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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各种对华舆论攻击工具中，“威胁论”最为常见、也较为有效，因此多年来老调常谈、乐此不疲。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威胁论”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是一种“恐惧劝服”，即以诉诸恐惧的手段让受众相信威胁的存在，从而产生情绪和行为偏向。长期以来，“中国威胁论”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遏制中国战略的主要舆论造势手段。对此，中国需要从解构恐惧心理入手，通过建立信任、强化好感、精准施策来消除恐惧。与此同时，要着力在两个层面大力创新传播理念和模式，将“中国威胁论”转化为“中国机遇论”。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 国际舆论斗争 恐惧 诉诸恐惧
当前，国际格局处于深度变革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持续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压和舆论攻击，国际舆论斗争整体处于日趋激烈的态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各种对华舆论攻击工具中，“威胁论”最为常见、也较为有效，因此多年来老调常谈、乐此不疲。例如，美国五大情报部门负责人2021年4月共同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办的“全球威胁”公开听证会，“中国威胁论”成为多位高级官员的主要论调；日本政府2021年《防卫白皮书》特意设置中美关系卷首特辑，刻意渲染“中国威胁”；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2021年4月宣布斥资10亿澳元研发制导导弹，此举被媒体指向“中国威胁”。
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威胁论”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是一种“恐惧劝服”，即以诉诸恐惧的手段让受众相信威胁的存在，从而产生情绪和行为偏向。在广告学中，运用恐惧进行劝服的策略也被称为“诉诸恐惧”，例如用不堪入目的肺部图片来宣传禁烟。诉诸恐惧的目的是把传播对象推向相反立场，例如：吸烟→对于肺部损害的恐惧→禁烟。同样，诉诸恐惧在国际舆论场上也是常用的手段，是“威胁论”形成和产生效用的重要心理机制。
诉诸恐惧以及威胁性话语建构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近年来在对华舆论攻击中更是成为常态，其目的就是凸显立场对立、观念对立、价值对立，从而弱化、消减甚至压制对方在价值引领、形象建构以及舆论传播等方面的力度。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把中国确立为“战略对手”，其对于中国的遏制和打压将是新常态，“中国威胁论”也会成为国际舆论场中挥之不去的杂音。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战略储备，强化对其威胁话语建构策略的研究分析，不断完善反击的策略和手段，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实现有效应对和反击。
一、诉诸恐惧与炮制“中国威胁论”
恐惧是人类一种本能的心理反应和基本情绪，在传播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具有一定应用价值。在大众传播领域，“诉诸恐惧”是一种常见的说服方法，通过唤起受众内心的危机感和恐惧心理，进而采取某些抵抗恐惧的措施、或接受某些信念，最终达到促使其态度和行为转变的目的。
西方对于诉诸恐惧的研究与应用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中就对此有专门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恐惧是因为人们担心未来发生危险的事情降临到自己身上而产生的一种强烈不安或者痛苦的情绪体验，诉诸恐惧是修辞说服的一种基本论证方式。①
在冲突或战争中，恐惧常被用来强化信息散布的舆论效果。例如，在水井等公共设施下毒会对社会成员产生普遍威胁，成为古今中外“诉诸恐惧”的一种常见“谣言”。在罗马帝国的早期基督徒和中古黑死病时期（1348年），在井里下毒及类似犯罪被用来指控当时的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交战各国间散播着敌方间谍正忙着在公共供水系统下毒的谣言。1923年9月1日，在东京发生大地震的几小时之内，关于朝鲜人在井里下毒的谣言便开始散布。在中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也时常会出现关于汉奸在城市饮用水里下毒的传闻。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尼日利亚内战时，下毒的谣言也在比夫拉地区蔓延。在井里下毒的谣言的蔓延，直接唤起了一般民众心中最深刻的集体恐惧，也就是对死亡的畏惧。②
“诉诸恐惧”也是一种鼓动非理性、非人道攻击行为的手段。在中国清朝末期，德国威廉姆大帝曾派手下四处散布谣言，说中国人在义和团运动中使用“匈奴咒语”。对此，各国外交使臣深感恐惧，各国以此为理由对中国民众开展疯狂复仇。③可见，“诉诸恐惧”是制造“威胁论”的有效手段，也有助于统一意志、协同行动来消除“威胁”。
