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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在访问以色列及其占领区期间，鲍威尔与巴勒斯坦新任总理阿巴斯举行了会晤；随后，还分别会见了包括汉娜·阿什拉维和莫斯塔帕·巴格哈提（Ｍｏｓｔａｐｈａ Ｂａｒｇｈｕｔｉ）在内的少数几位文明社会的积极分子。依照巴格哈提的说法，当鲍威尔看到由计算机绘制的定居点地图、八米高的围墙以及不可计数的以色列军队检查站——已经使得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处于极度的困境之中，也使得巴勒斯坦的未来扑朔迷离——时，他显出一丝惊讶的神情。他表示，这里的情况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鲍威尔认为巴勒斯坦的现状，至少可以这样说，是有缺陷的。尽管他身居高位，但他仍坚决要求撤下保镖；更重要的是，他向巴勒斯坦人民承诺，和解决伊拉克问题一样，布什总统会尽同样的努力实现“路线图”计划。极为接近的论调在五月底布什接受阿拉伯媒体采访时，由布什本人亲自做了表述；虽然照例，他总爱强调原则，较少涉及具体问题。在与阿拉伯主要领导人（当然，除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会谈结束之后，布什在约旦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领导人见了一次面。如今，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被归功于美国在其中的斡旋。在美国的“推动”下，沙龙已经接受了路线图（还有相当的保留使这种接受大打折扣），仿佛预示着一个可行的巴勒斯坦建国计划前途一片光明。
人们认为，布什的设想（它使人们对最终确定下来了的这份精明的和平计划产生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将通过改组巴勒斯坦政权结构，消灭一切反以色列的暴力激进组织，扶植一个迎合以色列和所谓对计划负责的“四重奏”（美国、联合国、欧盟、俄罗斯）利益的政府而获得实现。至于以色列方面，他们许诺将改善人道主义状况，放宽限制，取消宵禁，尽管地点和时间尚未确定。同样处于设想之中的和平计划，其第一步是考虑拆除六十个小山顶定居点（即所谓的“非法前哨定居点” ，沙龙于二○○一年三月倡导建立），虽然他们对其他的定居点是否拆除只字未提——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存在着大约二十万个定居点；也没有提及为以色列兼并的东耶路撒冷的二十多万个定居点。第二步，是和平计划的过渡阶段，其核心议题令人困惑地集中在“建立一个拥有临时边界和主权的、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的各种可能性”上，什么具体内容都没确定，就以国际会议一致赞同的“建立”巴勒斯坦国和再一次划定“临时边界”为这一阶段画上了句号。第三步将要通过国际协商来彻底解决争端，这也是以巴矛盾中最棘手的问题：难民、定居点、耶路撒冷和国界。在此过程中，以色列的任务是协同合作：真正的重担压在巴勒斯坦一方的身上；虽然二○○二年春天以来被占领区的形势已趋于缓和，但由于军事占领或长或短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他们就必须一直有良好的表现。监督机制的缺席是个漏洞，和平计划在结构上的非对称性使得以色列实际上操控了事态的发展动向。至于巴勒斯坦的人权，与其说是被忽略，不如说是被压制了。没有任何细微的调整写入计划：显然，和之前一样，都是由以色列来决定是否要把和平计划继续下去。
只有一次，所有的时事评论员一致认为，布什正在为中东地区的和解指明一条真正的希望之路。白宫蓄意透露的信息暗示，如果沙龙的态度太过强硬，美国将考虑对以进行一系列的制裁。但这种传闻很快就被证实是不实之词，并很快就被人淡忘了。一家引人注目的媒体公布了这份有关的政府公文。这份文件是布什取得伊拉克胜利后重新找回信心的结果，其中的很多内容与初期的和平计划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关于巴以冲突的讨论已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泛滥成灾的言论大多是些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和牵强附会的推测，极少有关于政权和日常生活的真实报道。怀疑者和批评家的声音被套上了反美的帽子而被冷落在一边。虽然犹太人领导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公开指责路线图，因为它要求以色列做太大的让步，但非官方的报界总是提醒我们，沙龙早已对“占领区”问题表明了立场。事实上，他曾经公开声称，他的目的是要结束以色列对超过三百五十万巴勒斯坦人的统治。然而，迄今为止，他还没有一点让步的迹象。我甚至怀疑，他知道他想要结束的是什么吗？《哈勒特兹》（Ｈａａｒｅｔｚ）评论员吉登·利维在六月一日写道，同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沙龙对宵禁中的大众生活一无所知，而这种围困已经持续了许多年。他对检查站的耻辱了解多少？他对巴勒斯坦人被迫在沙石和烂泥路上迁徙，冒着生命的危险，只是为了孕妇能够在医院里分娩的悲惨状况又知晓多少？那些差不多快饿死的生命呢？一所被毁坏的住宅呢？在午夜时分，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父母遭到殴打，蒙受羞辱的孩子们呢？
