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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东亚地区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澳大利亚对外政策面临新的历史抉择，开始将其对外政策的重心从欧美转向亚洲，提出了“面向亚洲”和“融入亚洲”的口号，反映出澳大利亚在面向亚洲历史进程中的深刻变化。本文仅就这一变化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澳大利亚，对外政策，转向，亚洲，基本动因
[中图分类]K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1-0065-04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亚洲经济的加速度发展，“一个现代化的、充满朝气的、具有美好未来的亚洲无论是对亚洲还是对全世界，都树立了一个全新的形象”。它有力地改变了澳大利亚的亚洲观。特别是90代以来，“澳大利亚越来越意识到它在亚洲的重要地位。由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已经变化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为澳大利亚近邻的亚洲地区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未来潜力与广阔市场，对以贸易立国、国内市场狭小的澳大利亚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进入90年代，基廷政府在其前任惠特拉姆、弗雷泽、霍克等人探索、调整的基础上，从国家利益出发，加快了将对外政策重心转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步伐，提出了“面向亚洲”和“融入亚洲”的口号和政策，并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和文化与移民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切实的行动和步骤，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同时，由于历史与文化传统等原因，澳大利亚在面向亚洲的进程中，也产生了与东方文明的冲突和自身定位的问题。然而，不管怎样，这一进程的复杂性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全球一体化与东西方文明互补共生的历史趋势。本文拟就20世纪70—90年代澳大利亚对外政策重心转向亚洲的基本动因作一探析。
一、亚洲经济的崛起
10世纪70—80年代以来，以东亚为代表的亚洲经济的飞速发展是推动澳大利亚实行“面向亚洲”政策的基本因素，从时间上看澳大利亚转向亚洲的进程与亚洲经济的崛起基本上是同步的。
澳大利亚在经济上走向亚洲的最早标志是1957年澳日贸易协定的签订，而1957年正是日本开始实现经济起飞的年头。自60年代以来，东亚的日本就在“脱亚人欧”和“脱亚人美”对外政策的指导下，凭借欧美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成功地抓住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机遇，实现了经济起飞。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从一个遍地废墟、满目疮痍的战败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在70年代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经济结构的变革，他们以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为指导，利用从日本转移出来的资本、技术和产业，在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加速产业结构的转化和升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东盟国家则以“四小龙”为目标，实施赶超战略，利用“四小龙”产业结构调整之机，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投资，经济增长很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而在7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决定承认东南亚国家联盟，随后又与其建立了正式关系。
中国则从1979年以来，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济持续发展，至1994年15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其中，1992年和1993年，均达13％以上，成为继东盟之后又一个颇具潜力和巨大活力的增长地区。
而澳大利亚从1952年9月发生战后第一次经济衰退以来，到80年代末，总共经历了7次经济衰退，每次经济衰退几乎都与世界性经济危机同步，而80年代经济周期的衰退，出现了13年来外贸的第一次逆差，并在低谷中挣扎了10年左右。澳大利亚根据自身与国际市场联系密切的特殊性，亟须寻求新的贸易伙伴和市场。澳大利亚政府已意识到离本国距离很远，却联系较多的传统欧洲市场预期增长将会很小，而亚洲地区许多国家正在进行着规模庞大的工业革命，亚太地区将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地区。“澳大利亚未来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融合的程度”。
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亚洲经济的崛起，对以贸易立国的澳大利亚产生了日益强大的压力和吸引力，被视为澳大利亚开拓出口市场的“潜在救星”，这是澳大利亚确立“面向亚洲”政策的重要经济基础。
