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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是从一个县城开始的。一条河穿过县城，把它分成南北两片，我的老家在城南郊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空气清洁，县城还很清净，从我老家的村子到城里，隔着一片几百米的田野。这场景，很像艾丽斯？门罗那些以小镇为背景的阴郁小说的故事发生地。
一个城乡接合部出生并长大的孩子，要比别的地方的孩子更早体验到，这个世界从他一落地开始就是人为地分成两部分的，人跟人是不一样的。这种生存环境影响了我和我的同龄人，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底色：游走，疏离，爱梦幻。
从十六岁开始，我就试图要逃离我出生的那个村子。从村庄到县城不过五百米路，但要走完它却得耗上好多年，还要经过考学、分配等一个个环节。1987年夏天，我终于有了县城户口。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是一辆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
我骑着这辆自行车跑遍了县城的每一条街巷。工作第一年，我上班的地点在城东的酱园街，那里有一大片明清式样的老房子，小巷逼仄，两边都是店铺。每天早晨和黄昏，我骑着车子，按动着轻快的车铃，风鼓动我的衣衫，那感觉就像骑在一匹奔跑的白马上。
那时候我开始了写诗。我狂热地迷上了那种分行的句子。我觉得，那种如波浪般层层叠叠的句子，呼应着的就是我内心里的节奏。我对着大雨朗诵埃利蒂斯的《疯狂的石榴树》。我像欧洲未来派诗人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自动写作”，任由梦呓般的句子把我带走。我把诗歌习作抄在一页页白纸上，贴满了宿舍的整面墙。当然，在县城里我也开始有了一些同道。
1988年端午节后，我接到通知，去工人文化宫参加一个诗歌座谈会。那是文化宫二楼的一间小屋，楼下的溜冰场里满是沙啦沙啦的嘈杂声，我和一些同样年轻的男男女女坐在一起，在高分贝的噪音中相互介绍和认识。初见面时，我们的神情是惊讶的，欣喜的，又有着小小的不安和羞怯。我从来没有想到，在县城里，竟然还有和我一样爱梦幻的人，耽于句子魔法的人。
我不再到处游走，我的夜晚全都交给了图书馆，交给了我新结识的朋友们。我和他们在铁路边、仓库里、宿舍里彻夜谈论诗歌。我觉得诗歌就是那种血液里不安分的东西，就是那种把我们大家都团结起来的东西。
我们常常争论，毫不留情地抨击对方的诗作，這使我们刚刚开始的友谊时常面临危机，更使我们脆弱的自尊心一次次饱受打击。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这样相互需要着，把对方视作自己的影子一般需要着，即使今天饱受嘲笑和奚落，明天还是要在一起。
我们成立了一个诗社。我们没有去加入诗坛的主义和流派，就自己闹着玩。我们还办起了油印诗歌刊物。印刷和装订是在高阶沿路一个朋友家里，记得有一夜，装订好诗集已经很晚了，我们在月色下沿着墙根走，那心情就像刚刚印刷了革命传单一样激动。
我曾经和一个在精神病院工作的诗友坐在他单位宿舍的门口，谈了大半天诗歌。当我们沉默下来，我注意到，经过的医生和病人都在盯着我们看。还有一个在乡镇企业跑供销的诗友，总是招呼也不打一个，就浑身汗臭地突然杀奔过来。他是在外省跑供销回来的途中，经过县城，找上门来借宿的。还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兄长，他那时候是粮食局油脂仓库的一名保管员，八十年代末已经在《诗歌报》发表组诗了，他看我可以造就，时常过来点拨。我记得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在铁路边坐了半夜。一列列绿皮客车和货运列车打着雪亮的前灯从我们旁边经过，掠起巨大的气流。那位兄长就着昏暗的路灯，读了我带去的一卷皱巴巴的诗稿，肯定地指出，我身上有着写诗的天赋。他的话如火车前灯一样犁开了眼前的黑暗，让我震惊而激动，我连说话都打起了结巴。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内心里有一个梦，很大的梦，只有虚无的文字世界可以承载。于是我们拼了命似的写。写完了，如同一场长长的倾诉结束后的疲惫，一段时间的平台期后，又周而复始。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秘密地写小说。我不敢说我在写小说。我觉得这是一桩比写诗更私密的行为，如果多一个人知道，就会让我多一份羞耻感。那时候我经常听人说起一个叫晓傅的写小说的，二十来岁，住在工人路附近，去鲁院读书时和余华同过班。我远远地见过他一面，只记得他脑袋硕大，眼神忧郁，烟抽得特别凶。后来他患尿毒症死了。我记得余华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但一直都没找到，就好像这个人、这篇文字，全都失踪了一般。
十几年前我离开县城时，一个诗歌年代已经回潮，我的那些朋友们也大多不写诗了。或许他们还在秘密地写作，但在继起的一个网络时代里，从传统的文学期刊到BBS、博客，我已很少看到他们的名字。在写作的道路上我再也找不到他们，渐渐地，日常生活中也不再有他们的音讯。
写作的路，和生活的路一样，遭遇了，相伴走过一程，然后就不再相见。这样也好。但我还是会经常想起这些写作路上的失踪者，他们的社会身份是乡镇企业推销员、仓库保管员、精神病院医生、代课教师，但他们都有过一个共同的身份：诗人。今天我已经很少有机会再见到他们，但我知道，他们在这世界的某一处，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着。不管时世如何艰难，生活如何疲惫，他们的梦想，会一直在。