路线图中另一个令人齿寒的忽略是以色列正在约旦河西岸建造的巨人般的“隔离墙”：混凝土墙南北长三百四十七公里，其中一百二十公里已经建成。墙体有八米高、二米厚；每公里耗资一百六十万美元。这堵墙并没有简单地将以色列与公认的巴勒斯坦区域——基于一九六七年的边界协定——区分开来：事实上，它又占据了一片广阔的巴勒斯坦领土，有时甚至向巴勒斯坦腹地延伸了五至六公里。它的周围满是壕沟、电网和护城河；每隔一定的间距还设置了瞭望塔。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已经结束了近十年之后，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隔离墙却在以色列呈增长的趋势，虽然这是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和正在为此做出补偿的美国同盟——无论他们喜欢与否——几乎看不到的。卡尔齐亚小镇上的四万居民居住在隔离墙的一侧，而他们实际上耕种和作为生活保障的土地却在隔离墙的另一边。估计在隔离墙竣工之时——很可能由于美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三方关于程序的争论将拖延上几个月——大约会有三十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对此，路线图表示沉默，一如它对于沙龙近期正式批准在约旦河西岸东部地区修建隔离墙的态度一样。一旦这一区域的隔离墙建造起来，粗略地估算，就会使巴勒斯坦的版图（也就是供布什做梦的国家）缩小至现在的４０％。这或许就是沙龙一直以来所打的如意算盘。
一个未明确规定的前提条件成为以色列转而大幅度修改其对和平计划的消极态度，以及美国明确表示将承担义务的基础：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控制取得相对的成功。无论是否有人对其中的部分做法感到悲哀，它高昂的代价、它所承受的沉重负担和几代将面对以—美权力压倒性的优势但仍不愿屈服的巴勒斯坦人，都是真实存在的。支持者已经给路线图计划的粉墨登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理由：５６％的以色列人支持这个计划，沙龙最终还是向国际力量低头了，布什需要阿拉伯—以色列人的合作而使他免于启动在此地的军事冒险。巴勒斯坦人终于开始走向理智，产生了像阿布·马森（Ａｂｕ Ｍａｚｅｎ）这样的人物（阿巴斯更为常用的化名，就像阿巴斯这个名字一样），诸如此类。有些是事实，但我仍主张，如果不是因为巴勒斯坦人坚决否认他们是“一个被挫败的民族”——正如以色列的总参谋长最近对他们的评价——也就不会有和平计划。然而，任何一个人如果相信路线图提供了某些类似于和解的东西，抑或是相信它能处理最为重要的争端，都犯了一个错误。和大多数主流和平话语相仿，它们把克制、弃权、为和平做出牺牲等等要求强加在巴勒斯坦人单方面的肩上，从而消解事态的复杂性，避开巴勒斯坦历史的重心。对我们来说，研究这份路线图就是在面对一份无法归位的文档，一系列被遗忘了的时间和地点。
事实上，路线图与其说是通向和平的计划，还不如说是谋求和解的设计图：打算为巴勒斯坦问题划上一个句号。因此，在生硬笨拙的文体中频繁出现的“履行”这个术语也就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才是实际的行动者。人们提出了没有暴力、没有抗议、更多的民主、更为优秀的领导人等等要求，所有这些提议都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这些根本问题完全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暴行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以色列的侵略所导致的结果。与此相对应的，没有任何政策出台，以使以色列放弃以“非法的前哨阵地”著称的小型定居点（一种全新的分级制度提议：将一部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的犹太人定居点合法化）；不可否认，主要的定居点已被“冻结”，但仍有一定数量的定居点未被迁移或拆除。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六七年是时间上的两道分水岭，路线图计划没有一个字谈到在这之后，巴勒斯坦人民是如何在以色列和美国的支配之下忍辱偷生的。也没有涉及巴勒斯坦得不到发展的经济。房屋的废墟，连根拔起的树木，战俘（至少有五千人），目标明确的暗杀策略，一九九三年以来谈判的中断，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毁坏，死亡和残疾人数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以上的一切以及其他更多的问题都被忽略不计了。
