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和陆庆屹约在三里屯一家书店聊聊天。他很忙，刚结束了长达一个月的每天只睡三小时、睁开眼不知道是在哪儿的路演，原打算利用这一天的空当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但他还是一个好脾气的人，愿意在这个时候，挤着早高峰的地铁出趟门，见见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这一天北京天气不错，风让这个城市没有霾。陆庆屹准点到了，还有心情跟我们讲讲早高峰的体验。他很腼腆，长相和衣着都过于朴素，还有一些白发自发地翘起来。但就是这个害羞的人，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2019年度第一个口碑炸裂的片子——不是《地球最后的夜晚》，也先于《流浪地球》——这个成本仅有1500元的纪录片《四个春天》。她由一部尼康D800相机拍摄而成，讲述了一个家庭在四个春天里的日常故事。

【1】

　　是枝裕和在《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里表达过观点，他认为，纪录片绝不能是偷拍，要避免那种你的拍摄对象不知道你正在拍他的情况，让他知道摄影机正在对着他，他也正在对着摄影机，这样碰撞而生的效果，才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
　　陆庆屹使用了同样的方法，下意识且自然。作为影片的导演、摄像，以及这个家庭的成员之一，他没有刻意回避自己的出现。
　　先说一件影片之外的重要的事。1999年，陆庆屹在当矿工，某一天，家里突然起了火。这是一年前父母借钱盖的新房，是他们半辈子的积蓄。整理物品时，从焦黑的废墟里，陆庆屹的父亲翻出一个盒子，里面是他的背板已被烧焦的小提琴。陆庆屹看到他的父亲叹气一样地吹了吹灰，下了楼，几分钟后，他听到了沙沙的琴声，是法国作曲家马斯奈的《沉思》。陆庆屹跑出来，扒着二楼的走廊向下看，他的父亲正在井台上拉琴。
　　“可能他心里也非常沮丧，需要音乐来安抚一下。”20年后，陆庆屹试着推测。总之，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甚至改变了他的生活观：如果失败或者意外是苦的，那就找点甜的东西去中和它。
　　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陆庆屹是一个怎樣的人。
　　首先，他体力旺盛;其次，他充满好奇心;然后，他观察力不错。
　　因为睡眠不好，他基本上将所有醒着的时间用来观察世界。最近某一年，9月或者10月的一个晚上，陆庆屹在末班车上睡着了，他决定走回家去，却在一个林子里迷了路。“那种感觉是很爽的，这世界就你一个人，身边全是树，什么也看不见，摸着黑向前走。”陆庆屹说，摸索——不一定要在黑暗当中，在每一个未知的地方也算——会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这一晚，他发现原来牵牛花从晚上就开始开了，发现月光穿过树影时的美难以复制，似乎连吸进肺里的空气都跟白天的那些不同。但这还没完，到家睡了一觉，起来之后，陆庆屹又找到了那条路，他要把那条路仔细地再走一遍，好看清楚它在亮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子。
　　某些方面，说他是天才也不为过。他做文字编辑，进入出版社两个月，就因能力出众成为顶梁柱，工资从800涨到3000;他在清华踢足球，半年后，就成了清华足球场上的风云人物，家人请来劝退他的省队教练也倒戈，称他是好苗子;《四个春天》以前，他从没接触过摄像，但厚着脸皮从卖他电脑的小哥那儿求来盗版剪辑软件，到独立完成一个被金马奖提名的影片，再到现在被周浩（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纪录片行业大牛，因对作品要求高，极少让别人剪辑自己的片子）召唤，去做他下一部影片的剪辑，一共只用了6年时间。
　　有些时刻，他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决定放弃。他画过油画，因某一日醒悟大师难以超越而搁笔;他做编辑时，因为时间都花去推动别人的作品，没有任何给自己的余地而辞职。
　　陆庆屹有底气，这一部分是源于，他的父母对自己三个孩子的爱没有分别。他的父亲、哥哥、姐姐都是大学生，而陆庆屹从中学起辍学北漂。但趁着哥哥陆庆松在工作人员家里讨论片尾曲的间隙，问你们家谁成绩最好时，哥哥抬手就指陆庆屹：“他。”毫不犹豫。
　　陆庆屹有野心，有时，这个野心表达得很戏剧化。2016年春节，陆庆屹参加高中同学聚会。饭后去KTV，同学包了一个有舞池的多功能厅，几十个中年人在彩色的闪灯下纵酒放歌，声浪巨大，震得人恍惚。陆庆屹出去，坐在一个沙发上抽烟，两个同学上完厕所回来，问他怎么闷闷不乐，陆庆屹回答，说“我在想未来”。同学噗嗤就笑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啊？陆庆屹说：你们没有，我有。
　　如同豆瓣热评的分析，教育焦虑恐怕是现在城市中产阶级最大的焦虑，但在这个家里，你看不到一点痕迹，没有人因为这个弟弟学历不如哥哥姐姐，就对这个弟弟有任何的非议。听听爸爸对导演说的话吧：“哦，庆屹……”“庆屹你快来看，今年的燕子又来了……”这样平静有爱的语气里，听不到任何对哥哥、弟弟说话的分别。
　　那么哥哥陆庆松又是个怎样的人呢？他10岁进入中央民族大学读书，19岁在清华教音乐（也是当时清华最年轻的音乐教师），23岁因为受不了约束而辞了工作，如今每日在家练琴、读哲学，和他的弟弟一样，闲云野鹤地活着。

