可预期。
　　2014年，福建漳州肢体残疾的考生刘婉玲，以文史类549分被福建江夏学院退档，理由就是 “体检不合格”。她的同学们通过微博为其求助后，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财务管理专业录取了刘婉玲。这两所学校对于刘婉玲的取舍，演绎了残疾考生的真实处境：被拒符合程序，录取要靠运气。据报道，刘婉玲为了争取上学机会，还在十多家媒体前独立站立并在客厅中走了一圈，证明自己具备一定的生活能力。后来媒体的报道，也在同学的友情和照顾上用墨颇多。
　　残疾学生的录取，考分并不充要，却赖于高校不可量化的情怀。残疾学生的顺利就读，要赖于家庭的付出和师生的日日行善，屡屡回避了高校无障碍环境的乏善可陈。
　　修訂后的《残疾人教育条例》 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比旧版更加注重公平、融合和保障。公平是对残疾人最大的尊重，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一环，它的实现可谓步履维艰。
　　就在不久前的6月17日，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才首次为视障人士提供盲文试卷，并给视障考生延长时间。在此之前，视障学生一直无法参加四六级考试。现在，高校的无障碍卫生间、坡道等等依然不普及，让残疾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处处不便。在这样的受教育权面前， “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相信”这样的鸡汤文实在苍白。
　　在欢呼个例之外，我们应更多关注残疾人教育权的制度保障和设施支撑。高校是否建设了无障碍设施，让残疾学生能够无障碍地利用信息以及享受其他服务和权利？比如：有没有足够的电梯？有没有足够的盲文指示、语音播报设施？ 对听说障碍者、重度残障者，有没有配备个人助理的制度？有的国家，残疾学生可占到大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大学设有残疾服务办公室，每个残疾学生都可通过学校里的残疾服务协调员向学校申请所需的服务：提供志愿者帮助记录课堂笔记，录音设备，手语翻译等等。有报道称，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大学有121个专业，手语翻译有122位，一个专业哪怕只有一名聋人，学校也会配备手语翻译。
　　修订后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亮点颇多，更加体现教育公平，体现权利为本，明确禁止任何基于残疾的教育歧视。但好的制度要避免一纸空文的命运，必须要有切实的保障系统，需要社会各界勇于直面和改善自己的“不争气”，而不是欢呼什么“特事特办”和“情满人间”、枉把改过和补偿当成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