美—以联盟单方面的野蛮侵略和顽固立场已众所周知。巴勒斯坦方面对路线图计划疑虑重重，认为它只能导致阿拉法特集团获得新生并走向成熟。的确，路线图似乎已使阿拉法特重新振作了起来，因为鲍威尔及其助手们精心策划的成果都离不开与他的会谈。尽管愚蠢的以色列政策试图通过将他囚禁在一个环境恶劣、炸弹横飞的房子里来挫败他的自信心，他仍然掌控着全局。他仍是巴勒斯坦选举出的总统，仍然掌握着巴勒斯坦的财政大权（在紧缩而不是膨胀），由于他的地位，没有一个现今的“改革”小组成员的个人魅力和权威能与这位老人相提并论。
必须要提到的人是阿布·马森。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是一九七七年三月参加在开罗召开的第一届巴勒斯坦民族委员会会议。他发表了迄今为止最为冗长的演讲，向巴勒斯坦民族委员会的成员解释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差异。他的说教风格让我觉得，如果卡塔尔中学需要一名教师，他一定是理想的人选。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介入，因为自从中东战争的那些日子以来，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就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以色列人不仅有被每个阿拉伯人所诅咒的犹太原教旨主义者，还有各种倡导和平的积极分子。现在回想起来，阿布·马森的演讲，最非同寻常的，其实是它发起了巴解组织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对话活动：这些在欧洲举行的和平会谈对他们各自的国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且拥有了一批固定的支持者，也使奥斯陆协议成为可能。
然而，没有人会怀疑阿拉法特认可阿布·马森的演讲以及其后的一系列行动，代价就是像伊萨姆·沙塔维和萨义德·哈马米这样的烈士付出他们的生命。而当巴勒斯坦和谈参与者从巴勒斯坦政治权力的中心（即法塔赫）中浮出水面，以色列人中曾经遭到指责的和平支持者也从他们所处的边缘地带脱颖而出。正是由于不处于主流地位，他们的勇气是值得赞扬的。巴解组织在贝鲁特开展活动的岁月中（一九七一——一九八二），阿布·马森被派往大马士革工作，但随后，他就在突尼斯与流亡中的阿拉法特及其工作人员一起合作了约十年之久。我见过他几次，他组织高效的机关、朴素的政治作风和他对欧美流露出的极大兴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欧美作为一个政治舞台能使巴勒斯坦更好地促进和平。一九九一年的马德里会议之后，他受命使当时在欧洲的巴解组织成员和无党派知识分子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小组，在奥斯陆会议封锁消息之前，就水源、难民、人口和边界线等问题准备谈判材料。虽然在我看来，其中没有一份材料是有价值的，没有一位巴勒斯坦专家直接参与了对话，这次研究的结果也没有影响到最终定稿的文件，但他们的工作仍然具有开创意义。
在奥斯陆，以色列方拥有一批专家在场外指导，通过地图、文献档案、统计图表、至少十七张预先画好的标记了巴勒斯坦领土边界的草图等手段来为以色列争取利益。不幸的是，巴勒斯坦将他们的谈判人数限制为三位巴解成员，其中没有一个人懂英语，没有一个有学习国际法（或其他任何一种法律）的背景。阿拉法特的想法似乎正在催生出一个队伍，以保障他在这一进程中的地位不受动摇，特别是在他离开贝鲁特，并在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中做出支持伊拉克这一灾难性的决定之后。若是他的兴趣不在于路线图，那么，他也就不会为此做有效的准备，这正是他一贯的风格。从阿布·马森的文集《通过秘密的通道：前往奥斯陆之路》（一九九五年），和其他关于奥斯陆会谈的趣闻轶事中，我们得知，阿拉法特的追随者是一些与领袖保持高度一致的“设计者”，他们被阿拉法特认为是值得信赖的，尽管他从未离开突尼斯；而阿布·马森居然说，在华盛顿开幕式（在那儿，他出现在阿拉法特、拉宾、皮尔斯和克林顿的身旁）之后，他花了一年的时间才使阿拉法特确信，他从奥斯陆谈判中没有得到一个州。然而，大多数的和平会谈记录都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阿拉法特牢牢掌控着全局。于是，奥斯陆谈判使巴勒斯坦的整个局面变得越发糟糕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谈判小组由前以色列游说团成员丹尼尔·罗斯领衔——他现在又做起了老本行，照例要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即在谈判年满十年之后，用对巴勒斯坦非常不利的条件归还１８％的被占领土，由ＩＤＦ来负责当地的安定、国界和水源。很自然，自那以后，定居点的数目已经增加了两倍还多。）