在西方近现代政治传播中，恐惧常常被作为一种说服性策略加以普遍运用。这种策略被证实可以带来相当可观的政治收益，因而成为西方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④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adi）在《恐惧如何运作：二十一世纪的恐惧文化》（How Fear Works： Culture of Fear in 21st Century）一书中指出，较之于20世纪晚期，西方社会今天越来越多地运用“诉诸恐惧”这种话语修辞。但“诉诸恐惧”也会产生负面效应，造成当代西方公共生活的分化与对立，激发愤怒、厌恶、嫉妒等一系列负面情感，侵蚀着当代西方社会的信任与互惠。⑤
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恐惧”为“威胁论”提供了共情传播的心理基础。亚里士多德将劝说策略结构为三个部分：理性论证、言者信度和内心共情。其中，“内心共情”可以提升传受双方政治认同的关联度。⑥恐惧可以激起对某种特定价值体系的反对甚至仇视，与此同时，推动对相对立的价值观念的好感或支持，例如对专制的恐惧，就会激发出对自由的尊重。⑦
也正是利用这一点，美国等西方国家就针对性地炮制出各种各样的“恐惧”，为谎言与阴谋论提供支撑。美国政府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德国政府高官也曾公开声称，“德国代表着自由、民主和自由贸易”而“中国不属于这个圈子”。
和以往历史阶段不同，当前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除了发生政治意识形态的较量之外，在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也形成了对立关系。⑧基于战略遏制的需要，美国等西方国家会进一步放大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异，并籍此制造和散布恐惧。这些“恐惧”被制造出来以后，西方媒体再进行专业化“加工”，设定情绪框架，诱导受众对某一特定事件或对象产生某种情绪，并进一步导致受众对该事件或对象形成特定的解释方式和应对策略。⑨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尼克松总统首席中文翻译傅立民（Charles Freeman）指出，美国的政治和舆论精英不断散布关于中国的恐惧，美国媒体推波助澜加深大众对中国的误解，给美国大众戴上了“有色眼镜”。⑩于是，“恐惧”就按部就班地转化为了“威胁”，“中国威胁论”就凭空创造了出来。
二、消除恐惧与应对“中国威胁论”
恐惧源于对安全的需求，是一种企图摆脱危险困境的逃避情绪。11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运用恐惧心理特征来建构“中国威胁论”，就是试图利用民众的安全关切来形成心理效应。
对于民众来说，美国等西方政府通过“中国威胁论”制造的“恐惧”多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那些涉及制度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环境安全等的“威胁”议题。制度安全主要关切其所处政治体制的稳定及国家治理模式的持续，军事安全主要关切免除外国或外部军事力量入侵的安全，经济安全主要关切其所处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及个人经济利益得到保障，环境安全主要关切其所处生活环境的品质标准得到维持。
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人2021年4月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全球威胁”公开听证会上妄称，中国对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和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实际上是在散布“中国制度威胁论”和“中国经济威胁论”。另外，美国政府2021年4月在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声称，中国未来10年会将核武库规模扩大至少一倍，这就是在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
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凭空制造了“中国威胁论”，并不是关心民众福祉，而是为其国家战略进行舆论造势。“今日俄罗斯”网站2021年5月刊载了一篇名为“西方虚构了一个想象中的邪恶中国，引导其民众憎恨和害怕——且在奏效”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政府正煽动仇华情绪对民众洗脑。”
对此，“中国威胁论”也要从恐惧心理的构建模式入手，通过情绪引导和心理攻势来予以纾解。就应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策略和路径而言，建立信任、强化好感、精准施策非常关键，反向构建“中国机遇论”具有积极意义。
（一）逆向转化恐惧
西方凭借国际传播优势和话语霸权，在国际上将中国塑造为世界性或区域性威胁。当前，中国要全面改变在西方舆论攻击面前总是处于被动解释说明的状况，逐渐习惯于主动反击。
美国等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实施过殖民、侵略、掠夺等，时至今日仍在以虚假借口对他国发动战争、策动政变、制造冲突。这充分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才是当今世界安全、自由、民主和发展等的最大威胁，在必要的时候需要向国际社会说清楚、讲明白。
因此，要大胆创新和突破原有舆论斗争模式，巧妙设置议题，基于中国视角和世界眼光来阐释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世界所造成的巨大威胁，将“中国威胁论”所承载的恐惧诉求进行转化，把注意力转向“澄清谬误、明辨是非”。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不同国家地区的历史交往与现实关系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国家或地区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关注点也存在不同。因此，在应对“中国威胁论”的国际舆论斗争中，中国相关机构和媒体要精准施策、差异化传播，针对特定国家地区传播对象的特定关注点进行传播主题策划，有针对性地、有选择地将“中国威胁论”进行反向议题设置。