二、世界经济区域化与集团化趋势
世界经济的区域与集团化发展趋势也对澳大利亚实行面向亚洲的战略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这主要指欧盟的扩大及其内部建设深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澳大利亚深感与传统的西方贸易伙伴关系在“疏远”，如果再被排斥在亚洲经济圈外，前途实在堪忧。60年代欧共体的建立和1973年英国的加入对澳大利亚形成强大压力。长期以来，英国一直对澳大利亚扮演宗主国的角色，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英国、西欧和英联邦国家。英国加入欧共体和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限制了澳大利亚农产品的出口。欧共体“对输入集团外农产品的国家征收高额农产品差价税，税额相当于以前农产品关税三倍”。同时，欧共体的价格补贴政策又使欧共体本身成为澳大利亚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对手。60年代末，澳大利亚努力发展本国的制造业。但欧共体的关税壁垒使得澳大利亚本来就竞争力不强的制成品难以进入西欧市场，而欧共体对澳大利亚的出口却保持稳定增长，并导致对澳贸易顺差不断扩大。随着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一个19国相互实行自由贸易的欧洲区的建立，澳大利亚对欧洲的贸易前景的确堪虑，迫使澳大利亚对外贸易方向转向亚洲，以寻找新的出口贸易市场。
美加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对澳大利亚带来了巨大冲击。 战后，伴随着英国在澳大利亚进出口贸易额中比重的下降，美国的贸易地位却稳步上升。但由于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美加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使澳大利亚的出口产品难以打人美国市场。美国出口补贴与进口关税，至少使澳大利亚每年增加7.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由于欧洲和北美经济的区域化以及澳大利亚农矿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寻求新的出口市场成为澳大利亚发展经济贸易的当务之急，而经济迅速崛起的东亚地区正是澳大利亚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理想场所之一。
三、澳大利亚亚洲移民的大量增加
战后50年间，澳大利亚共引进移民530万人，差不多每10年进入100万，其中1945—1985年间，6％是60年代中期放宽对非欧洲人人境限制后来自亚洲的移民。70年代废除“白澳政策”以来，亚洲移民捅人澳洲，“在1976年，澳大利亚移民中三分之一来自亚洲，到1991年已达到50％”。而当时澳洲华人已达40余万，占澳洲总人口1800万的2％左右。亚裔人口已达近100万，占澳洲总人口的1/18。正在转变中的澳大利亚贸
[关键词]澳大利亚，对外政策，转向，亚洲，基本动因
[中图分类]K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1-0065-04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亚洲经济的加速度发展，“一个现代化的、充满朝气的、具有美好未来的亚洲无论是对亚洲还是对全世界，都树立了一个全新的形象”。它有力地改变了澳大利亚的亚洲观。特别是90代以来，“澳大利亚越来越意识到它在亚洲的重要地位。由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已经变化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为澳大利亚近邻的亚洲地区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未来潜力与广阔市场，对以贸易立国、国内市场狭小的澳大利亚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进入90年代，基廷政府在其前任惠特拉姆、弗雷泽、霍克等人探索、调整的基础上，从国家利益出发，加快了将对外政策重心转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步伐，提出了“面向亚洲”和“融入亚洲”的口号和政策，并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和文化与移民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切实的行动和步骤，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同时，由于历史与文化传统等原因，澳大利亚在面向亚洲的进程中，也产生了与东方文明的冲突和自身定位的问题。然而，不管怎样，这一进程的复杂性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全球一体化与东西方文明互补共生的历史趋势。本文拟就20世纪70—90年代澳大利亚对外政策重心转向亚洲的基本动因作一探析。
一、亚洲经济的崛起
10世纪70—80年代以来，以东亚为代表的亚洲经济的飞速发展是推动澳大利亚实行“面向亚洲”政策的基本因素，从时间上看澳大利亚转向亚洲的进程与亚洲经济的崛起基本上是同步的。
