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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项目由西藏大学硕士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科研基金资助。
摘 要：李白的诗歌和行为都表现出强烈的布衣意识，这与他自幼受到巴蜀文化的浸淫不无关系。蜀地容易出现诸如司马相如、赵蕤等的布衣奇才，他们的生平、学说和思想形成了蜀学传统中的布衣意识。李白受蜀地英才的影响，继承了他们以道自任的坚守、绝世独立的品质，他明确地表现了对自己布衣身份的认同，其一生都恪守布衣之道。
关键词：李白；巴蜀文化；布衣；影响
作者简介：王雪凝（1993-），女，汉族，四川绵阳人，西藏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02
李白是大唐盛世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诗人，他终其一生都维持着“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荀子·修身》）的布衣精神，“所谓布衣精神，指的是未仕的布衣之士具有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以及对于道义的追求与节操的坚守，带有一定的侠义色彩。”[1]李白一生都未真正踏上仕途，即使被征召入京也只是做御用文人而后赐金放还，并未进入到能满足建功立业梦想的政治权力中心，故其人其诗都表现出浓厚的布衣意识的色彩。李白自幼在巴蜀文化的氛围中成长，其布衣意识的形成也深受巴蜀文化的影响。
一、巴蜀文化中的布衣名士
从地理因素上来讲，四川乃是“四塞之国”，地理上的内向使得巴蜀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和稳定性，从而表现出不同与中原文化正统庄严的特立独行、纵侠任性的民间性，因此屡出布衣奇才。
西汉之时便有“蜀学”的说法，蜀学传统即是由严君平和扬雄创立。严君平生活在西汉时期，隐居成都，以占卜为生，而声名远扬京城。布衣之士的严君平无论穷达都具有着以道自任的责任感，他通过自身体验到的天地之道提出自成体系的处世理事要诀。扬雄求学于严君平，四十二岁始离蜀游学京师。扬雄为黄门郎二十多年间正值西汉末年，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然扬雄自甘淡泊，他将心血尽数花在《方言》的完成上。扬雄恪守着布衣之士对道德节操的坚守，致力于学，著作恢恢。
司马相如历来被认为是奠定巴蜀文学范式之人，他身上极为鲜明地体现出巴蜀人的人格个性和行为方式。“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有着绝世独立、顺情适性的布衣意识，引发了后代蜀人对他的认同、模仿、学习。蜀人被认为是“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这几乎正是司马相如的写照，蔑视正统道德如琴挑卓文君、自著犊鼻裈，好文善著如作《天子游猎赋》等奠定汉大赋体制基础。司马相如充分兼顾了布衣的任性和才子的风流。
唐代赵蕤是蜀学的杰出代表者。蜀学有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的特点，赵蕤的学术思想也有“博杂”的特点，他所著的《长短经》中包容了儒、道、法、兵、墨等各家各派的思想。赵蕤婉拒玄宗数次征召，但并非漠视社会，《长短经》实际上是一本探讨治国方法之书，其间体现出了赵蕤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赵蕤还表现出一种对封建传统礼教的叛逆，他提出要尊重“士”的独立人格，对君主“以傲为礼”，这正是赵蕤身上强调个体独立和崇尚自由的布衣意识。
二、李白布衣意识中的巴蜀文化因子
李白的出生地、籍贯、种族等问题到现在为止仍有争论，但可以确定的是李白至少在五岁时就生活在蜀中，二十五岁方离开，他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上是在蜀中度过，自幼接受巴蜀文化的熏陶，李白布衣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必然有着巴蜀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1.巴蜀文化中的平民意识背景及对李白的影响
在蜀乡长大，长期与存交重义的布衣平民共同生活，这种幼年文化环境是李白对于自己布衣身份的潜在认同的最初渊源，也是其产生布衣意识和平民倾向个性的基础。他曾在《与韩荆州书》中说“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2]（P1240），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认“野人也，颇工于文”[2]（P1248）。蜀文化具有开放性与兼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李白能够对于布衣百姓平而视之。在李白的漫游生活中，他与许多平民百姓产生了真挚深厚的友谊，甚至为他们作诗吟咏。“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2]（P1024）记录了为他冬夜备饭的荀媪，“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2]（P1202）记录了与他因酒结交的酿酒老人。