【2】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认为，《四个春天》所展现的东西，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这位以严谨著称的教授从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前几天《纽约时报》找他谈某个话题时也被拒了，但在《四个春天》图书签售会现场，他还是为它们说了几句话。
　　孙飞宇说，他读《四个春天》的书，看《四个春天》的影片，觉得它好像一杯温暖的水，在自己半夜很渴的时候抓起来喝了。乍一看，它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说的都是平常的琐事，可真正伟大的东西，恰恰就蕴含在这些琐碎日常里。比如妈妈给爸爸理发，比如舅舅喝多了时唱出的歌，比如小朋友们去踢一场球，比如逃学。 　　孙飞宇说，我们总是苦大仇深;我们总是觉得全世界都是欠自己的;我们总是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我们总是觉得在所有国家的文化里，中国文化是最柔和的。但是我们平心静气地把自己的生活写出来，我们用最普通、最平淡的视角、温柔地把它写出来，这种能力，恰恰是我们所缺少的。
　　我赞同这个观点。我们今天不缺深刻的，肤浅的，也不缺戏谑的或者光怪陆离的，我们只缺这种最简单朴实的，最平和的，最日常生活的温柔。《四个春天》最动人的，就是它对日常生活的尊重，体会，理解，和深刻的同情，它让我们看到，艺术家也在生活着。
　　年末，三里屯，《四个春天》新书发布。北漂的人们交流如何平息焦虑;县城来的青年要探讨导演父母充满艺术性的生活是否是高于县城其他人们的普通生活的;还有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女孩，因为无法开导她同样陷入悲伤的奶奶，来寻求减轻她们伤悲的方法。这是让陆庆屹触动的事，而不是得奖和出名。
　　这么说吧，《四个春天》被这一届金马奖提名的时候，陆庆屹正在家里手洗衣服。一些善用VPN的朋友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信息，轮番发来微信轰炸。陆庆屹把手抹干，读了几条，回了几条，然后就回卫生间把剩下的衣服洗完了，整个过程里，他形容自己“没有什么情绪上的起伏”。
　　被提名这事理所当然地让他对电影有了更多信心，可陆庆屹毕竟是个骄傲的人，尽管我无法向他求证——因为陆庆屹拒绝回答任何评价式问题，但这样形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这部电影（和这个家庭）得到喜欢，他不会觉得难为情;它呈现出来是这个样子，他为这个样子付出过，也相信它值得。
　　这是他献给父母的作品，实际上也是他的前半生，这样想一想，他应该没有遗憾。
　　作为创作者，陆庆屹敏感，温柔，完美主义，他具有表达的热情，也强调信息的准确。但他不只作为创作者而生活。在很多人因为身份认同而焦虑的时候，陆庆屹选择不看它，他成为所有自己有兴趣的身份。
　　第五个春天到来的时候，陆庆屹就45岁了。我想，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下定决心迎接自己黄金时代的到来。

　　《四個春天》
　　作为《四个春天》电影同名书籍，和陆庆屹的首部文字作品，本书并非文字版本的剧情叙事，它更像是一个与电影有相同素材质地的注脚，讲述了荧幕之外的那些人、那些事。在这些温柔的文字里，做腌菜是美的，搭车野游是美的，沟壑纵横的面庞是美的，记不清的片段是美的，生活本身是美的。