从巴解组织一九九四年回到被占区以来，阿布·马森一直保持着二号人物的形象，通常是以他对以色列的“弹性政策”、他对阿拉法特的政策有所裨益和缺乏有组织的政治基础而著称于世。虽然他是法塔赫的创始人之一、资深的党员和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但据我所知，他从未在选举中胜出，当然也包括在立法委员会中。巴解组织和巴权力机构在阿拉法特的掌权之下是绝不会透明的。很少有人了解决策的过程：资金该如何利用，该用在何处，除阿拉法特之外的其他人对此又有何意见。然而，没有人会反对阿拉法特——一个巧妙的微处理器和有支配欲的怪人——在每一个重大的路线决策中扮演最为核心的角色。那就是为什么阿布·马森升任改革后的政府总理一职，使以色列和美国感到满意，却被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认为是一个玩笑。通过耍一个新的花招，老人们仍然将权力握在手中。
和阿拉法特一样，阿布·马森也没有在除海湾国家、叙利亚和黎巴嫩、突尼斯和现在的巴被占领土之外的地区生活过；他只懂阿拉伯语一种语言，也不擅长在公共场合演讲。相反，被以—美寄予厚望的马哈默德·达赫兰（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Ｄａｈｌａｎ）则要更为年轻、机敏和冷酷，他对传达的艺术显然要更为精通。在他担任一支阿拉法特安全卫队（阿拉法特共有十四或十五支卫队）的指挥官期间，加沙有着达哈伦斯坦之名。他去年之所以去职，只是去为他出任欧、美、以三方的“联合卫队长官”之职重新招募新兵，即使如此，他仍效忠于阿拉法特。如今，他被寄希望于镇压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此乃以色列反复重申的要求之一，其背后隐藏着以方对巴勒斯坦爆发一场类似于内战的动乱的希望，这是以色列军方眼中倏忽闪现的一道狡诡之光。
无论如何，有一个事实对我来说似乎是很明显的：无论阿布·马森多么努力，多么灵活地履行他的职责，他都会受到三个人的制约。其一是阿拉法特本人，他仍然是法塔赫的第一把手。第二是沙龙（他的身后美国几乎总是如影随形）。在五月二十七日《哈勒特兹》上发表的十四篇“评论”路线图的文章中，沙龙表示，对以色列部分所能做的弹性解释是非常有限的。第三是布什和他的随从；从对战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处理来看，他们既没有国家重建的兴趣，也没有能力。美国南方的右翼基督教势力已经在吵吵着抗议布什政府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而力量雄厚的美国支持以色列游说团和他们听话的跟班——美国国会——已迅速展开行动，反对一切针对以色列采取威压政策的可能和提议，即使现在对以色列的压制是至关紧要的，因为以—巴和谈已经到了最关键的阶段。
如果我说，即使从巴勒斯坦的角度来看，当前的和平前景虽说不容乐观，但还不至于到毫无希望的地步，似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幻想。我不得不回到我之前的强硬立场上来，巴勒斯坦社会的现实——许多地方都已成为一片废墟，近乎灭顶之灾，到处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就像哈代笔下被拔光了羽毛的画眉，仍然能投身于这愈加浓郁的黑暗之中。没有另一个阿拉伯国家像这儿这样狂暴放纵、如此难以驾驭；也没有另一个地方像这儿这样到处是民众和社会主动筹建并正常运营的公共机构（包括奇迹般充满了活力的音乐学校）。尽管这些公共结构大部分都缺乏有效的组织，在某些情况下，还要悲惨地经历无家可归的流亡生活，但是，流亡中的巴勒斯坦人仍然积极地为他们共同的命运问题而奔忙。只是据我所知，对于如何促进这项事业，他们仍然显得不知所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很少体现出这种精神，除了阿拉法特给人留下的非常矛盾的形象之外，令人感到吊诡的是，他们对共同的命运问题也总是漠不关心。根据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其中约４５％的巴勒斯坦选民支持法塔赫和哈马斯，还有５５％的投票相当分散，更多的人仍寄希望于政治上的改革。
一场特殊的运动因为它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吸引了我（我已投身于其中）。它是一种真正在民间开展起来的改革，有条不紊地掌控着宗教组织、重要的政治派别和以阿拉法特为首的老法塔赫激进分子（而不是少壮派）所代表的传统民族主义。这就是所谓的国家政治独立运动（ＮＰＩ）和他的领导人莫斯塔帕·巴格哈提。他是一位毕业于莫斯科的医生，担任乡村医疗救济会的主席，这个组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已经使超过十万的巴勒斯坦农村病人得到了有效的救治，恢复了健康。曾经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巴格哈提如今已是一位冷静的领导人。他克服了外部的重重阻碍，使流亡和迁徙海外的巴勒斯坦人重新整合起来。在既承诺实行社会改革，又制订了解放路线的政治计划之后，他为差不多每一个独立的个人和资深社团注入了新的活力。令人羡慕的，巴格哈提已发起了一场运作良好的团结运动，鼓吹推行多元政治和和平共处策略。ＮＰＩ不赞成缺乏计划的军事暴动。它为失业人员和贫困的社会服务性人员提供技术培训，因为这样做符合以色列重压之下的巴勒斯坦的现状。最重要的，ＮＰＩ正准备转变为一个公开的政党，试图动员在国内的和流亡中的巴勒斯坦社群为自由选举而斗争，那将是一次能够代表巴勒斯坦人利益的可信的选举，而不是由以色列和美国操纵的选举，而可靠性似乎正是为阿布·马森而度身定做的路线图中所最缺乏的。
