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5月的柏林景色肯定是不差，勃兰登堡门、亚历山大广场和古老的洪森堡大学校园里绿茵如毯，鲜花盛开，一些喜欢郊游的德国人也许早就准备好了几瓶慕尼黑啤酒，打算在某个晴好的日子全家去汪西湖畔或格鲁纳瓦尔德森林野餐。这时候，他们忽然看见了一幕自中世纪以来欧洲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情景：成千上万名大学生举着火炬，游行到了菩提树下大街的市中心广场，那里已堆积起像山一样的大批的书籍，兴高采烈的学生们将手中的火炬丢进书堆，顿时，烈火熊熊，浓烟滚滚，数万册书籍在震耳的欢呼声中化作灰烬。
　　这是1933年5月10日，即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四个半月后发生的事情。被烧的书大多都是具有世界声誉和影响的作家或学者的著作，其中德国作家有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雷马克、爱因斯坦，法国作家有雨果等。外国作家的就更多，如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海伦·凯勒、弗洛伊德、纪德、左拉等。大学生们在一份当场散发的宣言中说,“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我国人民的动力的根基的任何书籍”，统统都在焚烧之列，都要付之一炬。人们很难相信，这些狂热的年轻学子们就是以出了大批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诗人和科学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德意志民族的后代，是黑格尔、康德、费希特、席勒、歌德和贝多芬的传人。在焚毁人类文明硕果的同时，他们美丽的青春也被这场大火烧得扭曲变形，残缺不全，带上了几分恐怖。
　　然而当时他们是多么的高兴啊，因为Nationalsozialist（纳粹）德国的思想领袖、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正在不远处微笑地注视着他们。烧书结束后，这位“元首的亲密战友”向大学生们发表了讲话：“德国人民的灵魂将要再度表现出来，因为这火光不仅结束了一个旧时代，还必将照亮一个新时代。”
　　大学生烧书只不过是第三帝国青年运动中一个小小的插曲。1936年希特勒公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所有德国青年统统组织在希特勒青年团的范围内……通过希特勒青年团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德、智、体三方面的教育”。法令规定从六岁到十八岁的青少年不论男女都要被组织在希特勒青年团的各种组织中，吃、住在学校里，受着斯巴达式的训练，父母如反对要处以重刑。其中，六岁到十岁是“学龄团”，每个孩子都要详细记录其思想发展状况。满十岁并且通过测验后升入“少年队”，在队旗前宣誓：“时刻准备着，为我国人民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年满十八岁的青年团员不但要接受严格的当兵训练，还要到农村“锻炼”一年，帮农民干活。之后，优秀分子则可被保送进入纳粹党主办的全国青年政治学院（至战争爆发时共有三十一所），成为可靠的纳粹事业的“接班人”。
　　这样吃着纳粹的狼奶长大的孩子们，他们不烧书、不上演“辛德勒名单”的惨剧再干什么？难道还能指望他们去研究黑格尔辩证法的精深，体会歌德诗歌的不朽，欣赏贝多芬交响乐的优美吗？
　　
　　（二）
　　纵观世界近代史，举凡大的政治运动、社会变革，青年学生总是最早被发动、处在最前列的一群；而当运动结束或变革终止，他们不是流血倒地，就是监禁逃亡。青春，生命，热血，激情，在欺骗、蒙蔽、野心和阴谋的运作中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页淡淡的墨迹。这固然是由于他们的年少无知，由于他们过分“关心国家大事”而又易于感情冲动，但强大的现实和历史自身的迷误，却也并非只是在青年学生身上发生作用，经验和理性并不能百分之百地阻止一个智者走向深渊。
　　在强化对青少年的教育和训练、发动学生大规模烧书（全德国许多城市都这样做了）的同时，为了控制德国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戈培尔成立了由他亲自挂帅的德国文化协会，下设美术、音乐、戏剧、文学、新闻、广播和电影协会（那时尚无电视），并且通过法律规定，凡是从事这些职业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的协会，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会员，你就没有使用色彩、音符和笔墨的权利。早年曾经学过绘画，梦想将来成为一位靠艺术吃饭的“小素描画家和水彩画家”（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希特勒，对美术家协会的工作似乎关怀备至，不仅亲自主持德国艺术馆的开幕式展览活动，还亲自选定参展作品。其中有一些从德国各个博物馆送来的塞尚、凡高、高更、毕加索的画，希特勒看了大为恼火，上去用靴子一顿猛踢，还吹着小胡子呸呸吐了几口，吓得戈培尔都直打哆嗦。戏剧家协会的主席是一个魏玛时期在柏林街头专肆瞎起哄的无赖，他对人们厌恶充满说教的蹩脚的纳粹戏剧异常恼怒，在剧院里大喊说，凡是听到有人讲“艺术”这个字眼，他就恨不得掏出左轮手枪来。好在纳粹党魁们还没有搞“横扫一切”，也没有取代所有的演出，歌德、席勒、莎士比亚和萧伯纳的作品时不时还出现在柏林大剧院的舞台上，使铁血统治下的人们能稍稍得到片刻的艺术享受。
