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资金由实入虚困局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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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在央行公布8月金融数据的同时,央行决定自2015年9月15日起改革存款准备金考核制度,将存款准备金考核制度由现行的时点法改为平均法考核。根据央行的决定,存款准备金考核设每日下限,即维持期内每日营业终了时,金融机构按法人存入的存款准备金日终余额与准备金考核基数之比,可以低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幅度应在1个(含)百分点以内。
  实际上,存准率考核办法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变相的降准,暗示央行货币政策是一如既往的宽松。对此,长江证券认为,改革后理论上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可以降低1个百分点,但实际释放的流动性会低于理论值,主要原因是:首先,面对超短期有限的流动性冲击,金融机构防御能力可以比之前强,但如果是长期的流动性干涸,则前后并无太大差异;其次,超额准备金率较低(比如1%以内)的金融机构存在的清算等刚性需求使其超额准备金率不可能下降1%,毕竟负值状态不具有持续性;最后,超额准备金率较高的银行理论上可以释放1个百分点的准备金,但需要考虑资产配置以及放贷意愿等主观因素。
  而8月金融数据恰恰说明信贷宽松趋势还在持续,但实体经济需求疲软的局面也未改观,信贷结构仍未出现见好势头。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看,下半年月度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均匀,2015年7、8月份信贷增长的大震动,实际上是受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统计范围的变化;二是资本市场清理场外配资的影响。2015年,在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间的同业存放被计入人民币信贷范围,同业业务在7月受到证金公司救市行为和8月受到资本市场清理场外配资的影响下,信贷结构和融资结构均发生与以往不同方向的大变动。
  也就是说,从7月开始的“救市”到8月对场外配资的清理,直接导致了8月货币结构的变化。清理场外配资的行为,不仅使得8月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546亿元,而且还使得货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同业存款变成非金融企业存款,从而导致在M2保持不变的同时,M1发生大幅提升。
  存准率考核新法倒逼银行变革
  一般而言,由于法定准备金是不能用于支付清算的,所以银行在日常经营中必须备有适当的超额准备金。现在允许法定准备金“透支”使用,等于这部分法定准备金可以用于支付清算,减少了相应的超额准备金的需求,相当于变相增加了银行运用资金的动力。
  具体而言,在时点法下,金融机构存入的存款准备金余额需每日都不低于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计算的金额。由于准备金考核基数为金融机构每旬末的存款总额,在维持期内,该基数是保持不变的。另外,在同一维持期内,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是不变的。因此,在维持期内,金融机构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入的这部分存款准备金其实是不能动用的。改为平均法考核后,在维持期内,分母依然是固定的,但金融机构可根据其资金状况调节分子,只要最终的平均值不低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即可,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银行的资金配置能力。
  中信建投认为,政策考核变革后,相比以前,银行流动性管理措施将更加灵活,也增加了在市场流动性紧张状况下银行的应对弹性,这有利于银行间货币市场的稳定。而法定准备金部分的自我调节,超储率的应急填补功效的弱化,使得银行可降低超储率,以放大货币乘数和释放流动性,对冲效果也会更为明显。这一切都会倒逼银行加快信贷投放,力推信贷资金低成本地流向实体经济。
  而在过去时点法考核机制下,金融机构存入的存款准备金在维持期内基本是不能动用的,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金融机构只能到银行间市场去筹钱。如果金额较大,则可能引起市场利率的波动。改为平均法考核后,遇到紧急支付时,金融机构可先动用存款准备金解决短期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平滑市场利率波动的作用。
  由于时点法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在维持期内无法动用,因此,为了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金融机构一般会多缴存一些准备金,即超额准备金。改为平均法后,金融机构则可少缴超额准备金,从而释放出流动性。但由于存款准备金考核设每日下限,即维持期内每日营业终了时,金融机构按法人存入的存款准备金日终余额与准备金考核基数之比,可以低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幅度应在1个(含)百分点以内。另外,由于实体经济仍未有明显好转迹象,金融机构当前流动性依然较为充裕,因此,实际释放出的流动性应较为有限。
