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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城郊大石坝村，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抵达顶峰，可以俯瞰昆明全城。在那里安葬着500多名抗战期间牺牲的空军将士，这片公墓时而被记起，时而被遗忘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刚刚翻新的一抔抔黄土，将一个星期前还散落的白骨、棺材全部掩埋起来。雨后的林间，数百座坟冢依偎着，仿佛是战士刚从战场列队归来。
这座小山名叫长春山（又称石塘山），位于昆明市经济开发区大石坝村。
8月11日，微博上出现了一条名为“飞虎队70年，无法长眠”的长微博，称：坐落在昆明一座无名小山上的昆明飞虎公墓，因长期无人管理，导致下葬的英烈们尸骨曝野，棺材横陈……
昆明当地《都市时报》的记者探访证实这并非虚言，他们拍到的图片显示墓地的确一片狼藉。
逐渐披露的信息显示，这片墓地并非第一次被损坏。从2007年云南飞虎队研究会第一次发现这片被遗忘的公墓之后，民间与官方关于如何保护进行过多次探讨，但都无疾而终。毁坏公墓的事件则时有发生，但最终亦都不了了之。
寻找回来的公墓
石塘山并非昆明飞虎公墓的最初所在地。
这片公墓最初是在山下的小麻苴村，在史料里曾有记载，亦有蒋介石亲题“忠烈祠”之大字。但此后这里变成了一处军营，现在更是修建起了高层住宅，难觅昔日踪影。
直到2007年，一批飞虎队研究的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开始寻找这片墓地。
抗战老兵杨毓骧1943年夏季至1944年秋，曾在小麻苴村附近的“国立西南中山中学”上高中，每逢假日他都与同学到 “空军公墓”，坐在草坪上温习功课。在杨毓骧的记忆里，中方烈士的坟墓约有25排，每排约20尊，美方烈士的坟墓也在200尊以上。公墓西面正中还建有一座民族风格土木结构的灵堂，东西立有两座牌坊。
旧墓园附近有一座庙叫龙树庵，这里管委会主任杨凤英的爷爷，曾是空军墓地的“守护者”。杨凤英记得，当时的忠烈祠还有一道外走廊，摆放很多灵位牌。而1940年曾在“向旭小学”读书的郭师尧，则由老师率领着拜谒过空军烈士墓，当时摆放的灵牌上，烈士们的姓名、级别、籍贯、出生和殉国日期都非常清楚。
公墓是逐渐消失的，1949年之后这里变成了军队的基地，基本还保持原样。
1953年土地规划，驻军拆公墓建仓库，原来的墓被迁上山。当时墓碑是青石板，一块超过100公斤，只能用牛车拉，附近一个村子的牛车全体出动，才把坟迁上荒山。随后的“大跃进”时期，当地修水库时石料不够，有人说，山上还有几百块青石碑呢？于是废物利用，碑石成为新水库的垫石。
这样一来，连墓带人都湮灭无闻。
半个世纪后的2007年4月3日，云南飞虎队研究会会长孙官生和几个朋友前往小麻苴村探访当年规模宏大的公墓。几经波折，他们在长春山山顶的灌木丛中，找到了当年迁移过来的坟茔，其时荒草丛生，一片苍凉。
孙官生想着把墓碑找出来，或许能够查找到这些牺牲将士的姓名。
这一年8月，他和飞虎队研究会副秘书长陈秀峰一行，在茶叶地水库终于找到了残存的一些墓碑。颇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挖掘出了12块较为完整的墓碑。
残留的墓碑长度约为1.2米，宽为0.6米，厚度约15厘米，为方正的大青石条。
墓碑的上方刻有国民党空军徽章；中间题写“某某烈士之墓”；左侧下方为设立机构“空军军官学校”（昆明航校）或“空军第五陆军司令部”；右侧为埋葬时间，最早的一块为“民国二十七年十月”（1938年10月）；最晚的为“民国卅五年三月”（1946年3月）。
他们最终查到了8位空军将士的简历，其为国捐躯时均不到25岁。
云南飞虎队研究会的这一发现，在当地报纸、电视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舆论关注之下，这一年昆明市相关部门宣布“着手进行公墓保护”，“拟恢复为园林绿化式墓园”。
这片被遗忘的公墓似乎可以重新进入历史。
“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公墓的保护进度，但一直也没有什么动作，只有我们一些志愿者每年来清理一下公墓的枯枝。”云南飞虎队研究会的志愿者武思琪说。
2010年，在媒体的追问下，昆明经开区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从2008年开始，政府部门已经着手对飞虎公墓进行保护工作，但由于公墓位于滇池周边的昆明市规划禁建区，民政局多次协调，希望解决规划审批和林地权属，但一直未能解决。至于此前计划建设陵园的要求，该负责人表示，国家对建设烈士陵园有非常严格的审批规定，而禁建区内是严禁建造永久性建筑的。