　　对艺术是这样，对新闻和教育就控制得更紧。1933年纳粹一上台就颁布了报刊法，规定“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的东西”。那么怎样才算是“正确引导”群众呢？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每天早上，柏林各报社、电台的编辑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由戈培尔或他的助手宣布哪些新闻应该发，哪些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写，标题如何拟定，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短评以及“读者来信”，口径如何统一。对于全德地方报刊和电台，则以电报、电话照此发出指令。新闻如此，教育更不能放松，还在维也纳当流浪汉时，希特勒就对学校教育和如何争取青年有过自己的“独特”想法，那就是最大可能地对教授和学术表示出蔑视：“教育的目标不是对学生灌输知识，而是要造就十足强健的体魄。”（希特勒：《我的奋斗》）果然，第三帝国的法律规定，要想在大学教书，必须先在纳粹冲锋队或者希特勒青年团集训六个月。在那里，老师们的专业、见解乃至性格都要由纳粹专家加以研究并报告给教育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教师资格认证。而教育部长则由一名纳粹冲锋大队长担任，此人的名言就是“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一个玩弄学术的机构”。至于在教学内容和教材编排上，更是处处体现着既荒唐透顶又血腥恐怖的纳粹思想。纳粹党执政的头五年中，因不愿归顺而被解雇的大学教授和讲师就有近三千人，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另外还有一些人逃到了国外，如爱因斯坦，还有一些人惨遭法西斯暴徒的杀害。
　　
　　（三）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知识界实际上面临着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艺术、学术、良知固然重要，但生命毕竟更宝贵，第三帝国的文化精英们——无论是艺术家、记者或者教授——大多数都转向后者：保全性命。二十世纪德国一流的音乐家、现代自然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理查德·施特劳斯投向戈培尔的怀抱，担任了音乐家协会的主席，不惜以自己的名声和天才糟蹋文化。曾获得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本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霍普特曼，早期的作品不仅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还直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受到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好评。然而在古稀之年却委身纳粹，第三帝国时期人们经常看到白发苍苍的霍普特曼和戈培尔手挽手走出剧院，以至于战后连一向以民主、自由标榜的美国人，也认为霍普特曼为纳粹服务得太周到而禁止他的剧本在西柏林美管区上演。
　　最耐人寻味的是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失足、附逆。
　　1933年4月，四十四岁的海德格尔据说通过不正当手段当上了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弗莱堡大学校长，5月加入了纳粹党，一次性缴了十二年的党费（刚好到1945年纳粹覆没）。10月，他又和另几位知名的教授、学者带领九百六十名知识界人士，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在任校长期间，他还不惜以低下的品格，打击、排挤他的恩师、现象学派哲学大师胡塞尔（犹太人）和曾是朋友的另一位存在主义大师、因非议希特勒而被免职的雅斯贝尔斯（其妻为犹太人），甚至不允许已退休的胡塞尔进图书馆。战后人们希望他能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忏悔，起码揭露一下纳粹的罪行，然而他却隐居家乡小镇著书，连对奥斯维辛这样骇世听闻的事件都长期保持沉默。学术上的伟大与人格上的渺小在海德格尔身上对比如此强烈，反差如此之大，的确有点罕见，半个多世纪来一直是知识界的热门话题，竟至于形成了“海德格尔现象”，吸引许多人去研究探讨，眼见得又要成为一门学问了。
　　如果说，霍普特曼的晚节不保从一定角度说明艺术对现实的依附乃是历史的必然，没有霍普特曼也必定还有其他人，第三帝国不可能将所有的剧院都关了门，何况当时德国广大民众都处于狂热的纳粹梦幻中，清醒者只是极少数人，而任何一种艺术都必须至少吸引两个以上的人去欣赏，否则就不会存在。但作为哲学大师的海德格尔，却完全不必有这种考虑。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之作《存在与时间》早在六年前就出版了，他的学术研究也不像剧本、音乐和小说，必须要有即时的观众和读者的认可。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应属于极少数清醒者之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是烈士们都能做到的，然而身为“大智”的海德格尔，却在连一点威胁都没有的情况下就彻底抛弃了一个知识分子起码的人类良知，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并且“决不忏悔”。这是在以实际行动证实存在主义哲学“存在先于本质”的论断呢，还是在实践 “自由选择”的存在主义人生观，抑或是在身体力行他一再声称的“自由是真理的本质”——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管什么良知、正义、善恶、是非，以及活着就是死亡、哲学研究也就是死亡研究的虚无主义思想？
　　其实这一切无须得到答案，因为它并不重要。
　　对当事人的谴责，对良知的追问，也许会使一些历史疑团得到澄清，释放人们某些方面的情感压力，但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必须向谴责者和追问者这样提问：如果铁血大幕再次垂落，人们应该怎么办？还会不会出现大学生烧书，新闻记者欺骗，教授效忠，文豪和大师与之同流合污的事？因为马克思早就发出过这样的警告：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希特勒、戈培尔固然不会起死回生，但那些反人类、反文明的行为——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独裁，专制，极权，高压，威胁，阴谋，愚弄，操纵，控制，镇压，动不动就朝别人头上扔导弹，或者进行制裁，以及新纳粹主义，恐怖活动，邪教组织，贪污腐败，封建迷信，破坏环境，等等——难道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吗？
　　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伏契克说：“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