（二）借力打消威胁
随着国际传播实力的稳步增长，中国逐渐具备了对冲西方传播优势和话语霸权的实力，反击“中国威胁论”的综合能力也在不断提升。鉴于目前國际舆论斗争的实力对比和整体格局，中国在与西方的舆论斗争中要着力强化、改进和优化斗争的策略、理念、模式、技巧和手段。例如，中国要改变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那种硬碰硬、针尖对麦芒的方式，毕竟在传播实力存在差距的客观情况下，此种方式有时候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退缩、沉默，在涉及中国的关键问题、核心利益等方面的国际舆论斗争中，我们一定要勇于斗争和敢于斗争。这里想强调的是，我们在国际舆论斗争中要善于斗争。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炮制的“中国威胁论”，我们要强化对“借力打力”的战略研究和策略分析，巧妙设置主题和发声方式，针对西方威胁的话语建构、修辞和传播有针对性地进行精准反击，把握时机和方式来讲述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经济发展、军事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卓越贡献，实现“反向公关”和“逆向输出”，大力呈现中国的发展成就以及给世界带来的机遇，将美国等西方精心散布的“中国威胁论”转化为“中国机遇论”。
（三）强化信任传播
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制造的涉华“恐惧”以及散布的“中国威胁论”，信任传播是重要的应对策略和化解手段。所谓信任传播，就是基于信任共情心理、致力于增进信任的大众传播行为。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认为，信任有助于增加“对不确定性的承受力”。12他指出，可以通过信任来弥补理性的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信息不完整的缺陷， 减少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复杂性， 从而确保内心的安全感。13
因此，中国在国际传播舆论斗争中要加强顶层设计，主动创新传播模式和国际合作方式，通过媒体合作增进传播主体之间的信任，通过优化议题设置模式来增进媒体机构与目标受众之间的信任。
另外，美国学者摩根（Morgan）和亨特（Hunt）提出了“承诺-信任理论”，认为承诺和信任可以使得双方减少短期行为，同时更为谨慎地对待高风险行为，由此合作关系得以长期保持。14因此，中国需要在国际传播中更加清晰明确地阐释主张、表达承诺，如中国在上世纪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典范。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提出，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有效地打消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担忧、忌惮与防范，为建立相互信任、进而发展合作关系提供了坚实基础。当下，中国在应对“中国威胁论”时，更要以这种清晰明确和简单直白的表达方式向世界传递承诺性的政策理念和国家方针，以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 （四）注重好感传播
好感传播，即基于利他动机、致力于增加好感的国际传播，以此来消弭外界针对中国的恐惧心理，消减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以对非传播为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了应对西方国家在非洲散布的“中国威胁论”，在新闻报道中策划开展好感传播。例如，2021年国际护士节当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对非新闻节目中展现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援非医务工作者的故事，推出《为和平而来 中国第24批赴刚果（金）维和医疗分队护士讲述维和经历》《新冠肺炎疫情下坚守在治疗一线的医护工作者——记在纳米比亚的中国护士》等报道，讲述奋战在刚果（金）、纳米比亚、科摩罗、卢旺达等国家的中国援非医务工作者为当地病患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增进非洲受众对于中国的信任和好感。2021年国际劳动节和青年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对非新闻节目中又主动策划和设置议题，报道因中非合作而与中国结缘的非洲劳动者、在非洲奋斗的青年外交官及维和部队等，着力拉近与非洲受众的心里距离。通过好感传播与传播对象建立内心共情，增加好感度和信任度，消除“中国威胁论”所引发的抵触情绪和防御心理。
三、结语