这片公墓再一次被搁置起来。
山下的昆明经开区正陷入热火朝天的开发中，修路，建房，没有人有时间管理这一片荒芜的墓地。
让历史不再沉默
“这个事情不能停下来！”
在整个八月份，关爱抗战老兵基金管委会的志愿者武思琪、王兴全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引导人们穿过颠簸不平的山路，前来人迹罕至的空军公墓。来得最多的是记者，也有清华大学的学生和各路研究者。大部分目睹现场的人都沉默无言。
这一次，为了防止墓地毁坏后无法辨认，武思琪专门带着相机、白纸和测绘尺进行了测量，他把每一墓坑的大小，整个墓区的范围都量了出来，然后在白纸上画了出来。做这一切时，这个湖南汉子不停地说：“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了！”
“关注抗战老兵”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活动，但是关注抗战将士墓地的事，参与人的确还不多，武思琪他们曾专门去到缅甸寻找老兵墓葬。在他們看来，每一位参与抗战的士兵都应该魂归故里。
武思琪说，小麻苴村飞虎队的墓葬群中，原来有200多美国飞虎队员的墓地。抗战胜利后，这些军人的遗骨都被取走运回美国去了，美方在取走时在每个空墓穴旁各插上了一面美国国旗。美国人的做法，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片沉寂的墓地。
在昆明滇池西畔碧鸡山上，为虚云法师做纪念雕塑的全国政协常委、著名艺术家袁熙坤，看到关于昆明飞虎公墓尸骨横陈的消息后，十分气愤。他停下自己手头的工作，向媒体大声疾呼，应该保护这片公墓。
“如果没有飞虎队，就没有我的平安降生。”出生在抗战年代的袁熙坤有着“飞虎情结”，并把飞虎队司令陈纳德视为自己的救命恩人。1944年8月，正是在飞虎队战机的护卫之下，袁熙坤才得以平安出生。多年来，袁熙坤都在以艺术的形式，纪念飞虎队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的贡献。4年前，他所创作的著名美国空军将领——“飞虎队”司令陈纳德铜像在贵州揭幕，并在当地作为青少年教育基地。
“我小时候有一次坐车掉到路上，是一个伤兵用他的拐棍把我拽上来的。”袁熙坤说，“不仅是我，整个云南，都有很多人直接受益于他们。他们是对国家、对民族作出了生命贡献的忠魂，他们的功绩毫无疑问应该受到肯定。作为当代人，我们必须要正视历史、铭记历史。”袁熙坤称将联合共同关注此事的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递交提案，呼吁相关部门对昆明飞虎公墓进行保护和修缮。
昆明的政府部门并非无动于衷，2010年前后，昆明市外办曾主持召开专家会议，将长春山公墓确定为“昆明中国空军公墓迁葬地”；2010年8月底，云南省民政厅则发文定名为“昆明飞虎阵亡将士陵园”。在不同的名称与管理权限的争议中，关于修缮与保护的事情不断提起，又不断搁置。
武思琪说，民间志愿者并非不想行动，也有很多人愿意出资来修缮。但因为土地属于国家，而且这段历史也属于国家，他们希望还是由政府来牵头，在這里建一个陵园，作为爱国教育基地。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要知道感恩戴德的民族，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袁熙坤说，他翻开栖禅寺的《同戒录》，发现他外祖父当年就曾在这里召集千余人追悼抗日阵亡将士，举行水陆法会超度亡灵。因此他表示自己也将邀请佛教界高僧为昆明飞虎公墓忠魂进行超度法会，超度英烈亡魂。
这位雕塑大师动情地说，“如果需要，我愿意为公墓做主题塑像”。
为了忘却的纪念
2008年8月18日，时任云南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罗正富视察了昆明飞虎公墓遗址，这让民间志愿者们相当欣喜。他们觉得，这意味着政府开始重视这片公墓，那些逝去的亡灵可以等来安宁的时刻。
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当时向政府部门提交了一个计划：在飞虎公墓遗址上修复公墓、新建飞虎陵园、建纪念碑、建飞虎纪念馆，将飞虎公墓建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体现二战飞虎文化，园陵生态文化，成为昆明二战飞虎文化旅游的一个景区。
但这一设想至今仍未变为现实。
云南飞虎队研究会仍在努力寻找更多的遗落的历史，据他们搜集整理的有关资料表明，截至抗日战争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二战中援华作战（含驼峰空运）的美国飞虎队队员牺牲2264人，与美国飞虎队协同作战的中国飞虎队员牺牲911人。