这个组织的理想不是建立一个拥有４０％国土、对流亡者置之不理、将耶路撒冷拱手让给以色列的临时政府，而是通过包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内任何地域的民众一起参加的群众运动，建立一个从军事占领下解放出来的独立国家。由于ＮＰＩ是一次真正的巴勒斯坦运动，改革和民主已经成了它每天工作的一部分。尽管受到了严格的行动限制，有组织的集会仍在继续，而更多的活动还在国内外策划之中。颇值得欣慰的是，在正式谈判和论辩进行期间，还有许多非正式的、非指定性的选择余地存在，ＮＰＩ和一个正在壮大的国际和平运动正是其中的主流。
人们认为，布什的设想（它使人们对最终确定下来了的这份精明的和平计划产生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将通过改组巴勒斯坦政权结构，消灭一切反以色列的暴力激进组织，扶植一个迎合以色列和所谓对计划负责的“四重奏”（美国、联合国、欧盟、俄罗斯）利益的政府而获得实现。至于以色列方面，他们许诺将改善人道主义状况，放宽限制，取消宵禁，尽管地点和时间尚未确定。同样处于设想之中的和平计划，其第一步是考虑拆除六十个小山顶定居点（即所谓的“非法前哨定居点” ，沙龙于二○○一年三月倡导建立），虽然他们对其他的定居点是否拆除只字未提——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存在着大约二十万个定居点；也没有提及为以色列兼并的东耶路撒冷的二十多万个定居点。第二步，是和平计划的过渡阶段，其核心议题令人困惑地集中在“建立一个拥有临时边界和主权的、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的各种可能性”上，什么具体内容都没确定，就以国际会议一致赞同的“建立”巴勒斯坦国和再一次划定“临时边界”为这一阶段画上了句号。第三步将要通过国际协商来彻底解决争端，这也是以巴矛盾中最棘手的问题：难民、定居点、耶路撒冷和国界。在此过程中，以色列的任务是协同合作：真正的重担压在巴勒斯坦一方的身上；虽然二○○二年春天以来被占领区的形势已趋于缓和，但由于军事占领或长或短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他们就必须一直有良好的表现。监督机制的缺席是个漏洞，和平计划在结构上的非对称性使得以色列实际上操控了事态的发展动向。至于巴勒斯坦的人权，与其说是被忽略，不如说是被压制了。没有任何细微的调整写入计划：显然，和之前一样，都是由以色列来决定是否要把和平计划继续下去。
只有一次，所有的时事评论员一致认为，布什正在为中东地区的和解指明一条真正的希望之路。白宫蓄意透露的信息暗示，如果沙龙的态度太过强硬，美国将考虑对以进行一系列的制裁。但这种传闻很快就被证实是不实之词，并很快就被人淡忘了。一家引人注目的媒体公布了这份有关的政府公文。这份文件是布什取得伊拉克胜利后重新找回信心的结果，其中的很多内容与初期的和平计划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关于巴以冲突的讨论已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泛滥成灾的言论大多是些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和牵强附会的推测，极少有关于政权和日常生活的真实报道。怀疑者和批评家的声音被套上了反美的帽子而被冷落在一边。虽然犹太人领导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公开指责路线图，因为它要求以色列做太大的让步，但非官方的报界总是提醒我们，沙龙早已对“占领区”问题表明了立场。事实上，他曾经公开声称，他的目的是要结束以色列对超过三百五十万巴勒斯坦人的统治。然而，迄今为止，他还没有一点让步的迹象。我甚至怀疑，他知道他想要结束的是什么吗？《哈勒特兹》（Ｈａａｒｅｔｚ）评论员吉登·利维在六月一日写道，同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沙龙对宵禁中的大众生活一无所知，而这种围困已经持续了许多年。他对检查站的耻辱了解多少？他对巴勒斯坦人被迫在沙石和烂泥路上迁徙，冒着生命的危险，只是为了孕妇能够在医院里分娩的悲惨状况又知晓多少？那些差不多快饿死的生命呢？一所被毁坏的住宅呢？在午夜时分，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父母遭到殴打，蒙受羞辱的孩子们呢？