“中国威胁论”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舆论攻击的手段，以为其对华战略遏制造势。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在政治制度、军事、经济和环境等主题上制造“中国恐惧”、宣扬“中国威胁”，妄图以此来凝聚共识、统一立场、协同行动，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维持固有霸权的目的。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和平发展、携手共进”的大国和平崛起姿态，尤其2020年以来，全世界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中国积极作为、主动担当，进一步凸显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应对“中国威胁论”方面，中国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和内容资源，当前亟需的是提升国际舆论斗争的战略布局能力、精准打击能力、话语建构能力以及综合传播能力，让“中国威胁论”转化为“中国机遇论”，同时褪去西方民主自由燈塔形象的虚假外衣，揭露其威胁世界安全、自由、民主和发展的真实面目。概言之，中国要把握机遇、审时度势，积极开展信任传播、好感传播、精准传播，并创新议程设置实现借力打力，有效应对“中国威胁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285）的阶段性成果。
李宇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传播规划局高级编辑、博士
「注释」
①朱乐亚：《医药广告话语中“诉诸恐惧”论证的语用论辩研究》，《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6期，第78页。
②[美]保罗·A.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4-65页。
③[英]马克·马佐尔：《谁将主宰世界》（胡晓娇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65页。
④李艳丽、杨华军：《我们心底的怕：恐惧的政治功能及其启示》，《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67页。
⑤范昀：《恐惧时代的公共性重建：努斯鲍姆论公共生活中的恐惧》，《学海》2019年第4期，第74、79页。
⑥毛延生：《以情致用：特朗普政治劝说话语中的恐惧驱动模式》，《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7页。
⑦李艳丽、杨华军：《我们心底的怕：恐惧的政治功能及其启示》，《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70页。
⑧易文：《直面挑战，构建共识：新形势下中国对东盟传播的再思考》，《对外传播》2019年第6期，第25页。
⑨毛良斌：《基于恐惧诱导情绪框架效应传播效果的实验研究》，《新闻与传播》2014年第3期，第14页。
⑩曾筱凡：《刚柔并济应对复杂形势下对美舆论博弈》，《对外传播》2019年第2期，第14页。
11陈薪宇：《基于恐惧诉求理论的广告创意设计研究》，《科学中国人》2017年第6期，第133页。
12[德]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翟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13董才生：《论吉登斯的信任理论》，《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5期，第65页。
14钱丽萍、刘益：《关系营销理论探讨——三种理论的区别和联系》，《成组技术与生产现代化》2002 年第3 期，第17页。
责编：李倩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 国际舆论斗争 恐惧 诉诸恐惧
当前，国际格局处于深度变革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持续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压和舆论攻击，国际舆论斗争整体处于日趋激烈的态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各种对华舆论攻击工具中，“威胁论”最为常见、也较为有效，因此多年来老调常谈、乐此不疲。例如，美国五大情报部门负责人2021年4月共同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办的“全球威胁”公开听证会，“中国威胁论”成为多位高级官员的主要论调；日本政府2021年《防卫白皮书》特意设置中美关系卷首特辑，刻意渲染“中国威胁”；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2021年4月宣布斥资10亿澳元研发制导导弹，此举被媒体指向“中国威胁”。
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威胁论”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是一种“恐惧劝服”，即以诉诸恐惧的手段让受众相信威胁的存在，从而产生情绪和行为偏向。在广告学中，运用恐惧进行劝服的策略也被称为“诉诸恐惧”，例如用不堪入目的肺部图片来宣传禁烟。诉诸恐惧的目的是把传播对象推向相反立场，例如：吸烟→对于肺部损害的恐惧→禁烟。同样，诉诸恐惧在国际舆论场上也是常用的手段，是“威胁论”形成和产生效用的重要心理机制。
诉诸恐惧以及威胁性话语建构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近年来在对华舆论攻击中更是成为常态，其目的就是凸显立场对立、观念对立、价值对立，从而弱化、消减甚至压制对方在价值引领、形象建构以及舆论传播等方面的力度。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把中国确立为“战略对手”，其对于中国的遏制和打压将是新常态，“中国威胁论”也会成为国际舆论场中挥之不去的杂音。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战略储备，强化对其威胁话语建构策略的研究分析，不断完善反击的策略和手段，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实现有效应对和反击。