2012年5月4日，在大理古城附近三月街上，云南飞虎队研究会首次发现了中国远征军营以上军官公墓。在每年赶三月街集中最热闹的地方，有一片约五十来亩的宽阔沙石地，场子背后原是苍山庙，现在是一所小学校。考察组经过实地考察，采访见证人，召开座谈会，最终得出结论：远征军牺牲的营以上军官就埋葬在这里。总数有五六百到一千人。这里埋着一个师长、一个旅长、一个参谋长，当时称“陆军军官墓”。
这一墓地受到多次严重破坏，但云南省飞虎队博物馆考察组认为，其价值甚至超过了腾冲国殇墓园。历史数据显示，在整个滇西，中国远征军牺牲了10万之众。更多的英勇之士的坟墓，仍隐藏在绵延的十万大山之中。
2013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8周年。
细雨中的腾冲，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与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一脸肃穆，联手掀开了覆盖在“滇西抗战纪念馆”上的红布。
103141名参与滇西抗战的中国远征军、盟军将士、地方抗战游击队、地方参战伤亡民众、协同参战部队和单位人员姓名被刻在了全长133米的青石墙上。纪念馆的正厅上，有一组被命名为“丰碑”的雕塑，中间是一位普通的远征军士兵，右边是史迪威，左边是腾冲老县长李根源，他们一起凝视着前方，两侧则是奋战的士兵、修路的民众，盟军运输机正从他们头上飞过。
“这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历史上，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壮丽篇章。”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赵金说。那一天，许多当年的抗战老兵，在现场流下了眼泪。
同一天，昆明长春山顶的空军公墓上，空无一人。此前两天，这里暴露的棺木和白骨，刚刚被黄土所掩埋。在这里长眠的500多人中，有的人名字或被写进了那座“丰碑”后面的青石上，有的人则可能被遗落在外，还有的人，可能永远都无法知晓其姓名。
1942年，西南联合大学的一位助教查良铮，响应国民政府“知识分子从军入伍”的号召，加入了远征军，在第五军司令部任中校翻译。在穿越恐怖的野人山归来后，他写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或许已预料到了今天的这一幕：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刚刚翻新的一抔抔黄土，将一个星期前还散落的白骨、棺材全部掩埋起来。雨后的林间，数百座坟冢依偎着，仿佛是战士刚从战场列队归来。
这座小山名叫长春山（又称石塘山），位于昆明市经济开发区大石坝村。
8月11日，微博上出现了一条名为“飞虎队70年，无法长眠”的长微博，称：坐落在昆明一座无名小山上的昆明飞虎公墓，因长期无人管理，导致下葬的英烈们尸骨曝野，棺材横陈……
昆明当地《都市时报》的记者探访证实这并非虚言，他们拍到的图片显示墓地的确一片狼藉。
逐渐披露的信息显示，这片墓地并非第一次被损坏。从2007年云南飞虎队研究会第一次发现这片被遗忘的公墓之后，民间与官方关于如何保护进行过多次探讨，但都无疾而终。毁坏公墓的事件则时有发生，但最终亦都不了了之。
寻找回来的公墓
石塘山并非昆明飞虎公墓的最初所在地。
这片公墓最初是在山下的小麻苴村，在史料里曾有记载，亦有蒋介石亲题“忠烈祠”之大字。但此后这里变成了一处军营，现在更是修建起了高层住宅，难觅昔日踪影。
直到2007年，一批飞虎队研究的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开始寻找这片墓地。
抗战老兵杨毓骧1943年夏季至1944年秋，曾在小麻苴村附近的“国立西南中山中学”上高中，每逢假日他都与同学到 “空军公墓”，坐在草坪上温习功课。在杨毓骧的记忆里，中方烈士的坟墓约有25排，每排约20尊，美方烈士的坟墓也在200尊以上。公墓西面正中还建有一座民族风格土木结构的灵堂，东西立有两座牌坊。
旧墓园附近有一座庙叫龙树庵，这里管委会主任杨凤英的爷爷，曾是空军墓地的“守护者”。杨凤英记得，当时的忠烈祠还有一道外走廊，摆放很多灵位牌。而1940年曾在“向旭小学”读书的郭师尧，则由老师率领着拜谒过空军烈士墓，当时摆放的灵牌上，烈士们的姓名、级别、籍贯、出生和殉国日期都非常清楚。
公墓是逐渐消失的，1949年之后这里变成了军队的基地，基本还保持原样。
1953年土地规划，驻军拆公墓建仓库，原来的墓被迁上山。当时墓碑是青石板，一块超过100公斤，只能用牛车拉，附近一个村子的牛车全体出动，才把坟迁上荒山。随后的“大跃进”时期，当地修水库时石料不够，有人说，山上还有几百块青石碑呢？于是废物利用，碑石成为新水库的垫石。