澳大利亚在经济上走向亚洲的最早标志是1957年澳日贸易协定的签订，而1957年正是日本开始实现经济起飞的年头。自60年代以来，东亚的日本就在“脱亚人欧”和“脱亚人美”对外政策的指导下，凭借欧美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成功地抓住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机遇，实现了经济起飞。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从一个遍地废墟、满目疮痍的战败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在70年代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经济结构的变革，他们以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为指导，利用从日本转移出来的资本、技术和产业，在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加速产业结构的转化和升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东盟国家则以“四小龙”为目标，实施赶超战略，利用“四小龙”产业结构调整之机，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投资，经济增长很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而在7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决定承认东南亚国家联盟，随后又与其建立了正式关系。
中国则从1979年以来，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济持续发展，至1994年15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其中，1992年和1993年，均达13％以上，成为继东盟之后又一个颇具潜力和巨大活力的增长地区。
而澳大利亚从1952年9月发生战后第一次经济衰退以来，到80年代末，总共经历了7次经济衰退，每次经济衰退几乎都与世界性经济危机同步，而80年代经济周期的衰退，出现了13年来外贸的第一次逆差，并在低谷中挣扎了10年左右。澳大利亚根据自身与国际市场联系密切的特殊性，亟须寻求新的贸易伙伴和市场。澳大利亚政府已意识到离本国距离很远，却联系较多的传统欧洲市场预期增长将会很小，而亚洲地区许多国家正在进行着规模庞大的工业革命，亚太地区将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地区。“澳大利亚未来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融合的程度”。
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亚洲经济的崛起，对以贸易立国的澳大利亚产生了日益强大的压力和吸引力，被视为澳大利亚开拓出口市场的“潜在救星”，这是澳大利亚确立“面向亚洲”政策的重要经济基础。
二、世界经济区域化与集团化趋势
世界经济的区域与集团化发展趋势也对澳大利亚实行面向亚洲的战略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这主要指欧盟的扩大及其内部建设深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澳大利亚深感与传统的西方贸易伙伴关系在“疏远”，如果再被排斥在亚洲经济圈外，前途实在堪忧。60年代欧共体的建立和1973年英国的加入对澳大利亚形成强大压力。长期以来，英国一直对澳大利亚扮演宗主国的角色，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英国、西欧和英联邦国家。英国加入欧共体和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限制了澳大利亚农产品的出口。欧共体“对输入集团外农产品的国家征收高额农产品差价税，税额相当于以前农产品关税三倍”。同时，欧共体的价格补贴政策又使欧共体本身成为澳大利亚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对手。60年代末，澳大利亚努力发展本国的制造业。但欧共体的关税壁垒使得澳大利亚本来就竞争力不强的制成品难以进入西欧市场，而欧共体对澳大利亚的出口却保持稳定增长，并导致对澳贸易顺差不断扩大。随着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一个19国相互实行自由贸易的欧洲区的建立，澳大利亚对欧洲的贸易前景的确堪虑，迫使澳大利亚对外贸易方向转向亚洲，以寻找新的出口贸易市场。
美加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对澳大利亚带来了巨大冲击。 战后，伴随着英国在澳大利亚进出口贸易额中比重的下降，美国的贸易地位却稳步上升。但由于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美加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使澳大利亚的出口产品难以打人美国市场。美国出口补贴与进口关税，至少使澳大利亚每年增加7.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由于欧洲和北美经济的区域化以及澳大利亚农矿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寻求新的出口市场成为澳大利亚发展经济贸易的当务之急，而经济迅速崛起的东亚地区正是澳大利亚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理想场所之一。
三、澳大利亚亚洲移民的大量增加
战后50年间，澳大利亚共引进移民530万人，差不多每10年进入100万，其中1945—1985年间，6％是60年代中期放宽对非欧洲人人境限制后来自亚洲的移民。70年代废除“白澳政策”以来，亚洲移民捅人澳洲，“在1976年，澳大利亚移民中三分之一来自亚洲，到1991年已达到50％”。而当时澳洲华人已达40余万，占澳洲总人口1800万的2％左右。亚裔人口已达近100万，占澳洲总人口的1/18。正在转变中的澳大利亚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