  整体来看,存款准备金率考核制度的变革利好银行。存款准备金从考核每日余额变为考核每旬日均余额,并允许单日向下浮动1%的空间,给了银行短期透支准备金的可能,有利于银行间流动性的平滑和银行间利率的稳定。因此,准备金考核制度改为平均法后,对银行资产端收益率的提升有积极的作用。
  刚刚公布完毕的银行中报数据揭示了银行不良率的攀升和利润增速的下滑,也引发了市场对银行板块的担忧。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在给银行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在倒逼银行不断提升竞争力,央行实施平均法考核存款准备金率也为银行提供了更多管理的灵活性。
  无论央行突降存款准备金率考核制度改革的初衷如何,对银行而言,它均是一个重要的利好因素。假如金融机构维持目前超额准备金水平不变,则在未来时间里至少可以平滑流动性的波动;假如保持应对流动性风险的实力不变,则也可以释放部分流动性以提高资产的收益率。
  企业有效贷款需求仍然低迷
  央行公布的8月金融数据显示信贷宽松仍在持续:人民币贷款增加8096亿元,同比多增490亿元,人民币存款增加532亿元,同比少增3723亿元。8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1.08万亿元,同比增1200多亿元。M2余额135.69万亿元,同比增13.3%;M1余额36.28万亿元,同比增9.3%;M0余额5.91万亿元,同比增1.8%。
  8月新增人民币贷款8096亿元,若加回546亿元非银金融机构的贷款,一般性贷款增长8642亿元,基本符合此前的市场预期,一般性贷款较7月增长2700亿元,7月一般性贷款增长约5900亿元。   在平安证券看来,数据显示信贷额度继续保持宽松。但从信贷结构看,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2855亿元,环比仅增加66亿元,地产销售回暖带动房贷需求提升仍在持续;企业端新增票据增长2457亿元,环比减少110亿元,仍然是新增企业融资中贡献度最高的因子。新增企业中长期贷款环比小幅增加189亿元至1217亿元,但占企业贷款的比重持续下降到29%,显示出地方债对中长期贷款置换效应的持续影响,以及实体信贷需求仍然偏弱,信贷结构仍未见好。
  8月新增社会融资1.08万亿元,环比增加3612亿元,同比增速为12.8%,与上月基本持平,延续了上个月的反弹势头,若进一步考虑发行地方债与非银同业贷款(合计增量4000亿元),8月新增广义社会融资规模达到1.48万亿元。从结构来看,表内票据贴现规模持续高增使表外未贴现票据相应减少(负增长1577亿元),企业债新增规模2875亿元,创年内新高。在短期内股票市场融资功能丧失以及利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下,预计债券新增规模将会保持快速增长。
  8月人民币存款新增532亿元,其中居民存款新增1865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新增6673 亿元,环比大幅改善,主要由股市资金回流(非银存款减少7956亿元)以及债券融资放量引至派生存款增加所致,财政存款减少1590亿元,财政政策发力是主要原因。8月M2同比增速13.3%与上月持平,货币政策的积极操作对冲了由于外汇占款减少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不足,显示了央行维持宽松货币环境的决心。
  总体而言,8月金融数据显示信贷环境整体宽松,但实体信贷需求并未得到改善,考虑到管理层下半年稳增长政策继续加码,信贷投放的宽松仍将持续,充裕流动性环境为银行估值提供支撑,银行股安全边际仍然充足。但在经济前景仍不明朗,银行资产质量压力依然较大的情形下,银行板块估值持续提升的空间有限。
  从贷款分项来看,尽管8月新增人民币贷款8096亿元低于市场预期,但剔除掉非银贷款的人民币贷款新增额为8642亿元,环比多增2706亿元。从信贷结构看,居民信贷需求弱复苏,但企业信贷需求仍然不足。以居民按揭贷款为主的居民中长期贷款需求持续回暖,8 月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2855亿元,同比多增965亿元。而新增企业贷款中58%为票据融资,企业中长期贷款增加1217亿元,同比下降1191亿元,企业中长期贷款占人民币贷款比重为36.12%,创近三年来新低,表明企业投资需求仍然低迷。
  8月非银存款减少7956亿元,拖累8月人民币存款仅增532亿元,但剔除非银存款后可以发现其他存款的脱媒现象边际好转。非银存款环比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救市资金入市,非银贷款对存款的派生作用减少。居民存款和企业存款当月新增1865亿元和6673 亿元,同比多增4170亿元和6332亿元。
  齐鲁证券推测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市场大幅波动,投资者情绪较为悲观,入市资金回归银行体系。7月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质押式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均为1.79%,较上月提升28BP和36BP,市场流动性小幅收紧。但实体经济需求仍然疲软,企业投资需求仍显不足,未来进一步的刺激措施将继续出台。