路线图中另一个令人齿寒的忽略是以色列正在约旦河西岸建造的巨人般的“隔离墙”：混凝土墙南北长三百四十七公里，其中一百二十公里已经建成。墙体有八米高、二米厚；每公里耗资一百六十万美元。这堵墙并没有简单地将以色列与公认的巴勒斯坦区域——基于一九六七年的边界协定——区分开来：事实上，它又占据了一片广阔的巴勒斯坦领土，有时甚至向巴勒斯坦腹地延伸了五至六公里。它的周围满是壕沟、电网和护城河；每隔一定的间距还设置了瞭望塔。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已经结束了近十年之后，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隔离墙却在以色列呈增长的趋势，虽然这是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和正在为此做出补偿的美国同盟——无论他们喜欢与否——几乎看不到的。卡尔齐亚小镇上的四万居民居住在隔离墙的一侧，而他们实际上耕种和作为生活保障的土地却在隔离墙的另一边。估计在隔离墙竣工之时——很可能由于美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三方关于程序的争论将拖延上几个月——大约会有三十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对此，路线图表示沉默，一如它对于沙龙近期正式批准在约旦河西岸东部地区修建隔离墙的态度一样。一旦这一区域的隔离墙建造起来，粗略地估算，就会使巴勒斯坦的版图（也就是供布什做梦的国家）缩小至现在的４０％。这或许就是沙龙一直以来所打的如意算盘。
一个未明确规定的前提条件成为以色列转而大幅度修改其对和平计划的消极态度，以及美国明确表示将承担义务的基础：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控制取得相对的成功。无论是否有人对其中的部分做法感到悲哀，它高昂的代价、它所承受的沉重负担和几代将面对以—美权力压倒性的优势但仍不愿屈服的巴勒斯坦人，都是真实存在的。支持者已经给路线图计划的粉墨登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理由：５６％的以色列人支持这个计划，沙龙最终还是向国际力量低头了，布什需要阿拉伯—以色列人的合作而使他免于启动在此地的军事冒险。巴勒斯坦人终于开始走向理智，产生了像阿布·马森（Ａｂｕ Ｍａｚｅｎ）这样的人物（阿巴斯更为常用的化名，就像阿巴斯这个名字一样），诸如此类。有些是事实，但我仍主张，如果不是因为巴勒斯坦人坚决否认他们是“一个被挫败的民族”——正如以色列的总参谋长最近对他们的评价——也就不会有和平计划。然而，任何一个人如果相信路线图提供了某些类似于和解的东西，抑或是相信它能处理最为重要的争端，都犯了一个错误。和大多数主流和平话语相仿，它们把克制、弃权、为和平做出牺牲等等要求强加在巴勒斯坦人单方面的肩上，从而消解事态的复杂性，避开巴勒斯坦历史的重心。对我们来说，研究这份路线图就是在面对一份无法归位的文档，一系列被遗忘了的时间和地点。
事实上，路线图与其说是通向和平的计划，还不如说是谋求和解的设计图：打算为巴勒斯坦问题划上一个句号。因此，在生硬笨拙的文体中频繁出现的“履行”这个术语也就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才是实际的行动者。人们提出了没有暴力、没有抗议、更多的民主、更为优秀的领导人等等要求，所有这些提议都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这些根本问题完全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暴行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以色列的侵略所导致的结果。与此相对应的，没有任何政策出台，以使以色列放弃以“非法的前哨阵地”著称的小型定居点（一种全新的分级制度提议：将一部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的犹太人定居点合法化）；不可否认，主要的定居点已被“冻结”，但仍有一定数量的定居点未被迁移或拆除。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六七年是时间上的两道分水岭，路线图计划没有一个字谈到在这之后，巴勒斯坦人民是如何在以色列和美国的支配之下忍辱偷生的。也没有涉及巴勒斯坦得不到发展的经济。房屋的废墟，连根拔起的树木，战俘（至少有五千人），目标明确的暗杀策略，一九九三年以来谈判的中断，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毁坏，死亡和残疾人数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以上的一切以及其他更多的问题都被忽略不计了。
美—以联盟单方面的野蛮侵略和顽固立场已众所周知。巴勒斯坦方面对路线图计划疑虑重重，认为它只能导致阿拉法特集团获得新生并走向成熟。的确，路线图似乎已使阿拉法特重新振作了起来，因为鲍威尔及其助手们精心策划的成果都离不开与他的会谈。尽管愚蠢的以色列政策试图通过将他囚禁在一个环境恶劣、炸弹横飞的房子里来挫败他的自信心，他仍然掌控着全局。他仍是巴勒斯坦选举出的总统，仍然掌握着巴勒斯坦的财政大权（在紧缩而不是膨胀），由于他的地位，没有一个现今的“改革”小组成员的个人魅力和权威能与这位老人相提并论。