这样一来，连墓带人都湮灭无闻。
半个世纪后的2007年4月3日，云南飞虎队研究会会长孙官生和几个朋友前往小麻苴村探访当年规模宏大的公墓。几经波折，他们在长春山山顶的灌木丛中，找到了当年迁移过来的坟茔，其时荒草丛生，一片苍凉。
孙官生想着把墓碑找出来，或许能够查找到这些牺牲将士的姓名。
这一年8月，他和飞虎队研究会副秘书长陈秀峰一行，在茶叶地水库终于找到了残存的一些墓碑。颇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挖掘出了12块较为完整的墓碑。
残留的墓碑长度约为1.2米，宽为0.6米，厚度约15厘米，为方正的大青石条。
墓碑的上方刻有国民党空军徽章；中间题写“某某烈士之墓”；左侧下方为设立机构“空军军官学校”（昆明航校）或“空军第五陆军司令部”；右侧为埋葬时间，最早的一块为“民国二十七年十月”（1938年10月）；最晚的为“民国卅五年三月”（1946年3月）。
他们最终查到了8位空军将士的简历，其为国捐躯时均不到25岁。
云南飞虎队研究会的这一发现，在当地报纸、电视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舆论关注之下，这一年昆明市相关部门宣布“着手进行公墓保护”，“拟恢复为园林绿化式墓园”。
这片被遗忘的公墓似乎可以重新进入历史。
“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公墓的保护进度，但一直也没有什么动作，只有我们一些志愿者每年来清理一下公墓的枯枝。”云南飞虎队研究会的志愿者武思琪说。
2010年，在媒体的追问下，昆明经开区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从2008年开始，政府部门已经着手对飞虎公墓进行保护工作，但由于公墓位于滇池周边的昆明市规划禁建区，民政局多次协调，希望解决规划审批和林地权属，但一直未能解决。至于此前计划建设陵园的要求，该负责人表示，国家对建设烈士陵园有非常严格的审批规定，而禁建区内是严禁建造永久性建筑的。
这片公墓再一次被搁置起来。
山下的昆明经开区正陷入热火朝天的开发中，修路，建房，没有人有时间管理这一片荒芜的墓地。
让历史不再沉默
“这个事情不能停下来！”
在整个八月份，关爱抗战老兵基金管委会的志愿者武思琪、王兴全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引导人们穿过颠簸不平的山路，前来人迹罕至的空军公墓。来得最多的是记者，也有清华大学的学生和各路研究者。大部分目睹现场的人都沉默无言。
这一次，为了防止墓地毁坏后无法辨认，武思琪专门带着相机、白纸和测绘尺进行了测量，他把每一墓坑的大小，整个墓区的范围都量了出来，然后在白纸上画了出来。做这一切时，这个湖南汉子不停地说：“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了！”
“关注抗战老兵”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活动，但是关注抗战将士墓地的事，参与人的确还不多，武思琪他们曾专门去到缅甸寻找老兵墓葬。在他們看来，每一位参与抗战的士兵都应该魂归故里。
武思琪说，小麻苴村飞虎队的墓葬群中，原来有200多美国飞虎队员的墓地。抗战胜利后，这些军人的遗骨都被取走运回美国去了，美方在取走时在每个空墓穴旁各插上了一面美国国旗。美国人的做法，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片沉寂的墓地。
在昆明滇池西畔碧鸡山上，为虚云法师做纪念雕塑的全国政协常委、著名艺术家袁熙坤，看到关于昆明飞虎公墓尸骨横陈的消息后，十分气愤。他停下自己手头的工作，向媒体大声疾呼，应该保护这片公墓。
“如果没有飞虎队，就没有我的平安降生。”出生在抗战年代的袁熙坤有着“飞虎情结”，并把飞虎队司令陈纳德视为自己的救命恩人。1944年8月，正是在飞虎队战机的护卫之下，袁熙坤才得以平安出生。多年来，袁熙坤都在以艺术的形式，纪念飞虎队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的贡献。4年前，他所创作的著名美国空军将领——“飞虎队”司令陈纳德铜像在贵州揭幕，并在当地作为青少年教育基地。
“我小时候有一次坐车掉到路上，是一个伤兵用他的拐棍把我拽上来的。”袁熙坤说，“不仅是我，整个云南，都有很多人直接受益于他们。他们是对国家、对民族作出了生命贡献的忠魂，他们的功绩毫无疑问应该受到肯定。作为当代人，我们必须要正视历史、铭记历史。”袁熙坤称将联合共同关注此事的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递交提案，呼吁相关部门对昆明飞虎公墓进行保护和修缮。