  资金“脱实向虚”格局未变
  与2014年同期相比, 2015年社会融资规模即使在资本市场好转带来股票和债券直接融资增长的情况下,整体规模仍趋向于下降,表明2014年以来资金“脱实向虚”格局并未得到改善。
  简单来说,社会融资规模是指境内非金融企业和住户等实体经济经营部门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按照调整后的人民币贷款统计标准,金融机构发放人民币信贷包含了向实体经济和金融同业发放的两部分。2015年,中国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保持了平稳增长的格局,但实体部门获得的融资反而下降。
  如上所述, 8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08万亿元,分别比上月和2014年同期多增3404 亿元和1276亿元。虽然整体规模有所增长,但主要是债券融资增加的结果。而债券融资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持“高杠杆”的融资性需求,即为改善结构、降低财务成本而进行的融资工具调整。传统信贷主要针对非金融企业投放,虽然规模保持了稳定,但仍然处于相对低位。尤其是非金融性机构的信贷增长,无论短期还是中长期,均处于低位,表明实体经济的有效信贷需求仍然偏弱。
  2014年以来,中国货币当局创设了许多新型的政策实施工具,如 PSL(抵押补充贷款工具)、MLF(中期借贷便利),以及差别准备金等,这些新型货币工具都具有定向调控的特点,目的是引导资金回流实体,旨在改变资金“脱实向虚”的格局。但从实际情况看,管理层实施创新货币政策的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实效。
  上海证券分析指出,资金“脱实向虚”正是造成前期资本市场、经济运行背离的根本原因;并反映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根源在于整个社会缺少干实业的风气,仅有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氛围也是在充斥着概念创造和快速上市的造富故事中演绎。
  实际上,2012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已呈现中性,增长的货币过多地流向了资本市场等金融领域,而非实体经济部门。中国当前货币环境面临着两大困境:一是货币存量过多,即货币过度深化;二是资金“脱实向虚”。当然,这两个方面也是互相联系的,虽然中国当前货币政策的困局是存量过多,但资金持续“脱实向虚”导致货币政策的效应呈现中性趋势。
  2012年也是中国金融创新开始大爆发的年份,银行经营多元化发展,表外业务等中间业务也迅速增长。在传统的信贷领域,准备金的调整等扩张政策,只是改变了商业银行信贷经营的意愿和能力,但放贷过程的最终完成,还需要企业、居民等实体经济部门信贷需求增长的配合。在经济持续低迷,实体运营部门信贷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信贷增长和货币扩张也受到影响 。
  很明显,金融创新是双刃剑,它在给银行业带来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也使得银行扩张可以比往更少依靠实体部门和企业的需求,商业银行体系的扩张变得更多依赖金融市场的繁荣,从而与资本市场的联系紧密程度不断上升,而与实体部门的联系紧密程度明显下降。实际上,2015年以来的持续降息、降准,虽然提升了全社会的流动性,也提升了商业银行的放贷意愿,但在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格局下,经济部门信贷需求很大部分来自于维持“高杠杆”的融资性需求,经营性信贷一直较为疲弱。新增信贷中短期限信贷比重的提升,集中反映了经营性信贷疲弱这一情况:最近四个季度短期信贷占比分别为37%、35%、36%和42%。8月短期信贷的增长,也是在经历了7月的短暂下降后,再度大幅上升。
  在真实信贷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由政策单方面推动的信贷增长,必然导致资金“脱实向虚”局面的加剧。在货币政策效应上,必然表现为政策效应由“积极”转向“中性”。从实际表现来看,市场普遍认为,2015年是中国货币效应转向“中性”开始的年份;在“救市”政策的影响下,如果未来中国版“QE”延续甚至扩大,那么,可以预见中国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将由目前的“中性”滑向“负面”。
  上海证券认为,从根本上说,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困境,根源在于社会缺少干实业的风气。干实业不如“炒房”和“放高利贷”,已经先后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经验法则”。这种社会普遍意识的存在,不但突出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且使得人们的经济行为短期化。从经济层面来看,全社会创新导向的不足,不但增大了投资和经济的波动性,而且在客观上形成了当前所谓的产能过剩和杠杆过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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