必须要提到的人是阿布·马森。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是一九七七年三月参加在开罗召开的第一届巴勒斯坦民族委员会会议。他发表了迄今为止最为冗长的演讲，向巴勒斯坦民族委员会的成员解释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差异。他的说教风格让我觉得，如果卡塔尔中学需要一名教师，他一定是理想的人选。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介入，因为自从中东战争的那些日子以来，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就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以色列人不仅有被每个阿拉伯人所诅咒的犹太原教旨主义者，还有各种倡导和平的积极分子。现在回想起来，阿布·马森的演讲，最非同寻常的，其实是它发起了巴解组织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对话活动：这些在欧洲举行的和平会谈对他们各自的国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且拥有了一批固定的支持者，也使奥斯陆协议成为可能。
然而，没有人会怀疑阿拉法特认可阿布·马森的演讲以及其后的一系列行动，代价就是像伊萨姆·沙塔维和萨义德·哈马米这样的烈士付出他们的生命。而当巴勒斯坦和谈参与者从巴勒斯坦政治权力的中心（即法塔赫）中浮出水面，以色列人中曾经遭到指责的和平支持者也从他们所处的边缘地带脱颖而出。正是由于不处于主流地位，他们的勇气是值得赞扬的。巴解组织在贝鲁特开展活动的岁月中（一九七一——一九八二），阿布·马森被派往大马士革工作，但随后，他就在突尼斯与流亡中的阿拉法特及其工作人员一起合作了约十年之久。我见过他几次，他组织高效的机关、朴素的政治作风和他对欧美流露出的极大兴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欧美作为一个政治舞台能使巴勒斯坦更好地促进和平。一九九一年的马德里会议之后，他受命使当时在欧洲的巴解组织成员和无党派知识分子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小组，在奥斯陆会议封锁消息之前，就水源、难民、人口和边界线等问题准备谈判材料。虽然在我看来，其中没有一份材料是有价值的，没有一位巴勒斯坦专家直接参与了对话，这次研究的结果也没有影响到最终定稿的文件，但他们的工作仍然具有开创意义。
在奥斯陆，以色列方拥有一批专家在场外指导，通过地图、文献档案、统计图表、至少十七张预先画好的标记了巴勒斯坦领土边界的草图等手段来为以色列争取利益。不幸的是，巴勒斯坦将他们的谈判人数限制为三位巴解成员，其中没有一个人懂英语，没有一个有学习国际法（或其他任何一种法律）的背景。阿拉法特的想法似乎正在催生出一个队伍，以保障他在这一进程中的地位不受动摇，特别是在他离开贝鲁特，并在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中做出支持伊拉克这一灾难性的决定之后。若是他的兴趣不在于路线图，那么，他也就不会为此做有效的准备，这正是他一贯的风格。从阿布·马森的文集《通过秘密的通道：前往奥斯陆之路》（一九九五年），和其他关于奥斯陆会谈的趣闻轶事中，我们得知，阿拉法特的追随者是一些与领袖保持高度一致的“设计者”，他们被阿拉法特认为是值得信赖的，尽管他从未离开突尼斯；而阿布·马森居然说，在华盛顿开幕式（在那儿，他出现在阿拉法特、拉宾、皮尔斯和克林顿的身旁）之后，他花了一年的时间才使阿拉法特确信，他从奥斯陆谈判中没有得到一个州。然而，大多数的和平会谈记录都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阿拉法特牢牢掌控着全局。于是，奥斯陆谈判使巴勒斯坦的整个局面变得越发糟糕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谈判小组由前以色列游说团成员丹尼尔·罗斯领衔——他现在又做起了老本行，照例要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即在谈判年满十年之后，用对巴勒斯坦非常不利的条件归还１８％的被占领土，由ＩＤＦ来负责当地的安定、国界和水源。很自然，自那以后，定居点的数目已经增加了两倍还多。）
从巴解组织一九九四年回到被占区以来，阿布·马森一直保持着二号人物的形象，通常是以他对以色列的“弹性政策”、他对阿拉法特的政策有所裨益和缺乏有组织的政治基础而著称于世。虽然他是法塔赫的创始人之一、资深的党员和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但据我所知，他从未在选举中胜出，当然也包括在立法委员会中。巴解组织和巴权力机构在阿拉法特的掌权之下是绝不会透明的。很少有人了解决策的过程：资金该如何利用，该用在何处，除阿拉法特之外的其他人对此又有何意见。然而，没有人会反对阿拉法特——一个巧妙的微处理器和有支配欲的怪人——在每一个重大的路线决策中扮演最为核心的角色。那就是为什么阿布·马森升任改革后的政府总理一职，使以色列和美国感到满意，却被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认为是一个玩笑。通过耍一个新的花招，老人们仍然将权力握在手中。