一、诉诸恐惧与炮制“中国威胁论”
恐惧是人类一种本能的心理反应和基本情绪，在传播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具有一定应用价值。在大众传播领域，“诉诸恐惧”是一种常见的说服方法，通过唤起受众内心的危机感和恐惧心理，进而采取某些抵抗恐惧的措施、或接受某些信念，最终达到促使其态度和行为转变的目的。
西方对于诉诸恐惧的研究与应用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中就对此有专门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恐惧是因为人们担心未来发生危险的事情降临到自己身上而产生的一种强烈不安或者痛苦的情绪体验，诉诸恐惧是修辞说服的一种基本论证方式。①
在冲突或战争中，恐惧常被用来强化信息散布的舆论效果。例如，在水井等公共设施下毒会对社会成员产生普遍威胁，成为古今中外“诉诸恐惧”的一种常见“谣言”。在罗马帝国的早期基督徒和中古黑死病时期（1348年），在井里下毒及类似犯罪被用来指控当时的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交战各国间散播着敌方间谍正忙着在公共供水系统下毒的谣言。1923年9月1日，在东京发生大地震的几小时之内，关于朝鲜人在井里下毒的谣言便开始散布。在中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也时常会出现关于汉奸在城市饮用水里下毒的传闻。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尼日利亚内战时，下毒的谣言也在比夫拉地区蔓延。在井里下毒的谣言的蔓延，直接唤起了一般民众心中最深刻的集体恐惧，也就是对死亡的畏惧。②
“诉诸恐惧”也是一种鼓动非理性、非人道攻击行为的手段。在中国清朝末期，德国威廉姆大帝曾派手下四处散布谣言，说中国人在义和团运动中使用“匈奴咒语”。对此，各国外交使臣深感恐惧，各国以此为理由对中国民众开展疯狂复仇。③可见，“诉诸恐惧”是制造“威胁论”的有效手段，也有助于统一意志、协同行动来消除“威胁”。
在西方近现代政治传播中，恐惧常常被作为一种说服性策略加以普遍运用。这种策略被证实可以带来相当可观的政治收益，因而成为西方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④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adi）在《恐惧如何运作：二十一世纪的恐惧文化》（How Fear Works： Culture of Fear in 21st Century）一书中指出，较之于20世纪晚期，西方社会今天越来越多地运用“诉诸恐惧”这种话语修辞。但“诉诸恐惧”也会产生负面效应，造成当代西方公共生活的分化与对立，激发愤怒、厌恶、嫉妒等一系列负面情感，侵蚀着当代西方社会的信任与互惠。⑤
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恐惧”为“威胁论”提供了共情传播的心理基础。亚里士多德将劝说策略结构为三个部分：理性论证、言者信度和内心共情。其中，“内心共情”可以提升传受双方政治认同的关联度。⑥恐惧可以激起对某种特定价值体系的反对甚至仇视，与此同时，推动对相对立的价值观念的好感或支持，例如对专制的恐惧，就会激发出对自由的尊重。⑦
也正是利用这一点，美国等西方国家就针对性地炮制出各种各样的“恐惧”，为谎言与阴谋论提供支撑。美国政府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德国政府高官也曾公开声称，“德国代表着自由、民主和自由贸易”而“中国不属于这个圈子”。
和以往历史阶段不同，当前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除了发生政治意识形态的较量之外，在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也形成了对立关系。⑧基于战略遏制的需要，美国等西方国家会进一步放大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异，并籍此制造和散布恐惧。这些“恐惧”被制造出来以后，西方媒体再进行专业化“加工”，设定情绪框架，诱导受众对某一特定事件或对象产生某种情绪，并进一步导致受众对该事件或对象形成特定的解释方式和应对策略。⑨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尼克松总统首席中文翻译傅立民（Charles Freeman）指出，美国的政治和舆论精英不断散布关于中国的恐惧，美国媒体推波助澜加深大众对中国的误解，给美国大众戴上了“有色眼镜”。⑩于是，“恐惧”就按部就班地转化为了“威胁”，“中国威胁论”就凭空创造了出来。
二、消除恐惧与应对“中国威胁论”
恐惧源于对安全的需求，是一种企图摆脱危险困境的逃避情绪。11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运用恐惧心理特征来建构“中国威胁论”，就是试图利用民众的安全关切来形成心理效应。
对于民众来说，美国等西方政府通过“中国威胁论”制造的“恐惧”多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那些涉及制度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环境安全等的“威胁”议题。制度安全主要关切其所处政治体制的稳定及国家治理模式的持续，军事安全主要关切免除外国或外部军事力量入侵的安全，经济安全主要关切其所处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及个人经济利益得到保障，环境安全主要关切其所处生活环境的品质标准得到维持。