一个城乡接合部出生并长大的孩子，要比别的地方的孩子更早体验到，这个世界从他一落地开始就是人为地分成两部分的，人跟人是不一样的。这种生存环境影响了我和我的同龄人，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底色：游走，疏离，爱梦幻。
从十六岁开始，我就试图要逃离我出生的那个村子。从村庄到县城不过五百米路，但要走完它却得耗上好多年，还要经过考学、分配等一个个环节。1987年夏天，我终于有了县城户口。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是一辆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
我骑着这辆自行车跑遍了县城的每一条街巷。工作第一年，我上班的地点在城东的酱园街，那里有一大片明清式样的老房子，小巷逼仄，两边都是店铺。每天早晨和黄昏，我骑着车子，按动着轻快的车铃，风鼓动我的衣衫，那感觉就像骑在一匹奔跑的白马上。
那时候我开始了写诗。我狂热地迷上了那种分行的句子。我觉得，那种如波浪般层层叠叠的句子，呼应着的就是我内心里的节奏。我对着大雨朗诵埃利蒂斯的《疯狂的石榴树》。我像欧洲未来派诗人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自动写作”，任由梦呓般的句子把我带走。我把诗歌习作抄在一页页白纸上，贴满了宿舍的整面墙。当然，在县城里我也开始有了一些同道。
1988年端午节后，我接到通知，去工人文化宫参加一个诗歌座谈会。那是文化宫二楼的一间小屋，楼下的溜冰场里满是沙啦沙啦的嘈杂声，我和一些同样年轻的男男女女坐在一起，在高分贝的噪音中相互介绍和认识。初见面时，我们的神情是惊讶的，欣喜的，又有着小小的不安和羞怯。我从来没有想到，在县城里，竟然还有和我一样爱梦幻的人，耽于句子魔法的人。
我不再到处游走，我的夜晚全都交给了图书馆，交给了我新结识的朋友们。我和他们在铁路边、仓库里、宿舍里彻夜谈论诗歌。我觉得诗歌就是那种血液里不安分的东西，就是那种把我们大家都团结起来的东西。
我们常常争论，毫不留情地抨击对方的诗作，這使我们刚刚开始的友谊时常面临危机，更使我们脆弱的自尊心一次次饱受打击。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这样相互需要着，把对方视作自己的影子一般需要着，即使今天饱受嘲笑和奚落，明天还是要在一起。
我们成立了一个诗社。我们没有去加入诗坛的主义和流派，就自己闹着玩。我们还办起了油印诗歌刊物。印刷和装订是在高阶沿路一个朋友家里，记得有一夜，装订好诗集已经很晚了，我们在月色下沿着墙根走，那心情就像刚刚印刷了革命传单一样激动。
我曾经和一个在精神病院工作的诗友坐在他单位宿舍的门口，谈了大半天诗歌。当我们沉默下来，我注意到，经过的医生和病人都在盯着我们看。还有一个在乡镇企业跑供销的诗友，总是招呼也不打一个，就浑身汗臭地突然杀奔过来。他是在外省跑供销回来的途中，经过县城，找上门来借宿的。还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兄长，他那时候是粮食局油脂仓库的一名保管员，八十年代末已经在《诗歌报》发表组诗了，他看我可以造就，时常过来点拨。我记得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在铁路边坐了半夜。一列列绿皮客车和货运列车打着雪亮的前灯从我们旁边经过，掠起巨大的气流。那位兄长就着昏暗的路灯，读了我带去的一卷皱巴巴的诗稿，肯定地指出，我身上有着写诗的天赋。他的话如火车前灯一样犁开了眼前的黑暗，让我震惊而激动，我连说话都打起了结巴。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内心里有一个梦，很大的梦，只有虚无的文字世界可以承载。于是我们拼了命似的写。写完了，如同一场长长的倾诉结束后的疲惫，一段时间的平台期后，又周而复始。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秘密地写小说。我不敢说我在写小说。我觉得这是一桩比写诗更私密的行为，如果多一个人知道，就会让我多一份羞耻感。那时候我经常听人说起一个叫晓傅的写小说的，二十来岁，住在工人路附近，去鲁院读书时和余华同过班。我远远地见过他一面，只记得他脑袋硕大，眼神忧郁，烟抽得特别凶。后来他患尿毒症死了。我记得余华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但一直都没找到，就好像这个人、这篇文字，全都失踪了一般。
十几年前我离开县城时，一个诗歌年代已经回潮，我的那些朋友们也大多不写诗了。或许他们还在秘密地写作，但在继起的一个网络时代里，从传统的文学期刊到BBS、博客，我已很少看到他们的名字。在写作的道路上我再也找不到他们，渐渐地，日常生活中也不再有他们的音讯。
写作的路，和生活的路一样，遭遇了，相伴走过一程，然后就不再相见。这样也好。但我还是会经常想起这些写作路上的失踪者，他们的社会身份是乡镇企业推销员、仓库保管员、精神病院医生、代课教师，但他们都有过一个共同的身份：诗人。今天我已经很少有机会再见到他们，但我知道，他们在这世界的某一处，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着。不管时世如何艰难，生活如何疲惫，他们的梦想，会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