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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之下，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代表近代社会文明的许多行业迟迟未能发展起来。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业也是如此，直到１９世纪初，中国还只有像邸报、京报之类的古代报纸。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具有大众传播功能的新闻报刊仍未出现。
１９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正在积极进行殖民扩张，一批又一批的商人、传教士、政客、冒险者来到中国。他们给中国带来了各样的商品，也带来了多样的文化观念和宗教意识。近代报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中国。
取道马六甲，首份近代中文报刊曲折诞生
１８０７年９月８日，广州城里来了一位叫马礼逊的英国传教士。他此行的目的是受伦敦布道会的派遣，来华传教。可是当时的清政府反对传教活动，来华的外国人除非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的雇员才能进入广州。不得已他只好用美国商馆“客人”的身份做掩护，在广州居留，学习汉语。次年他赴澳门，翌年被聘为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翻译，遂以英国商人的名义公开活动。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传教的任务，一边着手翻译《圣经》，一边秘密吸收教徒，先后招收蔡高、梁发等教徒１０人。
１８１３年，伦敦教会又派遣米怜前来协助马礼逊传教。米怜到达后，因没有合法身份根本不能在广州传教，于是米怜携带２０００册《新约》前往南洋群岛的爪哇、马六甲等华人聚集地传教。米怜回到广州后随即建议马礼逊在马六甲成立一个对华传教基地，并初步设想编发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马礼逊闻后，当即同意了米怜的建议。１８１５年米怜雇请已成为基督教徒的印刷工人蔡高和梁发前往马六甲。当年５月，米怜携妻子及蔡、梁二人到达马六甲。随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印刷所和一家免费学校。８月５日，米怜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察世俗》）出刊。它成为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
《察世俗》的办刊初衷是为了阐发基督教教义。所以它把宣传“神理”放在了首要地位，大部分文章都是介绍教义和《圣经》。此外，它还刊登介绍世界各国情况以及天文地理方面知识的文章。
为了让《察世俗》更易为华人接受，米怜将它和中国的孔孟之道结合起来。在封面上，他引用了《论语》中“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办刊者自称自己为“博爱者”，文章则采用带有文言成分的白话文写作，可谓是费尽心机。
《察世俗》为雕版印刷，每月一期，在南洋地区华人聚居地免费赠阅，也有少量流入中国境内。起初每期印５００本，后来增至１０００本。每年还出版合订本，印数少则５００本，多则２０００本。１８２１，年因米怜病重，《察世俗》停刊。
立足广州，中国本土首家近代中文报刊诞生
《察世俗》停刊以后，对中国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是１８３３年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
１８３１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来到中国。郭士立来华后努力寻求和中国自由交往的有效措施。《察世俗》以及之后的几家外国人办的中文报刊，使他逐渐认识到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无非是武装入侵和文字宣传。作为一个传教士，他选择了用文字宣传，并认为是最好的、最有效的方式。
１８３３年８月，郭士立创办的中文月刊《东西洋考》在广州出版。《东西洋考》是在清政府三令五申严禁洋入印刷书籍的情况下秘密创刊的，但它居然公开出版而未遭查禁长达两年之久。
《东西洋考》名义上是一份宗教性报刊，但实际上宗教内容已退居次要位置。郭士立曾在一家英文刊物上公开宣称：“这个月刊是为了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众的利益而创办的，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正是出于这种目的，《东西洋考》刊登了大量用来宣传中外人士行为准则的文章，如中国人不要称外国人为蛮夷，与外国人做生意要公平、诚实，要学习外国人的长处等等。有的文章是介绍东南亚各国和印度的情况，目的是要中国人学习这些国家的做法，打开国门，不要闭关自守。较之《察世俗》刊登的文章，《东西洋考》还增加了一些新闻性的内容，文章绝大部分译自外报，少数是广州、澳门的地方新闻，后期的《东西洋考》还多次刊登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物价表，直接为中外贸易活动服务。