平民化的蜀地英才对李白人格塑造和思想成型的影响很大。李白在文学和心境上都流露出对蜀地英灵的追慕，他也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这些同乡先贤身上的布衣意识。
李白有浓厚的“相如情结”，“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2]（P599）。李白不仅在文学造诣上对司马相如心向往之，更对相如“为帝王诗友”的布衣意识产生了强烈共鸣。李白将司马相如引为异代知音。“汉家天子驰驯马，赤车蜀道迎相如”[2]（P587），这让李白追慕感慨。然而汉武帝只是将相如作为盛世点缀，“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2]（P686），李白对相如空有报国之志的遭遇感同身受，这种社会身份与社会作用之间的落差是布衣之士背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不得施展才华的一种苍凉无奈的现实。
赵蕤作为李白的老师，他的思想对李白有深刻的影响。《长短经》中探讨治国济民的道理，充分地体现了布衣以道自任的精神。这对于李白确立人生理想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希望自己也能为苍生社稷建功立业。李白积极人生观的树立还受到赵蕤命运观的影响：“《长短经》在《命运》篇中，以唯物的观点论述了人不应当消极地听任命运的摆布，命运是由人事决定的，君子应自强不息、修身立德，争取好的命运。”强烈的入世愿望是李白身为布衣却心怀天下的体现。现实的“未仕”与理想的“出仕”之间的鲜明矛盾贯穿着李白的一生，在这种矛盾之中，李白坚守着布衣之道，坚守着他强烈的济世热情和远大的政治抱负。
李白的布衣意识继承自先辈和老师，同时受到唐朝社会风气和多元化的蜀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兼济天下与绝世独立并存的思想，融合为功成身退的政治理想，这正是李白布衣意识的一个标志。
2.李白布衣意识的体现
首先，李白对于以道自任的济世理想有着执着的追求。李白终生怀抱着宏大的政治抱负并保持着强烈的济世热情，他一方面对自己的才能极为自信，认为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2]（P1218）；另一方面，他渴望从政，身遭放逐或贫病交加都不改其心。这种对于信念的忠贞与其布衣理想的高尚是互为表里的，这是李白布衣意识中的价值体现。
李白身为布衣而求仕，始终保持着对自由和独立的坚持。在李白看来，将功成身退作为布衣之士的人生目标是一种融社会责任与个人自由于一炉的理想，求仕是实现社会责任的道路，但仕途的功名利禄却是自由的枷锁，因此急流勇退是一种对个性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坚持。“愿君学长松，慎勿学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2]（P480），可见李白在个人操守方面也时刻进行着自律与自勉。封建正史中说蜀人“未能笃信道德”、“薄于情礼”，也就是表现出一种不愿作顺民的叛逆性格。李白之师赵蕤多次拒绝唐玄宗征辟，在《长短经》中公然否定封建专制的正统观念，认为君臣关系应当是“上主以师为佐”。李白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形成了“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的性格。
终身未参加科举考试的李白一直在隐逸、交游和干谒之间徘徊，试图通过平交王侯而上达朝廷，这在一定程度是受到了“不屈己，不干人”的布衣意识的影响。在李白构建的君臣关系中，平等是一大要素，“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2]（P563）。李白向来蔑视权贵，追求自由，这是一种带有布衣色彩的平等意识：追求个体自由、个性完善和寻求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应发挥的作用以及体现其人生价值。
李白之所以为李白，之所以成为这独特的一个，除盛唐文化外，地域性的巴蜀文化对其性格、思想等的形成必然也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李白的布衣意识与时代和其个人遭遇紧密相连，但奠定其思想基础的应是蜀地由来已久的布衣文化。
参考文献：
[1]于春媚.论布衣及布衣精神的内涵[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2（1）：98-103.
