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这词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唐朝因其国土广大，经济发达，以及军事上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科学技术文化领域上的先进，让周边各国既敬畏又仰慕。那时候中国皇帝被称为“天可汗”，奉行开放的国家政策，所以“万国来朝”，并且纷纷派遣人员来中国学习。而唐朝也拿出了大国气度，友好对待各国派来的留学生，因此在接收和管理留学生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
　　留学费用大部全包，留学生的幸福生活
　　 唐朝的外国留学生，包括日本、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柬埔寨、安南、尼泊尔、缅甸、波斯、斯里兰卡等，史载“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入于国学之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这段记载里有四个字“诸国酋长”，也就是说，来的都是各种王子、高干子弟，非富即贵，落后国家的平头百姓，是没有机会来大唐留学的。
　　 留学生来唐朝前首先要经过国内严格的筛选，而后必须经官方向唐朝礼部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前来，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随使节团一道前来的，所以向唐朝派遣留学生对于外国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外交礼仪。到了长安，外宾会受到唐朝“外交部”——鸿胪寺的热情迎接。
　　 外国人在唐的大小事务，都由鸿胪寺负责。遣唐使团先献上国礼贡品，由鸿胪寺转呈皇帝，之后就是等着皇帝的召见，还会收到宴会邀请。使团的官方任务完成后，留学人员的求学之路才正式开启。
　　 留学生学习的地方，叫做国子监。进入大唐最高学府的留学生，不仅食宿全免，不收学费，还发四季服装。朝廷对留学生跟大唐学子同等对待——没有额外的补助，也没有条件更好的单间。所以现代某些大学的“伴读”制度，在唐朝是不存在的。
　　 留学人员也有一些自费项目。第一为“束修之礼”，也就是拜师礼。这是中国尊师重道的传统，也是大唐律法规定。所以这笔钱不能由国家负担，自然要自己拿出来意思意思。不过这笔费用很少，象征性收一点而已。礼品主要为绢丝布匹，留学生还可以送一些本国的特产以示敬意。第二为购书费用。唐朝时期的书籍采用雕版印刷方式制作，效率不比宋朝时期的活字印刷，因此唐朝印制书籍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价格也相对不菲，同时也为了表示对知识的尊重，故由学生自己负担。所以书籍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物品，买书自然成了其主要开支。第三为学生个人的日常交际费用。这些留学生除了要学好知识外，还要争取融入唐朝士人官僚的圈子，拓宽自己的视野，而这自然需要一定的费用。史书记载，新罗人李同到中国来留学，带来了纹银三百两，这是他留学九年的生活费用。
　　 外国留学生虽然在唐朝受到优厚的待遇，但并不等于他们在唐朝能够享有特权。相反，他们在唐朝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唐朝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意思是，所有外国人，同一国家的人之间发生案件，以他们本国的法律来;不同国家的外国人犯案，均按照唐律来。而且“诸蕃使人所娶汉妇女为妾者，不得将还蕃”。意思是，要娶大唐的姑娘可以，只能入赘，恕不远嫁。
　　
　　专门设置宾贡进士，但有名额限制
　　 留学生毕竟与中国本土的科举生水平不一样，就像我们现在去外国留学必须先过外语关一样，唐朝时因为所有的教学语言都是汉语，来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也得先过汉语关，否则是无法完成学业的。有的外国留学生就因为没有学好唐朝普通话，而不能入学国子监，比如日本人橘逸势，就因为没有学好唐朝普通话不能入学，无奈只能自学成材（自己学习古琴）而青史留名。而即使成功入学，成绩太差也可能会被劝退回国。
　　 国子监学习的内容有六个专业：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是设门坎的，门坎是家庭背景，要求学生家庭背景依次是三品、五品、七品以上，虽然这有些不公平，但唐朝是从讲究门阀制度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过来的，那个时候是“九品中正制”，没有一定的家庭背景是不可能做官的。而律学、书学、算学主要是一些专科技术，“理科专业”研究自然科学，没有门坎，成绩优秀的平民也可入学。
　　 可别小看这六门课程，内容涵盖了经文到时事政治、经济、制度、军事、法律、盐政、漕运、历史、数学、文字学诸方面，留学生们回国后，对其国内的官场制度、学制、田制、税制、兵役、法律、学术思想、文学作品、礼制、医学、书法、音乐、工艺技术、饮食起居、风俗习惯等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影响尤甚。日本学士院院长山田三良博士就说过：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是同一种子在另一地方生长起来的。
　　 这么复杂的学问，外国留学生学起来，当然会有一些难度的。为了帮助外国人过关，唐朝廷专门设置了一项针对外国留学生的考试制度——宾贡进士。这是唐穆宗时候发明的。宾贡进士制度根据外国留学生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在考试难度、录取方式、录取比例上实行“优惠”政策，外国留学生除了一部分资质太差的以外，大部分都是可以通过考试的。
　　
　　考试合格入朝為官，也可礼送回国效命
　　 唐朝对于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的去向，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既可以在唐朝为官，又可以礼送回国。当然，也有留学生因为唐朝皇帝认为是人才，采取留用唐朝不予回国的。
　　 外国留学生在唐朝为官的人数众多，比如日本人粟田真人当了武周朝的“司膳卿”，藤原清河当了玄宗朝的“特进秘书监”，高阶远成当了德宗朝的“中大夫试太子中允”，最有名的是阿倍仲麻吕，就是那个汉名叫晁衡的，与王维、李白等唐朝一流的诗人成为好朋友，一度想回国还遇到风暴没回去，结果在唐朝当了五十四年的官，成为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时期的“三朝元老”，活了七十三岁才在长安逝世，死后唐代宗还追赠他从二品潞州大都督的殊荣。
　　 当然，更多的外国留学生还是选择学成归国，为所在国家效力。日本人藤原不比等、粟田真人、伊吉博德从唐朝学成回国后，主持编定了日本法律《大宝律令》，吉备真备、大和长冈共同删定了日本法律《养老律令》，多治比县守、藤原葛野麻吕、朝野鹿取、菅原清公任等人学成归国后，都在日本政府担任了高官，影响了日本政局。日本高僧道昭和尚、最澄和尚、空海和尚等，都得益于在大唐的“留学僧”生活，回国后创建了日本的天台宗、真言宗，其中道诏和尚还是玄奘法师的得意弟子，将中国的法相宗传到日本，临回国玄奘法师还赠他舍利、经论和铛子等，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和阿倍仲麻侣比肩的新罗人崔致远是个大才子，他在新罗是个贵族，但来到唐朝后，由于久试不第，生活上遇到很大困难，乃至到了“席冷而窗风摆雪，笔干而砚水成冰”的地步，但他不怕困难，由奢入俭，终于依靠勤学苦读一举及第，先后担任唐朝的溧水县尉、都统巡官、承务郎、馆驿巡官等职务，以大唐三品官衔荣归新罗。崔致远回到新罗后，受到的待遇更为厚重，担任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职务，出守太山、富城二郡，死后被追谥“文昌侯”，成为新罗国的“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声望之隆，千古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