《东西洋考》在特点上更加接近现代报刊的形式。文字通俗，文章简短。每期有目录，便于阅读，栏目也较固定。为了方面发行，《东西洋考》在宣传策略上学习《察世俗》，处处附会儒学。封面上印有一句中国传统格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主编署名为“爱汉者”。
自１８３３年８月出版之后，《东西洋考》时起时落，维持了近两年。１８３５年休刊后直至１８３７年又在新加坡复刊，次年４月最终停刊。
水到渠成，首家国人自办中文报刊应运而生
郭士立创办的《东西洋考》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使得中国人对西方报刊观念、办报模式与方法有了一个更为清楚的认识。１８３４年３月，《东西洋考》曾发表了《新闻纸略述》一文。全文虽然只有短短３００字，却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篇介绍西方报刊的文章。通过它，中国人第一次大致了解西方报刊的历史和现状。在郭士立之后，外国人办的各种中文、外文报刊层出不穷。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在华办报迅速掀起了一个高潮，香港、上海先后成为外国人在华办报的重要基地。这些外国人办的报纸上也有不少是介绍西方报界情况的文章。而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的实践也更加具体地回答了什么是近代报刊，它有何功能以及如何办报等问题。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认识并掌握了这一从国外传入的新事物，并开始积极主张自行办报。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干王洪仁轩就开始重视报纸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他的《资政新篇》里就曾提出设立新闻馆的主张，后因太平天国覆灭，这一构想未能实现。在中国民间一些有识之士也感到了报刊的重要作用，他们尖锐地提出：不能“坐视敌国怀觊觎之志，外人操笔削之权”，“国之利器，不可假人”。他们大多是在外国报馆工作，其中的利害更有切身的体会。王韬、陈蔼廷就是其中著名的中国报人。陈蔼廷有志于办一家“主笔出自华人，替华人说话”的中文报纸。他主编英文《德臣报》中文专页——《中外新闻七日报》时就曾刊发评论文章对清政府和港英当局的政策提出批评。
王韬、陈蔼廷等人的活动激励了更多的中国人投身于办国人自己的报刊的活动中。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国第一批国人自办的报纸应运而生。一般公认的我国第一家民报是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创办人名为艾小梅。此后国人办报蓬勃发展，并在１８９６年～１８９８年掀起了第一次国人办报的热潮。
１９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正在积极进行殖民扩张，一批又一批的商人、传教士、政客、冒险者来到中国。他们给中国带来了各样的商品，也带来了多样的文化观念和宗教意识。近代报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中国。
取道马六甲，首份近代中文报刊曲折诞生
１８０７年９月８日，广州城里来了一位叫马礼逊的英国传教士。他此行的目的是受伦敦布道会的派遣，来华传教。可是当时的清政府反对传教活动，来华的外国人除非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的雇员才能进入广州。不得已他只好用美国商馆“客人”的身份做掩护，在广州居留，学习汉语。次年他赴澳门，翌年被聘为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翻译，遂以英国商人的名义公开活动。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传教的任务，一边着手翻译《圣经》，一边秘密吸收教徒，先后招收蔡高、梁发等教徒１０人。
１８１３年，伦敦教会又派遣米怜前来协助马礼逊传教。米怜到达后，因没有合法身份根本不能在广州传教，于是米怜携带２０００册《新约》前往南洋群岛的爪哇、马六甲等华人聚集地传教。米怜回到广州后随即建议马礼逊在马六甲成立一个对华传教基地，并初步设想编发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马礼逊闻后，当即同意了米怜的建议。１８１５年米怜雇请已成为基督教徒的印刷工人蔡高和梁发前往马六甲。当年５月，米怜携妻子及蔡、梁二人到达马六甲。随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印刷所和一家免费学校。８月５日，米怜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察世俗》）出刊。它成为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
《察世俗》的办刊初衷是为了阐发基督教教义。所以它把宣传“神理”放在了首要地位，大部分文章都是介绍教义和《圣经》。此外，它还刊登介绍世界各国情况以及天文地理方面知识的文章。