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人2021年4月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全球威胁”公开听证会上妄称，中国对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和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实际上是在散布“中国制度威胁论”和“中国经济威胁论”。另外，美国政府2021年4月在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声称，中国未来10年会将核武库规模扩大至少一倍，这就是在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
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凭空制造了“中国威胁论”，并不是关心民众福祉，而是为其国家战略进行舆论造势。“今日俄罗斯”网站2021年5月刊载了一篇名为“西方虚构了一个想象中的邪恶中国，引导其民众憎恨和害怕——且在奏效”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政府正煽动仇华情绪对民众洗脑。”
对此，“中国威胁论”也要从恐惧心理的构建模式入手，通过情绪引导和心理攻势来予以纾解。就应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策略和路径而言，建立信任、强化好感、精准施策非常关键，反向构建“中国机遇论”具有积极意义。
（一）逆向转化恐惧
西方凭借国际传播优势和话语霸权，在国际上将中国塑造为世界性或区域性威胁。当前，中国要全面改变在西方舆论攻击面前总是处于被动解释说明的状况，逐渐习惯于主动反击。
美国等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实施过殖民、侵略、掠夺等，时至今日仍在以虚假借口对他国发动战争、策动政变、制造冲突。这充分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才是当今世界安全、自由、民主和发展等的最大威胁，在必要的时候需要向国际社会说清楚、讲明白。
因此，要大胆创新和突破原有舆论斗争模式，巧妙设置议题，基于中国视角和世界眼光来阐释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世界所造成的巨大威胁，将“中国威胁论”所承载的恐惧诉求进行转化，把注意力转向“澄清谬误、明辨是非”。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不同国家地区的历史交往与现实关系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国家或地区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关注点也存在不同。因此，在应对“中国威胁论”的国际舆论斗争中，中国相关机构和媒体要精准施策、差异化传播，针对特定国家地区传播对象的特定关注点进行传播主题策划，有针对性地、有选择地将“中国威胁论”进行反向议题设置。
（二）借力打消威胁
随着国际传播实力的稳步增长，中国逐渐具备了对冲西方传播优势和话语霸权的实力，反击“中国威胁论”的综合能力也在不断提升。鉴于目前國际舆论斗争的实力对比和整体格局，中国在与西方的舆论斗争中要着力强化、改进和优化斗争的策略、理念、模式、技巧和手段。例如，中国要改变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那种硬碰硬、针尖对麦芒的方式，毕竟在传播实力存在差距的客观情况下，此种方式有时候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退缩、沉默，在涉及中国的关键问题、核心利益等方面的国际舆论斗争中，我们一定要勇于斗争和敢于斗争。这里想强调的是，我们在国际舆论斗争中要善于斗争。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炮制的“中国威胁论”，我们要强化对“借力打力”的战略研究和策略分析，巧妙设置主题和发声方式，针对西方威胁的话语建构、修辞和传播有针对性地进行精准反击，把握时机和方式来讲述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经济发展、军事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卓越贡献，实现“反向公关”和“逆向输出”，大力呈现中国的发展成就以及给世界带来的机遇，将美国等西方精心散布的“中国威胁论”转化为“中国机遇论”。
（三）强化信任传播
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制造的涉华“恐惧”以及散布的“中国威胁论”，信任传播是重要的应对策略和化解手段。所谓信任传播，就是基于信任共情心理、致力于增进信任的大众传播行为。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认为，信任有助于增加“对不确定性的承受力”。12他指出，可以通过信任来弥补理性的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信息不完整的缺陷， 减少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复杂性， 从而确保内心的安全感。13
因此，中国在国际传播舆论斗争中要加强顶层设计，主动创新传播模式和国际合作方式，通过媒体合作增进传播主体之间的信任，通过优化议题设置模式来增进媒体机构与目标受众之间的信任。
另外，美国学者摩根（Morgan）和亨特（Hunt）提出了“承诺-信任理论”，认为承诺和信任可以使得双方减少短期行为，同时更为谨慎地对待高风险行为，由此合作关系得以长期保持。14因此，中国需要在国际传播中更加清晰明确地阐释主张、表达承诺，如中国在上世纪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典范。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提出，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有效地打消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担忧、忌惮与防范，为建立相互信任、进而发展合作关系提供了坚实基础。当下，中国在应对“中国威胁论”时，更要以这种清晰明确和简单直白的表达方式向世界传递承诺性的政策理念和国家方针，以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 （四）注重好感传播