[2]（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摘 要：李白的诗歌和行为都表现出强烈的布衣意识，这与他自幼受到巴蜀文化的浸淫不无关系。蜀地容易出现诸如司马相如、赵蕤等的布衣奇才，他们的生平、学说和思想形成了蜀学传统中的布衣意识。李白受蜀地英才的影响，继承了他们以道自任的坚守、绝世独立的品质，他明确地表现了对自己布衣身份的认同，其一生都恪守布衣之道。
关键词：李白；巴蜀文化；布衣；影响
作者简介：王雪凝（1993-），女，汉族，四川绵阳人，西藏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02
李白是大唐盛世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诗人，他终其一生都维持着“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荀子·修身》）的布衣精神，“所谓布衣精神，指的是未仕的布衣之士具有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以及对于道义的追求与节操的坚守，带有一定的侠义色彩。”[1]李白一生都未真正踏上仕途，即使被征召入京也只是做御用文人而后赐金放还，并未进入到能满足建功立业梦想的政治权力中心，故其人其诗都表现出浓厚的布衣意识的色彩。李白自幼在巴蜀文化的氛围中成长，其布衣意识的形成也深受巴蜀文化的影响。
一、巴蜀文化中的布衣名士
从地理因素上来讲，四川乃是“四塞之国”，地理上的内向使得巴蜀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和稳定性，从而表现出不同与中原文化正统庄严的特立独行、纵侠任性的民间性，因此屡出布衣奇才。
西汉之时便有“蜀学”的说法，蜀学传统即是由严君平和扬雄创立。严君平生活在西汉时期，隐居成都，以占卜为生，而声名远扬京城。布衣之士的严君平无论穷达都具有着以道自任的责任感，他通过自身体验到的天地之道提出自成体系的处世理事要诀。扬雄求学于严君平，四十二岁始离蜀游学京师。扬雄为黄门郎二十多年间正值西汉末年，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然扬雄自甘淡泊，他将心血尽数花在《方言》的完成上。扬雄恪守着布衣之士对道德节操的坚守，致力于学，著作恢恢。
司马相如历来被认为是奠定巴蜀文学范式之人，他身上极为鲜明地体现出巴蜀人的人格个性和行为方式。“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有着绝世独立、顺情适性的布衣意识，引发了后代蜀人对他的认同、模仿、学习。蜀人被认为是“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这几乎正是司马相如的写照，蔑视正统道德如琴挑卓文君、自著犊鼻裈，好文善著如作《天子游猎赋》等奠定汉大赋体制基础。司马相如充分兼顾了布衣的任性和才子的风流。
唐代赵蕤是蜀学的杰出代表者。蜀学有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的特点，赵蕤的学术思想也有“博杂”的特点，他所著的《长短经》中包容了儒、道、法、兵、墨等各家各派的思想。赵蕤婉拒玄宗数次征召，但并非漠视社会，《长短经》实际上是一本探讨治国方法之书，其间体现出了赵蕤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赵蕤还表现出一种对封建传统礼教的叛逆，他提出要尊重“士”的独立人格，对君主“以傲为礼”，这正是赵蕤身上强调个体独立和崇尚自由的布衣意识。
二、李白布衣意识中的巴蜀文化因子
李白的出生地、籍贯、种族等问题到现在为止仍有争论，但可以确定的是李白至少在五岁时就生活在蜀中，二十五岁方离开，他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上是在蜀中度过，自幼接受巴蜀文化的熏陶，李白布衣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必然有着巴蜀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1.巴蜀文化中的平民意识背景及对李白的影响
在蜀乡长大，长期与存交重义的布衣平民共同生活，这种幼年文化环境是李白对于自己布衣身份的潜在认同的最初渊源，也是其产生布衣意识和平民倾向个性的基础。他曾在《与韩荆州书》中说“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2]（P1240），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认“野人也，颇工于文”[2]（P1248）。蜀文化具有开放性与兼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李白能够对于布衣百姓平而视之。在李白的漫游生活中，他与许多平民百姓产生了真挚深厚的友谊，甚至为他们作诗吟咏。“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2]（P1024）记录了为他冬夜备饭的荀媪，“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2]（P1202）记录了与他因酒结交的酿酒老人。