昆明的政府部门并非无动于衷，2010年前后，昆明市外办曾主持召开专家会议，将长春山公墓确定为“昆明中国空军公墓迁葬地”；2010年8月底，云南省民政厅则发文定名为“昆明飞虎阵亡将士陵园”。在不同的名称与管理权限的争议中，关于修缮与保护的事情不断提起，又不断搁置。
武思琪说，民间志愿者并非不想行动，也有很多人愿意出资来修缮。但因为土地属于国家，而且这段历史也属于国家，他们希望还是由政府来牵头，在這里建一个陵园，作为爱国教育基地。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要知道感恩戴德的民族，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袁熙坤说，他翻开栖禅寺的《同戒录》，发现他外祖父当年就曾在这里召集千余人追悼抗日阵亡将士，举行水陆法会超度亡灵。因此他表示自己也将邀请佛教界高僧为昆明飞虎公墓忠魂进行超度法会，超度英烈亡魂。
这位雕塑大师动情地说，“如果需要，我愿意为公墓做主题塑像”。
为了忘却的纪念
2008年8月18日，时任云南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罗正富视察了昆明飞虎公墓遗址，这让民间志愿者们相当欣喜。他们觉得，这意味着政府开始重视这片公墓，那些逝去的亡灵可以等来安宁的时刻。
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当时向政府部门提交了一个计划：在飞虎公墓遗址上修复公墓、新建飞虎陵园、建纪念碑、建飞虎纪念馆，将飞虎公墓建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体现二战飞虎文化，园陵生态文化，成为昆明二战飞虎文化旅游的一个景区。
但这一设想至今仍未变为现实。
云南飞虎队研究会仍在努力寻找更多的遗落的历史，据他们搜集整理的有关资料表明，截至抗日战争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商船、44艘军舰、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二战中援华作战（含驼峰空运）的美国飞虎队队员牺牲2264人，与美国飞虎队协同作战的中国飞虎队员牺牲911人。
2012年5月4日，在大理古城附近三月街上，云南飞虎队研究会首次发现了中国远征军营以上军官公墓。在每年赶三月街集中最热闹的地方，有一片约五十来亩的宽阔沙石地，场子背后原是苍山庙，现在是一所小学校。考察组经过实地考察，采访见证人，召开座谈会，最终得出结论：远征军牺牲的营以上军官就埋葬在这里。总数有五六百到一千人。这里埋着一个师长、一个旅长、一个参谋长，当时称“陆军军官墓”。
这一墓地受到多次严重破坏，但云南省飞虎队博物馆考察组认为，其价值甚至超过了腾冲国殇墓园。历史数据显示，在整个滇西，中国远征军牺牲了10万之众。更多的英勇之士的坟墓，仍隐藏在绵延的十万大山之中。
2013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8周年。
细雨中的腾冲，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与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一脸肃穆，联手掀开了覆盖在“滇西抗战纪念馆”上的红布。
103141名参与滇西抗战的中国远征军、盟军将士、地方抗战游击队、地方参战伤亡民众、协同参战部队和单位人员姓名被刻在了全长133米的青石墙上。纪念馆的正厅上，有一组被命名为“丰碑”的雕塑，中间是一位普通的远征军士兵，右边是史迪威，左边是腾冲老县长李根源，他们一起凝视着前方，两侧则是奋战的士兵、修路的民众，盟军运输机正从他们头上飞过。
“这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历史上，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壮丽篇章。”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赵金说。那一天，许多当年的抗战老兵，在现场流下了眼泪。
同一天，昆明长春山顶的空军公墓上，空无一人。此前两天，这里暴露的棺木和白骨，刚刚被黄土所掩埋。在这里长眠的500多人中，有的人名字或被写进了那座“丰碑”后面的青石上，有的人则可能被遗落在外，还有的人，可能永远都无法知晓其姓名。
1942年，西南联合大学的一位助教查良铮，响应国民政府“知识分子从军入伍”的号召，加入了远征军，在第五军司令部任中校翻译。在穿越恐怖的野人山归来后，他写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或许已预料到了今天的这一幕：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