为了让《察世俗》更易为华人接受，米怜将它和中国的孔孟之道结合起来。在封面上，他引用了《论语》中“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办刊者自称自己为“博爱者”，文章则采用带有文言成分的白话文写作，可谓是费尽心机。
《察世俗》为雕版印刷，每月一期，在南洋地区华人聚居地免费赠阅，也有少量流入中国境内。起初每期印５００本，后来增至１０００本。每年还出版合订本，印数少则５００本，多则２０００本。１８２１，年因米怜病重，《察世俗》停刊。
立足广州，中国本土首家近代中文报刊诞生
《察世俗》停刊以后，对中国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是１８３３年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
１８３１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来到中国。郭士立来华后努力寻求和中国自由交往的有效措施。《察世俗》以及之后的几家外国人办的中文报刊，使他逐渐认识到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无非是武装入侵和文字宣传。作为一个传教士，他选择了用文字宣传，并认为是最好的、最有效的方式。
１８３３年８月，郭士立创办的中文月刊《东西洋考》在广州出版。《东西洋考》是在清政府三令五申严禁洋入印刷书籍的情况下秘密创刊的，但它居然公开出版而未遭查禁长达两年之久。
《东西洋考》名义上是一份宗教性报刊，但实际上宗教内容已退居次要位置。郭士立曾在一家英文刊物上公开宣称：“这个月刊是为了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众的利益而创办的，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正是出于这种目的，《东西洋考》刊登了大量用来宣传中外人士行为准则的文章，如中国人不要称外国人为蛮夷，与外国人做生意要公平、诚实，要学习外国人的长处等等。有的文章是介绍东南亚各国和印度的情况，目的是要中国人学习这些国家的做法，打开国门，不要闭关自守。较之《察世俗》刊登的文章，《东西洋考》还增加了一些新闻性的内容，文章绝大部分译自外报，少数是广州、澳门的地方新闻，后期的《东西洋考》还多次刊登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物价表，直接为中外贸易活动服务。
《东西洋考》在特点上更加接近现代报刊的形式。文字通俗，文章简短。每期有目录，便于阅读，栏目也较固定。为了方面发行，《东西洋考》在宣传策略上学习《察世俗》，处处附会儒学。封面上印有一句中国传统格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主编署名为“爱汉者”。
自１８３３年８月出版之后，《东西洋考》时起时落，维持了近两年。１８３５年休刊后直至１８３７年又在新加坡复刊，次年４月最终停刊。
水到渠成，首家国人自办中文报刊应运而生
郭士立创办的《东西洋考》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使得中国人对西方报刊观念、办报模式与方法有了一个更为清楚的认识。１８３４年３月，《东西洋考》曾发表了《新闻纸略述》一文。全文虽然只有短短３００字，却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篇介绍西方报刊的文章。通过它，中国人第一次大致了解西方报刊的历史和现状。在郭士立之后，外国人办的各种中文、外文报刊层出不穷。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在华办报迅速掀起了一个高潮，香港、上海先后成为外国人在华办报的重要基地。这些外国人办的报纸上也有不少是介绍西方报界情况的文章。而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的实践也更加具体地回答了什么是近代报刊，它有何功能以及如何办报等问题。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认识并掌握了这一从国外传入的新事物，并开始积极主张自行办报。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干王洪仁轩就开始重视报纸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他的《资政新篇》里就曾提出设立新闻馆的主张，后因太平天国覆灭，这一构想未能实现。在中国民间一些有识之士也感到了报刊的重要作用，他们尖锐地提出：不能“坐视敌国怀觊觎之志，外人操笔削之权”，“国之利器，不可假人”。他们大多是在外国报馆工作，其中的利害更有切身的体会。王韬、陈蔼廷就是其中著名的中国报人。陈蔼廷有志于办一家“主笔出自华人，替华人说话”的中文报纸。他主编英文《德臣报》中文专页——《中外新闻七日报》时就曾刊发评论文章对清政府和港英当局的政策提出批评。
王韬、陈蔼廷等人的活动激励了更多的中国人投身于办国人自己的报刊的活动中。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国第一批国人自办的报纸应运而生。一般公认的我国第一家民报是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创办人名为艾小梅。此后国人办报蓬勃发展，并在１８９６年～１８９８年掀起了第一次国人办报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