和阿拉法特一样，阿布·马森也没有在除海湾国家、叙利亚和黎巴嫩、突尼斯和现在的巴被占领土之外的地区生活过；他只懂阿拉伯语一种语言，也不擅长在公共场合演讲。相反，被以—美寄予厚望的马哈默德·达赫兰（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Ｄａｈｌａｎ）则要更为年轻、机敏和冷酷，他对传达的艺术显然要更为精通。在他担任一支阿拉法特安全卫队（阿拉法特共有十四或十五支卫队）的指挥官期间，加沙有着达哈伦斯坦之名。他去年之所以去职，只是去为他出任欧、美、以三方的“联合卫队长官”之职重新招募新兵，即使如此，他仍效忠于阿拉法特。如今，他被寄希望于镇压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此乃以色列反复重申的要求之一，其背后隐藏着以方对巴勒斯坦爆发一场类似于内战的动乱的希望，这是以色列军方眼中倏忽闪现的一道狡诡之光。
无论如何，有一个事实对我来说似乎是很明显的：无论阿布·马森多么努力，多么灵活地履行他的职责，他都会受到三个人的制约。其一是阿拉法特本人，他仍然是法塔赫的第一把手。第二是沙龙（他的身后美国几乎总是如影随形）。在五月二十七日《哈勒特兹》上发表的十四篇“评论”路线图的文章中，沙龙表示，对以色列部分所能做的弹性解释是非常有限的。第三是布什和他的随从；从对战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处理来看，他们既没有国家重建的兴趣，也没有能力。美国南方的右翼基督教势力已经在吵吵着抗议布什政府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而力量雄厚的美国支持以色列游说团和他们听话的跟班——美国国会——已迅速展开行动，反对一切针对以色列采取威压政策的可能和提议，即使现在对以色列的压制是至关紧要的，因为以—巴和谈已经到了最关键的阶段。
如果我说，即使从巴勒斯坦的角度来看，当前的和平前景虽说不容乐观，但还不至于到毫无希望的地步，似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幻想。我不得不回到我之前的强硬立场上来，巴勒斯坦社会的现实——许多地方都已成为一片废墟，近乎灭顶之灾，到处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就像哈代笔下被拔光了羽毛的画眉，仍然能投身于这愈加浓郁的黑暗之中。没有另一个阿拉伯国家像这儿这样狂暴放纵、如此难以驾驭；也没有另一个地方像这儿这样到处是民众和社会主动筹建并正常运营的公共机构（包括奇迹般充满了活力的音乐学校）。尽管这些公共结构大部分都缺乏有效的组织，在某些情况下，还要悲惨地经历无家可归的流亡生活，但是，流亡中的巴勒斯坦人仍然积极地为他们共同的命运问题而奔忙。只是据我所知，对于如何促进这项事业，他们仍然显得不知所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很少体现出这种精神，除了阿拉法特给人留下的非常矛盾的形象之外，令人感到吊诡的是，他们对共同的命运问题也总是漠不关心。根据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其中约４５％的巴勒斯坦选民支持法塔赫和哈马斯，还有５５％的投票相当分散，更多的人仍寄希望于政治上的改革。
一场特殊的运动因为它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吸引了我（我已投身于其中）。它是一种真正在民间开展起来的改革，有条不紊地掌控着宗教组织、重要的政治派别和以阿拉法特为首的老法塔赫激进分子（而不是少壮派）所代表的传统民族主义。这就是所谓的国家政治独立运动（ＮＰＩ）和他的领导人莫斯塔帕·巴格哈提。他是一位毕业于莫斯科的医生，担任乡村医疗救济会的主席，这个组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已经使超过十万的巴勒斯坦农村病人得到了有效的救治，恢复了健康。曾经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巴格哈提如今已是一位冷静的领导人。他克服了外部的重重阻碍，使流亡和迁徙海外的巴勒斯坦人重新整合起来。在既承诺实行社会改革，又制订了解放路线的政治计划之后，他为差不多每一个独立的个人和资深社团注入了新的活力。令人羡慕的，巴格哈提已发起了一场运作良好的团结运动，鼓吹推行多元政治和和平共处策略。ＮＰＩ不赞成缺乏计划的军事暴动。它为失业人员和贫困的社会服务性人员提供技术培训，因为这样做符合以色列重压之下的巴勒斯坦的现状。最重要的，ＮＰＩ正准备转变为一个公开的政党，试图动员在国内的和流亡中的巴勒斯坦社群为自由选举而斗争，那将是一次能够代表巴勒斯坦人利益的可信的选举，而不是由以色列和美国操纵的选举，而可靠性似乎正是为阿布·马森而度身定做的路线图中所最缺乏的。
这个组织的理想不是建立一个拥有４０％国土、对流亡者置之不理、将耶路撒冷拱手让给以色列的临时政府，而是通过包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内任何地域的民众一起参加的群众运动，建立一个从军事占领下解放出来的独立国家。由于ＮＰＩ是一次真正的巴勒斯坦运动，改革和民主已经成了它每天工作的一部分。尽管受到了严格的行动限制，有组织的集会仍在继续，而更多的活动还在国内外策划之中。颇值得欣慰的是，在正式谈判和论辩进行期间，还有许多非正式的、非指定性的选择余地存在，ＮＰＩ和一个正在壮大的国际和平运动正是其中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