平民化的蜀地英才对李白人格塑造和思想成型的影响很大。李白在文学和心境上都流露出对蜀地英灵的追慕，他也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这些同乡先贤身上的布衣意识。
李白有浓厚的“相如情结”，“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2]（P599）。李白不仅在文学造诣上对司马相如心向往之，更对相如“为帝王诗友”的布衣意识产生了强烈共鸣。李白将司马相如引为异代知音。“汉家天子驰驯马，赤车蜀道迎相如”[2]（P587），这让李白追慕感慨。然而汉武帝只是将相如作为盛世点缀，“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2]（P686），李白对相如空有报国之志的遭遇感同身受，这种社会身份与社会作用之间的落差是布衣之士背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不得施展才华的一种苍凉无奈的现实。
赵蕤作为李白的老师，他的思想对李白有深刻的影响。《长短经》中探讨治国济民的道理，充分地体现了布衣以道自任的精神。这对于李白确立人生理想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希望自己也能为苍生社稷建功立业。李白积极人生观的树立还受到赵蕤命运观的影响：“《长短经》在《命运》篇中，以唯物的观点论述了人不应当消极地听任命运的摆布，命运是由人事决定的，君子应自强不息、修身立德，争取好的命运。”强烈的入世愿望是李白身为布衣却心怀天下的体现。现实的“未仕”与理想的“出仕”之间的鲜明矛盾贯穿着李白的一生，在这种矛盾之中，李白坚守着布衣之道，坚守着他强烈的济世热情和远大的政治抱负。
李白的布衣意识继承自先辈和老师，同时受到唐朝社会风气和多元化的蜀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兼济天下与绝世独立并存的思想，融合为功成身退的政治理想，这正是李白布衣意识的一个标志。
2.李白布衣意识的体现
首先，李白对于以道自任的济世理想有着执着的追求。李白终生怀抱着宏大的政治抱负并保持着强烈的济世热情，他一方面对自己的才能极为自信，认为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2]（P1218）；另一方面，他渴望从政，身遭放逐或贫病交加都不改其心。这种对于信念的忠贞与其布衣理想的高尚是互为表里的，这是李白布衣意识中的价值体现。
李白身为布衣而求仕，始终保持着对自由和独立的坚持。在李白看来，将功成身退作为布衣之士的人生目标是一种融社会责任与个人自由于一炉的理想，求仕是实现社会责任的道路，但仕途的功名利禄却是自由的枷锁，因此急流勇退是一种对个性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坚持。“愿君学长松，慎勿学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2]（P480），可见李白在个人操守方面也时刻进行着自律与自勉。封建正史中说蜀人“未能笃信道德”、“薄于情礼”，也就是表现出一种不愿作顺民的叛逆性格。李白之师赵蕤多次拒绝唐玄宗征辟，在《长短经》中公然否定封建专制的正统观念，认为君臣关系应当是“上主以师为佐”。李白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形成了“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的性格。
终身未参加科举考试的李白一直在隐逸、交游和干谒之间徘徊，试图通过平交王侯而上达朝廷，这在一定程度是受到了“不屈己，不干人”的布衣意识的影响。在李白构建的君臣关系中，平等是一大要素，“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2]（P563）。李白向来蔑视权贵，追求自由，这是一种带有布衣色彩的平等意识：追求个体自由、个性完善和寻求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应发挥的作用以及体现其人生价值。
李白之所以为李白，之所以成为这独特的一个，除盛唐文化外，地域性的巴蜀文化对其性格、思想等的形成必然也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李白的布衣意识与时代和其个人遭遇紧密相连，但奠定其思想基础的应是蜀地由来已久的布衣文化。
参考文献：
[1]于春媚.论布衣及布衣精神的内涵[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2（1）：98-103.
[2]（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