好感传播，即基于利他动机、致力于增加好感的国际传播，以此来消弭外界针对中国的恐惧心理，消减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以对非传播为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了应对西方国家在非洲散布的“中国威胁论”，在新闻报道中策划开展好感传播。例如，2021年国际护士节当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对非新闻节目中展现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援非医务工作者的故事，推出《为和平而来 中国第24批赴刚果（金）维和医疗分队护士讲述维和经历》《新冠肺炎疫情下坚守在治疗一线的医护工作者——记在纳米比亚的中国护士》等报道，讲述奋战在刚果（金）、纳米比亚、科摩罗、卢旺达等国家的中国援非医务工作者为当地病患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增进非洲受众对于中国的信任和好感。2021年国际劳动节和青年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对非新闻节目中又主动策划和设置议题，报道因中非合作而与中国结缘的非洲劳动者、在非洲奋斗的青年外交官及维和部队等，着力拉近与非洲受众的心里距离。通过好感传播与传播对象建立内心共情，增加好感度和信任度，消除“中国威胁论”所引发的抵触情绪和防御心理。
三、结语
“中国威胁论”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舆论攻击的手段，以为其对华战略遏制造势。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在政治制度、军事、经济和环境等主题上制造“中国恐惧”、宣扬“中国威胁”，妄图以此来凝聚共识、统一立场、协同行动，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维持固有霸权的目的。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和平发展、携手共进”的大国和平崛起姿态，尤其2020年以来，全世界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中国积极作为、主动担当，进一步凸显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应对“中国威胁论”方面，中国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和内容资源，当前亟需的是提升国际舆论斗争的战略布局能力、精准打击能力、话语建构能力以及综合传播能力，让“中国威胁论”转化为“中国机遇论”，同时褪去西方民主自由燈塔形象的虚假外衣，揭露其威胁世界安全、自由、民主和发展的真实面目。概言之，中国要把握机遇、审时度势，积极开展信任传播、好感传播、精准传播，并创新议程设置实现借力打力，有效应对“中国威胁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285）的阶段性成果。
李宇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传播规划局高级编辑、博士
「注释」
①朱乐亚：《医药广告话语中“诉诸恐惧”论证的语用论辩研究》，《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6期，第78页。
②[美]保罗·A.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4-65页。
③[英]马克·马佐尔：《谁将主宰世界》（胡晓娇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65页。
④李艳丽、杨华军：《我们心底的怕：恐惧的政治功能及其启示》，《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67页。
⑤范昀：《恐惧时代的公共性重建：努斯鲍姆论公共生活中的恐惧》，《学海》2019年第4期，第74、79页。
⑥毛延生：《以情致用：特朗普政治劝说话语中的恐惧驱动模式》，《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7页。
⑦李艳丽、杨华军：《我们心底的怕：恐惧的政治功能及其启示》，《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70页。
⑧易文：《直面挑战，构建共识：新形势下中国对东盟传播的再思考》，《对外传播》2019年第6期，第25页。
⑨毛良斌：《基于恐惧诱导情绪框架效应传播效果的实验研究》，《新闻与传播》2014年第3期，第14页。
⑩曾筱凡：《刚柔并济应对复杂形势下对美舆论博弈》，《对外传播》2019年第2期，第14页。
11陈薪宇：《基于恐惧诉求理论的广告创意设计研究》，《科学中国人》2017年第6期，第133页。
12[德]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翟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13董才生：《论吉登斯的信任理论》，《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5期，第65页。
14钱丽萍、刘益：《关系营销理论探讨——三种理论的区别和联系》，《成组技术与生产现代化》2002 年第3 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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